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总会见证这样的时刻：全世界人民似乎联合起来反抗，高呼情况不对头，必须要变革。这正是喧嚣的1848年和1968年所发生的情况，这两个多事之秋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或许2011年也将被证明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开始于北非海岸线上一个小国家突尼斯的一场青年起义波及附近的埃及并蔓延到中东其他国家。在有些国家，抗议的火花似乎暂时熄灭了；但在另一些国家，小规模的抗议却促成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推翻了像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亚的卡扎菲这样执政许久的统治者。很快，西班牙、希腊、英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2011年，我很高兴应邀访问了埃及、西班牙和突尼斯等国家，并在马德里的丽池公园、纽约的祖科蒂公园见到了抗议者，还在开罗与一些参加过解放广场示威活动的青年男女进行了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清楚地觉察到：尽管具体的抗议原因因国而异，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政治不满与西方国家的大不相同，但是这些抗议之间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主题，普遍的理解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是失败的，并且相当不公平。

抗议者是对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对头。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应该做的与实际做的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越来越大，难以忽视。世界各国政府没有致力于应对包括持久失业在内的各种关键经济问题，并且随着公平这一普遍价值观被少数人的贪婪侵蚀，人们的不公平感变成了一种背叛感。

突尼斯和埃及的青年人起来抗议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厌倦了那些陈腐僵化并且以全社会其他人为代价来保护自身利益的领导者，同时这些青年人又没有机会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呼吁变革。不过，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也同样失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对选民承诺“变革，你可以相信”，但他随后推出的经济政策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与以往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希望就体现在这些得到父母、祖父母和老师支持的年轻抗议者身上。他们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想推翻现行制度，他们仍然相信民选制度或许行得通——只要政府还记得要对人民负责。抗议者走上街头的目的就是推动制度发生变革。

2011年5月15日开始的西班牙示威活动中，年轻的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愤怒的一代”，他们的愤怒源于金融业某些人士的不良行为造成太多的西班牙人承受太多的痛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40%。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也喊出同样的心声：一边是许多人失去住房和工作，另一边是银行家坐享大笔奖金，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真的让人恼火。

但是美国抗议活动的关注点很快就转而触及美国社会更广泛的不平等现象。年轻的美国抗议者把口号变成了“那99%的群体”，这口号与我先前为《名利场》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相呼应。《1%的群体所有、所治、所享》，该文描述了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一种向上层群体倾斜的政治体制。

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尽管本书关注的是存在于当今美国和其他某些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的过度不平等现象，但本书也解释了这三大主题是如何密切相连的：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这种恶性下降式螺旋使我们顺势而下，要突破这种困局只能借助于下文所述的协调一致的政策。

在聚焦不平等问题之前，我想先描述一下美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广泛的市场失灵现象，权当做一番铺垫。

市场失灵

很显然，市场并没有像它的鼓吹者宣称的那样有效运行。市场本应该是稳定的，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市场可以变得极其不稳定并产生破坏性后果。银行家不惜冒险，如果不是政府援助的话，这些冒险会将他们自身和整个经济卷入漩涡。不过，当我们仔细审视经济体制时，就会发现这并非偶然：银行家是受到激励才这样冒险的。

市场的优点本应是它的效率，然而现在的市场显然不是有效率的。经济学最基本的法则是需求等于供给，这是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存在着大量未满足的需求，比如，使穷人摆脱贫困所需的投资、促进非洲和其他大洲欠发达国家发展所需的投资、改进全球经济以应对全球变暖挑战所需的投资。同时，我们又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资源——闲置或者产能没有达到最大化的工人和机器。失业，尤其是市场不能为众多公民创造工作的结构性失业是最严重的市场失灵，是无效率的最大根源，也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

截至2012年1月，大约有2500万想找到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不能如愿以偿。

在美国，数百万家庭失去了住房。2012年5月，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失去住房的家庭已经达到了800万，还有400万家庭面临失去住房的危险。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空置的住房，另一边是无家可归的人。

但即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也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承诺：虽然GDP有所增长，但多数美国公民发现自己的生活标准受到了侵蚀。如第1章所述，对多数美国家庭而言，即便在经济衰退开始之前，他们的收入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也已经低于10年前了。美国虽然制造了一部了不起的经济机器，但显然这部机器只为处于上层的人服务。

