军旅生涯
一
公元1983年10月的一天上午，铜川火车站阳光明媚，秋高气爽。我背着哥哥为我打起的军用背包，斜挎着黄军挎包，黄挎包上系着一条雪白的新毛巾，头戴没有帽徽的军帽，身穿没有领章的军衣，随着新兵队伍盘腿坐在火车站广场中央。哥哥站在队伍旁边向我交代着一路上的注意事项；姐姐时不时地走上前来，为我整理歪斜的衣领，眼里含着泪；爸爸和妈妈远远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件多年来被他们一直呵护着的珍藏品。
广场上人头攒动，广场外喊声不绝。我突然想起14年前哥哥参军前的那一幕：爸爸抱着我大声喊着哥哥的名字，那急切、关怀的声音，就响在耳畔。我的思想抛锚了，猛然有人推了我一下，是后面的那个新兵，原来队伍开始挪动了。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上了列车，在车将要开动的一刹那，母亲的眼圈红了，姐姐流出了眼泪。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离开家人单独走上人生的旅途，在这之前，我除了跟家人到过西安和回过一次陕北的老家外，哪里都不曾去过。
列车徐徐开动了，人影向后方闪去，我又一次想起当年送哥哥当兵走的那一瞬间，多么相似的一幕啊！也许这就是宿命，一个家族的宿命，一个人的宿命。想到从我的家族中那个清朝顺治年间戴过二品顶戴花翎的总兵高汝砺，延续下来一代一代我的族人们，一直到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我的父亲，和平年代的哥哥和我，我的三爷爷（他曾经在南京某部当团长，后来转业来到铜川），我的二爸，我的堂哥高栋，堂弟高健……都是当过兵的，这难道是冥冥中血缘的承继吗？
啊！故乡，就要离开你了，养育了我18年的故乡，18年中哺育我成长的故乡，18年中有我多少欢乐和忧伤的故乡，有着绿树青草的故乡啊，有着丰厚的黄土地的故乡啊！
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这是我走时三爷爷—一个老兵给我的教诲，可惜两年后我回来时，他老人家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很钦佩这个曾经打过仗当过团长的三爷爷，因为在我少年的记忆里，他是一个很率直的军人，又是一个很开明的老人，我永远都会记住这个胖胖的，走路带有军人气质，外表很有虎气的三爷爷。
列车在家乡的原野上奔驰，我把头扭向窗外，看一棵棵树倒影一样地向着后方飞驰，山的绿野过去了，河的清水过去了，再多看上一眼吧，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种第一次独自闯天涯的喜悦出现在我茫然的脑海中，我回忆着高中毕业半年来自己的徘徊、踌躇，对命运的挣扎，结果我选择了当兵。我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高山，浅滩，坎坷，崎岖，平坦……
命运其实是不会走路的年轻的神，它需要人的努力和支撑才能达到辉煌的彼岸。
下午专列到了西安，因为是接新兵的列车，我们只能在这条线上没有其他列车通过的空档才能行驶，所以，车走得忒慢。大概在下午四点钟，我们抵达了一处兵站。兵站就是供新兵吃饭的地方，一人一碗米饭、一勺菜，喝水就只能用发下来的刷牙的绿缸子了。这只绿缸子从那一刻起，一直陪伴了我30年，直到现在，它是我一生中当兵经历的唯一纪念。
吃罢饭，也不知道是午餐还是晚餐，因为晚上我们每人只发下来五个面包，人人都在第一次走出来的亢奋中，也就没有了饥饿的感觉。列车以它特有的声音和速度向前蜗行着，入夜，大家开始睡觉了。大概都是头一次出远门，专列上除了我们这一批新兵外，再也没有别人了，于是有人睡到了行李架上，有人钻到了座位底下，睡觉的姿势千奇百态，接兵的军人也是放任大家自由行动。
经过一夜的哐里哐当，黎明终于从大中原的地平线上跳了出来，一眼望过去，地理书上的中原大地便在我的眼前呈现了。那目力所及的地方是一个小小的黑点，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平展展辽阔的中原大地，远处高高挺拔矗立的一排排绿树，对于从山区走出来的我来说，格外兴奋。
当清晨第一缕鱼肚白的曙光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列车上开始恢复它昨日的喧嚣，接兵的连长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叫大家起床、洗漱，马上就要到中原兵站了。他说：“在兵站我们只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大家按照来时的编队迅速站好了。”连长是河北人，他的河北土音浓浓的，每句话的尾音都是二声，向上挑，于是有人就在下面学他的说话，他也不计较，看来这是一个好脾气的下级军官。
