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所见
我从童年经少年到青年都住在台湾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小镇是林产的集散地，在日据时代就很繁华。一九四九年之后，林产一度还是重要产业，为地方带来不少财富，但明显已不如以往，属于雪山支脉的太平山，山上林场盛产的桧木已被砍伐殆尽，再加上五十年代末期，政府修了一条从太平山到县府所在宜兰市的道路，所剩无几的林木又直接被运到了宜兰，从此之后，林业荣景不再，小镇就须面对自己逐渐衰颓的命运。
但小镇到底是偏僻的小地方，不论沉睡或醒来都需要时间，这里的人神经松弛，欲望与气度都不大，对自己的未来，大约在十步之外就浑然不觉，既不担心，也没有憧憬，整体看是浑浑噩噩的一片。
台湾有句俗话：“天公疼憨人。”意思是傻人有傻福，既是命运，穷担心也没用。小镇在兰阳平原的中心点，四周农业出产尚盛，加上交通是辐辏之区，林业萧条了，还有其他可顶替，六十年代末，台湾经济逐渐从萌芽到“起飞”，连带让小镇繁荣又有了恢复之势，只是其中的变化，须从外头看，小镇里的人反而没什么感觉。十余年的沉寂，对这里的人而言，好像只是夏日午后坐在凉椅上打了一个小盹一样。
就在小镇打盹的时刻，正好是我从童年、少年步入青年的阶段。我现在回忆我那一段时日，完全像梦境一般地迷离，每次回到小镇，看到物是人非或物非人亦非的情境，就想起张宗子啮臂自呼“莫非是梦”的样子，自己也跌落类似的感怀之中。
我常想起少年时我在小镇路上游荡之所见。说游荡，其实多数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小镇当年小得可怜，从南边走到北边，就是放慢脚步，也大约只需半个小时，从东走到西也是。小学我转了几次学，记忆有些混乱，但上中学之后，行程就比较固定。我在镇内的一所中学读完初中与高中，再加上我曾留级，有七年的时间，我上学放学几乎走同样的几条路，使我得以“饱览”途中盛景。这里的“饱览”是指天天看、重复看，已有些饱腻的感觉，而不是指小镇有什么特殊风光，值得人好好去欣赏。
小镇在日据时代因为曾是桧木的集散地而风光过，一度是东洋客与本地富豪的销金窟，情况有点像北部基隆附近产金矿的九份。但这里并没像九份那般急速地暴起暴落，林产的兴替究竟比金矿的起落要悠缓些。
在从太平山到宜兰的道路修好之前，仍有些林木会经公路运到小镇，镇西一条名叫中山西路的路端，还有一个原木运输的检查站，所有运下来的林木都须在那里停车受检，这里是镇上还可以看出与林产有关的地方。每当运木卡车在路边停妥，就会有几个个儿比较大的孩子像猴子一般攀爬上车，用铁杆之类的器具把车上巨木的树皮剥扯下来，他们的动作必须迅速又准确，因为车子不会久停。车下则有几个妇人带着比较小的孩子，把掉落路面的树皮扫进畚箕，倒进准备好的麻袋中。那些树皮带回家，晒干了可以成为燃料。站上的管理员与车上的驾驶员看到这乱糟糟的景象也从未阻止过，因为这些林木运到小镇，就会被抛到贮木池，树皮不被剥去也会在水中腐烂掉。那些刚被剥去树皮的巨木，露出新鲜得像人类肌肤的色泽，像被分解又放大了的人的肢体，当它们被卡车载着在路上招摇而过时，常令人遐想不已。
往日的繁华还在小镇留下一些印记。在镇南有一块不算小的地方，是小镇著名的“暗街”区。所谓暗街，就是指酒家、公娼与暗娼聚集的地方，闽南语把那些见不得人的营业叫作“暗间仔”，从事色情行业叫作“开暗间仔的”。家长都警告小孩不要经过那里，但暗街距离我住家很近，严格说来只有小溪的一水之隔，我不得不常常走过。我自少年时代就听惯了酒女与恩客打情骂俏的喧哗，和下里巴人所唱的俗调小曲。早上上学经过时，暗间仔的门窗都紧闭着，像一座死城，但到黄昏放学时就都活转了过来，那里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夜的都会。