形势严峻

本书是关于为什么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失败的，为什么不平等加剧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的。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我们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体制不稳定、缺乏效率、增长不足，并且民主陷入危机。更糟的是，由于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体制会失败，政治体制又似乎为金融业所控制，因此他们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信心都减弱了。现实表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而且金融业侵蚀了我们长期标榜的法治和正义，这使得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也陷入了危机。

在有些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两者也确实有共通之处：都认为情况不对头，都相信变革有可能。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不好或是根本就是错的，而是许多政府管理全球化的效果太差——完全是为了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既可以有效促进繁荣，也可以迅速传播贪婪和苦难。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市场的力量相当强大，却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管理市场经济。过去200年来，市场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促进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这种提升远远超过先前2000年的总和。虽然政府在这些进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事实通常得不到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承认。另外，市场也能积聚财富，也会把环境成本传递给社会，还会虐待工人。鉴于这些原因，显然市场必须被驯化和调和，才能确保其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且驯化和调和必须反复进行，才能确保市场继续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在美国历史上，这种情况曾出现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当时竞争法案第一次被引入；也曾出现在罗斯福新政（New Deal）时期，当时社会保障、就业、最低工资等相关法律被引入。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议者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市场必须再一次被驯化和调和。不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一个普通民众可以表达内心想法的民主国度，如果市场体系年复一年地使这些民众的生活越来越糟，那么就难以维持一种开放和全球化的市场体系，至少不是以我们所知的形式维持。两者之一必须做出让步——要么是我们的政治，要么是我们的经济。

不平等与不公平

即便本身是稳定和有效率的，市场也经常会造成高度的不平等，从而给人以不公平的感觉。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如第6章所述）揭示了个体对于公平的重视。造成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原因正是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公平感，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在突尼斯、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游行示威的爆发并不仅仅因为工作难找，更是因为有限的工作机会都给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情况似乎更公平些，但也仅限于表面。那些以最优成绩毕业于最好学校的人就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富有的家长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于是这些学生日后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

美国人认为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者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示威者的人数相对不多，却获得了2/3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对这种支持有任何怀疑的话，不妨看看这个事实：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刚一表示他要清除靠近华尔街的祖科蒂公园示威者的营地，示威者就几乎在一夜之间收集到了30万个签名来支持示威活动，并且这些支持者不仅仅来自穷人和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人。警察以暴力手段清除了奥克兰市中心的示威者营地，虽然这在第三天参加抗议游行的3万人看来似乎过于粗暴，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警察还是表达了对示威者的支持。

金融危机给予了人们一种新认识：我们的经济体制不但没效率、不稳定，而且根本不公平。事实上，在危机余波未了之际的最近一次民意测验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持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是有确凿理由的：金融业的许多人（我称之为“银行家”）得到巨额奖金，而那些受到因这些银行家引发的金融危机冲击的人却连工作都丢了；政府能帮助银行渡过难关，而对那些并不是因为自身错误而数月找不到工作的人，就连延长他们的失业保险都不愿意；对于那些失去家园的数百万民众，政府除了给予象征性的帮助，其他什么也没提供。金融危机当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决定人们工资的并不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其他东西：银行家拿到了大笔报酬，即便他们对社会甚至对自己所在公司的贡献都是负的。精英和银行家获得的财富似乎来自他们能够并且愿意利用其他人。

美国价值观中关于公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方面就是机遇。美国一直视自己为一个机遇平等的国度。霍雷肖·阿尔杰的小说描写了从社会底层打拼到上层的成功人士，这正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1章中解释的，“美国梦”已蜕变成轶事或故事。现在美国人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机会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

有句俗语，富不过三代，就是说上层群体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保持地位，否则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就会迅速滑向社会底层。但是正如第1章将详细讲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故事”，因为上层人物的后代更有可能继续待在那个位置。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全世界的年轻抗议者都把他们父母和政客说的话当真了——就像50年前在民权运动中美国青年所做的那样。当时，在非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美国青年审视了平等、公平、公正等价值观，发现美国的政策亟须完善。今天，他们就美国经济和司法体系的运行效果审视了同样的价值观，发现该体系对于美国穷人和中产阶级而言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不仅是对少数族裔，对各种背景的多数美国人也是如此。