上午时分，车停了下来。我们背上行李，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只绿缸子，在一阵长长哨声的召集下，排着零零乱乱的队伍向兵站食堂开过去，每人两个加好了咸菜的蒸馍，然后再递进去牙缸，打一勺稀饭，出来后十个人一组就地围坐在一起，第一次军营大家庭的感觉让我感到很新鲜。然而，很快集合的哨声急促地响起来，有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吃完饭，就边吃边向集合处跑。集合完毕，开始一队队地上车，军营生活就是这样在我准十八岁的这一年开始了。
下午，我们的列车遇上了一列同样接新兵的专列，车上拉的是河南新乡兵，一开始我们还互相友好地对话，你问一句从哪里来，我回答一句。后来，不知是谁向对方扔了什么东西，于是混战就在两列车厢间展开了，水果、干面包、空瓶子成了武器，连长站在车上喊叫着：“有你们饿肚子的时候。还扔，说的就是你，饿你一天……”
车终于开动了，我们感觉到车在转弯，它由东西方向转为了南北方向，我们开始北上了。有人喊：“车一转弯就快要到黄河了。”我静静地趴在窗口等着平生第一次看这条伟大的母亲河。时间一分一秒地在列车的哐当声中度过去，黄昏快要来临时，听到有人喊：“黄河，黄河！”于是每一个人都挤在窗口，黄河就这么猛然跃入我们的眼帘，宽广而温柔的黄河水从我们的脚下缓缓地流淌着，落日余晖的倒影，像一条金色的黄河大鲤鱼，在河床中间波光粼粼地翻滚着。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
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吟出这样动听和惟妙惟肖富有诗质的语言来。我被黄河所感动，这毕竟是我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见到真正的她。她温柔的母性情怀，她博大的父亲胸襟，震撼着十八岁的我。我为她自豪，为她骄傲，为她感动，为她眼含热泪……
二
经过两天两夜的奔波，我们乘坐的列车终于到达了祖国的首都——北京。我想象着天安门的雄伟，长安大街的宽广，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巍峨，毛主席纪念堂的庄严肃穆，想到我会很快见到的这一切，心情十分激动。
列车在丰台站停了下来，换了一个方向，就向太行山区行进了，车上有人开始骚动起来，不是说的是北京兵吗？怎么就向山区开了呢？是不是接兵的在骗咱们？大家议论纷纷。一会儿，这小声的议论变成了大声地叫喊，大家嚷嚷起来了。那名接兵的连长出现了，被包围了，只听他大声地说：“新兵们，你们不要急，来到了部队就要服从命令。”然后，又略带着调侃的语气说：“你们就这样还想进北京呀！放羊一样的纪律，还不得先拉到新兵连去受受苦。我们这是要开到新兵连去，你们不是在路上扔面包吗？这一回让你们真的饿肚皮去吧。”
列车在太行山区钻来钻去，这里的山洞比车站都多，车头已经进了前面的山洞，车尾还在后面的山洞里蜗行，仔细一看，中间竟是一个小得不起眼的车站。白涧车站到了，这个我打小在连环画书上偶尔看到的地名，真的就在眼前了。记得连环画书上一般这样形容说：1942年春，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猪头小队长带着他的小队来到了白涧驻扎……
原来河北涞水县的白涧在抗日战争年代是一个军事要地。
我们在车站上被连队来的解放大卡车拉往新兵训练基地——一个叫李格庄的小山村。李格庄、赵格庄，在我的印象中依然是抗日战争时期山村的代名词。
时间是公元1983年10月31号，我成了一名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我们的新兵营一共三个连，即新兵一连、新兵二连、新兵三连。每连有八个班，每班12人，每四个班分为一个排，我被分到了二连二排八班，班长是1982年的山东兵，矮小个头，他是农村兵，有着山东人的刚劲，不像城市兵那么“油条”。当然作为从城市来的我们与他的共同语言也不是很多，我们这些新兵蛋子除了服从他的命令外，和他并无其他沟通方式。
