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1 年是中国抗战的第十一个年头。

赵王河水从白洋淀急速涌出，一泻而下，在文安、雄县交界处注入大清河。雨季的赵王河，水势汹涌，强大的漩涡卷起杂草和树枝在河中央打转，几里外就能听到激流的咆哮声，像猛兽下山，不可阻挡。湍急的水势告诉人们，可怕的暴雨季节已经提前来临。乡亲们期盼着暴雨赶快停息，以免百草洼的千顷高粱和棒子遭受水灾。人们站在千里堤上往北望去，焦急的心情像河水一样不时地翻滚着。

三伏天是冀中平原最难熬的季节，毒毒的日头像一团火，好像要把人烤焦。前夜虽有一场大雨，不但空气没有凉爽下来，高温加潮湿让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蒸笼，让人更加闷热难忍，汗如雨下，简直喘不过气来，短褂湿漉漉地贴在了身上。一到傍晚，大人小孩都躲到场院里、房顶上，耐心地摇着蒲扇，期待着久违的习习凉风，有时要坚持到后半夜才能进屋入睡。

有两个人傍明儿就离开场院爬上了陡峭的千里堤，一个叫王福顺，一个叫房玉岭。他们是从任丘刘李庄出发的，午后要赶到文安回回营。王福顺瘦瘦的，中等个头，他用半新不旧的羊肚手巾箍着头，肩上搭着褡裢兜，尖顶草帽挂在背后，迈着轻盈的步子往前奔走。膀大腰圆的房玉岭是一个壮汉，黝黑的脸庞浸满汗水，肩上挎着用褪了色的包袱皮儿紧紧裹着的行李卷，手拿油布伞，小跑似的跟在后面。他紧走几步赶上了王福顺，喘着粗气问道：“老王，你到延安抗大学习了多长时间，毕业了吗？”

王福顺说：“我进修的学校不是延安抗大，是华北联大，在河北阜平县，当然延安抗大是它的前身。自从组织上选送我去进修到现在，已经一年半多了。没等我毕业，九分区的领导在征得冀中回建会[1]的意见后，派我在7 月底赶到文安县开展工作。”

“据我了解，你对文安、霸州一带的情况很熟悉，”房玉岭说，“你在大围河清真寺当过二掌教[2]，在五区担任过区委书记，这一带的人对你的印象都很深。你这是第二次出山吧？”

王福顺很有感触地说道：“两年前，冀中回民第二次代表大会任命我为九分区特派员，让我以宗教人士的身份到大围河清真寺[3]，一边做宗教事务工作，一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广泛走访接触当地民众。那时，清真寺办了一个‘经书班’，参加者多数是5 至8 岁的儿童，我主要讲《古兰经》[4]和《圣训》[5]中的经典故事，同时也编写一些进步歌谣，让孩子们学习传诵。在刘光庭阿訇[6]的支持下，我先后走访了河间果子洼、文安回回营、南庄、小营、雄县西槐村和霸州两间房子村回族聚居区，对那里的经济情况，群众的抗日决心以及对待伪政权的态度进行深入调查。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是，抗战一开始，作为大围河清真寺负责人，杨春圃阿訇亲自拉起抗日的大旗，组织三十多人的队伍，与日伪军及恶势力做斗争；二是，在日寇的逼迫下，千里堤上的四十八村组织起了联庄会，是自发的地方武装，有效地抵抗了日伪军的侵扰，保护了广大群众的安全；三是，县大队在储国恩的带领下巧妙地打击日伪军，给文安人长了志气，树立了榜样。通过半年的考察和兼职区委工作，我总的印象是：广大农村孕育着极大的抗日积极性，就像堆满的干柴，星星之火就可以引燃。我这回第二次到文安、霸州，已经不是旁观者的身份，组织上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地建立大清河流域回民武装。”

房玉岭插言道：“我知道你是定州人，原名叫王福顺，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改叫干一的？”

“是在大围河搞地下工作时改的名字，”王福顺接着说道，“我把王字拆开，就成了干一，是为了保密和工作方便。”

“那我明白了，以后就叫你干一同志吧！ 从我这里带头做起。”房玉岭接着问道，“听说你在进行社会调查时遇到过一些险情，那是怎么一回事？”

干一很有感触地讲述起了遇险的经过……

那是前年的事，冀中回建会派哈金池秘书长到文安找干一，二人一起去霸州调查马维州叛变造成的后果。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们在霸州城里调查两天，第三天到马维州的家乡两间房子村，当即就被敌人内线发现，霸州伪保安队迅速派人盯梢和跟踪，险情就发生在当晚清真寺内。

