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巴金
上海西区，幽静的武康路旁有一幢美丽的花园洋房。冬天，树叶落尽，只留下瘦削的枝丫向着蓝天尖利地伸展开去，天因为清冷而空旷，枝丫也因为去掉了多余的黄叶显得舒展。一位老人，他的脚步正稳稳地走过丰硕的秋天，接近那清冷的冬天，然而生命之树即使在枯枝残叶中却依然挺拔如剑，昂然向上。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这座美丽的花园里散步，不知不觉的，已经迈过了九十五岁的门槛。现在，他已经很难得下地走路了，他长年住在华东医院和杭州西子湖畔，身体好的时候也会坐在轮椅上慢慢地被人推着向前走去，但他的思想却一刻也停不下来，有时会走得很远很远……
这幢房子里曾经有过辉煌而温馨的日子。1955年国庆前他全家从淮海坊搬入这里，他在客厅里接待的第一批远客就是法国著名作家让—保罗·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波伏瓦。那时他正忙啊，忙开会，忙出国，忙招待，忙着应付约稿……过去那种足不出户、闭门写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心里充满了欢悦和激情，就在那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个诗一样的题目最初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他的朋友、以文笔优美著称的散文家丽尼写过的一个题目。那是在1938年，上海沦陷在日本军队铁骑下的时候。1959年他拾起了这句话，把它写进一篇散文里。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在我过去的作品里，我写到上海的时候不曾用过一次美丽的形容词，细心的读者在我的文章里看见的倒是强烈的憎恨。”是啊，要论述作家巴金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关系，还必须从头说起，从他对这个城市的憎恨说起。
1923年5月，他还是一个不到十九岁的外国语专门学校的中学生，跟着他的哥哥离开了成都老家，满怀着憧憬，搭一只竹筏木船，经宜宾、上重庆，驶向茫茫人海。那时他还没有取“巴金”这个名字，他本名叫李尧棠。一个月以后弟兄俩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他们本来想雇一辆马车去找亲戚，可是没走几步路马车就违反了交通规则，被巡捕带进巡捕房罚款。这是上海给这个年轻人的第一个下马威，事过三十几年后，他在文章里还恨恨地说：他到上海最先认识的不是旅馆，而是巡捕房。那一天他们从巡捕房里出来，投亲不成，就近在四马路的一家旅馆里住下。那里是著名的红灯区，对面就是“神仙世界”游乐场，到了晚上处处是灯红酒绿。弟兄俩好奇地扒在临街的窗口往下看，见到了连续不断的人力车在街上跑，车上装了小电灯，坐了漂亮的姑娘，他们知道那是妓女，上海的妓女要比成都的土娼气派得多。
那时他是一个年轻的安那其主义者，他有自己的政治信仰，并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积极投入社会革命运动。他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完高中，1925年8月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贝勒路（现黄陂南路）天祥里，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起，从事他的宣传、写作、读书的理想生活。他的朋友毛一波在一篇散文里回忆了这段时期的生活：“我们那时穷得只能吃几个面包和喝一点清水，然而，同志们的精神却是十分饱满。我们还分了余钱出来出版革命刊物呢。那一个生了肺病的同志芾甘，正在负责译述先烈的遗著。从他难看的面色和干咳声中，他常是冒雨去为主义而工作。我也曾和他一道在马路上奔跑过。让那斜风和冷雨打在自己头上。从贝勒路的南头跑到远远的印刷所去送书报，雨水常是迷茫了我们的近视眼镜……”那“芾甘同志”就是巴金。他们的生活是贫穷的，但精神上充满了乐观、昂扬的战斗性。巴金参与创办了《民众》杂志，翻译了特写集《断头台上》。更重要的是这段生活经验为巴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他在30年代创作了小说《爱情的三部曲》，其中《雾》和《雨》，多少反映了这一时期他和同志们的生活片段。
一年以后，他和他的同志又先后在康悌路（建国东路）和马浪路（马当路）居住，继续从事安那其主义的活动。那时战争已经打响，北伐军步步逼近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正在酝酿，这个被军阀孙传芳统治的东方大都市到处是骚乱和血腥，马路上常常有被杀的人头挂在那儿……巴金再也待不下去了，他怀着满腔的憎恨，离开了上海，赴法国留学。但这个城市留给他的强烈的刺激，在他的记忆中没有淡薄，不久，他在异国的寂寞中写下了第一部小说《灭亡》，真实地写出了他住在康悌路的一段生活场景：混乱、恐怖、杀头、革命、献身……这部小说写完后，他寄给国内的朋友，希望能自费出版，没想到让当时主持《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看到了，把它在文坛上最有影响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小说轰动了文坛，1929年初巴金回到上海，他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年轻作家了。那一年，他才二十五岁。
1930年代起，巴金定居在上海，他先是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后因“一·二八”战争这一片土地变成废墟，他又住过好几处地方，都是临时性的。因为那几年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国内旅行和出国居住，直到1937年搬到霞飞路（淮海中路）霞飞坊，才算有了比较稳定的住所。1930年以后他成为一个多产作家而蜚声文坛，《家》、《雾》、《雨》、《电》、《新生》等一系列中长篇小说都完成在这个时期。他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声望越来越高，可是他的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寂寞和迷茫。他所从事的社会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他原来天真地希望理想像明天的太阳一样升起，现在也变得不可能了，他内心深处充满绝望，只能靠写小说来倾吐。所以，他的压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而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无意中的写作生涯却一步步诱得他功名成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种情绪用文学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知识青年沉寂的心灵，他成了青年人的偶像。
那一年巴金认识了萧珊。萧珊本名叫陈蕴珍，那时是上海爱国女中的活跃分子，她作为读者给作家写信，提出许多人生问题。巴金有一本小册子《短简》，收入了他回答读者的各种信件，其中有一封就是给萧珊的。萧珊的好朋友陶肃琼是校学生会主席，她们邀请著名作家巴金和靳以来学校演讲。向来不善言辞的巴金居然接受了女孩的邀请，还拖了能说会道的戏剧家李健吾一起去捧场。据说那天演讲并不成功，巴金上台第一句就说“我是四川人”这样一句毫不相干的话。但作家与女学生的浪漫恋曲就这样开始了。后来萧珊与巴金相爱，陶肃琼与靳以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