新兵连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们很少能在灶上吃饱饭，每天的训练任务就是跑操、队列、学习内务条例等，军队生活机械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重复的单调与机械的服从是新兵连训练的主要科目，辅助这些军事科目的就是整理内务，我们要把被子叠得棱角分明、四方四正，床单铺就得平平整整，就连毛巾和牙缸的摆放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新兵连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最紧张的时刻是紧急集合，以及集合后的拉练长跑。
凌晨也许是两点也许是三点，突兀而来的急促的号声把我们从还未缓解的劳累中惊醒，全班人都像冲锋陷阵似的起床，不准开灯，不准喧哗，只听到窸窸窣窣的穿衣声，嘿嘿呦呦的捆背包声。忙乱中有人找不到裤子了，有人找不到外衣了，有人反穿了裤子了，有人穿反了大头皮鞋了，在班长一声声急促的催促声中，我们一个一个地跑向集合地，按班排队形站好。
然后是各班报数，报数完毕，再由各班长报给各排长，最后由各排长报给连长。一整套程序走完后，连长一声短促的军令：“出发！”
四个班一个纵队，组成一个排，排长在最前面，排长的屁股后面是四个班的班长，然后是衣被不整的我们，向前狂奔。路途中，有人的背包散了架了，有人反穿着鞋子掉队了，有人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抓住行装艰难而顾此失彼地奔跑着，因为他的皮带扣在背后面，忙乱中穿反了裤子。第一次农夫一样的放羊行动让我们感觉到离一个真正的军人还差得很远！回到军营宿舍，打开灯，像是遭遇了一场洗劫一样的床铺，让人惨不忍睹，不知是谁的一只大头皮鞋在脸盆里悠闲地漂浮着。
然后是睡觉，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抓紧时间赶快睡下，六点半起床号会准时叫醒我们，唉！该死的起床号！应该说，新兵连不仅锻炼着新兵的体能、意志力和纪律性，它还要磨炼士兵机械的钢铁般僵硬的思维和动作。它让你的臂膀抡动的幅度像杠杆一样大小不变，它让你的双腿笔直得成为顺从指挥官口令的条件反射，它让你的艰苦成为理所应当的必然，它让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我们的二排长是一名军校毕业的大学生。他大概算是我们新兵营里唯一的一名儒将吧。小伙子有一副从军校训练出来的身板，白皙的脸颊透出儒者的神态，他同我们新兵营其他一些军官看上去有质的不同，那些人有太多的乡村气和土匪气，而他没有。他是北京人，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一口纯正的京腔，四方四正，他站立的姿势一看就是受过正规训练出来的。我们这一批城市兵都很喜欢同他在一起聊天，既长见识、又长学问。军人如果都像二排长一样，那才是真正的正规军人，一直到现在我都这么认为。
与他相比，我们的新兵连连长就不同了，他一米九〇的大个头，听说他原来是打篮球出身，匪气十足，怪话连连。一次在行军时不知谁放了一个屁，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连长骂：“没舌头还吹得怪响。”在新兵们的笑声中，“吹得响”就成了他的绰号被我们一直叫到新兵连结束。他经常手执武装带，对一些操作不规范的新兵挥舞着，新兵们都像躲瘟神一样地躲避着他。我们八班的班长是一名十足的农村兵，一口山东土话，仔细听才能听得懂。他的队列训练也是极不规范的。比如他常常因我们不整齐的队列警告站错位的战士说“稍”。这个大概在农村只对马和骡子才用的语言。又比如他的口头禅：“眼珠子再咣当就把它剜下来。”这是针对那些让他不满意的人说的。
稍息，立正，齐步走，立定。
向后转，向左转，向右转。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一、二、三、四。
这是我们每天感受最多的军队气息。
到了晚上，我们还要进行政治学习，由班长带领大家笔挺地坐在自己的床铺边，学习内务条例，读新闻报刊，九点准时熄灯。其他的业余生活很单调，除了偶尔由营里组织大家看几场电影以外，几乎没什么了。电影一般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放，下午吃罢晚饭，我们打好各自的背包，背包就是我们的凳子。以班、排、连、营为单位，列队来到广场上，附近的老百姓早已围在了周边，随着连长一声令下：“坐下。”我们放下背包坐下。然后是各连队拉歌比赛，看哪个连队的声音最洪亮，等天完全黑下来，电影就开始了。
