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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家祭

四时祭祀安人心

自古以来,大凡民间生活中的大事,都与祭祀息息相关。各式各样的礼仪,皆脱离不了祭祀。

在台湾中南部,每家每户的厅堂里,都有一张神明桌。桌子中间,供奉着神明像,神明的左边,则是祖先牌位。神明在先,祖先在后。有先有后,有尊有卑。每天晨昏,乡下人就在这桌前,先拜神明,后拜祖先,上三炷清香,备一盏清茶。自古以来,这就是百姓每天的修行功课。这张神明桌,也是民间最重要的道场。

有一年,台湾闹水灾,很多人宅舍被淹,但他们仍把祖宗牌位恭请到一只小船上,而人却泡在水里,推着船走,因为这是他们心中最神圣的东西。

当然,道场不只是这张神明桌。天地之间,都可以是道场。人立于天地,就该处处感得、时时修得。因此,民间的头一桩修行,就是透过这张神明桌,透过祭祀,感得四时的节气,感得天地的消息。

民间祭祀的重点之一,就是岁时祭仪。百年以来,台湾官方受西方的影响,一直使用着阳历。但民间却始终以黄历为主。黄历即农历,不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只有使用黄历,才能对应四时的节气;也只有使用黄历,才能维持传统的天地人联系。

民间正月初一拜神祭祖,正月初九拜“天公生”,数天后,拜元宵(上元),然后是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农历十月十五)、冬至,随着季节更迭,一路祭拜到除夕。凡是节日,必有祭祀。台湾的民间,四时佳节,气候移转,具现于供桌上的丰盛佳肴与馨香袅袅中。

历来的民间,就是从这供桌上的香火缭绕中,虔敬地感知天地间的浩浩气息。也正因这样的祭祀不断,使得他们对天地有感激,对光阴有情感。这样的祭祀不断,使他们岁岁如新。

学者总爱说,中国人是天人合一。这当然有理,但说得再好,毕竟都只是个概念。民间当然不谈概念,但透过这样的岁时祭仪,却具体而真实、清楚而明白地让世人知道,什么是天人合一。

台北有一个北投菜市场,菜市场里有一座庙,门楣刻着“玄帝公祖”,两旁是“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供奉的是玄帝公。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即使在菜市场这样世俗的地方,依然与神圣连接,与天道连接,这二者是不可分的。玄帝即真武大帝,能治水降火,解除水火之患,建庙是为了祈免水火之灾。对于菜市场的摊贩主人和市场管理者来说,当然不只是祈免水火之灾,更为重要的是,每天到神明前烧一炷香,把心交出去,把一天的辛劳交出去。如此一来,心便安于当下了。

祭,一是宗教心,二是诗心。最高位阶的祭,是祭天。北京有天坛,是天子祭天处。祭祀前,天子须斋戒,须沐浴;祭祀时,天子须神志清明,唯虔唯诚。

人虽六尺之躯,亦足与大化相融。生年虽不满百,却可绵亘古今,甚至无古亦无今。宗教心,使人立于有限与无限之间。祭,是宗教心的礼乐风景。诗心,可成宗教之美,可济宗教之失。宗教使人无限,信仰使人饱满。但是,宗教心若过于炽烈,过度僵死,稍一不慎,就难免落入巫魇,心神反更颠倒。魔与神,每每只是一线之隔。最深重的罪孽,总伴随最神圣之名;最彻底的疯狂,也常起因于最伟大的事物。于是,史上多少回的战争,以宗教之名,却招致了最酷虐的杀戮与迫害。

因此,中国历代,屡戒淫祀。祭祀再好,仍不可过度;祭祀再良善,亦不该太甚。祭祀之事,终归于一份平常之心,最忌说得过实,更忌咬得太死。西方一神论宗教之所以流弊既深且酷,总源于他们把神说得太实了。中国文明,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如”字,实若虚,有若无,故与诗最可相通。诗在虚实之间,言语寥寥,意思满满。诗于有无之际,风吹花开,光景无穷。

正因这份诗心,中国古代也祭花神,祭山神,更祭岁时节气。这份诗心,今在大陆,几已断绝。而在台湾民间,仍大致完好。有此岁时祭仪,佳气可生山川,良辰俱在四时。通过祭祀,人于天地自然,不仅可敬,更有可亲。

中国人的祭祀,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礼仪。祭祀,贯穿了生命的全周期。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民间为孩子做“三朝”。除了正式为婴儿洗澡之外,尤需准备祭品,虔诚地禀告神明与祖先。从禀告的那一刻起,这个婴儿就绝不只是生物性、社会性的个体,而是既与天地联系,也和历史连接。“三朝”之后,随着婴儿一天天长大,紧接着又有“满月”“周岁”等。这一件件、一桩桩,统统都必须敬拜神明与祖先。这样的祭拜,当然是祈求神明与祖先的庇佑,但同时更是让孩子自幼就成长在天地人的场域,以及历史长河的悠悠岁月中。有这样的一路熏陶,待来日长大,他们的生命自然就深厚安稳。

中国传统的婚礼,不是契约。契约强调社会关系,讲究权利义务。民间的婚姻,不说权利义务,说缘分,姻缘天注定。民间的婚礼,因为祭神,所以顶天立地;因为祭祖,所以承前启后。有此祭祀,遂有天地人的自觉。所以,男女之间,常常不必领结婚证书。这就好比古代商人,通常没写收据,却可以守信不渝。因为,他们是天地人的那一个“人”。台湾乡下的婚礼,至今犹多祭天,曰“拜天公”。祭拜前,全身沐浴,衣物全新。拜时,堂上华烛高烧,堂外灯火通明。供桌上肴馔丰盛,荤素俱齐。另备大桌,供有猪、鸡、羊三牲(民间感念农事劳苦,不忍吃牛)。时辰踏正,子时方到,奏唢呐、伴锣鼓,而后三跪九叩。旁有道士诵读疏文,祝祷上天;后有傀儡戏演,乐通天人。此戏辍演停歇时,则用头巾蒙住戏偶,以示戒慎。此戏,台湾民间唤为嘉礼戏。眼前香烟袅袅,堂前祖先神位,顶上阔寥穹苍,无边无际。唯念悠悠,但觉天地人俱在现前。

台湾乡下人的丧礼,多在家中办理。相较于现代农村人的匆匆了事,也相较于都市人在殡仪馆举办丧礼的庄严肃穆,显得慎重其事。从死者生命终结的那一刻起,就有一连串的祭奠。一开始,是以七天为周期的“作七”,待七七四十九“满七”之后,接着又有以十天为一旬的“作旬”,直至死后百日,才以“作百日”告一段落。近年来,“作七”“作旬”虽有减省,但丧礼的精神大体仍在。当死者去世满一周年,家属又必须慎重地正式祭拜,称作“作对年”。“作对年”之后,死者列入祖先牌位。从此,平日晨昏,有一盏清茶与三炷清香。逢年过节,与列祖列宗同享盛馔。清明时节,则有儿孙坟前扫墓。每年忌日,定有慎重之祭奠。年年如此,不敢或忘。中国文明标举一个“孝”字。“孝”是回报父母之恩,祭祖则是丧礼之延伸,也是将孝思延伸,跨越幽冥,使之久远,无边无尽,犹如青山千万重。中华传统如此看重丧礼,使得死者虽逝,却没在人世间真正消失。正因如此,中华民族才是一个长寿的民族,中华文明也更辽远绵长。

民间的另一个祭祀道场是庙宇。台湾的庙很多,虽不乏殿宇巍峨的大庙,但更多则是零零散散的小庙。主祭的神明,大多是妈祖。祭祀妈祖,一来是报答昔日先民渡海来台之时的护佑之恩,二来是感激年年风浪但海上行船平安。这样的妈祖庙,从清晨到黄昏,人来人往,扶老携幼,始终香火鼎盛。因此,妈祖庙的四周,常常是当地人气最汇集之处,你会看到当地最大的市场,也会尝到当地最丰富的美食。同时,妈祖庙还是最大的“公共空间”。除了妈祖,其他大大小小的庙宇也祭祀圣贤,也礼拜仙佛。报答的,无非是他们遗泽后世、惠及万民。此外,庙宇还供奉着历史上铮铮有响的人物,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例如,有一座庙名为“太阳殿”,主祭日月星君,又称“太阳公”。这“太阳公”,其实就是崇祯皇帝明思宗。那自然是当年明末遗民渡海来台之后,始终思念先主,不忘故国。至于成败,那已不重要了。