假如奥巴马总统和美国的司法制度能对那些把经济带到崩溃边缘的家伙判定某种“渎职罪”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该制度还是起作用的，至少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问责制。然而实际上，那些本该被定罪的人却常常没有被指控；就算他们被指控了，通常也会被判无罪或者免于定罪。对冲基金业内的几个人因为内部交易被定了罪，但这不过是个小插曲，只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引发这场危机的不是对冲基金而是银行，但银行家几乎个个逍遥法外。

如果没有人因为所发生的一切被问责，那么就说明问题出在了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

从社会凝聚到阶级斗争

在对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争论中，“我们是那99%的群体”这一口号或许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人总是回避阶级分析，一直喜欢把美国看成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种看法把我们凝聚到了一起。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是应该存在区别的。但是如果一个基于阶级的社会的特征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向上迁移的前景非常黯淡，那么美国可能比旧时欧洲更强调阶级差别。事实上，当前美国的阶级差别远大于欧洲。那些属于99%群体中的人虽然仍遵循着“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传统，却稍微有些调整：他们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起向上迁移的。绝大多数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层的1%群体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那99%群体的运动标志着打造一个新联盟的企图——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它不是基于杜撰的普遍中产阶级，而是基于我们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差距的现实。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上层人群与其他社会成员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们提供给你们工作和繁荣，但你们要让我们拿走大笔的奖金；你们大家也能分到一份，不过我们的份额要更大。时至今日，贫富阶层之间这份一直都很脆弱的默契终于破碎了。那些属于1%群体的人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99%群体的人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我们的市场体系正在侵蚀基本价值观吗

虽然本书关注的是平等与公平，但另一种基本价值观似乎也受到了我们体制的冲击——公平竞争感。这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存在，本应使那些违背该价值观的人有罪恶感，比如那些从事掠夺性贷款的家伙、那些把有如定时炸弹的抵押贷款放给穷人的家伙、那些设计了各种“计划”造成几十亿美元透支从而收取过高手续费的家伙。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有罪恶感的人少之又少，有揭发行为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们的价值观念出了某种问题，有些人不择手段来实现挣更多钱这一目的，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现为剥削我们中最穷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

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大部分只能用四个字来描述——“道德缺失”。在金融业和其他领域工作的很多人的道德指南出了问题。当一个社会的规范以很多人丧失道德指南的方式发生变化时，这足以说明该社会出了大问题。

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改变了那些被它俘获的人。那些初到华尔街工作的人都是最聪明的人，除了上学时成绩更优秀，他们与大多数美国人没什么不同。但当这些人发现，在华尔街的工作就时间而论少得离谱，但工资收入却高得惊人时，他们就把那些寻求救世良方、创造新兴产业或帮助穷人脱贫的梦想都抛到脑后了。随后频繁上演的一幕是：那些梦想不仅被搁置一旁，而且被彻底遗忘了。

因此，人们对于大公司（不仅是金融机构）有一大堆的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烟草公司暗地里把它们的有害产品做得更容易使人上瘾，还试图使人们相信没有什么“科学证据”能证明它们产品的毒害性，其实它们自己的档案里存着的都是相反的证据。埃克森石油公司同样花大笔钱试图使人们相信证明全球变暖的证据不足，然而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其他科学机构都提供了充分证据表明全球变暖。正当美国经济尚未摆脱金融业违法行径的重创时，英国石油公司（BP）的石油泄漏事件揭示了公司不顾后果行事的另一面：不谨慎的石油开采不仅危害了环境，还威胁到墨西哥湾以捕鱼业和旅游业为生的数千人的生计。

如果市场果真兑现了诺言，改善了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准，那么所有的企业原罪、所有的社会不公、环境受到的破坏、穷人受到的剥削等一系列问题或许都可以被原谅了。但是对于年轻的愤怒者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议者而言，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实现诺言，反倒造成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结果——不平等、污染、失业。最严重的是，价值观堕落到了极点：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不会被追究责任。

政治体制失败

政治体制似乎和经济体制一样失败。鉴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西班牙将近50%、美国将近18%，也许令人感到诧异的不是最终爆发了抗议活动，而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失业的人们，包括那些读书刻苦、做事循规蹈矩的（就像某些政客所惯于说的“规规矩矩行事”）年轻人，面临着一个严酷的选择：要么继续失业，要么接受一份远远低于他们水平的工作。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连选择都没有：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工作可干，而且会持续好几年。

