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贸易利得与竞争优势

（一）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利得

1．传统贸易与增加值贸易

贸易增加值的分解与测算主要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对价值链来源和去向进行追踪和分解。该领域的实证源自大卫·哈默尔斯（David Hummels）、石井君（Jun Ishii），伊基木（Kei-Mu Yi），他们引入了垂直专业化概念，利用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对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测算。陈锡康等人从增加值角度重新审视了中美贸易，指出总贸易数据扭曲。罗伯特·库普曼（Robert Koopman）、王直和魏尚进分解了中国的国家投入产出矩阵，一个用于出口加工部门，一个用于自身经济，实证结果表明中国2002年有大约50%的出口属于国外的增加值，约为垂直专业化方法结果的两倍。纪尧姆·达丁（Guillaume Daudin）、克莉丝汀·茜弗拉尔（Christine Rifflart）、丹尼尔·施魏斯古思（Danielle Schweisguth）采用全球贸易分析预测数据库（GTAP）构造了跨国投入产出表。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和吉列尔·莫诺古拉（Guillermo Noguera）同样使用GTAP数据做出了增加值出口／总出口的矩阵，强调了国家间的生产共享的问题。鲁道夫·贝姆斯（Rudolfs Bems）和罗伯特·约翰逊基于增加值贸易提出了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value-added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的拓展，该方法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测量出口竞争力。罗伯特·库普曼、王直和魏尚进最新成果将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以及重复计算的元素分解为七个部分，该框架整合了之前研究的大量公式，尤其能够测度出重复计算元素（double-counting elements）这一困扰价值链实证分析多年的问题。目前关于出口增加值分解的技术发展已经发展较为成熟，本部分采用OECD-WTO的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数据，数据结构上将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DV）和国外增加值（FV），进一步国内增加值分解为直接国内增加值（DDV），间接国内增加值（IV）和再进口国内增加值（RV），如图2-4所示。

随着国际价值链分工的发展，生产环节的跨国分工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中间产品贸易已经超过国际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贸易统计仅仅统计了跨境贸易的总价值，而无法追踪贸易过程中价值的真正归属；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分工环节中获得增加值比例较少，却在传统贸易统计中体现出较大的贸易顺差，导致贸易数据与实际的贸易收益产生较大程度的背离。由于传统贸易统计在新形势下对贸易利得分析存在越来越严重的不适应性，增加值贸易的统计体系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其对于传统贸易背后真正的价值归属和贸易利得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以中美贸易顺差为例，中国入世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535亿美元急剧上升到2011年的2 753亿美元，巨额的贸易顺差数据给中国带来一定的政治压力。但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扮演的角色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例远低于美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即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进行衡量，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真实本国收益相对于传统贸易数据会有较大幅度缩水。2011年中国对美国的增加值贸易顺差为1 525亿美元，仅占传统贸易顺差数据的55.4%。

结合表2-7的原始数据，可以总结出中美贸易顺差的以下特征：

（1）除2008—2009年受次贷危机美国需求回落影响出现下滑，其余年份中美贸易顺差都处于上升态势，但增加值顺差基本都接近总贸易顺差的50%，相对于总贸易数据，中国真实的贸易利得相对有限。

（2）从制造业角度来看，中美贸易顺差和增加值贸易顺差差距主要来自制造业部门。中美制造业部门顺差的增加值比重与全部门的情况比较接近，且动态变化也相对同步。一方面是由于中美贸易中制造业占较大比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美制造业体系分工分化较为深化和复杂。

（3）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的贸易顺差与增加值贸易顺差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一方面由于中国服务贸易比重较低，另一方面也体现两国服务分工仍然有较大障碍。

2．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分解与国际对比

为了探索中国贸易出口背后的真正的价值归属和贸易利得，本节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数据进行分解。中国的总出口值可以划分为国内增加值（DV）和国外增加值（FV）两部分，数据和发展趋势如图2-5所示。各类增加值占出口总值的比例在表2-8中汇总列出。就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外成分来看，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增加值比例一度从0.64下降至0.61，其后开始反弹和上升，除2009—2010年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总体维持稳定或上升趋势，截至2014年，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比例达到71%，大幅超过入世前水平，因此从增加值率的角度，中国入世后的一系列贸易开放措施不仅增加了贸易总量，也提升了贸易利得。

国内增加值（DV）则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直接国内增加值（DDV），间接国内增加值（IV）和再进口国内增加值（RV），数据和发展趋势如图2-6所示。经过分解增加值率可以发现，中国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主要源自间接国内增加值（IV）比率的提升。直接国内增加值的比率在中国入世后一度下降至2007年的0.29，2014年回升至0.33仍略低于入市前水平。但间接国内增加值率已从入世前0.30升至2014年的0.36，提升幅度较大。间接国内增加值（IV）作为计算全球价值链位置的重要正相关成分，其增长表明中国出口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在稳步提升。