巴金与萧珊的恋曲奏响了整整八年，他们与民族共同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正因为战争，才使他们的爱变得持久而深沉。八年中，他们几度离散，几度相聚，天南地北，两情依依。巴金奔波于广州、上海、昆明、重庆等地，办杂志、出丛书、写小说，为宣传抗战和保存中国现代文学的精血，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大责任。而萧珊则在西南联大外语系读书，假期里陪着巴金一起在炮火下工作。那时候萧珊正在享受生命的最美成果，她当时的同学这样描绘她：“你穿着矮领子的花布旗袍，梳两根短辫，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清澈纯真，还有你那常被我们赞美的酒窝嵌在散发青春光彩的脸庞上……那是你的黄金时代，学业、友谊、爱情都在丰收。”1944年，他们终于在贵阳花溪静静地住了两三天，他们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个小菜，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碰杯、聊天，然后在小溪的潺潺流水声中散步回到旅馆，他们宣布结婚了。他们最初的家庭建立在重庆，这是巴金一生中最后一个文学创作的高潮期，他思如泉涌，写作了《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霞飞坊，那里是名人荟萃之地，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等都住在那里，生活相当安宁。但是，巴金的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依然充满了黑暗和痛苦。在《寒夜》里，他悲愤地描写善良的小公务员如何在失业中贫病交加地死去，妻子随人出走，人去楼空……他忍不住在结尾时写道：“夜，的确太冷了。”
巴金与萧珊共同度过了三十几年，萧珊年轻，性格又开朗活泼，她为巴金操持了一个人员众多的大家庭：两个孩子、丈夫的继母、丈夫的妹妹……在空余的时间里她还翻译了俄国普希金、屠格涅夫的小说。我见过几张摄于1960年代的照片：一张是巴金在宽大的书房里与儿子下棋，女儿与妻子静静地在一旁观看，他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的微笑。另外一张是武康路花园的绿茵草地上，背景有月季花、栀子花和牡丹，女主人兴奋地逗着一条小狗在玩耍，笑得那样甜。这是难得的温馨的日子，为了珍惜和保护这般幸福，他写作了近百万字的时代赞歌，呼出了“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但是，谁又能料到“文革”的灾难却一步步靠近，几年以后，仿佛是一声晴天霹雳，巴金被押上批斗台，女主人在惊忧中绝望地死去……
巴金惊醒过来，他又清醒地拿起了笔，开始解剖自我，总结这一场历史性大灾难的经验教训。一篇一篇的随想喷薄而出，他大声疾呼，要“讲真话”，要“把心掏出来”，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就用颤抖的手一字一字地写着他的随想，倾诉着他的严肃思考和精神探索。终于，一部凝聚了老人晚年心血的“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完成了，煌煌五卷，丰碑似的耸立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随想录》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十多年来已有近十种版本流传于世，最近，它的手稿本也即将出世，人们将从老人一笔一画的颤抖字迹中，再一次感受到巨大的震撼力。
究竟做怎样一个人？在拜金主义弥漫人际道德空间的时代里，也许没什么人会在乎这个问题，但是巴金在乎。古人云：年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用这条人生规律来对照巴金一生：他十五岁正值“五四”运动，那一年他读了《告少年》、《夜未央》等进步书籍，完成了“立誓献身的一瞬间”，开始投入为求人类解放的社会运动，可以说“志于学”的时代。三十岁那年，他已经写出了《灭亡》、《家》、《爱情的三部曲》等作品，成为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可谓已经“立”。四十岁那年在贵阳与萧珊结婚，成家立业，阅世多矣，也算是“不惑”。可是到了五十岁就不一样了，历史给他开了玩笑：1954年，文艺界乌云正在慢慢聚拢，“天命”未卜。六十岁更是在惊恐不安中度过，斥骂之声，不绝于耳，耳安得“顺”？直到七十岁以后，终于噩梦醒来，重知天命，才逐步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吧。
1998年8月12日写于黑水斋
我心中的巴金先生
我不是一个爱做笔记的人。有许多事情发生，当年仗着年轻记性好，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脑子里。但最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谒见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为在1980年的秋天，因为那一年我与李辉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发于《文学评论》（大约是五月份），还得到过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记忆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与李辉上门拜访的。那时候也没有拍照留念，记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蓝布中山装，似乎是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一直这么记忆，还写进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问及李辉，他查了当年日记，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时候我们已经毕业，马上要各奔东西了，李辉被分在北京工作，想在临行前见一次巴金。于是，由李小棠兄安排（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们俩才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记录，李辉是有的，他如果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幕，一定会有重要的细节披露。但我却没有太具体的印象，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体不好，似乎是感冒了，还有些发烧。我们谈话中，有人进来为巴金先生注射针药，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厅外面的过道里去了一会，又进来与我们继续说话。那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我们的探望当然是早几天就约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会感冒发烧。但巴金先生没有因此拒绝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上门打扰，小棠兄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当他走出客厅打针的时候，我俩惶恐的心情可想而知。