不过,台湾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是土地公庙。土地公庙,就是古代的“社庙”。周朝祭祀土地,名曰“社祭”。“社祭”之后,邻里间会均分“社肉”。“社祭”之处,即为“社庙”。土地公庙分布广袤,连坟地里也经常可见。台湾的公有坟地,都可见有一尊高大的福德正神矗立其中,慈眉善目,照拂着阴阳两界。更多的土地公庙,则在乡野间。许多客家村庄,走过庄头的那间土地庙,便可看见屋舍俨然,听闻人家笑语,等拜过了后头另一尊土地公,只见一片豁然,眼前尽是离离稻穗。换言之,这样的客家村庄,通常就坐落在两座社庙之间。等离了村庄,走着走着,又会忽见一株大树,或樟,或榕,树下总有另一间小庙,周围有几张藤椅,老者聊天下棋,幼童嬉戏其间,绿荫凉沁,风景独好。于是,世人皆曰:台湾民风淳朴,人情厚实!这些年,台湾政客大搞“去中国化”运动,试图将中国文化连根拔起,但唯一不敢动的就是庙宇,因为没有人敢惹神灵。在台湾,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堡垒,就是孤零零的庙宇了!

《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祭祀,正是天子与庶人共通的修身根本。祭祀,塑造了万民的性情。比起教育,其移风易俗之效,更深更远。正因如此,为政者最重视“民、食、丧、祭”。固然,民以食为天,但丧礼与祭祀更是不能稍有轻忽。

据《史记》记载,汉代陈平早年谋了一个类似土地公庙管委会总干事的职位。每当祭祀之后,总干事要主持分肉。陈平“分肉食甚均”,这并不是说大家都分得一样多、很平均。假使如此,只要刀功好,或者准备个秤就行了。所谓“甚均”,是将祭祀的牲品按人的地位、贡献、等级之类来分,该有则有,该无则无,当大则大,当小则小。分到人人心服口服,没有人讲闲话,这难度就大了。分完之后,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乡亲们都说,这小子总干事当得好呀!陈平说,等哪天我当了朝廷的宰相,肯定有办法像分肉一样,把天下事处理得匀匀当当。可见,分祭肉是何等大事!

当年,孔子离开政坛,也和祭肉有关。孔子在鲁国大展才华之后,引起齐君戒惧,担心一旦鲁国强大,将对齐国造成威胁,于是送美女八十人、宝马三十驷,刻意拉拢,藉以分化。这时,季桓子看了又看、想了再想,最后决定,请鲁定公接受这番“心意”,遂偕同一道“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其实,这显然只是一个政治动作,装昏庸、当佞人,借机与齐国“里应外合”,唱唱双簧罢了。真正的目的,是要撵走孔子。这时,子路沉不住气,首先对孔子言道:“夫子可以行矣!”孔子还抱着一线希望,想再缓一缓,看看鲁君祭祀之后,是否还会像往常一样把祭肉送到他家里。结果,孔子失望了。于是,他不得不开始周游列国。

中国是世界上造神最多的国家,有伏羲、女娲等诸多大庙,更有二仙、崔府君、马仙姑等诸多地域庙宇。清华大学建筑系有位博士生,发现了一座奇特的“奶奶庙”,引起网友的极大兴趣。这座“奶奶庙”位于河北易县城北的洪崖山上,距离北京一百多公里,有正殿、前殿、中殿、后殿。这里供奉的神像都有着直白的名字,如“财神”“学神”“股神”“月老”等。更奇葩的是,后殿还有一位手握方向盘的“车神”,保佑人们出入平安、驾考顺利,还有北京人祈求能摇到车牌号。这里最大的特色是“按需造神”。据管理人员说,老百姓需要哪个神仙,庙里就建哪个神仙。“奶奶”不止一个,长寿奶奶、送子奶奶、消灾奶奶、转运奶奶、生意奶奶……不胜枚举。这些“奶奶”,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然而,就是这个环境特别糟糕的“奶奶庙”,香火却绵绵不绝,号称“华北第一道场”。

中国民间有很多不知名的庙宇,尤其在北方农村地区分布甚广。老百姓只要听说哪个地方灵,这个地方香火就旺。他们不在意庙宇有多高、雕塑有多美,只说灵不灵、应不应。山西芮城的一座农村小庙,狭窄的空间里,供奉了观音、关公、财神等十余尊神像,每一尊神像前都摆放了坐垫,供村民跪拜。在一次祭祀活动中,因村中小庙被拆除,村民就在原址空地摆上桌子祭拜。在农村,类似的现象甚为普遍。民间百姓有一种独特的心态,见神就拜,见庙就跪,到哪儿都礼敬,到哪儿都供奉。既信,又不信;当信则信,当止则止。从某种意义上说,庙宇也是中国文化的捍卫者。

陕西某村一位村民,多次竞选村委会主任,屡战屡败。后来,他做了一件好事,竟然得到多数村民的拥护,结果逆袭成功。原来,村里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名曰达摩祖师庙。说是庙,其实就几孔破窑洞,里面放着几尊泥塑像。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庙会,附近数百里的人赶来参加,热闹非凡。于是,他决定把祖师庙修缮一番。他筹款二十多万元,盖了一座真正的庙宇,并铺了通向庙宇的车道,还在庙的对面建了一个大戏台。庙宇修缮后的第一年,他决定在三月三庙会期间给祖师唱三天大戏。他以庙会的名义写了一封信,邀请两个村的村民和在外地工作的人都来看戏。神的事,谁也不敢怠慢。即使不能亲自前往,钱也不能少。这一次庙会,总共收到捐款十万多元。这样,不到两年时间,他就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从此,村民对他刮目相看。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是没有宗教的,之后也不纯粹和虔诚。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地相信。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科学实验和日常经验证明,只能靠信仰。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民间什么都不信,什么都可以信,本质上是“信而不仰”或者“仰而不信”。你要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到底就是“不灵则不信”或“灵了才相信”。信与不信,唯一的标准就是管不管用,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好处。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中国人以现实世界为重,以彼岸世界为轻,看似没有坚定的信仰,反而活得更通透。台湾有很多闽南、客家老聚落,那里的村间老妪多半没上过学,没受过现代文明洗礼。但是,比起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不酸不腐,不躁不郁。他们亲切,与人没隔阂。她们待人温厚,有礼敬。他们的心中,有个清平世界,有个朗朗乾坤。风日和暖,人世静好。这清平世界与朗朗乾坤,从何而来?当然,部分是天生地长,因为长居乡下,与自然不甚脱节。更多的则源于从小熏染的中国文明老传统。这老传统,以儒家为根柢,融合佛道两家,又有更多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民间智慧。自古以来,尽多灾祸,尽多战乱,但这老传统依然绵亘千百年而不坠。数百年前,大陆移民过台湾,他们传承的华夏文明,亦随之渡海。五四之后,当两岸知识分子开始翻搅于欧风美雨之间,弄得自己仓仓皇皇、不得清宁之时,民间却是不然,他们依旧浸润在自家传统之中,活得滋滋润润,海晏河清。在那些乡间老妪身上,尤其可见五千年历史凝练而成的生命质地,最有深厚文明传统的一种安稳与信实。

这文明传统的熏染,林林总总,既有宗族邻里的万千礼仪,也有寻常往来的人情义理,亦有戏文故事里的光阴徘徊。其中,最要紧的,则是那终年不辍的四时祭仪。

民间老妪,一如百千年来,至今随着四季更迭、节气替换,总是祭祀不断。他们祭天祀地,祭神祀鬼;他们拜祖先,他们祭亡灵。自幼至老,生活之头等大事,就是这绵绵密密的祭祀。透过祭祀,他们对天地有感激,对历史有情感,对人世有欢喜。通过祭祀,他们得以安身立命,得以修炼出一身温婉而喜气的好性情。这般好性情,代代相传。于是,遂有了那最动人的传统底蕴。