再就是开饭，大家排成整齐的队伍，来到灶房前，饭前一支歌，是永远不变的饭前主题，我们唱得最起劲的歌要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在新兵连永远是填不饱的肚子，饥饿从早到晚都围攻着我们的胃，悬在我们的口腔上，随着连长一声“开饭”的口令，新兵们正如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台词上说的那样，“像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蜂拥着向前冲去，一筐米饭或者是馒头立刻告罄。有一名新兵，在冲上去拥挤的时候，被后面的人一下子挤得从前排蹲下的人背上飞了过去，坐在了米筐里，过后被连长拽住站到了主席台上。菜是从炊事班的窗口打出来，几乎是盐水煮菜。这也是造成新兵饭量奇大的原因。你能想象得来吗？一个农村兵一口气能吃上十碗米饭还说没吃饱，一个城市兵一次能吃下去40片油炸馍而浑然不觉，这个吃下去40片油炸馍的士兵就是我。
吃粮当兵，这句古训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吃的是窝窝头，那是玉米面加上麸子用手捏制而成的，它根本就揉不成面团，战士们都叫它“金字塔”“黄金塔”。另外还有玉米面放少许糖精做成的“发糕”，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主食。
营区外军人家属开的唯一一所小卖部是我们经常偷偷光顾的地方，水果糖、面包、点心、方便面、各类水果罐头……凡是能吃到嘴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抢购的对象。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取消粮票，方便面、面包和点心是要粮票的。
星期天是放假日，我们三三两两的，或者成群结队来到十几公里外的白涧车站，那里有老百姓开的小餐厅，可以让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在燕山山脉中穿行的感觉，有着游击战的味道，那蓝烟氤氲的山峦，怪石耸立的石峰，黛黛青山的悠远。有时候赶上运气好还能坐上连队到白涧拉粮买菜的卡车，在飕飕的太行冷风中几个人挤在车厢上，看远处青黛的山峰一点点长高着，又一点点矮下去。而走上几十里山路，能够吃上一顿舒心的饱饭，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感觉最惬意的事情了。这里既然叫白涧，我想是应该有涧水的，然而却只有一条白花花的鹅卵石河床，据说涧里没有水已经几十年了。这里的老百姓是穷困的，一次我到一个老乡家里去，亲耳听那家的老太太说：“邓小平生活好，邓小平保险天天吃饺子。”那里的农民每顿饭也是吃的同我们一样——“金字塔”窝头。
三
三个月的新兵集训结束了，我们对着军旗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84年新年来临之前这一天，我们发下了领章、帽徽。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喜悦挂在每个人的笑脸上，鲜红的领章映衬着我们青春的脸庞，我们每个人眉宇间似乎有了一丝英气。军人，这个光荣而庄严的称号从此时此刻起将伴随着我走过春夏秋冬。军人，从此时此刻起将会成为我人生中的一部分，它就是我的生命，我爱护这个称号就像爱护我的眼睛一样。
军人，多么光荣的称号啊！
我们这一批兵是通信兵，操作载报机是需要一定技术的，因此，新兵连结束后，我们又被分派到离北京不远的近郊，房山县良乡豆店镇教导大队学习专业知识——无线电理论。
教导大队下面被分成中队，中队下面是班，我们中队有八个班，前面四个班是陕西兵，后面四个班是河南兵。我被分配到了一班，我的班长是河北兵，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和我们这一批陕西兵的关系相处很好，他比我们早一年当兵，像一个老大哥一样处处照顾着我们，在部队上老乡观念是很重的，所以在我们下到连队以后，我们和他散布在各连队的老乡都成了好朋友。他是河北邢台市人，高挑个头，皮肤白皙，四四方方的脸盘，眉宇间有着军人的英武气，我想如果他要是在电影里演一个军人一定是正面形象。
从豆店镇乘上火车到北京前门车站需要40分钟路程。
在一个阳光亮丽的星期天，我和几个一起当兵的陕西籍战友早早就到了前门车站，然后乘一角钱的地铁来到天安门前。首先是照相，我要把我的军人形象留下来，寄给家人，也让他们分享一下我作为军人的快乐。天安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人流熙熙攘攘。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金水桥畔拥挤着从全国各地来的人们，我看到他们同我一样期待的目光，以及目不暇接的眼神。人民英雄纪念碑挺直它的脊梁，神圣不可侵犯的庄重感涌上心头。不远处的毛主席纪念堂屹立在广场中央，浓缩着一个过去了的伟大时代。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庄严矗立，古朴可敬。
