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远方军号声
一篇文章、一本书，自己看久了就生厌。一天，莫名其妙地将它交给副刊编辑或者寄给出版社，要他们看看到底如何，想不到评价不错，不久文章“见了报”，书则由出版社的负责人来信表欢迎，说已排定某时出版。那时有点后悔，不过闹到这个田地，心想只好算了，就让它顺其自然吧，心里还是有点不安。所以当自己对一篇文章生厌时，最好的方法是立刻扯了、撕了，勿留秽名天地之间。一本书规模的文稿不太好撕，但焚之毁之，还是有办法的。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不是说“敝帚自珍”吗？每个人对自己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孩子）都有护短的心理，说是生厌，文章一旦在副刊登出，或者以一本小书的样貌在书店的橱窗出现，看起来也不至于那么可“厌”了。这是为什么李卓吾把自己的书取名叫《焚书》《藏书》，并没有把书真正给“焚”了“藏”了一样。张岱说：“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可能道尽了其中的意思。
这本小书收了几篇由我的“家族”引发出来的故事，原本只是“私事”。我与我家族的成员，都是小人物，包括我书里写的我童年周围的一些人与事，严格说来，在这个“大时代”里都无关紧要、可有可无，也可说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本来没什么可写，也不想写，想不到竟写了。我后来到台北闯荡，教学上庠，也经历过一些以前想不到的经验，所与之中，有一些可以称为“国之髦士”的重要人士，那些人物大多装腔作态，很少以真面目示人，更不要说其中还有尔虞我诈的事端穿插出现。与这类人物相处得处处提防、时时紧绷、瞻前顾后、左支右绌，比较之下，还是小人物、小故事接近人情，而且花开花落，自成季节。
大陆青年评论家张彦武（笔名燕舞）看了我的小书《同学少年》之后，谬加赞许，说是台湾“眷村文学”的代表作。我去信表示不同意，我的《同学少年》其实不是为眷村而写，只不过内容有几篇跟眷村有关，那是我曾生长的地方，我想舍弃也舍弃不了的。我在与他书信往来的时候，心想也许可以把我在眷村的见闻单独写成一本书，我在出版了《记忆之塔》之后，开始陆续写这本书里的文章，也有小一部分在《记忆之塔》之前已开始写了。
这本《家族合照》，写的是我家的事，里面出现的眷村生活比《同学少年》要多，尤其是“竹篱内外”里面的几个人物，都是与我童年的眷村生活有关，“余光”中的几篇，慢慢向外面拓展开去，但距那个早已根植在内心的“基地”还是无法离得太远。意大利导演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4）有次说：“长久以来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我老家的电影，我是说，我出生的地方。但有人向我提出异议，说我根本没有拍过别的。”再伟大的艺术，其实还是在自我的小范围里兜圈子，就跟《西游记》里的孙猴子一样，自以为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周游无限了，但在如来佛看来，还根本没超过他的手掌心呢。因此我想了想，燕舞的说法也不见得不正确。
燕舞曾来信请我描述我以前住过的地方，怎么说呢，那种事确是说不清的，何况只用短短几篇文字。我以前住过的眷村已埋入历史，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这世界大部分人没有历史感，什么事一埋入历史就表示没人再注意到甚至意识到，对他们而言，那就等于不存在了。我的家庭很小，人都是平凡的人，当然也各有兴衰起伏，但与世上一些大开大阖的人比较，总缺少精彩可言。我少年时住的眷村也不大，当它最盛大辉煌的时候，也只不过六七十户，后来虽然有人迁出也有人迁入，而总户数不见增，反而逐渐减少，这跟它处于比较不繁华的东部有关，还有它是“外省人”的聚落，必须面对台湾所有外省族群凋零分散的共同命运。
我想起颜色。当我少年时，宜兰的天空总不是怎么晴朗，我脑中的颜色是黑白的居多，偶尔加上一点灰色与褐色，都低暗得很，唯一比较有亮度的色调，是土黄与青紫的交错，但亮度也不足。那两个对比强烈又神经质的颜色好像与我关系深远，有时填补在我童年生活云与山之间的空隙中，也填补在我周围户与户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空隙中。所以我面前的这一幅画，像一幅色调以黑白为主的木版画，虽然线条严密，而人的关系是疏离的，情绪是紧张的，缺乏橙黄、大红，还有成片连绵的绿与坦荡无垠的蓝。对我来说，那些才是真正的颜色，愉悦又大快人心的，我觉得一个自足又饱满的农人或者一个怀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面前该是那种颜色，但它们很少、几乎没有在我少年时的画中出现。幸好还可从另外一点来看，缺乏形成渴望，渴望引领你用以后的一生去寻找。