中国人的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论特色,则在钟鼓。尤其是钟,乃国之重器。但凡仪式大典,必不可少。钟唯一音,讲究那一音之深宏悠远。佛教中国化之后,多纳礼乐文明之精髓。百年以来,神州大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礼既崩,乐更坏,唯有佛寺,尚有保存。听那钟声,平正和穆,又最清扬,满是朝气。中国古代,从朝廷宫城到大小县城,乃至山林深处之寺庙,天刚拂晓,便有钟声。即使贵如天子,也须黎明即起,准时上朝。中国的礼乐文明,有一股清扬之朝气。

数千年来,正因祭祀之风绵延未断,才培养出一代代清和之人。乡下老妪,年纪愈长,愈是和悦;愈到晚年,愈是定静。他们多半不识字,自然也未曾读书。经典里头的圣贤之道,通常也无甚听闻。但是,较诸许多饱学之士,他们生命之安稳信实,性情之清朗健旺,不仅毫无逊色,而且犹有过之。何以然?盖因他们在中国文明的礼乐之中,日日行之,日日由之。虽说未必知其理,未必明其旨,却具体真实地在行仪之中变化了自身,塑造了性情。

中国文明之所以气息绵长,皆因古人离天近,也离神近,而后世人则渐渐离天远了,离神更远了。欧洲因蛮族入侵陷入黑暗时期,倘无宗教信仰,人真的活不下来。而中国人是不假宗教而悟得了天地成毁之理,如《易经》所说的“神无方”,如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中国人不落宗教,直接从天道来感知人世。所以,天清地宁,清清明明。

敬惜文字重家谱

台湾的客家庄甚多,美浓尤其有名。美浓向来文风鼎盛,极重教育。美浓的博士比例极高,当校长的人甚多。他们的传统底蕴,尤其深厚。接近市区,有个小小的六角建筑,标示三级古迹,名曰“敬字亭”。此亭兴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目的是倡导文风。因为客家尊文字为“胜迹”,所以敬字亭又被称为“胜迹亭”,亭前设有造字先师仓颉的牌位。

闽南聚落亦偶有敬字亭,但远远不及美浓普遍。以前,当地人礼敬文字,从小便教导小孩,但凡有字之纸,不可胡乱丢弃,亦不可任意焚毁,必集中于敬字亭,待礼拜仓颉或文昌帝君过后,方可焚烧。

这样的礼敬,随着今日印刷品之泛滥,当然已极其邈远。但在美浓,还是偶有老妪告诫:“有字的纸,别坐!”

他们对文字的虔敬,让人想起《淮南子》所说的“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天雨粟,鬼夜哭”,是真是假,其实无关宏旨。关键是,对于文字的创造,我们祖先的确有着极深刻之记忆。发明文字,何等大事!遥想当时,他们既无限欢喜,又不胜惊骇;既期待憧憬,又戒慎恐惧。他们明白,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文字,可让这个世界光彩纷呈,也能让这个世界光怪陆离,更可以让这个世界错乱崩解。

正因文字肇始,祸福未定,我们的祖先遂诚惶诚恐,虔敬以对。有此虔敬,便可吉祥止止。中国文明遂绵亘久远,历久弥新。然而,这种虔敬,在百年来中国文字一波波的劫难之后,已日益杳然。这劫难之一,是过度简化,不仅破坏了造字原则,更蛮横地将文字完全视为工具。从此,文字之神圣性不再,文字之庄严感亦不再。劫难之二,是白话文运动走入极端,过度贬抑古文。紧接着,又极度尚俗非雅。即使学者,也用字草率,遣词无度,甚至粗口连篇。

从仓颉到《淮南子》,再到美浓的敬字亭,数千年来,中国文明对文字最根柢的虔敬,早已散入千门万户,再渗进庶民百姓,从而孕育出一代代清和之人。即使不识字,即使无甚人文素养,也能有美浓老妪那般深厚的底蕴。有虔敬,方有底蕴;有虔敬,中国文明方能新生再造。而今,少数有志之士,已挣脱昔日之粗暴文字,重拾对文字也是对文化最根柢之敬意。他们明白,与其成日忧国忧民,与其整天空谈国家前途,不如踏踏实实地从眼前做起,从恢复中国文字该有的清净与庄严做起!

最早的巴比伦文、埃及文,都与中国的古篆字相似。但是,象形有其极限,汉文字是从象形发展为谐声、转注、指事、会意、假借,才超出了此局限。而西方文字则不能,其象形文字遂枯死,而改为符号文字了。此非其进步,而是其无能。中国人何以如此?是因为悟得万物生长之理。象形文字之所以比拼音文字优越,关键在于能够保留最原始的信息。通过对文字演变的考察,我们能发现历史的轨迹。以甲骨文为母体的汉字,是能够跨越时空和种族进行传播的符号。即便人们不知道其准确发音,也能明白它表达的意思。唯其如此,说着不同方言和语言的族群才有可能接受汉字传达的信息,认同以汉字为载体的文明。如果没有汉字,以古今语音之差异,我们既读不懂先秦诸子,也无法欣赏唐诗宋词。可见,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不断,汉字功不可没。

中国人从伏羲画八卦时便知阴阳。所谓阴阳,先有阳后有阴,阴是随后而成之。阳是动的,阴是静的。相当于佛家讲的色与空,老子讲的有与无。汉文字有形有相,包含了天地万物的阴阳虚实。例如,悠久,悠是无限的长时间,久是有限的长时间。西方说时间,中国说光阴,时间实而光阴虚;西方说社会,中国说人世,社会实而人世虚。

汉文字可以为书法,而西方的符号文字则不能。因为美必是造型的,汉字象形而不受象形的限制。绘画是写已有之象,书法则是创造出象来。所以,书法比绘画更能广达于万物之旨。中国的书法,写字是有笔顺的,自上而下,先左后右。自上而下是宇宙自天以成地,先左后右是万物阳始而阴随。一个字的笔顺,多是上轻下重,左简右繁,带有非对称性的。如果头轻脚重则沉坠,左繁右简则倾侧。所以,上头书写要宽舒,下头收笔要有始起之势,终而复始,全体生动。写左要疏离,留有空间,这才罩得住右边的茂密。这就是书法中的阴阳虚实之道理。

中国人的姓氏,表面上是一个个文字,背后则是血脉传承。一个字,就代表一个家族的演化。

福建宁化,是客家人的祖地。每年数以万计的客家后人来到这个武夷山下的县城,从厚厚的族谱中,寻找自己和祖宗的血脉联系。

这些族谱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用木活字印上去的。作为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木活字印刷传承七百多年,如今几乎失传。雕版活字手工印刷,从刻字、排版,到敷墨、刷印,通常有十多道工序。一天只能印几版,一版印完,再拆掉排新版,工序烦琐,极其耗时。

如今,懂这门手艺的谱师屈指可数,邱恒勇是其中一位。他家四代修谱,传下来的不仅有手艺,还有一套古董级的工具:六万多个字模,大小不一的刻刀,刻着“文林堂”堂号的木箱。字模据说是当过秀才的祖先留下来的,至少有两百年历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民间纷纷重修毁坏的祠堂和族谱。邱恒勇辍学跟着父亲,带上祖先的修谱工具,在不同村落中穿梭。刀起刀落,每天都被浓墨和木屑的味道包围着。

在千年的迁徙中,客家人历经世事艰难,稍作安定,便修族谱,用白纸黑字的方式,留住存续的血脉。修谱间隔,往往需要三十年,也有间隔更长的,百年一修。每次修谱,家家都充满虔诚。修谱前,祠堂里举办仪式,请来活字印刷的祖师爷。族中长老上香、奠酒、献牲、叩首,祈请历代祖先保佑赐福。