走进故宫，我年轻的心轻轻地颤动着，每一块方砖都仿佛在向我诉说着一个民族沉重的过去：永乐、万历、嘉靖、崇祯、顺治、康熙、乾隆、慈禧、光绪都在向人们展示他们为君的辛劳和残暴。今天当我以一个军人的身份走在这里的时候，我感到他们的万世基业是那样的轻飘，是如此不堪时间的一击。历史就像一条长河，任凭谁也无法让它停下来等一等那原本就不该属于他的荣华富贵。想到严嵩、魏忠贤、和珅、李莲英们在这里的丑态百出，想到张居正、海瑞们在这里的改革争端，想到一代名臣于成龙、林则徐、康有为、谭嗣同们在这里行三跪九叩头的脊梁，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着。
长安大街像一条流动的车河，把天安门装点得更加现代。走过长安街，我想去的地方是王府井书店，因为在家乡我就知道王府井书店是中国最大的书店。步入书店，好大的书店，成千上万册的书让我眼花缭乱，这比我们家乡的那家新华书店不知要大多少倍！家乡书店那些凤毛麟角的书我都快背下来了，王府井书店的书是永远看不完的，我这样想。不知是在第二层还是第三层我买到了青年出版社出版的《1981年青年诗选》和《1982年青年诗选》，这是我曾经想买而买不到的，是它们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我的军旅时代。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一个人在星期天跑到王府井书店。逛王府井书店是我当时最惬意的事情，那段时间我买下了《李白诗选》台湾版，《杜甫诗选》《李商隐诗选》，等等。我在那时候养成的逛书店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
教导队的学习是轻松而愉快的。我们班比较民主，大家和班长在一起都是无拘无束的。
每天上课就像在学校时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在起立喊一声“教员好”以后，坐下来把军帽整齐地摆放在课桌的右上角，然后开始上课。这样的学习日子也是较为轻松的。
在教导队的伙食比新兵连强一些，但也差不了多少，饥饿依然是学员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教导队我们每个月吃一顿饺子，吃饺子的场面是热火朝天的大会战。我们以班为单位，在饭堂的大圆桌子上铺上报纸，然后开始包饺子。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山西兵，他的名字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他一个人擀饺子皮可以供我们全班12个人包，他动作娴熟，擀得又快又好，真怀疑他上辈子是不是厨师出身。
头锅饺子二锅面。在部队灶上吃饺子，头几锅煮出来是囫囵的，后面出锅的就成糊涂面了，所以，各班都是争抢着下前几锅的。
清晨四点钟，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划破了教导队大院的天空，在教导队里是很少紧急集合的，这一下让各个班都手忙脚乱，一阵手忙脚乱过后，我们一个个睡眼蒙胧地站到集合地，教导员走上前来，一个班一个班地检查，然后，他说出了紧急集合的原因。原来不知道是哪一个班趁着夜色跑到队里的集体食堂，把全队准备过五一节的烧鸡一扫而光，一共十几只。教导员的逻辑是如果哪一个班起来得最晚，就是晚上有了行动，这样这个班清晨一定起不来，也就是说他肯定偷鸡的一定是出来最晚的那一个班干的。经过他缜密的侦查，没有结果，因为八个班几乎都是不分先后出来的。
这件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谁都没有想到吧，其实这一大案是我们班长领着全班干的。那一晚在我们饱餐一顿后，机智的班长告诫我们说，今晚睡觉全班不许脱衣服，他早就算出来会有这么一下子的。当那一声声急促的哨音响过后，曲班长就站在我们班的窗前，观察着外面的动静，直等到其他班的战士有一部分都出来了，他才让我们一个一个地往外面跑。跑出来最晚的一些人让队里盘查了好久，我们班得到了领导的表扬，这真是兵不厌诈啊。
部队的信件是被大队到邮局的车辆顺路捎回来的，基本在每周一下午分发到各连队。每当这时候，我们都是急切地跑到队部门口，等待着那一封封来自远方的温暖飞到我们渴望的手心里。
