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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盖茨比相比，黛西、汤姆以及那些隔三差五来到盖茨比公馆的酒宴的纽约上层社会男女，按卡拉威的说法，都是一些“无所顾忌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掉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中去，或者退缩到麻木不仁或任何能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中去，让别人去收拾他们弄的烂摊子”。这个“别人”包括盖茨比，望着他在篱笆那边的草坪上走远的身影，尼克突然有了一种兄弟之情，喊道：“他们是一群烂人，他们那一帮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你。”
这个为他们收拾烂摊子的“别人”当然也包括卡拉威本人，他在盖茨比被威尔逊杀死后，操办了他的凄凉的葬礼：“5点左右，我们三辆车组成的行列开到了墓地，在细密的小雨中停到大门旁边——第一辆是灵车，黑黢黢、湿漉漉的，跟着的是坐着盖兹先生、牧师和我的大轿车，稍后到来的是四五个用人和西卵邮递员乘坐的盖茨比的旅行车，大家都淋得透湿。”这场凄凉的雨中葬礼令人联想到歌德笔下维特的葬礼，维特也是毁于他的强烈、持久而敏感得近乎病态的激情：“管家和他的儿子们跟在维特的尸体后面到了墓穴，阿尔伯特未能随他们一起来。夏洛蒂的生活彻底毁了。下人们抬着维特的尸体。没有牧师参加。”(20)
维特是自杀，他的葬礼自然不会有牧师随往。但被杀或者说被误杀的盖茨比的葬礼还是有一位牧师参加的，在盖茨比的遗体下葬时，尼克在雨中站立的寥寥几个送葬者中“依稀听见有人喃喃地说：‘雨中下葬的人，有福了。’”那正是这个路德教会的牧师。这句充满感伤的诗意的祈祷语的英文原文是“Blessed are the dead that the rain falls on”，是一句自17世纪流传下来的美国谚语，其他大同小异的说法是“Happy is the corpse on a rainy day”（雨天下葬的遗体是有福的），“Blessed is the corpse the rain falls on”（雨中下葬的遗体是有福的）等(21)，但它最初来自古英语谚语“Blessed are the dead the rain rains on”或“Blessed are the dead，whom the rain rains on”。1787年F.格罗斯编纂的《外省词汇》（迷信部分）对这句谚语释义道：“如果遗体下葬时下雨，被认为是个好兆头。”(22) 1849年斯芬克斯在一首题为“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的谣曲中唱道：
哦，“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
这悲伤、纤细、轻柔的雨，
上苍的无声的痛苦的眼泪
轻轻落下，直到死者的身体重生：
是的，“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
这雨，洗涤一切污垢的雨，
伴着“永恒之露水”，
使我们脆弱的肉身重生，
使我们的墓穴变成第二个子宫。
这些死者，在人间已死，
死后却获得了生命，
他们现在全在上帝那里，
耶稣是他们的首领。(23)
可是，在小说开篇，尼克为何说“盖茨比代表着我由衷鄙夷的一切”（“Gatsby, who represented everything for which I have an unaffected scorn”），而仅仅几行文字之后，又说“盖茨比最终是无可厚非的”，这正如在小说末尾，他在盖茨比走远时对他喊“他们是一群烂人，他们那一帮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你”之后，又说“我自始至终不赞同他”？批评家们从这里纷纷发现了尼克的“不可靠叙述”，例如查尔斯·华尔科特认为“我们习惯于赋予一个叙述者以某种全知的本领，因为毕竟是他在讲故事”，但“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尼克·卡拉威突破了这些常规……他习惯保留自己的判断”(24)，这就像迈克尔·劳林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尼克允许不和谐音存在于他的观点中”(25)。
但尼克只是在“更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从纽约返回家乡之前——才“习惯保留自己的判断”，而整个故事却是在他返回中西部家乡一年后追述的，此时，他对纽约的醉生梦死的花花世界已感到由衷的厌倦，似乎自己一下子沧桑了许多，急于退回到中西部的虽有些无趣却也安稳的思想状态和生活状态中。曾经被他说成“宇宙破败的边缘”的家乡，此时在他的一种充满诗意的怀旧感中变得“生动”起来，他重新认可“那就是我的中西部……我是它的一部分”，“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归根结底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西和乔丹，还有我，都是西部人，或许我们具有某种共同的弱点，使我们都不能丝丝入扣地适应东部的生活”。
卡拉威没有具体说明中西部人的这种“共同的弱点”到底是什么——那可能是指缺乏“灵活性”“巧智”和某种难以模仿得来的“自如”和“精致”。不过，尼古拉斯·特德尔阐释说：“东部是都市复杂性、文化与堕落的象征，而西部，‘俄亥俄河那一边的无趣、懒散、自负的城镇’，则代表着一种简单的道德。这种对比汇聚在小说题目上：当盖茨比代表着菲茨杰拉德所认为的与西部相连的那种简单道德时，他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而当他取得的显赫名声被东部当作成功时，他就差不多和巴纳姆（P.T.Barnum，以举办新奇的游艺节目和展览闻名，同时还是一个多面手——如作家、慈善家、政治家等，当时被认为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一样了不起了。”(26)换言之，在他看来，当卡拉威判定盖茨比“了不起”时，是同时基于“中西部”和“东部”这两个不同的评价标准，即本文前文所说的“交叉的目光”。