对于为何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一种解释是，在经济危机开始之初，人们对民主仍存有希望，相信政治体制能发挥作用，能把那些造成危机的家伙绳之以法并迅速修复经济体制。但是泡沫破裂多年以后，人们才逐渐认清我们的政治体制失败了。因为它没能阻止危机爆发，没能控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没能保护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能阻止公司的胡作非为。认清这些之后，抗议者才走向街头。

美国、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们都以自己的民主制度为骄傲。但抗议者对是否有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质疑。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每隔两年或四年有一次投票选举的权利，民众选举必须要有意义，政客必须要倾听选民的意见。但越来越多的情况（尤其在美国）是政治体制似乎更倾向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政治体制不但没有纠正市场的失败，反而扩大了这些失败的影响。

政客虽然在演说中指出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都出了问题，但随后他们还是任命那些曾在市场体制严重失败过程中执掌金融机构的CEO和其他企业高管担任政府要职。我们本不应该期望并不成功的体制的设计者能够重建该体制使之奏效，尤其是对大多数公民奏效——果然这些设计者失败了。

政治失败和经济失败是相关的，它们彼此相互强化。一种放大了富人意见的政治体制会提供充分的机会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设计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剥削，而且会进一步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

上述事实引出了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尽管也许有潜在的经济力量在起作用，但是政治塑造了市场，通过以社会其他人利益为代价、以有利于社会上层群体的方式。任何一个经济体制都必须有规则和规章，必须在一个法律框架中运行。有很多种不同的法律框架，每一种框架对于增长、效率、稳定以及分配都有重要影响。经济精英推出了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却无益于他人的法律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下的经济体制既无效率也不公平。我将解释这种不平等如何反映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做的每一个重要决策中——从我们的预算到我们的货币政策，甚至到我们的司法体系。我也将表明这些决策本身是如何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对金钱利益集团如此敏感的政治体制就难免受到影响。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政治权力的日益失衡，于是政治与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关系。两者共同塑造着包括社会习俗和制度在内的社会力量，同时也被这些社会力量塑造着。社会习俗和制度加剧了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抗议者所要求的和他们所实现的

也许相比大多数政客而言，抗议者更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方面，他们要的如此之少：一个能发挥自己技能的机会，一份能挣得体面工资的工作权利，一个较为公平的、能对他们施以礼遇的经济和社会。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抗议者的要求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演进式的。另一方面，他们要的也很多：一种注重人而非金钱的民主制度，一种能兑现诺言的市场经济。这两个要求是相关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良好运行，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让市场以应有的方式运行，就必须有适当的政府调控，而要有适当的政府调控，我们就必须有一种能反映普遍利益而非特殊利益或上层利益的民主制度。

抗议者被批判为盲目行事，但这种批判忽略了抗议运动的意义所在。这些抗议运动其实是对政治体制感到沮丧的表达，甚至是对有选举制国家的选举过程感到沮丧的表达。它们给当政者敲响了警钟。

抗议者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智囊团、政府机构和媒体都证实了抗议者指控的合理性——不仅市场体系出了问题，高度的及难以理喻的不平等更是出了问题。“我们是那99%”这一口号已经渗透到民众意识当中。没有人能确定抗议运动会走向何方。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年轻抗议者已经改变了公共话语以及普通公民和政客的意识。

结语

在突尼斯和埃及爆发抗议运动之后的几个星期，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我发表在《名利场》杂志那篇文章的初稿）。

当我们凝视着大街上那高涨的民众热情时，我们不禁自问：这场运动何时会蔓延到美国？在很多重要方面，我们自己的国家已变得很像这些遥远的、陷入困境的地方了。尤其是那施加于几乎所有事物的桎梏，施加者是社会顶层的极少数人——也就是人口中那最富有的1%群体。

不出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抗议运动就蔓延到了美国。

本书试图深度阐释发生在美国的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变得如此不公平、机会越来越少的，这种不公平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我今日所描述的景象有些黯淡：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我们国家偏离初衷有多远。不过仍然还有希望，还有其他备选框架能更好地服务于整体经济，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公民。这种备选框架的一部分要求市场与政府之间有一种更好的平衡，这种观点得到现代经济理论和历史证据的同时支持，对此我稍后将加以解释。在这些备选框架中，政府承担的一项职能是收入再分配，尤其是当市场分配的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的时候。

