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关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和著述已经很多了，我再去写他，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了。为一个画家树碑立传的是他的作品。诚然，我比大多数人更熟悉他：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他改行成为画家之前，后来在他落魄巴黎的那段艰难岁月里，我也常常和他见面；然而，要不是战争使我偶然去到了塔希提岛，我想我是决计不会写下我对他的这些回忆的。众所周知，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是在塔希提岛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在那里，我碰到了许多熟悉他的人。我发现，对他悲苦画家生涯中的那段最不清晰的日子，我也许能投进去一道光亮。如果那些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看法正确的话，那些跟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对他的追忆就很难说是多余的了。如果一个非常熟悉埃尔·格列柯的人对他的回忆是弥足珍贵的，那么为了写出我熟悉的思特里克兰德，我有什么不能付出的呢？

不过，我并不想用这样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我忘记了是谁曾这样向人们建议：为了净化灵魂，人们应该每天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话的是个聪明人，我一直一丝不苟地遵循着这条格言；每天都是如此。我的性格里有一点儿苦行主义的成分。我每个星期都叫我的肉体经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每一期《泰晤士报》上的文学增刊我都要读。想到有那么多的书被写出来，它们的作者都怀着美好的希冀盼望着它们的出版，想到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些作者们，这真是一种有益于身心的修炼。一本书要想从这茫茫书海中脱颖而出，是多么难啊！即便成功了，这些书籍的热销也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天晓得，作家为写出一本书付出了多少心血，会经历怎样的痛苦，会是怎样绞尽脑汁，而为的只是给某个偶尔看到这本书的人几个小时的消遣，或是使他的旅程不至于太过难熬。如果我可以根据书评来做出判断的话，有许多书都写得很好，是精心构思的作品，里面有许多真知灼见；有的甚至是作者毕生的思考和劳作。于是，我从这里得出一个教训：作者应该是从他写作的乐趣，从他思想和情感的宣泄中，去寻求报偿；对于其他的一切，都不必太去在意，不要在乎人们的赞扬或诋毁，作品的成功或失败。

随着战争一起到来的，是一种新的人生态度。现在的年轻人所崇拜的神是我们这较老的一代人所不了解的，或许他们已经看出在我们之后的人们所要走的方向了。年轻的一代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已经懒得敲门，直接喧嚷着闯进房子里来，坐到了我们的宝座上。空气中早已充满了他们的喧闹声。有一些长者模仿着年轻人的滑稽动作，努力叫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结束；他们扯着嗓门，声嘶力竭地吼叫，可是，他们发出的呐喊听上去却如此空洞；他们就像是容颜已逝的荡妇一样，试图靠涂脂抹粉、强颜欢笑去找回她们的青春年华。智者的行为倒是还显得从容优雅，在他们克制的笑容里，有讥嘲，也有宽容。他们记得，他们也曾将坐在宝座上的上一代人撵走，也是这样大喊大叫，这样傲慢不逊，他们预见到这些现在勇敢地高举着火炬的青年人也很快就会让出他们的位置。谁说的话也不能成为最终定论。在尼尼微盛极一时时，新的福音书已经陈旧了。正在宣讲着这些豪言壮语的人似乎觉得很新鲜，说得很起劲，其实，就连他们讲话的腔调，前人也几乎没有变化地用过上百次了。时钟的钟摆摆过来又摆过去。永远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有时候，一个人早已活过了他享有一定地位的时期，进入了一个他觉得陌生的时代，此时，好奇的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的最为奇特的一幕。打个比方说，有谁现在还会想到乔治·克莱布[9]呢？他是他那个时代的著名诗人，当时人们一致承认他是个伟大的天才，这种现象在当今更趋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已不多见了。他从亚历山大·蒲柏[10]那里学得了写诗的技巧，他用双行押韵的诗体，写了很多说教的故事。随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写出了新体诗。而克莱布先生继续用双行体写着他的道德诗。我想他一定已经读过那些年轻人写下的震撼了整个世界的诗篇，我还想象他也许会认为这些诗不堪卒读。当然，大多数的新诗的确如此。可济慈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再还有雪莱的几首诗歌，确实是描绘出了人类更深广的精神领域。克莱布先生已经成了古董，可他笔耕不辍，依然在用双行体写着他的道德诗。我曾零零星星地读过一些新一代诗人的作品。在他们中间，或许有一个更炽情的济慈，一个更为空灵纯洁的雪莱，已经发表了一些世人将会长久铭记的诗歌，对此我还不能断定。我赞赏他们优美的诗句，惊叹他们精巧的文体，他们还年轻就已成就斐然，如果只是说他们很有希望，似乎显得有点儿可笑。虽说他们词汇量丰富得像在摇篮里就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了，可他们的诗歌却并没有告诉我什么东西：在我看，他们知道得太多，感受得却过于肤浅；我不能忍受他们拍我肩膀时的那股亲热劲儿和扑到我怀里时的那种情感；他们的热情缺点儿血性，他们的梦想稍显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已是老古董一个。我会继续写作道德的诗歌。然而，我写作只是为了愉悦自己，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否则，我就是世上最大的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