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那时候离“文革”还不远，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无政府主义。“文革”有一段时期为了制止群众武斗、派仗和打砸抢等失控局面，《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要批判“无政府主义”，那时人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打砸抢和武斗。后来林彪倒台了，“四人帮”倒台了，批判他们极“左”路线时也总要联系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罪行。所以，直到“文革”结束“抓纲治国”的年代，无政府主义仍然是作为敌对的反动思潮看待的。有的学者写文章为巴金辩护，认为巴金一生追求反帝反封建，与无政府主义无关；说巴金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四人帮”对巴金的陷害。我们那时正在研读巴金的著作，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不仅读到了巴金早期许多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文献，还直接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才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理论上反对一切国家形式的强权和专制，认为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翼，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的进步影响。这样理解无政府主义，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与巴金一生追求进步的写作活动联系起来了。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巴金先生也是认可的。那天我们也谈到了这些想法。但巴金先生显然不愿意就这个话题深入谈下去，他有点激愤地挥着手，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说不清楚。”
巴金先生对无政府主义的这个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他始终以沉默对待自己曾经的信仰。有一年，我参与了巴金先生的全集的编辑工作。我向他建议，把他早年编译的一本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收入全集，他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稿子送到出版社后，还是被责任编辑撤了下来。记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诉我这件事，眼睛里含着揶揄的微笑，轻轻地说：“还是他（指责任编辑）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巴金先生写《随想录》也好，编全集也好，他对于自己的责任的理解，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观火。他对现实世界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不会因为一些表面的荣誉和声望就忘掉身处的环境。他全力以赴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力图做得更好，但是不抱一点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巴金先生平时话不多，随着年岁增高，还有健康的关系，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候听起来有些含糊不清。而且我也深深理解，像巴金先生那样的高龄和健康状况，他还肩负着沉重的写作任务，还要应付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实在是不堪负担。所以，我虽然住在上海，但有事情一般是通过小林、小棠转达请示，尽量不去打扰他。1989年11月，巴金先生八五诞辰，复旦大学和上海作家协会在青浦举办第一届巴金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五六十人。我参与了会务。巴金先生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了，心情也不好。他表示，除了个别老朋友外，他就不接待与会代表了，要我尽量阻止代表们上门看望。我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会议主持者，在会上也不断宣传，果然没有代表在会议期间私自去见巴金先生。可是到了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一位代表声泪俱下地站起来呼吁：我们既然到了上海，就是到了巴老的家门口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见见巴老？当时群情激奋，我再也无法阻拦大家去见巴金先生的愿望，于是就把大家的意愿转告小林。小林征求过巴金先生的同意，请与会代表集体去武康路巴金府上。我感到自己没有完成巴金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很惭愧，就没有跟随大家一起去。后来听说，那天巴金先生坐在客厅里，一个一个与大家握手，合影，折腾了整整半天。大家的愿望是满足了，但我想，巴金先生肯定是很累很累。
巴金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疗养，冬天则回到上海，直接住进华东医院，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里。我去看望他都是到华东医院，那段时间（大约是90年代初期），他的身体状况比较稳定，亲自读《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校样，坚持为每卷写跋，还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怀念老朋友的短文章。其中就有写他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时的好朋友卫惠林和吴克刚。1994年前后，我正在筹备“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想学习巴金先生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丛书的经验，通过出版活动来践行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我就此请教过巴金先生，他很支持我的行动，讲了当年他编辑文化生活丛书的经验，还用患了帕金森氏症的手颤抖地写下“火凤凰”三个字，作为火凤凰系列丛书的题词。我策划“火凤凰文库”，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之后陆续写成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巴金先生欣然为它取名《再思录》。等编完以后，我又觉得薄薄的一本，印出来有些草率。就与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书的代序。没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来电话说，巴金先生已经写好了《再思录》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这样几句话：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1995年1月12日