修谱时,谱师享受最高礼遇。无论男女老少,都敬称其为“先生”。遇上关于族谱的难决之事,也会请谱师帮忙定夺。每家每户轮流请谱师吃饭,过年不舍得吃的东西,统统给谱师端上来。有些人丁多的家族修谱,谱师一住就是大半年。婚丧嫁娶,生卒年月,坟冢地点,生平事迹,多则百来字,少则几十字,概括了一位真实存在过的祖先。谱师要逐一确定入谱者的生卒日,光靠听闻不行,必须要有实证。哪些信息该入谱,谱中写多写少,常常再三讨论斟酌。邱恒勇有过一次非常不愉快的修谱经历。当时两房人的意见分歧极大,谱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结果,那一次的族谱修了整整两年。

无论过程多么苦闷烦琐,族谱修成的时刻,绝对是普天同庆,场面比过年还隆重。总谱端正供在祠堂中,家谱传递到家家户户。各房男丁扛着族谱,大步快跑,传说跑得快、发得快、旺得快。每年清明,全族人聚在祠堂翻族谱、添新丁。春节可以不回家,但清明一定要回。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家族从哪里来?又曾到哪里去?做过哪些荣耀的事情?许多人的名字,是根据族谱的字辈来取的,走到天涯海角,都带着先祖的祝福。家谱中寥寥数字,时刻提醒后人莫忘祖先。

罗燕侬的夫家在台湾新竹县新埔镇,那里的居民多是勤恳朴实的客家人。夫家老屋前门对着镇上的大街,前前后后一百多公尺,中间有两个天井,后门对着另一条街。除了客厅、餐厅、书房、厨房、卧室等居家空间,最特别的是有一间神明厅。

神明厅里,有两层质朴厚重的红木神桌。前桌方正略低,系着金线银线绣工精致的蟠龙桌裙;后桌高而窄长,正中间供奉着神像、关圣帝君、妈祖,墙上挂着观世音菩萨圣像。左右两边有对联:上联是“养桃园湄州南海,沐义气圣母观音”;下联则写着杜姓堂号(京兆堂)的藏头诗,“京建西东乘燕翼,兆占科第壮鸿图”。

红木神桌左边,供奉京兆堂历代祖先牌位。那是特别定制的木刻牌位,上面写着第十一世祖。为何由第十一世祖开始?因为杜家是第十三世祖前来台湾,后来又返回家乡,再背着祖父十一世祖的骨灰,带着抄录的家谱渡海而来。牌位依着家谱,人人各有其位,左右排列,最旁边的一些名字用红纸遮住。

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家庙。不只是新过门的媳妇要来拜,年节时分,叔伯子侄也来祭拜。罗燕侬的公公婆婆每天早晚必定三炷香,向神明和祖先请安。丈夫每次回老家,也是早晚三炷香。如今,公公婆婆皆已不在人世,丈夫的兄弟与成年子侄相约,每周轮流回老家,酌备水果素饼,燃香祭拜。尽管老家屋舍无人居住,而神明厅里依然香火不断。

作为一个外省媳妇,她来到这样保守又传统的乡下人家,刚开始觉得神明厅新鲜,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该拜就跟着拜,维持做媳妇的基本礼数。其实,她真的不知道要跟神明或祖先说些什么。就这样过了二十年,偶然得知,杜氏历代祖先牌位上,那红纸遮住的名字不是别人,是同辈在世的人,包括她和丈夫以及兄嫂。那一刻,她有点惊吓,心里忽然冒出六个字:“男有分,女有归。”小时候,父亲要她背诵《礼运》,其中就有这句话。直到此时,她才开始有了一丝安稳的归属感。嫁进夫家,不论有没有冠夫姓,她都已从豫章堂罗家的子孙,转换而为京兆堂杜家的媳妇,延续着杜家子嗣,杜家的牌位刻着她的名字,这即是女子有所归。至此,她如梦方醒:自己早已是夫家的人,死后也入夫家的坟。

杜家扫墓,依例是在清明节。几百位京兆堂杜姓宗亲一起,燃香祝祷。杜姓客家人来台已三百年,先落户在新竹县关西,后来迁到新埔镇。几年前,宗亲募资兴建祖塔“京兆佳城”,将原先分散的祖先墓地迁至一处,仍在关西的下南片附近,占地半个小土丘,祠堂也在附近。

回想起三十年前婚后第一次清明扫墓,看到这数百人的阵仗,她几乎惊呆了。这些人齐聚在墓前祭拜,全都姓杜。宗亲带来的鞭炮,串串相接,围绕坟上,两头一起燃放,噼里啪啦,半小时才放完……回想娘家,台湾仅父亲一人,一个亲戚都没有,如何孤零零在此安身立命?完全没有家族的支撑,外省人在台湾安顿下来谈何容易。

祭祀开始之时,人人手持一炷香,宗长先用客家话诵念祭文。罗燕侬不太懂客家话,但很认真地听,感觉到用古音诵读很典雅,很多地方都押韵,特别有味道。宗长送了她一本新编的《客家礼俗范本》,有婚丧喜庆的各种礼仪及风俗和清明节的祭文、请神文、送神文等。

清明祭祀从请神开始:“伏以一炉清香,二案乾坤,三通法界,四海遥闻……九霄云外直虚空,十请众神齐下降。日吉时良,天地开张,叩首下拜,躬身焚香,香烟才起,神通万里,香烟沉沉,神必降临,香烟洋洋,直透天堂,香在炉中,神在虚空,有求必应,叩祷即灵。”这请神文写得太有画面感了,情境描述非常到位。而送神文写道:“酒冷没气,肉冷没味,小小酒筵不敢久列神前。”这是多么亲切人性的实话实说,完全是民间的质朴本色。宗长要她把请神文、送神文背下来,还叨叨念念指点她,遇到不同的时节与场合如何调整用词。老一辈对于这些熟稔于胸,各种场合,随时开口都合乎礼仪。

祭祀结束,在墓前山坡旁边,宗亲准备了好吃的客家肉、炒面、炒米粉和福菜肉片汤,用大锅大盆装着,大家自备餐具,在这里享用。数百人嘻嘻哈哈,热热闹闹,彼此说着笑着,与祖先一起吃团圆饭。

在中国文化中,祖先崇拜、传宗接代是重要的精神价值。中国的姓氏宗亲和血缘文化,是很难动摇的社会基石。对于炎黄子孙来说,维持这个纵向的联系,可以让人扎根、让人沉稳、不觉轻飘、不觉孤独。

死亡是生的余韵

中国人于死,豁达而激情。死,是在社会上消失,但在人世间长存。

自古以来,送终都是人生大事。人活得再穷、再潦倒,最后的丧礼一定要风光体面。而丧礼既是对死者的安慰,也是对活人的教育,让生者好好做人,活得更有分量。所以,农村的葬礼往往不是悲伤的,而是鼓乐喧天,鞭炮阵阵,热热闹闹,如同一个盛大的节日,全村老少都去吃流水席,数周不散。来的人越多,死者越风光。

墨家主张“薄葬”,从物质的角度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人死之后,尘归尘,土归土,再豪华的棺椁也要腐朽,最终还给大地,化为尘埃。但是,从礼乐的角度看,葬礼具有安顿人心的作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课题。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可以提倡“薄葬”;在信仰匮乏的年代,则可适度主张“厚葬”。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铺张浪费,而是指礼仪上要“厚”,精神上要“重”。

某年,河南周口发布文件称,用三年时间完成农村公益性公墓全覆盖,火化率百分之百,彻底遏制偷埋乱葬和骨灰二次装棺,不再出现新坟头,逐步取消旧坟头。当地官员说,平坟的初衷是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地问题。

为了让农民平坟,政府出台了免费火化、公墓建设等殡葬惠民政策,规定火化费用由财政承担,并免费提供骨灰盒以及遗体接送等服务,全市规划建设农村公益性公墓。

一位村支书称,他曾召开两次家庭会议,平坟的事还是没通过,他只得强制执行。他雇人用了两天时间,把全家几个爷爷、太爷的坟头全部平掉,一共二十八个。他还给在外地工作和上学的人打电话:“要是不主动回家平坟,就用铲车把坟平了,到时候面子上可不好看。”

对于村民,平一个坟头,可获得两百元补助。主动迁坟进公益墓地者,还可获三五百元补助。无论是祖坟还是新坟,统一平掉,不区别对待。有一家“钉子户”不愿意平坟,村里就派了几名男子站在坟头边,手持铁锹做出铲土的架势,坟前打着一条红色横幅:你妈喊你回家平坟。

平坟运动历时数月,两百万个坟头陆续被平掉。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不久后民政部门出台新规定,不再强制平坟。于是,至少半数被平掉的坟墓一夜间被恢复,百万座坟墓重新拱起。即使平掉了的坟头,也没有转化为耕地,光秃秃一片,很是惹眼。当被问及会不会再种上庄稼时,一位村民说:“谁愿意在自家祖坟上种地呢?”