这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她的来信。她是我高中的同学，在高中我们有过一段朦胧的初恋。高中毕业后，一直到我当兵入伍都还没有往来。她是从另一个女同学那里打听到我在部队的地址的。她在信中说，得知我要当兵的消息后，她就从十几公里外的家赶来了，然而还是晚了一步，当她赶到宜古村车站时，早已没有了送行的人群。我回了信，从那一天起，她的影子就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清纯、矜持，白皙的肌肤。
自此后，我们开始了鸿雁传书。
值得一提的是在教导队学习那半年，我们赶上了1984年10月1日中央军委举行的大阅兵，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阅兵，它将接受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
正是八月的北京，天热得连空气都在冒烟，我们顶着似火骄阳在操场上训练方队，所有的动作都被排长用尺子量过，正步抬腿高25厘米，摆臂离身体25厘米，步速要求每分钟60步，与地面成45度角。每次训练结束后，浑身就像被大雨浇过一样的落汤鸡的感觉，这样不间断地训练了两个月。结果在10月1日那天，我们并没有被派往天安门前接受小平同志的检阅，只是在教导大队里各中队间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我们班代表我们中队参加了这次队列比赛，并且荣获了全教导大队第二名。
总参谋长杨得志的一个参谋来检阅了我们这支通信部队方阵。
快乐的日子总是打发得很快的。一转眼半年就过去了，我们结业了。在同班长话别的那一天，我们全班跑到良乡的一家餐厅里请他吃饭。那一天战士们落下了惜别的泪水，最重感情的是军人。
理论学习完毕以后，是实践学习。于是我们又被安排到河北涞源县某通信营十三连接受实际操作训练。十三连是全军的模范连队，军营里到处都是苹果树和桃树，十三连的美誉是头碰到果子也无人采摘。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各类通信设备，第一次知道了172应该读成“幺拐两”,207应该读成“两洞拐”；在这里我们被分配到各个班里同老兵一起进机房，再一起回到连队住地。
连队的班次是三班倒，我们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像在地方上工作一样。连队驻扎在山沟里，从连队到涞源县城大概有20公里路程，我们只有到了星期天休息时才能出来。
新兵们成群结队地去逛县城，沿路伴随着我们行程的是巍巍壮观的燕赵内长城，这里的百姓叫它小长城。小长城像一条美丽的白色飘带，远远望去上下起伏，波澜回旋；而当我们走到近处再看，残垣断壁，满目沧桑。这是燕赵儿女守护了上千年的长城，这是燕赵儿女生生不息的长城，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中华民族面对侵略与战争不屈不挠的象征。
如果是在夜晚走过这一段长城，皓月当空，天高云渺，静岚的夜色轻轻笼罩一片山峦，月华的光圈洒在美若处子般皎洁的长城上，沿着长城脚下一条发白的柏油公路伸向远方，你会感到中华大地的美是静谧、含蓄、古老、神秘的。如果你是在风云突变的雨天爬上长城，你会感悟到那一浪一浪的雨雾，从你脚下的长城，从你人字形叉开的双腿间神奇地飘过去，荡过来，如庄生晓梦的迷幻。其实我们距离历史很近，我们摆脱不掉我们心中的长城情结，更摆脱不去我们深埋在长城脚下的民族情怀。
如今走过长城脚下，你会随时遇到当年追随朱总司令、彭大将军、刘邓大军打日本鬼子的老八路，老游击队员。他们在打败了侵略者后，回到这片祖先给他们留下的热土上，守护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通信连队的工作分为内勤和外勤。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内勤工作那种闲适的单调和寂寞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的。每天清晨起床，集合跑操，跑操完毕后是开饭，开饭后该当班的当班，不当班的就是业务和政治学习。在这里，我们渐渐地收回了入伍以来四处奔走的心，军旅生活磨炼着我们，它让我们成为一名真正的服从指挥的军人。
太行山脉是革命老区，这里的老百姓对军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军民鱼水情的融融暖意。