虽然同为中西部人，但汤姆、黛西和乔丹以及“我”之所以不及盖茨比，在于东部的经历使他们失去了这种“简单的道德”或者说“天真”，这种“天真”包含了一种对“梦想”的持之以恒、矢志不移的坚定性，而且浸透了爱和关切。这种天真的浪漫也片刻见于汤姆：当黛西正犹豫不决地在似乎已胜券在握的盖茨比与似乎快要一败涂地的汤姆之间进行选择时，气急败坏的汤姆突然记起他和黛西过去生活中的一些亲密片段，为反证黛西所说的“从来没有爱过他”，对她大声喊道：“在卡皮奥拉尼也没爱过吗？”黛西回答“没有”，但表情已有一些勉强。汤姆又追问：“那天我抱着你走下‘潘趣酒碗’（游艇），不让你的鞋子沾着水，你也不爱我吗，黛西？”黛西的意志立即就崩溃了，让盖茨比不要逼自己。但作为故事叙述人，卡拉威对自己与乔丹之间的爱情则轻描淡写，但他们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显得苍白。他和她同样老于世故，因害怕失败而不敢投入，对爱情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期待，而在这场还未怎么展开的爱情稀里糊涂地结束时，两个人似乎也不感到难过。不管怎样，卡拉威从黛西、汤姆、乔丹以及他本人身上发现的是那种无所用心、粗心大意的不认真（尽管乔丹对卡拉威说：“我最讨厌不小心的人。”），缺乏盖茨比的那种认真、执着、对细节的无比关注以及将自己完全投入到一个想象情境中的敏感。他们失去的，在菲茨杰拉德看来，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敏感和热情。
卡拉威从盖茨比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始终如一的确定性，一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而不被各种粗俗的欲望所中断的激情和热烈的想象，这激情和想象甚至在其对象最终被证明完全与之不相配的情形下依然不改初衷，就像盖茨比对黛西的爱——它超越了对象，在对象不在场或已远去的情形下依然如故：
当我坐在那里，冥想那个古老而未知的世界时，我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黛西家码头尽处那盏绿灯时会有多么惊喜。他走过漫漫长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想看起来一定近在咫尺，几乎不可能抓不到。他不知道的是，这梦想早已落在他身后，落在这城市之外一片漫无边际的晦暗中，落在夜色下共和国滚滚蔓延的黑色原野上。
因此，当卡拉威说“盖茨比代表着我由衷鄙夷的一切”和“我自始至终不赞同他”时，那绝对不是出于自己的一种道德优越感，相反，他认为自己远不及盖茨比。除了“消极能力”，菲茨杰拉德并没有赋予卡拉威另外的杰出才能，他多少显得有些平庸和“少年老成”（就像他谈到乔丹时一样），不会像盖茨比那样为一个不切实际而且最终证明配不上他的梦想而一直坚定执着，为之肩负责任，甚至因之丧命。在卡拉威看来，这太疯狂，太没有“理性”（“计算性”），也太可笑，他会鄙视或不赞成自己身上出现这种浪漫的激情（他与乔丹之间的恋情就是如此）。我们太容易赋予故事叙述者以一种“全知”的地位并对他的“评判”充满信任，但只有顺着卡拉威的自我描述将他降低到“常人”位置，才能理解他对盖茨比的似乎“矛盾”“混沌”或者“双重”的评价：
当我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的时候，真希望整个世界的人都穿上制服，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的姿态；我再也不想在他人内心里恣意游荡，享有窥探他们心灵的特权了。唯有盖茨比——这个将自己的名字赋予这本书的人——是个例外。盖茨比代表着我由衷鄙夷的一切。如果人的品格是由一系列连续有效的姿态构成的话，那么他的身上闪耀着某种瑰丽的光彩，那就是对于生命希冀的高度敏感，仿佛他与一台精密的、可以记录一万英里以外地震的仪器相连一样。这种敏感和那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多愁善感毫不相干——它是一种永怀希望的非凡天赋，一种时刻等待召唤的浪漫情怀，这是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发现过的，也是我以后不大可能再遇见的。不——盖茨比最终是无可厚非的；是那些猎杀坑害了他的东西，是那些在他的幻梦消失后从污臭尘埃中升腾而起的东西，一时间淹没了我对人世间易逝的哀伤和片刻欢欣的兴趣。
正如前文所引，济慈将“消极能力”定义为“一种能处在不确定、神秘、疑问的状态的能力”。这不仅是指对他人的“不确定、神秘、疑问”，更指对自己的“不确定、神秘、疑问”。卡拉威之所以高度评价一个“代表着我由衷鄙夷的一切”和“我自始至终不赞同”的人，是因为卡拉威更多地对自己固有的价值判断持着一种“不确定、神秘、疑问”的态度，却在盖茨比身上发现了“从未在其他人身上发现过的，也是我以后不大可能再遇见”的明确的一致性：他的每一步都走在通向“那盏绿灯”的漫长道路上。当卡拉威第一次看见盖茨比时，盖茨比正独自站在黑暗的草坪上，“我决定跟他打声招呼”，尽管盖茨比没有发现离得不远的卡拉威，但“他突然做了一个动作，仿佛暗示他正在享受独处——他朝着幽暗的海水伸出双臂，那样子真令人费解。尽管我离他很远，但我发誓，我看见他正在发抖。我不由得朝海面望去——什么都辨认不清，除了一盏绿灯，又渺小又遥远”。
死亡的脚步在黎明时分的树林里朝他悄然走来的时刻，这个依然凝望着这盏远得仿佛天边晨星的绿灯的人，正是一个不浪漫的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他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吸引力或许正在于他是我们每个人心中似乎已然失去但可能不断闪回的自我，正如鲁思·普里季茨所说：“‘Gatzby’一词已进入世界的词汇：说一个人‘像盖茨比似的’（Gatzbyesque），就是说他是一个永葆希望的能力并把自己的经历浪漫化的人。”(27)
（程巍，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 Ruth Prigizy, Introduction to F. 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zb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viii.
(2) 加缪：《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郭宏安译。“加缪文集2”：《堕落、流亡与王国》，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9—160页。
(3) Stanley Brodwin, “F.Scott Fitzgerald and Willa Catcher: A New Study”, in Jackson R. Bryer, Ruth Prigozy and Milton R. Stern, eds., F.Scott Fitzgera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3, p.173.
(4) See Eleanor Lanahan, Matthew J. Bruccoli and Samuel J. Lanahan, F.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x.