入土为安,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习俗。刨了祖坟,是对后人最大的侮辱。平了坟头,平不了民心。一场声势浩大的平坟运动,无疾而终,成为当地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某年,江西吉安为了全面推行火葬,将农民的棺材全部收缴砸烂。有的农民不愿意棺材被砸,躺在棺材里号啕大哭,依然未能阻止这场行动。如此粗暴地砸棺材,与其说是推行殡葬改革,不如说是刨了中国文化的根。那些被砸了棺材的农民,失魂落魄,噩梦连连,惊恐不安。

山西襄汾县某村曾发布一份公告,要求葬礼不准披麻戴孝、不准进行祭奠活动、不准送花圈纸扎等。其实,披麻戴孝,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和清明烧纸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习俗,主要是表达生者对逝者的哀思。一个庄重肃穆的葬礼,是死者最后的尊严。葬礼不准披麻戴孝,是对死者尊严的亵渎,更是对生者权利的漠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祭祀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很多中国人不信宗教,却用祭祀获得了宗教性的价值。中国古代的丧礼之所以是全世界最繁复的仪式,是因为中国人想尽办法让每一个离开世界的人,都跟原来的世界产生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人有了这条线,就不会觉得飘浮。如果没有人再扫墓了,这条线就断了,这个家族就亡了。所以,中国人把传宗接代称为“续香火”。

在人口膨胀、耕地减少的今天,推行殡葬改革当然必要。然而,消灭土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刀切”。如果急于求成,搞疾风骤雨式的平坟运动、砸棺运动,不仅无益于移风易俗,反而容易激起民众的对立情绪。大禹治水,靠的是疏,而不是堵。其实,保留一方墓地,让民众有墓可扫、有祖可祭,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可以解决部分人的信仰问题。墓安稳了,人心就安定了。

在《红楼梦》中,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祖坟虽四时祭祀,无一定的钱粮;第二件是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她让王熙凤趁今日富贵,在祖坟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即便是将来家族遭了罪,祭祀的产业可以不入官。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之处,祭祀又可永继。秦可卿作为宁国府管事之人,对贾家的兴衰存亡自然十分关心。这两件事,本是关系家族荣誉的根本大事。可惜,王熙凤忘做了。结果,树倒猢狲散,“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某年,台湾金门一个家族搞春祭仪式,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一一请下来,共有二十几代人,一直追溯到明朝初年。跨越了六百多年的先人,冥冥之中还有后人在祭拜,精神上跟这个世界还有牵连。中国人透过丧礼和祭礼,获得了永生,所谓“死而不亡者寿”。死了之后,精神没有消亡,就是最大的长寿。中国人有一条血脉的线,往上拉没完没了,往下拉无穷无尽,子子孙孙,无穷匮矣。借着祭祀,中国人走出了生死困局,完成了“中国式永生”。

宋明以后的儒家,对于“人”的世界,有其强大而坚定的秩序感。可对于“天”这部分,却常常有隔阂。他们解读事情时,通常会有一个清楚的大是大非,也会有个清晰的道德观,但正因过于强调是非道德,反而受限于“人”,“天”这部分就相对薄弱了。

古人讲天人关系,通常不会说得太确切,中国的宗教因此也一向不太发达。中国人信神是在若有若无、似信非信之间。因此,中国人一向相信有命,却不喜欢说“宿命”。

中国人活在天人之际。所谓天人之际,就是既有“天”的因素,也有“人”的成分。如果单单强调天,人像傀儡,啥都被安排好了,那就活得没意思了。相反,如果为所欲为,以为人定胜天,意志可以决定一切,那当然也是狂妄。人只要过度狂妄,最后就会被天所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当然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对于更大的必然、更大的因果、更大的自然规律,人必须保持敬畏,在自由与敬畏之间保持平衡。

中国人把血缘关系放在第一位,一辈子都关心自己的父母和子女。因此,中国人有一个无比强大的信仰系统,就是信仰祖先、信仰血缘、信仰家族。每个人都活在历史长河里,往上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往下要对得起子孙后代。每个人都相信,即便自己死了,某些东西还在影响着活人,其所作所为,或庇荫子孙,或贻害子孙。

《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做人或做事失败了,不敢回家乡,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中国人最大的丢脸,就是给祖宗丢脸。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不起列祖列宗。在家谱里,无论是好官还是坏官,其行为都会被如实记录下来。在祠堂里,家族长者扮演着法官的角色,绝大多数矛盾纠纷都能得以解决。

中国人事死如事生。除夕之夜,餐桌上总有单独留出来的碗筷,那是为过世亲人准备的。那碗筷,其实就是祭祀了。那样的缅怀之思,透过具体的形式,令后代内心深处与祖先血脉相连。中国文明以色显空、以体显用,正是以这样年年相续的仪式,传达了真切的缅怀,从而让世世代代能与历史相连,这正是祭祀之极意。

上海的管维莹回忆,打她记事起,家里每年清明、冬至两天,都会祭祖。父母是无神论者,却笃信祖宗在天有灵。每逢那天,父母都会准备很多好吃的,鱼和豆腐是必备品,夫妻那天也会格外恩爱,绝对不会吵架。父亲端上烧好的菜后,轻声问母亲:“可以请了吗?”母亲认真审视一番后点点头,父亲就点燃一支香,插在门口。缕缕青烟升起,老祖宗们仿佛就进家门了。

于是,孩子们退到隔壁小房间,轻声细语。一会儿,父亲走到外屋餐桌前,点了一根香烟,放在桌前说:“阿爸,抽根烟,慢慢吃。”然后又退回小房间。孩子们边说边等,声音轻轻的、柔柔的,还带着几分敬意,生怕打搅了隔壁用餐的老祖宗。估摸二十分钟之后,父亲就叫孩子们给老祖宗盛饭,上饭的时候不能碰到椅子,要毕恭毕敬地端饭。孩子们偶尔不小心碰到椅子,自己都会吓一跳,立马说“对不起”。父亲却说:“没事,都是自家祖宗。”

又过了二十分钟,家里按照位序,轮流上香磕头。母亲拿出前几日准备的锡箔银宝,开始烧起来,边烧边说:“在那边也好好过,钱多拿些,也请保佑孩子们平安。”父亲把香炉里最后一支香拿起来,恋恋不舍地说:“阿爸,时间差不多了,走吧,明年再来。”说完,把香插在门口,一阵风,把烟吹向远方。于是,全家人收拾饭桌,酒菜重新热过后,开始共进晚餐。

祭祀祖先,代表了一份心意,也代表了一种联系,表示一个家族的香火在延续。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国文明的大信,都建立在祭礼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祭祀,每个人看似有家,却又无家可归。

有一位广州朋友,多年来心里总是不踏实。早先,她以为是收入不稳定的缘故。在广州,居无定所,老是搬家。她的先生说:“住哪里都一样,无所谓。”可她常常觉得,住哪里都可以,等于住哪里都不可以。因为无论住到哪里,都没有家的感觉。后来,她在厅堂给去世的父母立了一个牌位,每天清晨和黄昏,上香,奉茶。结果,自从把牌位竖起来,她就有了家的感觉。