两间房子村清真寺有几百年历史，坐落在村中央，大门朝东，院内青陶瓦舍，古柏森森，一派大气。大殿建在高台阶上，彰显威严。北房是讲经堂，西侧是沐浴室，经历代修缮，装饰古朴，异彩纷呈。日寇入侵后，历届阿訇都保持着爱国爱教的好传统。因此，进步人士把这里作为重要的活动场所，在整个抗日的岁月里，这里演绎了一出出可歌可泣、威武雄壮的戏剧，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极大震撼，振奋了民众的抗日热情。这是后话。

二人到该村调查时，哈金池住在亲戚家，干一住在清真寺。本来清真寺是很安全的地方，万万没有想到，在早晨礼邦达[7]时，突然响起枪声，保安队的十几个人包围了清真寺。那时干一在沐浴室小净[8]后刚刚穿上衣服，李同贵阿訇迅步跑进来，有些急促地小声说道：“情况不好，保安队简直就像如临大敌，十几个人荷枪实弹地来抓你们，赶快想个办法，否则会落入敌人魔爪。”

干一沉默片刻说道：“从后门出去行不行？”

李阿訇着急地说：“敌人包围了整个大寺，现在是无路可逃！”

干一灵机一动：“李阿訇，你马上拿全套海里发[9]衣帽给我，我再化点妆，他们肯定就认不出来了。”李阿訇明白了干一的思路，忙说：“好！ 好！”

干一身罩灰色大褂，脚穿圆口布鞋，头戴‘戴斯达尔’[10]，手捧着《古兰经》，大摇大摆地走出沐浴室。敌人狼嚎似的吼叫着，让宗教人士和参加礼拜的穆斯林[11]群众统统在院内站成两排，保安队一个满脸横肉、走路有点踮脚的矮胖子逼问道：“哪位是哈金池、干一？ 马上站出来！ 如果你俩装蒜，肯定要连带乡亲受罪，谁都没有好果子吃！”全院子足有四十几号人，大家怒视着那个逼问的瘸胖子，时间好像凝固了一样，没有一个人开口。

又有一个腆着大肚子像是保安队头子的人问李阿訇：“昨个儿是不是有叫哈金池、干一的住在这里？”

李阿訇沉着地答道：“前儿个是主麻日[12]，他们俩来过，后来匆匆离开了村子，我们不知道去向。”

瘸胖子骂道：“他妈的！ 甭耍花招，站出来，一个一个问话，如果不是当地口音统统抓起来！”

40 多人都问了一遍，发现唯独干一不是当地口音，瘸胖子立即将他拽到前面去。

大肚皮一看这个外地年轻人是宗教人士打扮，心生怀疑，忙问道：“你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冒充的？”

李阿訇急忙答道：“他是我内侄，河间果子洼人，是清真寺里的海里发。”旁边有一位乡老[13]喊道：“老总，我有个建议，共产党、八路军里的回民都不会念经，更不会做礼拜，让年轻的海里发到大殿里念经、领拜，给大伙亮亮相，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敌人来清真寺这种神圣的宗教场所抓人，本身就有些胆怯。有点儿阅历的人都知道，过去在挑拨民族冲突中吃过苦头的人不在少数，如果在回回民族群儿里失了礼，陷入民族矛盾泥潭，恐怕一辈子也脱不了身。

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带有折中主义的建议打了闷棍，根本找不到任何理由反驳。

干一在乡亲们的簇拥下信心十足地走到大殿里，头也不回地面朝西跪在前排，高声诵咏《古兰经》首章《法谛哈》[14]和大段的《太阳章》[15]，平日里5 分钟就能诵念完，那天足足诵咏了10 分钟，声调平稳，段落清晰，他大胆和沉着的表现极大地激励了乡亲们。按照礼仪规定最后进行领拜，高度警惕的穆斯林们，全神贯注，动作整齐划一，尤其是最后齐声赞主的一句“安拉乎艾克白灵”[16]，声音整齐洪亮，像是对敌人示威。

保安队的人在门外看着、听着，呆如木鸡，无言以对，只好骂骂咧咧、一无所得地悻悻离开。

干一在清真寺里机智脱险的故事，在回族圈里一直传为佳话。

房玉岭又迫不及待地追问：“哈金池后来怎么样了？”

“哈金池听到枪声早就离开了两间房子村。”干一笑着补充道，“前个儿在任丘我和冀中回建会马玉槐主任谈起此事，马主任还伸出大拇指，称赞说：‘你知道在关键时刻那位出主意的乡老是谁吗？ 不是外人，正是房玉岭的父亲，房老爷子！’ ”

房玉岭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

二人正有说有笑地快步往前走时，迎面来了两位老人，房玉岭礼貌地问道：“两位大叔，前边是哪个村啊？”其中一个年纪更长些的答道：“是大苟各庄，那儿有日伪军岗楼，对过路人检查得很仔细，你们要是不想找麻烦，就走小路绕过去。”

房玉岭问清了绕道的方向，向两位老人招手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