批判收入再分配的人有时会说再分配的成本过高。他们声称抑制因素过多，穷人和中间层人士的所得远不能弥补上层人士的所失。右翼人士经常争论道，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但必须以经济增长放慢和GDP降低为代价。正如我将展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现有体制一直不断地把财富从社会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但这种体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层的所得远远少于中层和底层的所失。实际上，我们为日益加剧和超大规模的不平等付出了高昂代价：不仅是增长放慢和GDP降低，甚至还有更多的不稳定。这还不包括我们付出的其他代价：被削弱了的民主制度、降低了的公平和正义感，甚至还有我先前提到的对民族认同感的质疑。

几句提醒的话

我经常宽泛地使用“那1%的群体”这一表述方式来提及上层人士。在有些情况下，我真正想提及的其实是一个更小的群体——那1%群体中的前1/10；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在讨论享受精英教育时，所指的群体就更大一些，也许是总人口的5%或10%。

读者也许认为我对于银行家和公司CEO谈论过多，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谈论过多，尤其是在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因为银行家和公司CEO已经成为公共舆论的鞭挞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问题的所在。很大一部分来自上层的不平等是与金融业和公司CEO有关的。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帮着塑造了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经济政策的看法，除非我们了解这些看法错在哪里，以及这些人是怎样以其他人为代价谋取私利的，我们才能够重新制定政策，以确保重建一种更加平等、更为高效、更有活力的经济。

任何一本像本书一样的通俗读物都少不了许多一概而论，这在满是限定条件和注释的学术著作看来是不够恰当的。对此，我预先道歉，并建议读者去参阅那些我在本书最后“注释”部分所推荐的学术著作。同样我也要强调，当我在斥责“银行家”时，我过分简单化了。在我所认识的金融业人士中，有很多是赞同我的大部分观点的。他们中有些人反抗滥用职权行为和掠夺性贷款，有些人想遏制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有些人认为银行应该关注核心业务。甚至有几家银行就是那样做的。但是很显然，大多数重要的决策人物并没有那样做：不论是在危机开始前还是发生后，那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金融机构的行为方式的确应受到批判，而且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我所斥责的“银行家”正是那些决定参与欺诈和不道德行为的人，是那些创造出促进这类行为的企业文化的人。

为本书提供思想的人

像本书这样依赖于数百名研究者的理论学识和实践知识，并把所有描述不平等的资料汇集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给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提供一种解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富人变得更富有？为什么中产阶级被掏空？为什么穷人数量不断增加？

尽管我在本书各个章节的注释部分（如有）都提到了一些要感谢的人，但是如果我不特别提及伊曼纽尔·赛斯和托马斯·皮凯蒂艰苦细致的工作，或者不提及我早期的合作者之一安东尼·阿特金森勋爵40多年的工作的话，那我就显得疏忽和怠慢了。由于本书的核心部分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所以我必须要将讨论延伸到狭义界定的经济学领域之外。我在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同事托马斯·弗格森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Golden Rule，比较早地严格探究了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基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里，金钱显得如此重要。

并不奇怪，政治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已成为最近许多文章和著作的焦点。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延续了雅各布·S.哈克和保罗·皮尔逊合著的大作Winner-Take-All Politics。他们都是政治学家，我则是一名经济学家，但我们都在努力解决同样的问题：该如何解释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我想问：我们该如何把所发生的这一切与标准的经济理论协调起来？尽管我们是从两个不同学科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的，但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答案，套用克林顿总统的话就是：“都是因为政治，笨蛋！”（It’s the politics，stupid！）金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正如它掌握了市场话语权一样。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并且显而易见，于是促成了一系列关于此话题的书籍的诞生，比如劳伦斯·莱斯格写的Republic，Lost。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如两本书所反映的：一本是拉里·巴特尔斯写的Unequal Democracy，另一本是诺兰·麦卡蒂、基思·普尔、霍华德·罗森塔尔等人合著的Polarized America。