台湾的罗燕侬回忆,小时候,每逢过年或清明,父亲都会在餐厅挪出一个位置,摆开一张破旧的小折叠桌,仔细地铺上枣红色的桌巾,弄得平平整整。桌巾垂坠着流苏,她总忍不住伸手拨弄着玩,父亲会轻声制止:“这是拜祖宗的,别乱动!”父亲小心翼翼地在墙上贴上一张红纸,上书:“豫章堂上罗氏历代祖先之神位。”这是前一晚父亲用毛笔亲自书写的,有时父亲喊她帮忙磨墨,她就倚在桌边,看着父亲先用毛边纸练习,等到写顺手了,才铺开那张裁好的红纸,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很专注地写那十几个字。一会儿,小桌摆上香炉和鲜花,妈妈在厨房里准备各色菜肴,父亲一边摆放一边絮絮叨叨念着:“ㄚ头啊,这是你爷爷爱吃的,这是你奶奶喜欢的……”她边看边流口水,饥肠辘辘却不能吃。菜上齐了,父亲拿出小酒杯斟上酒,点起几支香,领着孩子们向祖宗牌位拜三拜。有时鞠躬,有时叩首,孩子们跟着做就对了。

罗燕侬的父亲是湖南长沙人,1944年刚考上大学,就被“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所感召,毅然选择了从军。之后,被选派赴英国接回重庆号军舰,又随海军到台湾。父亲离开老家时,还不到二十岁,哪想到竟然再也回不去了。家中兄弟八人,仅他一人跨过台湾海峡,台湾没有亲人。逢年过节,他摆开这张折叠桌,弄出一桌好菜,遥祭对岸的亲人和祖先。一炷香后,他把菜回锅热一热,再喊全家与祖先一起好好吃顿饭。

像她父亲这样的人,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人。她在台湾出生,是外省第二代,小时候住在军官的宿舍里,村子里几乎都是外省人。军旅生涯中,父亲随军舰移防,常常不在家。这辈子,她从未见过爷爷奶奶,只在泛黄的老照片中看过模糊的容貌,当然也不知道他们爱吃什么菜了。

小时候,她虽不明白父亲的心情,却在祭祀中深深感受到,父母离乡背井,颠沛流离,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们在祭拜之中,除了虔敬和思念,更混杂着遗憾、怅惘和不安。

祭祀,把人与自然、历史、祖先瞬间连接在一起。这力量就像锚一样,把人牢牢地钉在土地上,让人归位,让人接地气,让人不再随风飘荡。如果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断代史”,而祭祀就扮演着连接历史的角色,串起了一部部“断代史”,完成了中国人的“通史”。

生命是有形的,有形即有限制。一切有形之物,必然都要毁坏。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如”字,似有似无,说得最好。孔子当然不赞成迷信,却也绝非所谓无神论者。孔子一生,极重祭祀。中国的祭祀,似宗教,非宗教。所以,古人大多信仰虔诚,却鲜有宗教狂热。既不虚无,也不痴迷,就是受益于祭祀的那个“如”字。

中国古人祭祀的主要对象有三种:天神、地祇、人鬼。天神是天上的,比如风神、雨神、太阳神;地祇是地上的,比如山神、河神、土地神。人鬼则是死人,人死为鬼,包括祖宗。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大功德,死了以后就不是鬼,而是神。例如,都江堰有一座二王庙,庙内供奉的就有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儿子。李冰父子因为治水有功,被民间奉为神。所以,中华民族没有创世神,只有创业神。凡是有大功德、大贡献的人,死后都会被尊称为神。神在中国,是最高的善。

中国以“元”命名的节日有三个: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上元节就是元宵节,春节后第一个月圆之夜,张灯结彩,结伴聚会。而中元节和下元节,都与生死有关。中元节是农历七月十五,下元节是农历十月十五,这两个节日被称为“鬼节”,除了纪念祖先、纪念亡灵之外,都有祭祀、祈祷的内容。中元节对应地官,主题是“赦罪”。下元节则对应水官,主题是“解厄”,帮人们散去倒霉的事情,来年获得幸运,好像一年的经历在这一天做个清零,苦难留在过去,好运留待来年。祖先或逝者,成为生者与神祇之间的沟通者。这一天祭拜祖先或逝者,才是真正的家庭追思仪式。

中国人对于死后有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肉体和灵魂是分离的。古人认为,人的生命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魂,一部分是魄。人死之后,魂往上走,魄往下走,魂归于天,魄归于地,然后两者就分开了,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常说人的体魄如何,表明魄与身体有关。中国人最在意的不是魄,而是魂。肉体会化为灰烬,但人总希望自己与这个世界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精神常在,那就是魂。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孔子并没有否认或怀疑鬼神的存在,但要人们敬奉之后保持适当的距离。人和鬼神的关系,内在即为虔敬,外在即为祭祀。

古语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之所以在意有后与无后,是因为如果没有后人祭祀,生命的分量就会减轻。台湾早期的渡海移民中,不少人死于非命,或者无妻无子,死后变成孤魂野鬼,没有人祭祀。民间为了弥补这种遗憾,专门建了万应公庙,让孤魂野鬼有个安身之处。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庙里的祭祀对象就是无后之人。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礼乐风景。

人之所以对死亡恐惧,主要是因为觉得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消失了。古人认为,人有“三魂七魄”,人死之后,身体消灭,变成了鬼神。所谓鬼神,其实就是指魂而言。故此,中国人并不怕死,很多农村人生前就为自己准备好一口棺材,每天看着它、抚摸它,心里有一种踏实感。有的老人生前就为自己选好墓地,经常去转一转,甚至还亲自带着子孙去看,告诉以后来这里看他,就像邀请亲人串门一样。他们对于死亡没有焦虑,也没有恐惧。他们最在意的是,葬礼是否场面隆重,忌日是否有人烧纸。如果一个人笃信:当他离开人世后,一定有人叹息、有人落泪、有人恸哭,送别的人排着长队,想念的人没完没了。于是,面对死亡,他就坦然了。

张艺谋曾拍过一部电影,名叫《我的父亲母亲》。片中男主角毕生执教于乡间小学,去世之后,一群受业的老学生,从异地他乡,纷纷赶回。为了让老师安葬故土,他们协力运送遗体,从县城到乡下,冒着严寒,接替着扶灵抬柩,疾奔快走,那风雪中的一路逶迤,令人动容。

中国人的永生并非在天堂里,而是在悠悠无尽的人世风光里。死是生的余韵,就像越好听的歌,余韵越是柔和。人世悠悠,情义无尽,即便死亦非消失,不过是隐去而已。

墨西哥电影《寻梦环游记》有这样一组镜头:亡灵节,孱弱的猪皮哥孤独地躺在吊床上,他身下还压着许久前人世间亲人带给他的东西。此时,人世间已经没有亲人再记得他了,只有这些东西聊以自慰。那些尚有亲人祭奠和供奉牌位的亡灵们,都是有人记得的,他们如同在人世间一样开心地活着。当一个人肉体消亡,也没有人再记得他时,那才是真正的死亡。亡灵节那天,有的灵魂还能穿过万寿菊桥去“探亲”,而猪皮哥们则在贫困和孤独中等待魂飞魄散。无人惦念的猪皮哥,在一首吉他曲终了时烟消云散,吊床上只剩一些破烂旧物。那顶破礼帽也终于完成使命,落寞地掉落在地上。桌上刚刚喝过的龙舌兰酒杯还在,但是这个已被全世界遗忘的人彻底消失了,这才是真正的死亡!

亡灵节,相当于中国的清明节。墨西哥人认为,人的一生中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是断气那一刻,那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第二次是在葬礼上,那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死亡;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你彻底被世人遗忘了,此乃终极死亡。这和中国人的观念何其相似。中国人认为,一个人咽气了不是死,烧了埋了还不是死,没人上坟了,没人提起了,没人念叨了,没人魂牵梦绕了,那才是死。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就是要谨慎对待葬礼,做好祭祀这件事。祭祀,可以与天地神祇连接,与古圣先贤连接,与逝去亲人连接,顺着文化的血脉找到源源不断的力量。祭祀,是让有限的生命余音不断。没有祭祀,人生便只有此生此世,没有可期可待的来世。

有烟火处,必有血脉传承。清明节,就是中国人的感恩节!

