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发展的八大阶段
1937-1984：任正非，与共和国共成长
1944年10月：战火中的童年
任正非出生的时代，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国共两党冲突升级，抗日战争尚未结束。毛泽东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他才5岁。
任正非家中兄妹7人，他排行老大。他的家乡贵州镇宁县偏僻而贫穷，气候多雨潮湿，位于中国西南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与首都北京相隔千里。父亲任摩逊的个人经历对任正非的一生有着深远影响。1937年，为响应抗日战争，任摩逊毅然决定参军，表面上，他在一家由国民党经营的防毒面具厂做会计，实际上，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任摩逊出生于浙江一个富裕家庭，他睿智、有教养，曾经创立过一个文学社团，方便出售一些呼吁和倡议革命的书籍。
后来，他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无奈之下，任摩逊只得逃离家乡，一路辗转来到了贵州。
而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程远昭。程远昭是位积极向上的女性，她努力学习数学，还成了数学老师。任摩逊在当时是位知识分子，也是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后来，任摩逊也做了老师，之后又做了校长。
两位乡村教师的收入本就微薄，还有一部分要寄给祖父母，家里时常饥一顿饱一顿。每一餐，母亲程远昭总是严格执行分饭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个人都不至于饿死。任正非说过，那时候能吃一小块白面馒头，都算得上过节了。住房条件就更简陋了，被褥是稻草做的，如厕洗漱只能在屋外进行。
即便如此，父母亲也未曾抱怨过命运。相反，他们非常注重教育，注重给孩子们树立利他、宽容的价值观。母亲喜欢给任正非讲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Heracles）十二项任务的故事。每一次她都只讲一个故事，并且留下悬念，只有当任正非考试取得好成绩时，母亲才会讲下一个故事。这种奖励方式的确奏效：任正非虽然贪玩，但他学习刻苦，并且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书籍和阅读的热爱，这一爱好也伴随了他往后的人生。
青年时代的任正非始终记得那段艰苦、孤独、动荡的生活，但这段记忆却成了他日后人生的珍贵宝藏。他认为：人的一生太顺利也许是灾难，受点挫折是福不是祸。
时至今日，任正非身边的人都说从他身上能够看到他母亲的影子。母亲给他起的小名叫“非非”，直至去世前，她都一直这样称呼自己的儿子。任正非心中有一个巨大的遗憾：在他成为电信业大佬之后，有一次在中东出差，早上未给母亲打电话。几小时后，母亲在出门买菜时发生了车祸，之后不幸丧生。任正非的父亲也同样意外离世。1995年，任摩逊在小摊上买了变质饮料，喝下后不久就因食物中毒而去世。[1]
1962年6月：“文革”动荡时期的青年大学生
为了通过高考，任正非和他的家人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对热爱学习的任正非来说，智力水平自然不是问题，难就难在体力上。虽然在高考前几年，他们就举家搬迁到了都匀，但他们的生活依然极端贫困。大饥荒时期饿死了数百万人，这是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痛。那时候，任正非家里每个人的食物都是定量安排的，只有考试前夕除外：母亲尽可能地把食物留给大儿子，让他拥有足够的体能支撑备考，并且能在“大日子”到来的时候，保持良好的状态。
日后，当这位华为创始人在《我的父亲母亲》[2]一文中回忆起童年时，他说道：为了让大儿子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全家人都做出了牺牲。7个子女中，也只有任正非接受了高等教育，弟弟妹妹们则做着平凡的工作。
18岁那年，任正非顺利通过高考，考取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这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学校之一，拥有良好的师资、精良的设备和丰富的学术资源。浩瀚的知识海洋让任正非兴奋不已，无论时局如何，即便只能吃干硬苦涩的年糕，只有一卷铺盖和两件母亲亲手做的白衬衣，他也很知足。那两件衣服他一直穿到了毕业。
这个在山村长大、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青年，如今面对着无穷无尽的新知识。他对所有学科都兴趣浓厚：数学、电学，还有文科类的哲学、英语、日语……他对学习的渴望从未停止过。时常徜徉在书海里的他，在生活中很是孤独，他也曾申请加入共青团，尝试着融入同学，但一切都是徒劳。父亲过去与国民党的往来使他受到牵连。
任正非的个人经历又一次成为了国家历史的缩影。1966年，就在他毕业的前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人们公开排挤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众多的大学教员被批斗和扣押。任正非的父亲被批斗为国民党和资本主义支持者，并被收监入狱。当时，全国部分地区完全笼罩在紧张气氛之下，任正非和当时的其他大学生一样，很难再继续接受教育。他选择远离事件，几位教授私下借书给他，他便独自继续学习，最终在1967年获得了大学文凭。那一年，他23岁。
1967年7月：步入职场，首次接触技术
受“文革”影响，当时的中国仍然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之中，农业和工业遭到巨大破坏，百姓缺吃少穿，布匹也是定量供应。为了解决布匹短缺的问题，政府在东北地区辽阳市额外投资建设了一家合成纤维工厂。