小林在电话里给我念了这篇文字后，还担心里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的话是否有误，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著作，除了原译文中的“如果”记为“假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当时巴金先生患了压缩性骨折，痛苦万分，曾提出要“安乐死”。可是在这篇出口成章的短文里，他竟谈到了柴可夫斯基在民间寻找欢乐的话。可以想象，在病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是那样宽广。
也就在他患着压缩性骨折，浑身疼痛无法站立起来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要准备开代表大会了。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九十多岁身患重病的巴金先生依然被安排继续当作协主席，作家协会的主席团会议也被安排到上海来举行。于是，巴金先生不得不穿上了硬塑背心，坐了轮椅，硬撑着出席了会议，又一次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会场上少不了一一握手，应答许多问候。据说巴金先生准备了发言稿，只是低声念了一段，就交给身边的王蒙先生继续念下去。但在会议结束后，他就血压升高，昏厥了几次。病，更加重了。
巴金先生还没有长期住院的时候，他对外界的信息是非常关注的，甚至也关心到我的写作活动。有一次，为了《围城》汇校本是否侵权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围城》的出版单位认为汇校本侵犯了原著版权，代表作者起诉出版汇校本的出版社，并且请了一些大家写文章帮腔。这事本来与我无关，只是偶尔看到一篇文章说，“汇校本”没有被列入目前的出版权法，这是我国“著作权法”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又“决不容许有人趁此机会，钻法律的空子”。于是就有了一点想法，窃以为，既然法律有不完善之处，就应该先修订法律，不能在法律以外另设标准来论罪。这个想法与汇校本争论没有多大关系，只是看多了“文革”前和“文革”中法治观念混乱，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而引起的感想。谁知文章刚一发表，马上引来了一位前辈的批评，说我怂恿盗版书；我当然回应了。再过不久，巴金先生让小林给我电话约我面谈。他直截了当对我说，不要写文章了，版权的事，侵权总是不好。我有点疑心是打官司的一方找了巴金先生告状，也可能是老人读到了我的文章而想劝我息事宁人。于是我就把我的意见，包括汇校本引起争论的来龙去脉仔细向老人讲述了一遍，我认为我的文章没有错。巴金先生听了我的话以后，犹犹豫豫地告诉我，出版社确有人让他写文章就这个汇校本表态，他说：“我写是写了一点，主要是谈保护版权的，不过我对他们说了，不要发表，只是表示我的态度。”接着他又连连说：“让他们不要发表，不发表的。”我知道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写过保护版权的文章，强调作家对自己作品有权处置发表或者不发表，与眼下的汇校本官司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又写了关于版权的文章（应人之邀），却不让公开发表，也许是怕伤害了当事的年轻人吧。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可能是通信）今天是否还保存在出版社的某位编辑手里。时过境迁，如果能够找出来收入修订中的《巴金全集》，也是一件功德。
巴金先生很早就关心过我和李辉在大学期间撰写的《巴金论稿》的系列论文，那时候我们莽撞无知，把写了或者发表了的论文托小棠兄转给巴金先生过目。我手头还保存了巴金先生亲笔改过几个字的油印文稿，是一篇论巴金文艺思想的文章。至于巴金先生为什么会修改这篇文章，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后来写巴金传记《人格的发展》，写到抗战胜利巴金创作《寒夜》为止，不再写下去。书出版后，巴金先生在病床上听人读完了这部书，约我去谈了一次。他谈话时拿出一张练习簿的纸，上面记了好几个问题，一一解答我在书里写到过的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翻译蒲鲁东的《何谓财产》的下落。这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理论经典，巴金在1930年全部译完后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但没有出版，巴金先生也没有再提起这本书。我在传记里说，这部书稿送出版社后就“不知下落了”，巴金先生就告诉我，出版社收到书稿后搁着没有安排出版，后来遇到“一·二八”战事，书稿大约就此毁灭了。其他还有一些问题，都是他在听人读这本书时陆续发现的，就记下来告诉了我。他还问起为什么不写下卷，我主要是感到资料不足，但还有一个顾虑没有说出来，巴金先生还健在，我觉得就写完他的传记，似乎有点冒昧。就这样把这事拖了下来。有一年我曾经打算把下卷续完，还告诉了巴金先生，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老弟李济生先生，李济生先生遇到我时还特意夸奖了我，鼓励我赶快写出来。但是，做事拖拉的作风使我迟迟没有提起神来，终于辜负了巴金先生的期望。
要说到辜负巴金先生的期望，我还想说一件难以启口的事情。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心痛。巴金先生在《全集》第二十卷的跋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树基：
《炸不断的桥》的目录已在六六年日记中查出，抄给你看看。
目次
并肩前进（代序）
美国飞贼们的下场
越南青年女民兵
炸不断的桥
重访十七度线
一块头巾
明亮的星星
向胜利的旅行
红缎盒
见闻·感想·印象
附录：春天的来信
后记
《明亮的星星》等五篇给丢失了。《春天的来信》的改定稿也丢失了，不过江南的原信还登在《人民文学》三月号上。这个集子的《后记》是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写成的，第二天我就把集子编好托济生转给上海文艺出版社。
没有想到不久我就进了“牛棚”，待到十年梦醒，手稿回到身边，一放就是几年，我连翻看它们的兴趣也没有。后来编印《全集》，找出旧稿拿去复印，终于丢失，仿佛命中注定，我毫不惋惜，倒觉得心上一块石头给搬开了。欠债的感觉少一些，心里也轻松些。……
这里所说的《炸不断的桥》中五篇稿子“复印终于丢失”，是我造成的严重事故。当时巴金先生在编全集的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几卷，我和李存光分头帮他搜集和影印相关文献。一天巴金先生把两部旧稿交给我，一部是中篇小说《三同志》，是以朝鲜战争为题材，另一部就是散文集《炸不断的桥》，以越南战争为题材，都是手稿，交给我去复印，准备编入全集。关于《三同志》，巴金先生还特意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了：
废品，《三同志》，1961年写成，我写了自己不熟习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巴金