祭祀正则人心正

《左传》言:“国之大事,唯祀与戎。”除了对外作战,国家的第一等大事,就是祭祀。

那一回,刘邦惨败,汉卒十万余,一时灭尽,“睢水为之不流”。刘邦受困,被项羽严严实实围了三匝。所幸,沙尘暴忽从西北而至,楚军因此大乱,刘邦也才乘机脱困。兵败后,一路狼狈,诸侯又纷纷叛去,回返关中,喘息未定,他却既不惊慌,又不忧惧,随即进行了两桩看似不急之务的长久大计:立太子,修祭祀。立后来的惠帝为太子,继承王位,以安满营将士之心。同时,采纳萧何的建议,恢复祭祀,“令祀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遂安天下人心。

这样的刘邦,就不只是打天下之人,更是安天下之人;这样的刘邦,就不只是削平群雄的旷世英豪,更是规模宏大的开国明君。兵戎征伐,虽说难免,仍系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之事;祭祀天地,虽说平常,却是维系人心的长久之道。祭祀之事,一在感激自然,二在缅怀历史。刘邦东击黥布的那年十一月,到了鲁地,又以太牢祭祀孔子;十二月,下令凡秦皇帝及六国诸侯无后者,皆予五至廿家,专司守塚,世世代代,香火永祀。如此二事,则是对历史的缅怀。

人透过祭祀,在空间能与天地山川相连接,在时间可与历史长河成一体。有了祭祀,人知敬畏,人能虚心,人更可扩大。在祭祀的涵化之下,人虽有限,实亦无限。顶上有天,脚下有地,旁边更有着日月山川。上有列祖列宗,下有子子孙孙,年寿岁多不满百,但都可以有着千秋与万世。这样的辽阔迢远,这样的悠悠人世,人当然不会只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更不会只是疏离无趣的寂寥身影。正因如此,祭祀正,则人心正。虽说儒生多不喜欢刘邦,但兵马倥偬之际,刘邦却做了儒者最企盼的端正人心之大事。刘邦一生,凭其豁然大度,打下了天下;又藉其宏远规模,开创了堂堂四百年汉家岁月。

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定要解决信仰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信仰问题,文化就会垮掉。全世界大部分文化,解决信仰问题都是用宗教。信仰,是每个人最根本的精神需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人生最大的课题。尤其是当自己的亲人徘徊在生死边缘,或者当自己病得很严重时。面对死亡,人都会焦虑、会恐慌,不知所措。因此,宗教的核心是解决死后的归属问题。

然而,不同宗教的说法不尽相同。如果说基督教是对的,那么,佛教说的完全是另一套,如何看待佛教的说法?如果说佛教是对的,基督徒情何以堪?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宗教强大的说服力和不兼容性,所以中国人的宗教感特别弱。在很多名胜景点,儒释道“三教合一”,既有孔子像,又有老子像,还有释迦像。其实,儒教不是宗教,是后人因尊崇孔子而称之为教。道教算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可到底是不是宗教也很难讲。佛教来自印度,虽然在唐朝就完成了中国化,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

虽然中国人的宗教感很淡,但中国人容得下所有的宗教。在人类历史中,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的国家。可问题是,在中国的文明系统里,生死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答案是:中国人不用宗教来解决,而是用葬礼和祭礼来解决。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以西方僧侣的身份,用汉语传播天主教教义。当初,他提出允许中国人祭祖、允许读书人祭孔,因其深谙中国文化而大获成功。然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借助洋枪洋炮的威力,带着优越感进入中国传教,他们不屑研究中国文化,结果水土不服,在宗教本土化上遇到阻碍,推广普及进程迟缓。

近百年来,知识分子因与传统疏隔,又与民间脱节,遂将祭祀误解为迷信。诚然,祭祀虽好,若是太过,若是太甚,也难免落入巫魇。然而,太过太甚,都只该清禊,却终不可废。祭祀一旦荒废,性情也从此难以平正。

在《论语》中,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鲁文公死了以后,告朔礼每况愈下,鲁君都不去行告朔礼了,每月初一,派人送一只饩羊去供奉祖庙。子贡看到,既然礼都没有了,不如把这只羊也去掉。可是,孔子的着眼点就比子贡要高,他带着深深的感叹说:“子贡啊,你爱的是那只羊,可是我爱的是那个礼。”

有人认为,祭祀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其实,精华和糟粕本是同一个东西,就看把它放在哪里,位置摆得对不对。所谓糟粕,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精华;精华,就是放对了地方的糟粕。比如,榨油之后的豆渣,留在工厂里就是糟粕;如果放到田地里,就是最好的肥料,也就是精华了。这就如同垃圾和资源的关系,垃圾不是废物,而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很多事情,也许一时看不清楚,但放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便如同观掌中果了。在《史记·高祖本纪》的结尾,司马迁没有正面评价刘邦,却做了一段貌似“离题万里”的论述:“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整个夏朝的政治,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忠”,即质朴。从大禹开始,夏朝整体的格局就是质朴。但是,事物有利有弊,质朴固然好,但最后产生的流弊,就是“小人以野”。一般百姓过度质朴,缺乏收束,容易变得粗野。所以,商代建立之后,立国精神就转成了“敬”,把老百姓原先过度粗野的情形收束起来。可是,“敬”过了头,后来产生的弊病,就是“小人以鬼”,一般百姓这也敬畏、那也敬畏,这也怕、那也怕,变成了迷信。然后,周人“承之以文”。过度迷信之后,周人开始强调人文世界。这样的礼乐人文世界,一开始彬彬有礼,但后遗症则是“僿”,变得虚伪,徒有“礼”的形式,骨子里都不是那回事了。这就是“僿”,只剩下一个躯壳,流于形式,变成形式主义,就像后来所说的“礼教杀人”。“礼”人人都会做,可是骨子里的性情没有了,就像《红楼梦》里的那班男人,因为是世家子弟,个个都知礼守礼,可是那些礼全都是假的。嘴巴里,外表上,统统到位,可骨子里却完全不堪。周代后期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强调人文、强调礼教久了,就容易有这样的后遗症。“僿”怎么办呢?就是先打掉礼的外在形式,再重新回到质朴。三代之间,有着如此终而复始的循环。在周、秦之际,礼乐人文产生非常大的流弊。但是,秦没有调整,反而用了严刑酷法。到了汉朝,针对礼乐人文的后遗症,重新回到了质朴。如此一来,人的生命状态有了转换,也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汉初最大的特点,就是质朴,萧何、曹参、周勃厚重少文,可堪大任。汉初就有一群这样的人,看来没什么文化,但都很质朴,这就变成汉朝的风尚。直至今日,看到汉砖、汉瓦的大气与质朴,谁能不心生佩服呢?

读历史,需要有超越是非对错的视角。是与非,对与错,本质上是一回事,是事物的一体两面。陷入是非对错的纠结中,往往是因为视角不够广,格局不够大,不能超越事情本身。是非对错,无非是阴阳之间不断转换、此消彼长、生生不息、无尽循环的过程。这正如一块土地很大很厚,容得下肮脏,也容得下纯净,承得住荣辱是非、毁谤赞誉,不管什么东西进去,都能被转化,生出茂盛的树木,开出美丽的花。

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从刘邦未起时一路写来,到起兵成就大事,再到安排后事,讲得那么清楚、那么详细,最后在“太史公曰”,却没有针对刘邦个人的是非成败来做评论,反而是谈一个新朝代该有的气象。这样的角度,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天道的兴衰。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天人之际”。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历史哲学”。司马迁从这个角度来做《高祖本纪》最后的论断,是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掌握了整个历史的气运。至于汉高祖刘邦本人的“踹小儿”“烹太公”等“无赖”之事,在历史的长河里,都是过眼云烟,无足轻重。唯有那四百年的汉朝气象,才是影响历史最深的东西。

在《吕太后本纪》里,人们看到最多的是权力倾轧与腥风血雨,但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只字不谈这些。他只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孝惠皇帝和吕后的时代,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一般百姓得以脱离战国时代的苦痛,天下太平,没几个罪人,老百姓的生活迅速恢复,汉朝的元气从此一步步恢复。