工厂隶属的部队在全国各地招聘了50万名有志于投身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兵。
那个时期的生活条件依旧是艰苦的。最初，这些工程兵就在草坪上过夜，后来有了屋子，但空气混浊，也不保暖。东北地区气候严寒，室外温度能达到零下20摄氏度。饥饿的肚子更是让寒夜显得无比漫长。
任正非只能通过读书来获得一丝慰藉。他是幸运的，在“文革”时期，“读书”这个行为会被视作造反，但是在相对落后、远离权力中心和红卫兵的东北，没人会批斗一个读书的人。
除了读书，工作本身也给他带来了知识。法国斯贝西姆（Speichim）是德西尼布（Technip）集团公司的子公司，斯贝西姆工厂内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能够完成一些自动化工作。这是任正非与技术的第一次接触。他逐个研究机械零件，想要弄明白这些机器的运作原理。日后，任正非在回顾时是这样评论的：“我们一边吃着世界上最大的苦，一边学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在工厂工作的7年间，任正非刻苦钻研。他学得很快，从技术工人做到了工程师，后来又坐到了副所长的位置。再之后，他发明了用于技术设备检测的工具，这项发明不仅让他脱颖而出、声名大噪，也推动着他走向新的岗位。
1974年1月：短暂而闪亮的军旅生涯
自1974年加入辽阳化纤总厂，任正非的工作成绩十分出色。
此前，他曾在安顺工作过一阵子，安顺也是贵州的一个市，位于中国的西南，与他参加高考的城市相距不远。他曾参与代号“011”的军队通信系统开发工作。在他加入军队工作后不久，他便有机会接触到信息通信。
军队的长官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为了尽快追赶上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
但由于受父亲的影响，任正非看着自己的下属陆续晋升，而他却什么也得不到。如今的任正非坦言道，他的淡泊名利就是从那段经历中修炼而得的。
时间到了1976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他才获得军队和地方政府对他工作的认可。1978年3月，他受邀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34岁的他格外引人注目，在6000余名与会人员中，任正非的年龄最小。
在这个时候，中国正艰难地从过去十年的“文革”混乱中恢复，任正非在军事通信领域的几项新发明正有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各项荣誉纷至沓来，任正非戏称当时的自己是“奖牌和奖励收割机”。
父亲任摩逊平反后，任正非也终于可以加入共产党。恢复名誉的任摩逊对此十分骄傲，他把儿子与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合影挂在了客厅的墙上。
入伍近10年之后，任正非眼看着就要获得中校军衔，可他的军旅生涯却在1983年戛然而止。在全力重建国家的背景下，中国政府进行了重大的军队改革，撤裁了50万名工程兵。一些拥有高军衔的将官非常认可任正非的才华，多番说服他留在军队。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仍然选择了退伍。那一年，他39岁。
但军队经历对他的影响并未就此停止。近40年后的今天，他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依然是分析人士热议的话题。
1984年4月：复员生活，谈何容易
任正非选择离开军队的原因之一，是他希望能够多顾及家庭。他与孟军结婚已有十余年，两人育有一女一子。由于常年在外工作，一年中有11个月都远离家庭，任正非鲜有机会见证孩子的成长。虽然生活仍旧不富裕，但孩子们却拥有远大志向。
深圳这座城市符合任正非对美好新生活的全部幻想。曾经的小渔村正在经历不可想象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座城市因靠近香港（当时仍受英国统治）的特殊地理位置，被政府指定为经济特区[3]，以吸引外商投资。深圳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试验田。很快，2万余名干劲十足的工人拥入深圳，参与建设。任正非一家也在兴奋激动中定居深圳。那时的深圳南油集团还是一家年轻的地产公司，刚开始着眼于未来大都市的建设。妻子孟军在这家集团公司担任高管，随后，任正非也加入该集团，并担任旗下电子公司的副总经理。
不幸的是，在南油的经历让任正非品尝到了商场的狡诈。这位退伍老兵初入商界，显得过于天真。他被一个合伙人欺骗，损失高达200万元（约合25万欧元），这在当时无异于天文数字。当他意识到被骗后，他向领导承诺会尽力填补损失，尽管他想尽了办法，却也未能完成诺言。
最终，他难逃被辞退的命运，还身负重债，梦想在这一刻几乎破碎。祸不单行，妻子又选择在此时离开他，离婚的伤痛很快就超越了失业的苦楚。但任正非是脚踏实地的人。
一切又回到了起点。他回到父母家中，照顾父母和外甥，供养他们。几口人蜗居在狭小的空间之中，只能在阳台上勉强做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窘迫。曾经的军人陷入了忧郁，他必须找到出路。
[1]援引自《My mother, my father》 de Ren Zhengfei in Ren Zhengfei ＆ Huawei de Li Hongwen（LID publishing, 2017）.
[2]《My mother, my father》 de Ren Zhengfei in Ren Zhengfei ＆ Huawei de Li Hongwen （LID publishing, 2017）.
[3]中国的经济特区是一个地理区域，在该地理区域内，实行相比于该国其他地区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经济法规。该机制是税收优惠、关税优惠、简化的海关程序和相关的法律条例的结合。深圳的诸多地区都已从该机制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