90年1月8日
我拿到稿子，马上去学校复印了。但正是这个时候我在搬家，忙着整理东西，我怕一些珍贵东西丢失，就特意把这两部手稿连同复印件，还有一些其他待印的旧刊物、旧稿，还有我导师贾植芳先生准备整理回忆录的文献资料，这些我所有家当中最最重要的东西，都集中在一个袋子里，专门放开来。结果真“仿佛命中注定”，等搬完家，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偏偏这个最重要的袋子找不到了。当时我的绝望和沮丧是他人难以想象的。记得那天我在荒芜的马路边仓皇奔走，天色一点点暗下来，仿佛要压下来似的，真是欲哭无泪。我无法面对我人生道路上最最重要的两位老人，也无法弥补那些丢失的文献资料和手稿。不幸中的万幸是我影印了《三同志》以后，把复印件放在身边阅读，总算没有丢失。《炸不断的桥》里的散文作品，有六篇曾经发表过，剩下的四篇散文和一篇后记，由于我的失误，永远地消失了。
我不知道如何向老人交代这个事情。无奈中我找了陆谷苇先生，与他商量。谷苇先生是我人生道路上提携过我的师长，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我的成长，他也是长期关注和报道巴金先生的著名记者，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报道，如巴金先生完成最后七篇《随想录》的消息就是他首先报道的。谷苇先生竭力安慰我，鼓励我先去找李小林商量，请小林寻机会转告巴老，认为这样比较稳妥。我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天就去找了小林，难以启齿的事情终于向小林吐露了。我在这里真心赞美巴金先生树立的良好家风，小林听了我的陈述以后一句责备话都没有，反而要我安心，让我写一封信把情况说明一下，由她交给巴金先生。过了几天她又打电话来，要我去家里。我知道巴金先生已经原谅我了，但还是毫无自信地走进了武康路113号。那天小林和李济生先生都在场，巴金先生坐在沙发上，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不要紧。”接着，老人用安慰的口气说，他有日记，记下了《炸不断的桥》的篇目，可以把篇目保存下来。一场对我来说是天大的灾难，也是心灵上一道被重重撕裂的伤口，就这样被老人轻轻地抚平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恩师贾植芳先生家里，当我把丢失资料的事告诉了先生的养女贾英，再由贾英告诉先生，那天我去先生家，先生、师母和贾英都围坐在客厅里，先生就对我说：“搬家就等于失一场火，总是要损失的。只要人没有事，健健康康的，就好。”
这个事件，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伤，但老人的高风亮节，对我如何做人的教育，是一种极大的提升。我从此养成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做事习惯，努力克服内心的骄傲以及自以为是的恶习。尤其是与巴金先生和贾植芳先生两位老人有关的工作，我确是容不得再发生一丝一毫的差错。有些不了解我的年轻人常会抱怨，以为我做事过于较真，对没有事必躬亲的事情总是不顺眼，不放心。那就是因为——只有我自己明白——即使献出我的全部生命，我也难以报答老人的知遇之恩。
2014年9月27日，写于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前夕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
一
一个多月来，不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来约我写纪念贾植芳先生的文章，我都答应了，却迟迟地写不了一个字。头脑从未有过的迟钝，思绪从未有过的滞涩，我都尝到了。直到今天，谢天振教授在光华楼主持了先生的追思会，我在场内突然明白过来，我的无意识里，何尝不是暗暗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先生真的离我而去了。
一个多月来，我昏天黑地地忙碌，差不多一直在外地跑来跑去，用紧张的工作去麻醉自己，努力不去碰这样一个事实。我希望先生还坐在他的书房会客、读书，写他的日记，发出他的朗朗笑声。先生高龄却无大病，性格豁达，看淡生死，晚年他的生活平静而幸福。他生前最后几个月一直住在第一人民医院的特需病房，享受着医院里一流的照顾。医生告诉我，先生睡在病床上，伸手碰得到的地方全是书，始终关心着医院外发生的事情。十天前医生发现他有心脏停搏的迹象，中文系马上送去了费用为他安装起搏器。那天，去医院探望的是副系主任祝克懿老师，回来告诉我，先生的笑声响彻病房。当时我想，先生是老年人，身体内各种器官都趋向衰弱，并没有致命的病，即便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约也还可以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对于先生那样坚强的生命，任何奇迹都是可能出现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仅十天以后，先生的肠道、呼吸都出了问题，突然间地，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真的离我而去了。校园里挂满了学生亲手叠的白纸鹤。我走在那些白纸鹤行列中，突然想起了先生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事：1966年五、六月间，先生作为胡风冤案的“骨干分子”服刑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的印刷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一个很热的中午，先生赤裸上身，拖着一辆沉重的拖车，从学校的工会礼堂前走过。正巧礼堂门口站着一群中文系的老教授，他们衣冠楚楚，从里面走出来，说说笑笑，不曾注意迎面走来的一个拖车夫。先生是远远地看见他们了，他们曾经是同事，是朋友，可是在195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以这种难堪的方式与他们劈面相对。先生说，当时他想回避，拖着车子绕开走，可是他的脚还是一直往前走着，终于走到了这群过去的朋友的面前。他们都怔住了，禁了口，惊恐地看着狼狈不堪的先生。先生说他还是抬起了头颅，默默地在同事们不同的眼神下走了过去。他心里在念叨，你们也许比我还要狼狈了。果然，不久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所有的教授都在劫难逃了。
我想说的是，先生做人的坦荡。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一种品质。我们今天常常劝人走好一生的路，用“清清白白做人”来勉励自己或者别人。但我觉得，做个坦坦荡荡的人，比做个清清白白的人，更加坚强和不容易。清清白白，可以从消极的立场上去拒绝和抵制这个社会上的污浊；而坦坦荡荡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人，就是一脚踏进了污泥浊水，他还是能够坦坦荡荡，哪怕他坐在监狱里，受千百人的唾骂、侮辱、迫害，他仍然是个仰俯无愧的人。先生一生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的多难联系在一起。抗战爆发，先生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学，为了抗战，毅然决然放弃了学位奔回祖国，在枪林弹雨的中条山战区出生入死。他的伯父身为买办，膝下无子却广有家产，曾经对先生说，你一生奔波，几次入狱，还不如随我做买卖，继承家业。先生却对伯父说：您出钱供我读书，不就是想让我活得像个人样么？如果你让我去做个商人，何必要我苦苦读书呢？