给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暗街平日的样子。宜兰以多雨闻名，冬天的雨季常常会一整月不见天日。有一天放晴了，早上上学经过暗街，就见每户暗间仔都打开了门窗，把早已泡湿的棉被、垫被、枕头等拿出来晒太阳，有的放在椅子上，有的用竹竿撑在店门口，零乱又猥琐，却显示这个区域难得一见的朝气。平日很少见到阳光的妓女，也都出来了，有的坐在店门口的小凳，让年长的妇女为她们“挽面”，就是用两股棉线在脸上不断搓绞，用来拔除脸上的汗毛，汗毛虽小，连根拔去也会痛的，但被挽的女子，似乎一点不痛，还在跟人调笑不已。不挽面的妓女则利用难得的晴日洗发，洗完彼此帮忙梳头。她们用的是一种名字叫篦子的梳子，是用竹子做的，密得出奇，可以“篦”出发际的头虱，篦出的虱子得立刻杀死，帮忙梳头的人总是手忙脚乱地不时用指掐、用牙咬，口中还不断惊呼，场面热闹而有趣。
常听到人家讲那些妓女的故事，台湾传统社会的观念是重男轻女，早期穷人家里的女孩，很多被送给他人作养女，有的给人作“童养媳”。送走的女儿，遭遇都很不好，命运不济的常被推入火坑成为妓女。最令人不忍听闻的是推她们入火坑的人往往不是养父母，反而是她们的亲生父母，而推她们的理由又不见得都是贫穷。走过暗街区，听到夜夜笙歌不断，一片热闹，而其中暗藏着的都是令人鼻酸心痛的故事。
在暗街北边的一个街口，有间杂货铺，杂货铺什么都有得卖，尤以供应暗街之所需为主，譬如烟酒之类的。门口摆有水果摊，卖些香蕉、芭乐、龙眼之类的土产水果，还卖甘蔗。甘蔗虽不算水果，却是水果摊的消费大宗，吃的人不少。每天下午起，水果摊前就聚集几个男人在那儿边说笑边啃甘蔗，他们一时兴起，往往喜欢玩劈甘蔗的游戏，引起众人围观。游戏是把一整根带皮的红甘蔗立在地上，拿一把带钩的铁刀顶住甘蔗，然后放刀在空中玩一个夸张的花式动作，正当刀在空中时，甘蔗倒下来了，而那男人在甘蔗还没全倒下的时候，纵刀朝甘蔗劈下去，看劈到哪儿，那段甘蔗就由他独享。有的人厉害，能把甘蔗从头劈到尾，那么整根甘蔗就归他一人所有了。整个游戏在调笑与谩骂中进行，但手上拿的刀又锋利无比，弄不好会伤到人的，所以过程也有些紧张。后来才知道那些男人是暗娼的保镖，他们的任务之一是维护暗间仔的安全，在路口看到风吹草动，就连忙通风报信，还有一种任务是阻止被推下火坑的妓女逃跑。他们有和乐的一面，也有凶残的一面，其实整个暗街都一样。
在政治禁锢、经济萧索的时代，小镇的娱乐事业并没有停止。正巧那几年可以说是电影的黄金岁月，小镇的电影院由一家增加为四家。最早的那家在火车站附近，原来是个专门演歌仔戏的戏园子，后来演起电影了，人龙不断，票房鼎盛，电影院就越开越多了。小镇虽小，但人口组织结构有点特殊，这里有一座联勤（当时军种的一种，与陆海空军是平行的）被服厂，员工人数不少，又有两个陆军军眷的“新村”，所以比起其他地方，“外省人”多些，但再多也不过当地居民的二十几分之一。外省人喜欢看“国语”片，本地人喜欢看日语片，早期还没有闽南语片，大约过了几年之后，才有哭哭啼啼、打打闹闹的闽南语片出现。我记得我看过一部叫作《王哥柳哥游台湾》的片子，当然是黑白片，完全模仿好莱坞的劳莱、哈台的演法，一胖一瘦地插科打诨，动作夸张，还是默片时代留下的痕迹，居然很受欢迎，后来那片子就续集、再续地拍下去了。
街口电影院新张贴出来的广告总会吸引行人，电影院除了有招贴广告，还有活动的广告。活动广告是让人前后夹着夹板，夹板上贴着电影海报，沿街敲锣打鼓，或者用吼叫来为电影做宣传，当时叫他们“广告的”。有的“广告的”还化了妆，顶一个红鼻头，装成马戏团里的小丑，跟黄春明的小说《儿子的大玩偶》里的“三明治人”一样。但这种“三明治人”只流行了两三年，后来活动广告就被三轮车取代了。