如果是在秋天里，只要你身着军装走进任何一户农民家里，都会遇到很好的招待，他们会站在院子当中，把他家里成熟的果实—苹果、桃子、栗子等用长长的木杆敲下来送给你，从不收钱。即便你硬是给他放下了，他也会给你送回连队。当然我们是不希望农民到连队里来的，因为那样连长就会知道，这是违反纪律的。也有一些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的新兵，跑到农村的供销社去赊欠一盒烟、一瓶几元钱的酒，最后被找到连队里来没人承认，因为在老百姓眼中穿上军装都是一模一样的军人，哪里能分辨得清楚眉目？一般都是要连首长们掏腰包还债的，看来十三连作为全军的模范连队是名副其实。
四
在经过了一年的奔波学习后，我们终于下到了连队，一同与我分到连队的还有同乡的七位战友。连队位于离白涧车站30公里处的一个名叫“其中口”的小山村旁边。我被分配到了七连。七连位于两座青石山夹一条枯瘦河床的小山沟一侧的半山坡上，听说这里原来是一大片坟场，70年代初期部队到来后把这里夷为平地，盖起了军营。据说连队刚住到这里时，晚上还能看到鬼火，胆子小的战士晚上睡觉都是子弹上枪膛，有人晚上起夜时亲眼看到鬼火从窗户外忽悠忽悠地飞进屋里来，在屋中央转上一圈，又飞了出去，那鬼森森的感觉让人听着都毛骨悚然。
七连的白天是短暂的，七连的夜晚是漫长的：上午九点来钟，太阳从东山升起，下午四点钟就准时从西山落了下去。我们住在窄窄的蓝天下，每日看太阳跃过头顶，再看月亮追着过去，看星星顽皮地眨着眼睛在一汪夜空里闪烁。
七连很偏僻，老兵们说他们刚来的时候，到农村去一元钱可以买50个鸡蛋；几个白面馍就可以到老乡那里换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当然只要是老乡家中有的；一双黄球鞋可以换五只大公鸡，因为住在山区的农民们更喜欢结实耐穿的军鞋。
还没有下到连队就听连队里的老兵说，这里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风刮半年。而我们七连就处在风口上，一到晚上，大风呼啸而来，睡在床上就像睡在火车上的感觉一样。我们的营房都有隔风墙，隔风墙是门前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生着炉子，炉子的烟道一直通过宿舍的夹墙，再从窗户后面的烟囱冒出去，宿舍的墙壁都是空心的。冬天这里的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0摄氏度，我们发的大衣都是羊皮制的，而且是里子带羊毛的那种。晚上睡觉我就把它铺在下面，身子紧贴热乎乎的火墙，听着屋外“呜呜”的风声进入梦乡。
这里的风猝不及防就把头上的帽子给吹出去老远，皮球一样地滚动着。整个人站立在风中，那衣袖飘飘的感觉就像旗帜被拴在旗杆上呼啦啦地响，不像在西北，风是夹着黄土弥漫而来的乌烟瘴气，须得赶紧捂鼻遮眼，找个地方躲起来。
一夜大风起，营房上的片瓦咯噔作怪，两边山上的枯草唱着呜呜咽咽的歌，整个营房里飞舞着旋转的风，把窗玻璃震得山响。一天晚上我们食堂边上一巨幅标语牌（支撑标语牌的是两根碗来粗的钢管）竟然被拦腰给吹断了。
如果在冬季，白天下一场鹅毛大雪—那可真是一场鹅毛大雪呀，唐代诗人岑参就有“燕山雪花大如席”一说—而一夜之间大风呼啸，准保第二天起来，你一粒雪花也不会见到，风把雪花都吹到爪哇国去了。
最可气的是我们连那一堵横在山口的挡风墙，几乎年年一次地被大风推倒，仿佛同我们斗气似的。每年开春我们七连的第一任务就是垒墙。那垒了倒，倒了垒的防风墙啊！多年来不知被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士兵砌了多少遍？
通信机房设在岩石下的山洞里。山洞里冬暖夏凉，也不会有大风的骚扰。我经常在值班时间带上自己心爱的文学书籍，趴在桌子上一读一整天或者一整夜，机房里是分不出白天和晚上的，只有静静的灯光和各种仪器的嗡嗡声陪伴着我。是书伴我度过连队里一天天的单调生活，书给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精神食粮，书是我青年时期最好的良师和益友。
1984年底，我参加了吉林一家诗社举办的文学函授班，学期一年。那一年我在这家诗刊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首诗作：《士兵与绿叶》。我会在每一个月初发下11元津贴后，骑上自行车到30公里外的白涧书店买回我喜欢的唐诗、宋词和其他文学类书籍。