但是在一个人人都有投票权（而且多数选民并不在那1%的群体里）的民主国家里，金钱为何这么强大有力，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我希望这本书对此能提供一点解答。最重要的是，我将试图阐释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关联。尽管大家已清楚地看到，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利于我们的政治（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一系列书籍所证明的），但我要解释的是，这种不平等也非常不利于我们的经济。

我自己想说的几句话

通过撰写本书，我回想起50年前吸引我开始经济学研究的理由。我当年在阿默斯特学院最初学的是物理专业，喜爱那些描述我们世界的精美数学理论。但是我的心却在别处，真正吸引我的是当时那些社会和经济剧变、发生在美国的民权运动及当时第三世界争取发展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这种强烈愿望部分是由于我成长在美国工业核心地带——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在那里我目睹了不平等、歧视、失业、经济衰退。当我还只有10岁时，我就好奇为什么那位整天照看我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在这个看上去特别富有的国家却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我也好奇为什么她不照看自己的孩子却来照看我。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都把经济学看成一门关于赚钱的学问，于是我在很多方面看来都不太可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生长在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家庭，大人告诉我金钱不是最重要的，金钱从来都买不来幸福；最重要的是为他人服务和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但是在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我在阿默斯特学院不断接触新思想，我发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远远超过如何赚钱，它实际上是对不平等根本原因的一种探究，我可以有效地把我对数学理论的偏爱投入到这种探究中。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写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平等、其随时间的演进及其对宏观经济行为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影响。我选用了当时被称为新古典模型的一些标准假设，证明了根据这些假设，在个体中应该出现一种朝向平等的聚合。很明显，新古典的标准模型出了问题，正如我在加里市的成长历程清楚地向我表明，那种说经济有效率并且不存在失业或歧视的标准模型是有问题的。正是认识到这种标准模型无法准确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开始寻求其他模型，其中市场不完善，特别是信息不完善和“非理性”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这些观念深入发展并赢得经济学界某些人士的认可，相反的观点——市场运行良好，或者只要政府不干预的话，就会运行良好，充斥于大部分的公共话语中。如同我先前所写的那几本书，本书也试图纠正误解、陈述事实。

[1] 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是一场覆盖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欧洲革命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摧毁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译者注

[2] 1968年爆发了世界范围的抗议和游行，参与者主要是学生和工人，比如法国爆发了全国工人大罢工，美国“反越战”运动进入高潮，各国反文化运动（如性解放、嬉皮士、女权运动、反种族运动等）风靡一时，西方新左派正式诞生。——译者注

[3] 斯蒂格利茨这篇文章的英文标题为“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是效仿林肯总统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的结尾句“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译者注

[4] 2011年5月，参见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2012年2月28日）。

[5] 见第1章中关于美国已经变得多么不平等的描述及引用的话。

[6] 当然，市场失灵的本质因国而异。比如在埃及，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虽然带来了一些增长，但是增长的好处却没有惠及大多数人。

[7] 这一数字并非完全体现在“官方”公布的8.3%的失业率中。有些人曾积极寻找全职工作而没有找到，还有些人因为找不到全职工作而从事着兼职工作，另有些人因为找不到工作受挫而退出了劳动力队伍。欧洲的情况与此类似。

[8] 本书中提到The Great Depression和The Great Recession两个术语，前者指20世纪30年代爆发于美国并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后者指2008年始于美国并波及全球的“大衰退”（即最近这次金融危机）。——译者注

[9] “进步时代”指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在此期间美国进行了一系列奠定了其日后成为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在那之前的美国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重大灾难频发、社会矛盾尖锐，正是这些制度建设有效遏制了腐败势头，改善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提高了政府整体效率，也造就了一个更强有力的政府。没有这些制度的建设，后来的罗斯福新政就不可能出现。——译者注

[10] 罗斯福新政，是指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后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核心是三个R：救济（relief）、复苏（recovery）、改革（reform）。这些政策都增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极大缓解了大萧条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译者注

[11] 广泛报道于媒体，如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48754/Occupy-Wall-Street-Bloomberg-backs-dawn-eviction.html（2011年12月3日）。

[12] 参见USA Today（http://www.usatoday.com/news/nation/story/2011-10-17/poll-wall-street-protests/50804978/1）。