每家戏院都会在门口树立大型的广告牌，那些广告牌又高又大，用来介绍现在上演的或是即将上演的电影，最是引人入胜。广告牌是由帆布做的，一个巨型的电影广告牌往往是由好几个小型的广告牌组合而成，画的时候是一小片一小片地画，拼起来要成为一个整体，不是老于此道者很难做得好。我上中学时，对绘画曾有兴趣，放学后常到戏院的画房去看师傅们画广告牌，一度还想投身此业。镇上大东戏院有一位广告牌师傅最得我心，别人画人脸时需要在剧照上先用铅笔打上格子，再在广告牌上画放大的格子，然后用炭笔依比例先画轮廓，才能把画像画得准确，而这位师父连画稿都不必打，看着剧照拿起刷子大剌剌地说画就画，一点也不犹疑。在他边上看，有时不知道他画的是哪一部分，就是知道他画的是哪部分，看起来也乱糟糟得一点也不觉得像，要等到他画完后拿到外面，把一片片的画板拼合起来，从远处一看，人物竟像活着的一样，其传神的程度，甚至比剧照上还要强呢，真是神乎其技。
街头林林总总可看的东西很多，不过各人所看到的不见得相同。上学路过，在快到菜市场的街角有一家很小的照相馆，这家照相馆门面寒酸得很，大门以外就只有一个小小的橱窗，橱窗里放着几张放大的大头照，吸引我的是里面一张我小学“学妹”的照片。当时彩色照片的色彩生硬得很，冲放的设备也差，有些照相馆喜欢把黑白照片加工涂上色彩，就算技术再好也显得怪异又别扭。我学妹的那张是张没加工的黑白照，却显得落落大方。学妹比我低一班，名叫崔美琪，本人就很漂亮，但照片把她拍得更美，黑幕做衬垫，使她皮肤更显白皙，眼睛大又明亮，脸上挂着轻笑，好像准备跟你说话的样子。每次经过，都叫人不得不多看一眼。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尽管我上大学之后就离开了小镇，其他家人也陆续迁出，但我每年还会回去几次。虽然我出生在外地，但长于斯学于斯，在情感上，小镇也算我的故乡，它又是我母亲的埋骨之所，我总要不时地回去祭扫，然而每次回去，都会或多或少地牵引出黯然神伤的情绪。我以前住过的眷区已改建为贴满褐黄相间瓷砖的大厦，里面住的人已全不认识，眷区前面的小溪，以前是我们小孩练习游泳、妇女洗衣的地方，现在上面加起了盖子，变成了一条四线的公路。因为小溪没了，“对岸”当然也不再存在，原来的暗街已建满了连栋的商业大楼。我突然对当年藏污纳垢的暗街怀念起来，那些群聚在街口劈甘蔗为戏的保镖，那些边捉虱子边调笑的妓女，不知道后来都被扫到世界的什么角落去了。因为缺乏实景佐证，有关那个潮湿阴冷时代的记忆，就像照片上褪色而模糊的面容，消失了后就再也想不真切。
唯一可以验证的是低我小学一班的学妹崔美琪。一次小学同学会上我见到了她，她与一般中年妇女一样地发胖了，但面容还很姣好，还看得出小时候的部分模样。她听说我在大学教书，特别热心地告诉我她儿子是某所大学毕业，已在某个令她得意的处所工作之类的事。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脑中不禁想起小镇的那个幽暗的照相馆来，想问她那张小时候的照片还在吗，但话还没说出口，另一个她同班的女同学大声插话，硬拉着她往外走。她尴尬地跟我说要早点回去，因为家里还有一大群牌搭子正等她回去重燃战火呢，说完哈哈地笑了起来。她问我刚才要跟她说什么，我说没什么，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她顿了一会儿，仿佛不懂又仿佛懂似的，笑着说是呀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