这段“太史公曰”,完全不谈吕后生前死后的权力关系,谈的是历史的另外一面。任何一个社会,粗粗分来:一个是显性世界,一个是隐性世界。吕后时代的显性世界,就是那一连串的权力斗争。可司马迁则提醒,还有一个更紧要的隐性世界: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富足,一个四百年的汉家天下已经开始奠定基础。

人有生老病死,朝代也一定会由兴而衰。事物一旦成熟,就意味着要出问题了。果子熟透了,也意味着即将腐烂了。中国历史之所以在由兴而衰的过程中最后总是能振衰起敝、屡仆屡起,就是因为有一股“破”的力量。这股“破”的力量,一方面导致了由兴而衰、由衰而亡,可另一方面,在走向衰亡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某种新生的可能。换言之,这股“破”的力量,最后把衰亡也给“破”了。后面的这个“破”,就通于“兴”。破的时候,通常是坏的东西破,好的东西也破。不论人们再怎么不舍,某些好东西被破掉,说到底,就是天意,无法随着人们的意志而转移。倘使真破了,那就算了。只要那个与“破”相通的“兴”的力量在,自然又能生出好东西。即使是破,都可以是件好事。

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之所以一治一乱、一乱又能一治,之所以合久必分、分久又能必合,正因为中国文明有一种周而复始、回到天地之始的自我清理能力。这样的自我清理能力,每每发生在朝代末期的天下大乱,一群英雄豪杰乘势而起,集体无意识地把中国文明推回到天地之始的状态,有点像道家的辟谷,藉由自我清理,让人回到更早也更该有的生命状态。

《易经》的“易”,就是变化之意。在中国文化里,没有永恒的东西,只有永远的变化。一个国家建立之初,虽然继承了质朴大气,但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粗野少礼,不敬天地,缺少礼仪。因此,夏朝的质朴,商朝的敬畏,周朝的礼乐,三种文化是互补关系。任何一种文化用过了头,都需要用另一种文化来平衡。质朴过度,流弊渐生,就需要补上敬畏和礼乐。当今社会,信仰缺失,人心浮躁。中国传统文化经历多次劫难,已经破败不堪、粗陋不堪,急需“承之以敬”与“承之以文”。提倡祭祀,恢复礼乐,正当其时,可谓“得天统矣”。

祭祀与政治似无关系,但周礼的祭祀却是政治。中国的祭祀是无为而为,中国的政治亦是无为而治。从夏商周至清朝,一直是“祭政一体”,这不同于西方的“政教合一”。在周礼中,郊祀与宗庙祭祀,主祭者是天子,神官只是助手而已。《论语》说:“宗庙之事,愿为小相焉。”朝廷政事,天子为主;民间祭祀,当事人为主。故天子主政亦如主祭,只是居于其位,自己做得很少,这就是无为而治。而西方人祭祀,祭司是主祭者,人与神的对话要通过祭司。

中国的祭祀非宗教,只是出于对天地的感激,想要与天地相应,这就是祭祀的本质。何为政治?秩序也。治世与乱世的区别,就在于有秩序与无秩序。西方的秩序是限制,所以要用权力;中国的秩序是自在,把人摆平,把事摆平,把东西摆平,把天下摆平,人各得其位,物各得其所,自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例如,汉朝的政治是教化,虽然遍布在民间生活里,却让人不觉得有政治。倒像是天高皇帝远,不受人管。其实,好的政治像是系鞋带,虽然系着,却不觉得有带子。一个国家的魅力,不是路宽楼高,而是多元包容,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中国人祭祀,只是以平常心,不贵灵异,而是为了培养平时对天命的感知。很多中国人信神,却又是无神论者。中国的神,有若无,实若虚。中国人遇到难事时,有的叫天,有的叫妈,少有叫神的。民间过年,只是在院子里摆一张桌子,供的是清水,最多放点茶叶,点起香烛拜一拜,就算是祭天了。中国人的祭祀,在于对万事万物的喜爱。祭祀,是对自然的感激。人受恩于历史,也受惠于自然。由父母长辈抚育,也由皇天后土生养。因此,中国人祭祀天地日月,祭祀四时节气,祭祀炎黄二帝,祭祀古圣先贤,祭祀列祖列宗。有了这样的唯虔唯诚,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恢复祭祀,是中华文明复兴的第一步。不论是家族的宗祠,或是历史人物的庙宇,只要不浮滥、不夸大,都应乐见其成。祭祀与宗教不同,不涉及有神论、无神论的问题。只要恢复祭祀,民族的根脉就不会断裂。

黄帝,是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是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历朝历代都把祭拜黄帝作为明确政权合法身份的重要仪式。黄帝陵,是轩辕黄帝的陵寝。黄帝陵古称“桥陵”,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北桥山。黄帝陵古柏群,是中国最古老、覆盖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共八万余株,千年以上三万余株。黄帝陵风水轴线为桥山主脊至黄帝墓冢,并与印台山山峰构成一条连线,黄帝陵区的建筑都是以此为轴线,墓冢正好在这条线上。

中华民族历来有祭祀黄帝的传统。黄帝陵祭典分为公祭和民祭两部分。公祭黄帝陵,即为官方组织的有严格规模、等级和仪式的大型祭祀活动。从尧、舜、禹时代直至春秋时期,公祭黄帝从未间断,每年清明都有祭祀大典。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在政治治理上以黄帝为榜样,自然很重视对黄帝的祭祀。自从汉武帝亲率十八万大军祭祀黄帝陵以来,桥山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之地。

唐代宗时期,黄帝陵公祭活动升格为国家级祭典,之后即使是战乱时期,公祭黄帝陵活动仍未中断。元代沿袭唐宋时期公祭黄帝之礼制,《元典章》规定,伏羲、神农、黄帝是开天辟地的先祖,国家应当祭祀,但祭祀仪式不再由皇帝亲自主持。泰定二年,黄帝陵庙发生火灾,庙宇建筑均被毁坏,泰定皇帝盛怒之下,颁了一道圣旨,命令尽快抢修烧毁的黄帝陵庙,这道圣旨用蒙语和汉语刻成碑文存放在庙内。

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降旨拨款维修黄帝陵庙,并亲自撰写祭文,派大臣赴黄帝陵致祭,赞颂轩辕黄帝的功德。同时,朱元璋还亲笔手书祭文,祭文保存在轩辕庙碑廊里,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篇祭文。清代对黄帝的公祭活动规模更加宏大,仪式更加隆重。据统计,从清世祖到溥仪皇帝的二百六十年间,共祭祀黄帝二十六次,为历朝之最。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同年3月,委派代表团专程祭祀黄帝陵。孙中山曾亲自书写祭文一篇,可惜散佚不存,只留下“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的词句。1937年清明节,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发出了民族团结、联合抗日的政治信号,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开创了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黄帝陵公祭时断时续,直到1980年才恢复。目前,围绕黄帝的公祭活动主要有两个:陕西黄陵(清明节)和河南新郑(农历三月初三,传说是黄帝的生日)的黄帝公祭。陕西从1955年就开始由当地政府主持祭拜黄帝活动,而河南则是从2006年开始举行大规模祭拜。其中,陵祭还是庙祭,成为争议焦点。有学者称,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所以祭黄帝的地点应该在河南新郑黄帝故里。也有学者认为,陕西黄陵县虽然只有黄帝的陵寝、没有黄帝的宗庙,但历代都是对黄帝陵寝祭拜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希望平息地方争议,立足大局,放眼长远,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祭祀,让黄帝陵祭典成为中华民族最高祭典。自1949年以来,每年清明,台湾都要举行遥祭黄帝陵典礼。两岸虽然分隔已久,社会制度不同,但在归宗认祖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的。海峡两岸祭祀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同根同源,同祖同宗,不正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希望吗?

但愿有一天,每年清明节,黄帝陵公祭成为全球华人最隆重的典礼。有此祭祀,天清地宁,人心安定,中华民族吉祥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