[13] 非美国公民的人们或许会惊讶地发现美国一般只提供6个月失业保险。第1章描述了人们努力争取政府在整个经济衰退期间都提供失业保险，也描述了没有享受到失业保险待遇的大量人群的境遇。

[14] 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儿童小说作家，其作品大都是讲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社会成功的。——译者注

[15] 如我们在第1章所述，社会学家强调这种社会区分更多地与阶级有关，而不是仅与收入有关。

[16] 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几章提供证据。

[17] 一种回答是停止对价值观进行讨论。关于平等、公平、合法程序等的雄辩言辞与现实世界的运转没有一点关系。在政治学中，我们将其称为对现实政治的强调。经济学中“现实主义”的倡导者经常支持一种经济达尔文主义：让经济制度自行演进，适者生存。19世纪，这些思想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概念的变体在右翼人士中广为流行。这样的观点（经常没有直接表达）似乎影响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倡导者。然而，这一视角有许多问题。从理论层面上来说，这种关于进化的目的论观点（即它能形成最好的制度）是没有根据的，并且很难说今天有效的制度也能适应未来的挑战。这种无法评价的未来适应性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缺陷之一。也可参见J.E.Stiglitz，Whither Socialism?（Cambridge：MIT Press，1994）。

[18] 截至2011年8月，失业者多是16～24岁的年轻人。参见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网站（http://www.bls.gov/news.release/youth.nr0.htm，2011年12月3日）。

[19] 我们的司法体系一直遭到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的破坏，这一点也是最近探讨的话题。参见Glenn Greenwald，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Some：How the Law Is Used to Destroy Equality and Protect the Powerful（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2011）。另外也有人号召关注政治的失败（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当影响）是如何破坏经济的，甚至早在金融危机暴露这一情况之前就是如此了。参见Robert Kuttner，The Squandering of America：How the Failure of Our Politics Undermines Our Prosperity（New York：Knopf，2007）。

[20] 这也是我在之前几本书中所采取的视角。参见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New York：W.W.Norton，2002），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New York：W.W.Norton，2006），The Roaring Nineties（New York：W.W.Norton，2003），Freefall（New York：W.W.Norton，2010）。其他体现类似主题的好书包括：Robert Kuttner，Everything for Sale：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New York：Knopf，1997）；John Cassidy，How Markets Fail：The Logic of Economic Calamitie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s，2009）；Michael Hirsh，Capital Offense：How Washington’s Wise Men Turned America’s Future Over to Wall Street（New York：Wiley，2010）；Jeff Madrick，The Age of Greed：The Triumph of Finance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1970 to the Present（New York：Knopf，2011）。

[21]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10.

[22] New York：Twelve，2011.

[23] New York：Russell Sage，2008.

[24] New York：MIT Press，2008.这些书都遵循了一个长期的传统，包括Greg Palast，The Best Democracy Money Can Buy，rev.ed.（New York：Plume，2004）。

[25] 我在第5章中简要讨论了Thomas Frank对此的另一种解读，参见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 of America（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4）。

[26] 我论文的这一章后来以“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Among Individuals”为题发表在Econometrica 37，no.3（1969年7月）：382–97。根据这一早期工作写成的其他论文包括与跟我同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克洛夫合作的两篇“Investment，Income，and Wages”（abstract），Econometrica 34，no.5（1966年）：118和“Capital，Wages an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Economic Journal 79，no.314（1969年6月）：269–81。还有一篇是与我的论文导师罗伯特·索洛合作的“Output，Employment and Wages in the Short Ru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2（1968年11月）：537–60。另一篇也是根据我论文中一章写成的“A Two-Sector，Two Class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4（1967年4月）：227–38。

[27] 我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讲中描述了帮助我思想形成的一些影响，尤其是对于信息不完善作用的思考。参见“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Les Prix Nobel；The Nobel Prizes 2001，ed.Tore Frängsmyr（Stockholm：Nobel Foundation，2002）：472–540及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1/stiglitz-lecture.pdf（2012年2月28日）。缩写版参见“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no.3（2002年6月）：460–501，以及为诺贝尔基金会所写的简要自传“Nobel Memoirs”，Les Prix Nobel，The Nobel Prizes 2001：447–71，“Reflections on Economics and on Being and Becoming an Economist”，The Makers of Modern Economics，vol.2，ed.Arnold Heertje（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4）：14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