到了夏季，“其中”正是战士们游山玩水的好去处。“其中”是地名，我们连队的位置正处在其中口上。顺着山沟干涸的河道往里走，鹅卵石硌着脚底板，让你感觉到舒适而惬意。沿途偶尔有细细的涓流在细沙的河床上舒缓淌过，一会儿又消失在了地下。抬头向两边嶙峋的石山望上去，那直直矗立的山体千姿百态，让你不得不钦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半山腰不时会冒出圆圆的拇指般粗细干涸了的泉水洞穴，洞口处的沙凝固成喷泉的模样，让人联想到它当年动若处子的千姿百态。崎岖的山径小路一直蜿蜒向这个叫“其中”的小山村，村里住着大概有十来户人家，一条一米宽用河石铺就的曲折小道，村里人称它为“街上”。街上没有行人，街两边是零落的住户家的门，走到“街”的尽头处有一个戏楼子，这大概是村子里的文化中心。穿过其中村，继续向后沟走去，两边山上低矮的灌木茂密丛生，羊肠小道越走越窄，有时仅能容一人侧身而过，脚下淙淙的山泉在草丛中时隐时现，湿漉漉的青苔打湿我们的鞋袜，像水蛇柔软而危险的舌芯子。
盛夏时节，这里却不会感觉到炎热。
走着走着，猛然间眼前便豁然开朗起来。一条瀑布从天而降，一汪幽静的泉潭，碧波漾绿，泉潭边几块大青石铺就的石床，平平展展。一个战友脱了衣服扑通一声就跳到了水里，迫不及待的样子，我想在这炎炎的夏日里，跳进这幽潭碧水该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呀！然而，我想错了，他刚一跳到水里，立刻就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又嗖地窜上岸来，从大腿根部往下齐刷刷的红，上部是白白的肌肤，原来尽管是盛夏，那泉潭的水却是奇冷无比。我们看着他狼狈的滑稽相，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来。
后来我们在背地的水潭边找到一些还没有完全消融的薄瓣的冰花，大伙儿望着他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这样的游玩也只在星期天偶尔为之，因为我们平时是出不来的，军队毕竟有铁的纪律。
军队是一个社会大家庭。在这里教授、农民、工人、商人家庭出身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保家卫国。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观念的差异、知识的差异，也必然造就了军人素质的良莠不齐。
在我们这一批入伍的士兵中，他在新兵连一结束就下到了连队，被分配到八连当了一名库房管理员。在这期间，他伙同地方上的司机一起把仓库里的汽油、柴油倒卖出去，当连队发现时，他已经倒卖了大约几百吨油料出去，他后来被军事法庭判了三年徒刑。他长得矮矮胖胖的，脸上挂着农村来的红脸蛋，在我的印象中他不像是那种敢于胡来的人，也许从外表很难判断一个人。
在部队，农村兵的想法是能够留下来，转成志愿兵，因为他们不想回到农村去；城市兵的想法恰恰相反，我们是想早早回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当兵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因此城市兵在部队上显得轻松自由，少了孺子牛的干劲，或者直白一点说就是少了些媚态；农村兵就不同了，因为有了想要留下来的愿望，就得好好表现，鼓足干劲，何况他们本身对官就有一种无形的崇拜心理，这是受几千年中国官文化的影响。因此在部队城市兵和农村兵是很少聚在一起的，老实的农村兵也是很少惹是生非的。
城市兵就不同了。他们经常搞出一些新潮的东西出来，交际舞、流行歌曲、喇叭裤、花衬衫，花样不断地翻新。这让我们出身农村的指导员头痛死了，他经常在大会上指这个的名，点那个的名，谁外出时穿奇装异服了，谁又偷着跳摇摆舞了……他就像一名特工似的时刻监视着我们每一个士兵的行动。而连长是一个城市兵，他对这些“罪不可赦”的行为抱乐观态度，只要在连队里像一名军人，业余生活随你。这也造成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结果连长被调离了七连，据说是同为农村出身的营长支持了指导员。
为了活跃部队生活，新连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我们给连里拉一条电视室外天线。他领着我们几个新兵抱着一台黑白小电视机，在夜晚的月色中，爬到我们连对面的山顶上，找到一个最佳位置。当时涞水县电视台正在热播《射雕英雄传》，因为我们连处在深山，接收信号不好。
第二天吃罢早饭，新连长带领全连战士把一根铜轴电缆线拉到了山顶，那天晚上我们的电视机依然没有收到涞水县电视台的节目，我们无功而返。
后来是营部为各连通上了有线电视，我们才看上了电视节目，而这已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