先生拒绝了商人伯父的规劝，结果因为支持复旦大学进步学生运动而再度入狱。1955年，他的朋友胡风等人被诬陷成反革命集团，先生又一次为朋友的牵连蒙受二十五年的不白之冤。今天，一个崇尚金钱万能的人很难想象，像先生那样一个人，一次次拒绝了命运本来给他安排好的外国名校文凭学历、万贯家产、高级白领、红色教授的道路，却投身到战场、监狱、运动……当然这不是他的有意选择，但是作为一个坦坦荡荡的人，在为国家尽忠诚，为知识分子寻理想，为朋友担道义等大节上，他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感到奇怪的是，有过这样命运的老人，却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流露出苦难笼罩在他心里的阴影。我不是说先生的心灵深处没有这些苦难的阴影，但是他从未因为受了那些苦难而改变对生活的热情和善意，比如说，对人的信任和热情。先生这种性格特点在经历过苦难的一代老人中是很少见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老教授，也是极有声望的老知识分子，性格非常豪放，他与先生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畅怀大笑，但是一旦有年轻人走近过去，他马上就闭口不言，匆匆而辞。先生告诉我，那位老人以前在政治运动中吃过年轻人的亏，从此就不再信任年轻人，后来连研究生也不再招收。我想这位老人的心灵一定是很寂寞的。而先生不是这样，他对人的信任有口皆碑。我遇到过一件事：大约是1980年代，先生去苏州大学开会，会上有位来自广西的大学教师，回广西途中需在上海中转，他想在上海住几天，有人就介绍他可以住在先生家里，并且给先生作了说明。可是那次外出师母没有陪同，先生耳背，没有听清楚是怎么回事，还以为那位教师是苏州大学安排送他回上海的工作人员。就这样那位教师心安理得地在先生家里住了三天，先生也每天好烟好酒地招待，三天以后客人回了广西，他才疑疑惑惑地问我：那位客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在他家里住那么久？这时候我才发现，先生根本连客人的名字、身份、缘由完全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在俗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对于一个坦诚君子来说，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先生常常喜欢说一句江湖话：出门靠朋友。他说他十几岁离开家，在社会上闯荡大半辈子，靠的全是朋友的情谊和帮助，尽管“朋友”这层关系也给他带来了灾难，但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朋友来承担的。先生对“朋友”这个称呼极为看重，如果谁被他称为“我的朋友”，那就意味着他将与你肝胆相照，赤诚以待。
正因为先生是个坦荡的人，所以他能够通达地放得开自己所经受的苦难，放得开一生所经历的大小恩怨故事，顾全大局，胸怀大的目标，从来不会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名利、面子、档次等一般文人最喜欢纠缠的小节上计较是非。我听说过一件事，先生陪几位外宾去某地参加一个活动，开饭时，当地主办单位的领导临时赶到，听说有外宾出席（1980年代外宾出席还是很少见的），就立刻安排另席招待，匆匆把几位外宾请走了。因为那位领导不认识先生，就没有一起邀请，旁人可能感到有些难堪，先生却一点也不在乎，依然说说笑笑。一会儿，那位领导又匆匆赶来，原来他听说了先生在场，连忙赶来道歉，再请先生也过去用餐。照一般人想，先生也许会生气，拒绝参加，其实先生毫不介意，照样开开心心地出席用餐了。那位领导才松了一口气。事后，先生从未与我说起这件事，倒是那位领导有一次感动地向我诉说了先生的高尚人品。我觉得，这就是先生的坦荡之处。他从来没有摆出老人的尊严，所以他精神始终年轻；他从来没有摆出名流的架子，所以他的朋友遍天下；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曾经受过的苦难当作一种资本愤世嫉俗，所以他笑口常开，仁者长寿。
先生这样的通达为人，绝不是乡愿处世的态度，经历过如此大风大浪的人，他对于世态看得非常清楚，只是不该计较的事情他决不放在心上。我可以说出许多这样的故事。如，他冤案平反不久，恢复了教授的身份，学校有关部门安排他去当图书馆馆长。我本以为先生会拒绝这样乏味的工作。因为听先生说，老校长陈望道曾经公开说过，贾植芳是个“无政府主义”，上午让他当官，晚上就要下台。但没有想到“无政府主义”的先生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我曾经表达了我的意思，先生笑着对我说，上面要落实政策嘛，就让他们落实一下，不要让他们为难了。他就认认真真地在馆长的任上工作了几年，还主持修建了文科图书馆大楼。过了一任，先生已经七十岁，学校里通知他要退休了。很多朋友为他抱不平，认为学校这样对待他是不公正的，梅志先生特意来信，劝他在退休前提出离休的待遇，还表示愿意为他写证明。先生也是笑了一笑，对我说：这种“干部档次”，我要它干啥？于是就坦然地按照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退休了。这两件事，看上去好像有相反的含义，但表现了先生对于名利、对于工作、对于个人的道德追求，完全是一以贯之的。先生善解人意，一般也不拒绝社会上对他的好意相助，但并不是没有原则，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特权，他非但不屑于计较，而且有时候会表现出非常的独立性。
记得在几年前师母病重期间，先生每天要把大量的钱花在医药费用上，可能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别人（包括他的学生）说过自己的困难，也从未怨天尤人地抱怨命运不公。（后来我忍不住内心的感动，才写了《感天动地夫妻情》一文，披露先生当时的困境。）而先生多次与周围的人说过，他是手里拿着几个铜元、一卷铺盖进入上海的，现在成了有家业有房产的“有产阶级”了，大不了自己可以再拿几个铜元卷了铺盖回山西老家去终老。所以我想，当时先生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经济状况，但他宁可准备卖房回老家来挽救师母的生命，也不愿意伸手求助。他的赤诚之心，终于感动了上苍，师母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延续了整整三年。当最危急的时期过去后，先生又恢复了自信。最近我读了不少有关先生的文章，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潘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短文《贾植芳先生的一辈子像一堂课》，文章里说：“我曾写过报道《资深望重的贾植芳月入仅二千，一批退休老教授渴望得到善待》。没想到见了面，贾先生竟安慰我，已经加了，他是复旦加得最多的，退休金加到两千元，月收入有三千五百元了。‘任敏（陪他受苦受难一辈子的妻）也走了，不需要花钱了，够了。’”我不认识潘真，但她所写的确确实实是先生说的话。先生的高贵和傲骨，就是这样隐伏在他的坦荡的襟怀里。