(5) Harold Bloom, “Introduction” to Harold Bloom ed., F.Scott Fitzgerald, New York: Infobase Learning, 2013, p.i.
(6) Harold Bloom, “Introduction”, to Harold Bloom ed., F.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10, p.7.
(7) Babara Hochman, “Disembodied Vioces and Narrating Voices in The Great Gatsby”, in Harold Bloom ed., F.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 p.16.
(8) John Keats,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and Letters of John Keats, Cambridge: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9, p.277.
(9) Donald C. Gollnicht, The Poet-Physician: Keats and Medical Scienc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4, pp.153-154.
(10)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twen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p.77.
(1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and Randon House, Inc.,1963, p.8.
(12)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7.
(13) Quoted by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4.
(14) Arne Lunde, Nordic Exposures: Scandinavian Identity in Classical Hollywood Cinema, Washingt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0.
(15) See Madison Grant, “Introduction”, to Lothrop stoddard, The Rising Tide of Colour Against the White-World Supremacy, New York: Charles Scibner's Sons, 1922.
(16) Andrew Gordon, “The Critique of the Pastoral, Utopi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in American Pastoral”, in Debra Shostak ed., Philip Roth: American Pastoral, The Human Stain,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3, p.39.
(17) George Peter Lilley, et al. eds., Anthony Powell and the Oxford at the 1920s, Anthony Powell Society, 2003, p.118.
(18) Carlyle van Thompson, The Tragic Black Buck: Racial Masquerading in the Ame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4, p.151, n.2.
(19) John Lawson Stoddard, Glimps of the World, The R.S. Peale Company, 1892, p.7.
(20)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trans.R.D.Boylan, Boston: Francis A. Niccolls ＆ Company, 1902, p.135.
(21) See under the item“Bride”, in Wolfgang Mieder ed., 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Proverb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2) See under the item “Dead”, in Jennifer Speak ed., Dictionary of Proverb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 See Benares Magazine, Vol.III-no.1, Mirzapore: Orphan School Press, 1850, p.187.不过，编者补充道，与此相似的观念不徒见于英国，并举例说，公元5世纪时，“叙利亚的雅各比派基督教徒为羞辱聂斯托利派的牧首聂斯托利，把石头摔在他的坟墓上，并说‘别让雨落在他身上’”（p.187,fn）。
(24) Charles Child Walcutt, Man's Changing Mask: Modes and Methods of Characterization in Fi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8, p.288.
(25) Michael Nowlin, “Naturalism and Hign Modernism”, in Bryant Mangum ed., F.Scott Fitzgerald in Contex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86.
(26) Nicolas Tredell ed.,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Essays, Articles, Revie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8.
(27) Ruth Prigizy, Introduction to F. 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zby, pp.vii-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