提取值制造业细分部门增加值，并与美国、日本和韩国进行比较（见图2-7），行业代码于表2-9列出。中国制造业细分部门出口远高于美日韩的情况主要集中于两个部门：C17T19（纺织、皮革和鞋）和C30T33X（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C17T19（纺织、皮革和鞋）部门虽然为劳动密集型部门，但从2014年的数据来看，该部门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为0.766，而美日韩同部门数据分别为0.810、0.712和0.683。该项数据表明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纺织类部门作为中国传统出口大类，逐步转型和升级，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不低于发达国家。C30T33X（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已成为中国制造业最大出口贸易部门，国内增加值率仅为0.483，美日韩同部门数据则为0.886，0.795和0.620，ICT产业作为中国新兴的贸易强势部门在贸易增加值获取能力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提取中国服务业细分部门增加值，并与美国、日本和韩国进行比较（见图2-8）。中美形成较为鲜明对比。中国服务业出口强势部门集中于C50T52（批发零售贸易、维修）。美国服务业出口强势部门则相对均衡的分布在四个部门：C50T52（批发零售贸易、维修），C60T63（交通、存储），C65T67（金融中介），C73T74（研发和其他商业活动）。与制造业不同，C50T52（批发零售贸易、维修）部门作为中国服务业最大的出口部门，却保有较高的国内增加值率。该部门中国国内增加值率为0.966，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美日韩的水平（分别为0.953、0.927和0.863），近年电商的发展以及新零售的新趋势给中国零售业贸易出口带来了质与量的提升。

综上，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随着产业调整和升级，制造业部门的价值链位置出现较为明显的提升，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相对滞后，导致中国最大的出口部门ICT产业出现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相对较高，但出口国内增加值获取能力仍较大程度落后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但由于电商和新零售的带动，零售部门在质和量上都出现较大的提升，不仅贸易总量大幅领先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且国内增加值获取能力也相对领先。参与全球价值链自始至终都是同时存在利弊的“双刃剑”，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或美国无论在贸易总量还是增加值贸易上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虽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国内增加值获取能力上仍有一定劣势，但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产业调整升级，中国将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进一步从“重要参与者”向“主要领导者”转变。

（二）贸易竞争优势与贸易结构优化

1．RCA指数与增加值RCA指数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被广泛运用于贸易结构分析以及产业部门竞争力的测算中。传统的RCA指数基于分部门的贸易数据计算得出，取值范围在-1到1之间，取值越大则表示对应部门竞争力越强，具有贸易比较优势，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Xij表示j国i部门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j表示j国i部门的出口额，Xiw表示j国总出口额，Xw表示全世界i部门的出口额，表示全世界出口总额。随着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发展与运用，采用增加值贸易数据替代传统贸易数据进行贸易竞争力的核算将更有利于测度基于价值获取能力的贸易竞争力。本章利用出口增加值分解的数据，测算基于增加值比较优势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VRCA），对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并与发达国家美国进行国际对比分析。VRCA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VRCAij表示j国i部门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DVij表示j国i部门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j表示j总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iw表示全世界i部门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w表示全世界出口的国内增加值。首先对中国三大产业30个部门2014年出口数据计算RCA指数和VRCA指数并进行对比。通过基于增加值的VRCA测算，相对于传统RCA，所有部门数值都产生一定的正向或负向变化，但是大多数部门没有出现正负符号逆转的情况，仅有木材和软木制品部门RCA为0.002、VRCA为-0.003，出现正负号变化。其中正向变动最大的为批发零售维修部门，数值增加了0.027，体现该部门基于增加值贸易测算的竞争优势大于传统贸易比较优势的情况最为突出，与前文中国批发零售部门价值链位置与增加值获取比例的分析结果相呼应。负向变动最大的部门为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部门，变动数值为-0.58，体现该部门基于增加值贸易测算的竞争优势小于传统比较优势的情况最为突出，与前文分析的中国该部门增加值获取比例相对偏低的结论相呼应。通过以上对比情况可得，VRCA相较于RCA可以更好地测度贸易增加值获取视角的竞争优势。总体来看，中国VRCA比较优势最大的5个部门是：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0.100），纺织、皮革、鞋（0.083），批发零售维修（0.053），制造业回收利用（0.023），未分类的机械和设备（0.020）；仅批发零售维修为第三产业，其余均为第二产业。中国VRCA比较优势最小的五个部门分别是：矿业（-0.073），金融中介（-0.033），汽车拖车和半拖车（-0.032），交通存储（-0.029），化学品（-0.026）。金融中介和交通储存两个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劣势亟待缓解。

2．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结构与国际对比

出口部门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对于进一步分析出口结构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传统贸易理论，加强比较优势部门的出口更有利于贸易结构的优化，获取更多贸易利得。本部分基于细分部门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升序分布与出口额的关系对出口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以VRCA值为X轴，部门出口值为Y轴，嵌入中美第二、第三产业数据进行对比。首先是中美第二产业出口结构的对比。从RVCA的分布来看，美国第二产业的VRCA取值分布为（-0.04，0.03），中国第二产业的VRCA取值分布为（-0.03，0.09），两国比较优势下限接近，但上限中国优势明显。出口结构上，可视化数据直观体现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最大的两个部门也是VRCA最大的两个部门，优势部门出口量明显与其他部门拉开差距，而美国制造业出口相对均衡地分布于VRCA的正负两侧。按照传统贸易理论，一个国家出口更多比较优势产品可以获得更多贸易利得。在此计算产业比较优势出口比例，即本产业VRCA为正部门出口额占本产业出口额比例。对比中美第二产业出口结构，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出口比例为0.807，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出口比例为0.505，总体来看第二产业出口结构中国要优于美国。

对比中美第三产业。美国第三产业VRCA分布为（-0.030，0.032），中国第三产业VRCA分布为（-0.033，0.053），再次出现两国VRCA下限值接近，中国上限值较明显领先的情况。但在中国VRCA为正的服务业部门仅有批发零售维修部门，优势明显且出口额领先也较为明显，其余部门VRCA均小于0，出口值较大程度低于批发零售维修部门。美国则再次出现相对均衡的结构，VRCA正值和负值部门均有较大出口额部门存在。计算两国第三产业比较优势出口比例，中国服务业为0.605，美国服务业为0.731，总体来看第三产业出口结构美国要优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