先生一生最重视的是知识分子的称号，这是他自觉履行“五四”新文学精神使命的最根本的动力。他所戚戚然的，总是天下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命运。1996年我陪先生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轮到先生上台作报告时，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尉天骢作讲评，他手里挥舞着先生的传记，高声赞美先生苦难而高贵的人生，全场掌声雷鸣，向先生致敬。先生耳聋听不见尉先生的话，紧张地东顾西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一走下讲坛，诗人罗门就跑去向他倾诉心里的感动。先生才明白刚才会场里的掌声是怎么回事。他松了口气对罗门说，做个知识分子，总是要像耶稣那样，一代一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说得非常平常，但又是那样的沉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的准备，他才会这样举重若轻地对待人生——这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人生。
二
我已经记不起来，我第一次是怎么与贾植芳先生见面的，但肯定是1978年下半年在中文系资料室。那时中文系设在一个破旧木结构的楼房的二层，资料室设在走廊西端的一间大房间，平时老师们读书、交流、开大会等等，都在那间房里。因为面积不大，看书阅报议论的人多，总是感到有些嘈杂。在那一片声音里，最引人注意的是先生的一口山西腔，总是高亢有力，不断地指点学生，你应该读这本书，应该读那本书。旁边年轻的周春东老师轻轻介绍，这位是贾植芳，著名的胡风分子，英文日文都来赛（来赛，上海方言，了不起）。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胡风分子”这个词，也第一次知道这个词与“地富反坏右”一样，是打入另册的。
当时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还没有平反，但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风已经微微地在吹动，或者说，即使没有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文革”盛衰的中国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早已厌倦了阶级斗争的血腥味。当时的思想风气推动着我们把立场转向“文革”中（也包括1950年代以来所有）的政治受难者，同情他们，也赞美他们。所以贾植芳先生戴着胡风分子的政治帽子，并没成为我们接近他的障碍。而贾先生似乎也没有顾虑到他的政治身份和学生之间可能发生的麻烦（这些麻烦，在早几年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的时候是十分普遍的）。他与我们的交流就是那么朴素而简单，那么直截了当。我们是怀着神秘的好感去接近他，他也是怀着热烈的情怀来接近我们，二十多年的高度压抑使他满腔的热情、经验、学问，都像火山爆发似的，迫不及待地要喷发出来。这样，我们就成为最幸运的学生。谈话通常是从我们向他请教开始，接着就是听先生滔滔不绝地讲，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引导我们一步步走进了现代文学史的堂奥。
后来我们知道，先生与我们交往其实还是有顾虑的。李辉在一篇文章里说到过，先生在那几年日记里，总是含糊其辞地记着小陈、小李，而不写我们的名字，他这样做是怕万一有了政治风波会牵连我们。我想这是先生长期受迫害造成的心理阴影，只是平时被掩盖在豪爽的热情本能之下，我们察觉不出而已。联想到后来又一个政治风波发生，先生直接就对我说，应该把一些会惹麻烦的书信日记都处理掉，他说他自己过去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太多，舍不得随时处理一些不该留下的东西，才会在复杂的政治纠葛中一次次地罹祸。“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能活下来说说话就不容易，书信文稿什么都是不重要的。”他亲口这样对我说。由于那次风波过程本身一波三折，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有许多人起先纷纷激烈表态支持学生运动，唯恐自己的名字不被人注意，后来风向逆转，又慌了手脚，做了一些为人所诟的事情。学校里一时议论纷纷，月旦四起，先生始终冷眼看着局势，有一句话他在风波之前之后说过多次，至今还有人在流传。他说，武松打虎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打死老虎，做英雄；还有一种是被老虎吃掉。你是武松就去打老虎，是武大郎就去卖烧饼。武大郎不能看武松很光彩也跟着去凑热闹打虎，只想做英雄，不准备被老虎吃掉，那是不行的。
由于现实的教训，晚年先生心底所埋藏的阴影有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起着作用，左右着他的一些念头，使他对于身边发生的政治动荡不再有年轻人似的盲目和冲动，他对于政治的多变性与复杂性已经有太多的经验。在他自己与客体世界的互动关系上，他是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种对自由的理想、对友谊的信任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相濡以沫的感情，却始终荡漾着，就像年轻人一样地热烈。譬如他对胡风及其他受难者，一直怀着难以抑制的热情。1985年8月6日，在胡风去世后两个月，胡风家属决定办理遗体火化，不开追悼会，也不举行告别仪式。贾植芳、王戎先生从上海赶到北京，与在北京的朋友一起向胡风作最后告别。记者李辉在场，细腻地记下了这个时刻的贾植芳：
紧接着周颖之后的是贾植芳，年过古稀的他，一跨进门槛，就号啕大哭。所有人中，只有他如此不能自制，哭得那样伤心。他的声音很粗，“哇”的一声哭叫，一下子使气氛变得更为压抑。他哭得时间很长，站在胡风的遗体面前，嘴里不时叫一声“老胡”，他好久也不愿离开。没有人来劝他，没有人来拉他，任他放情地恸哭。他一边哭，一边朝梅志走去，梅志平静依旧。
与别的在场的人的冷静相比，贾先生的感情喷发出乎我的意料。我在先生身边三十年，没有见过先生用这样的方式放任自己的悲痛，连在师母的告别仪式上也不曾见到。但我毫不犹豫地相信，先生面对他患难与共的朋友胡风的遗体，他会这样表达自己。就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狱里狱外》所写的法院宣读判决的场景：
宣判会开始了，先是检察员念起诉书。当他念到“首犯胡风，1965年11月26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该犯已认罪服法”时，我在紧张的状态下，把“服法”听成了“伏法”，脑子里猛地飘过一个念头：怪不得上次在监狱里，那人说不会枪毙我，难道胡风被枪毙了？这么一想，我脑子轰的一下昏起来，眼泪顿时模糊了一切。那个检察员还在振振有词，但似乎离得很远，我根本听不见了，我不知道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内容是什么。
这就是贾先生的性格。在自己性命攸关的时刻，他误以为胡风已经被害，悲恸之情使他听不见自己的判决书。这都是他的热情本能战胜了残酷政治斗争强加给他的心理阴影，露出了他的率真性格的地方。
在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中，除了瘐死狱中的阿垅，贾植芳先生不仅是被判得最重，而且是最迟解决冤案的。在1980年胡风冤案初次平反的文件上，别人都摘了帽子，唯独对贾先生还留了个尾巴，就好像全国“反右运动”最后还留下了五个人垫底一样，又过了两年才最后解决。对这件事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对于整个胡风冤案中贾先生的遭遇也有许多不解之处：其一，先生并不是文坛纠纷的中心人物，他因投稿结识胡风，把胡风视为引路人和朋友，但他不关心也不擅长胡风的文艺理论，不像阿垅、路翎那样，一开始就陷入是非漩涡；其二，先生是一个三教九流都交往的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宗派性，比如，他与当年鲁迅的对手施蛰存、韩侍桁、邵洵美都有很好的交往，又因为贾芝先生在延安方面有特殊的背景，多少也应该有些保护作用，不至于成为胡风集团里的铁杆分子，也不至于受到这么寝皮食肉的仇恨和迫害；其三，我一直觉得，先生的思想谱系和社会经验比较独特，与胡风一派的主流思想有些距离，他是胡风朋友圈中的一个另类。1950年以后，胡风身陷北京，屡战屡败，先生实心实意地劝胡风：“我们都不如鲁迅先生，鲁迅在二三十年代卷入政治漩涡，但他深深懂得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他进得去出得来，始终有主动。而我们不行。你不懂政治却偏偏往政治漩涡里凑，那是太危险了。”他劝胡风放弃文艺思想争论，埋头翻译阿拉伯神话《一千零一夜》。这当然不是胡风所愿意接受的。贾先生对危险充满警觉，胡风却不以为然，结果还是携手走进了一场大灾难之中。