嗅觉倒是饱满的，眷村虽小而气味丰富。只需几分钟，就可走过眷村的所有门户，每当下午放学，也是各家煮晚饭的时候，各种特殊的气味从空中“发射”出来，如同阵地的子弹炮火，令人躲也无处躲。菜色各家不同，像吃火锅都用共同的“锅底”一样，每家的锅底是同样的很不纯粹的花生油。公家发的花生油多杂质，必须用大火猛“爆”才会减少它的“油哈”味。用廉价油爆出来的菜，辣的会更辣，酸的会更酸，臭的则会更臭，眷村居民的鼻腔早已习惯各式强烈的气味，最后因为刺激过多都变得无动于衷了。人的五官是连在一起的，鼻腔的折磨连带使得五官的功能俱失，至少大打折扣，藏在更深的人性之中的“五情”与“五蕴”也都一样，当人生活在有色彩的世界却分不出色彩，久而久之，他视觉里就没有色彩了。老子说的“五色令人目盲”，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平台上五色、五味甚至人的四体杂陈，所有东西就大剌剌地摆在那里，初看起来光怪陆离，但只让它那样地摆着，时间久了也就默默无闻了，没人把它串连成垂直的、有意义的故事。从思考层面来说，眷村是个水平的世界，偶尔有人发了点痴，产生了点幻想，想要把世界弄得“不一样”一点，像火花在夜晚闪烁，短暂的光敌不过笼罩全局的黑夜，不一会儿也就消沉了。不过眷村的世界也不见得真小，也会有大些的事发生的，诸如生与死、突发的疾病引起的改变，还有坚持与背叛的故事、恋爱与失恋，等等，都可以算是大事了。然而所有的事都发生得太快，有一段时候又发生得太密，让人很难全数反应过来。像看到远方闪电，再听到雷声总要一阵之后，当人反应过来了，事情早已过去。或者像几滴雨落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大是很大，但也一下子就不见了。
眷村对大多数小孩来说，更像一个大而化之的母亲，她生了太多子女，以致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又像是供应大锅饭的公共厨房，你来了任你吃，你走了也不管你，双方的关系都自由极了。由于我与我住的眷村在身份上有“隔”，我不是这个村子登记在案的正式居民，我只是寄居在二姐眷村的家中，那里没有我的空间，也没有我的配给。这个在别人视为母亲的眷村，若我也用母亲的意象来看她的话，她只能算是我的后母，她并不会对我刻薄，但对我确实更不关心。说也奇怪，当时我很喜欢我尴尬的身份，比起其他的孩子，我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样却让我更加左右逢源，至少感觉上是。表面的困顿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我看起来什么也不是，却表示我可以是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而且不用担心失败。对我而言，什么地方都是结束，也是起始，只要我心里想要，没人能阻拦我。
罗东有一个军营，在镇西一个叫北城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日据时代留下的神社，通往神社的道路两旁，有秩序地排列着刻有“奉献”字样的石灯，再旁边就是成排的俗名叫尤加利的大叶桉树，军营就在旁边。因为不是要塞，小镇也无险可守，所以军营的驻军并不多，曾经驻过一个轻装师的团部，与重装师相较，顶多一个加强连的人数罢了。我记得我二姐夫作副团长的时候，曾在这儿短暂驻防过。军营没什么特殊的，唯一可记的是军号的声音。所有军营无论大小，都是用号声来指挥，军号没有像一般管乐器的按键，仿佛把铜管随便扭曲几道，把出口敲成漏斗样，加上个吹头就成了。军号手没有识谱的，好在军号只有Do、Mi、Sol三个音，他记谱就用阿拉伯数字1、2、3来表示，如果是低音，就在数字下点一点，简单得不得了。
北城离我们的眷村很远，但以前世界宁静，早晚还听得到军营传来的号声，只Do、Mi、Sol三个音，也能组成繁复的故事似的。当晚上十点，大多数的人都忙完了一天的活计，遥远的军营传来忽强忽弱的熄灯号，整个多纷的世界就都要埋入昏睡的黑夜了。但我听了总是睡不着，熄灯号里藏着睡眠与死亡的暗示。秋冬之际，东北季风在空中呼啸，里面夹杂着从五结那边传来的海涛声，海涛十分有节奏，从未断绝过，但不细听是听不到的，晚上则可听得清楚，证明无声其实藏有更多的声音。已经有几万年或者几十万年了吧，海浪拍打着沙岸，一刻也没停息过，那时还没有人类的文明呢，我想，涛声中一定藏有关乎全世界或全宇宙最根本的秘密，却好像从来没有人注意。
诸如此类，在我人生的那一个时代，一切仿佛是静止的，却都忧心忡忡地存在。不时的幻想使我对乏味的眼前不觉慵倦，未来的生活，包括意志与命运的争斗、性爱的憧憬、死亡的预感……更多繁复的想象，都从那里开始。世界末日也从那里开始，只是到今天还没真正结束。
不经意的事反而重要，一件事看起来很短又无声，但不应忽略，也许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呢。当然只要地球与太阳仍保持同样的距离，而且维持目前自转的速度，所有事情都还要继续下去，湮灭了沉沦了的小事有一天会再从漩涡外浮出，消失了的人影，也会再度出现，到时看你要如何对待。我读陈明克的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停停走走的车流中
我小心控制车行的速度
蒲公英等了这么久
茸毛轻轻颤动
就这么一次
不要这个时候下雨
让蒲公英飞起来
从我无法离开的公路
我喜欢这首诗，因为与我此时的心情相同。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写于台北永昌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