如此归纳起来：一、先生不是文坛纠纷的中心人物；二、有贾芝为背景；三、他对政治斗争有相当高的敏感。凭着这三点，先生就不应该成为胡风冤案里最受累的“分子”。然而他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想这灾难发生之前，胡风的对手们一定拉拢过贾先生，如果堡垒要从内部攻破的话，第一个缺口就应该从贾先生身上打开，而不是身处边缘地带、已经有辫子抓在对方手里的舒芜。进一步也可以这样理解，贾植芳先生所拒绝的，也许正是舒芜求之不得的机会。《狱里狱外》里有“京上阴云”一节，先生回忆了当年何其芳通过贾芝找他谈话的事，似乎是含有要他反戈一击的意思。我后来就这个猜想请教过先生，先生默然。他却说了另一件事，说1979年他还没有完全平反，他去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参加一个现代文学资料丛书的编辑会议，轮到讨论“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的主题时，主持方安排先生主持会议。先生一言不发，只是让与会者自由讨论，什么态度也不发表。这是先生告诉我的原话，但从先生的语气里可以感受，他对此事的理解是很情绪化的，他认为主持方是有意考察他对胡风冤案的看法，但先生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接着先生转述了李何林先生对他说的话，说是：“你怎么跑到周扬一帮去开会了？”这种怀疑色彩就更加明确了。所以先生的结论是：“我的态度让他们知道，我还是以前的我。于是他们在我背后又来了这么一下。”所谓“这么一下”，先生指的就是1980年的平反文件里对他的最后一击。那个会议，还有1954年的那次何其芳谈话，是否真含有这样直接的政治目的，我还是有些存疑。但是有一个现象可以比较，1955年先生是坦然陪着朋友走进了灾难。当然舒芜后来也走进了灾难，但先生是没有带着任何耻辱走进灾难的。在我看来，先生有许多时候都是处在为人豪爽的热情本能和无意识的心理阴影的夹缠之中，但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风。
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这里就要牵涉到先生与舒芜的关系了，近两年，所谓“贾拒认舒”公案众说纷纭，演义故事到处流传，又有旁人的推测引申，事情搞得扑朔迷离。这个公案，因为先生在关于作代会的日记里没有记录，再加上另一个当事人的否认，造成了疑点重重，有人甚至推理出这是先生心里想做而实际上没有做的幻觉。但我很清楚，至少从先生那面而言是确有其事的。在先生刚从北京开完作代会回来时，他就告诉过我这件事。那时候还保持了新鲜的记忆，至少不会弄错什么细节的。关于贾、舒恩怨，议论者已经说了很多，我只想补充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事情。
在此事发生前一两年里，贾、舒曾经有过一些来往：他们在北京见过面，吃过饭，同时还有过通信和互赠著作的交流，应该说关系是缓和的，那为什么在作代会上会突然发生“拒认”的事件？
以我所知，这既有远因，更有近因。远因是在1983年1月31日舒芜连同牛汉、绿原一起做东宴请贾先生夫妇以后。那次饭局后，他们同游琉璃厂，舒芜买了一本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在书上题记：
1983年1月，贾植芳兄偕夫人任敏来京，参加现代文学流派问题讨论会，31日午，与绿原、牛汉与余共酌植芳、任敏于前门饭店餐厅。饭后，皆游琉璃厂中国书店购此，书页犹多未裁，印成至今五十年矣。灯下展现，略记今日之事，五十年后或有续记数行者乎！舒芜。
我没有看到这个题记的原件，以上这段话由舒芜先生作为证据发表在《书友》杂志、又由张业松转引在《“贾拒认舒”材料补》一文中。我读后心生一个疑点：这个题记究竟是舒芜在当天晚上的灯下所写，还是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书的时候当场所写？从现在公布的内容来看，似乎是当天晚上补记白天的事情经过，所以其中有“灯下展现”云云。但就我所知，这题记是购书的当场所写。因为先生回到上海就告诉我这件事，而且还说了题记的具体内容。先生没有千里眼，也不会跟踪到舒芜家里的“灯下”，唯一的解释是，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舒芜在琉璃厂购书后当场所题，而从“灯下展现……”起才是回家后补记。贾先生对舒芜此举非常警惕。他认为这是舒芜宴请他们的真实目的，而且牛汉、绿原都被他蒙骗过去了。在他看来，舒芜当场题记一事，目的很清楚，是要通过这一段文字留下证据，证明贾、牛、绿等这批胡风冤案的主要受难者已经原谅舒芜，和好如初了。舒芜的藏书、周作人的原版，都是会流传后世的，那么，舒芜的题记在将来就会成为一种历史证据。最近牛汉先生著文纪念先生，就写到当时的情景：“贾先生来北京社科院参加学术会议，我们又见面了。这期间舒芜请求我带他去见贾先生。贾先生在舒芜面前表现得很大气，跟路翎不同，路翎坚决不理睬舒芜。这是因为贾先生脾气比路翎温和，但温和不等于软弱。”可见这次贾、牛、绿、舒的聚餐对舒芜是很重要的举动，他是做了精心准备的。而贾先生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我查先生这段日记，除了吃饭、逛书店外，一字未提舒芜购书题记的事情，而是特别记了如下一段话：“他这次很积极，牛汉说，这是向我们请罪了，众人只是敷衍而已。”强调了“请罪”和“敷衍”两个关键词。后来事实证明，先生是有见地的，舒芜那份题记还没传诸后世就开始派上用场了。
至于近因，那是在作代会期间。当时听先生说，他是与耿庸住一间房间，许多“胡风分子”经常串门，自然也会说些闲话。在闲聊中有人讲到舒芜在以后岁月里的一些事情，是先生事前不知道的。据先生当时告诉我，有一次那些朋友正在房间里闲话，舒芜敲门来访，先生说，当时外面黑里面亮，他本来就眼睛不怎么认人，一下子没有认出，就问你找谁？（这个情况先生在家里也经常发生的。）舒芜说，就找你啊。于是先生接着说，我不认识你。据先生当时说，舒芜见他不欢迎，就点点头走了，先生才将门重重关上的。先生当时告诉我这事是很随便地说出来，没有立此存照的意思。我也是漫不经心地听过，没有特别去记录下来。但当时先生说“我不知道他后来还做过许多事”（大约是指“文革”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人事纠葛）的神情，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我想先生大约与别人也说过这事，后来传来传去，就变成许多故事了。2004年李辉写《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从舒芜与贾植芳的见面谈起》一文，解读了他理解中的贾、舒关系，先生在读李辉文后的日记里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补充。那毕竟是二十年后一位九十老人的追忆，何况有李辉的文章解读在前，我觉得与我当时听他说的情况还是有些出入的。我曾经试图与先生核实当时的一些情况，如：当时房间里还有谁在？他听说的舒芜在其他运动中又做了什么事，等等，但先生已经完全记不清了。
我前面说过，先生常常处于他豪爽的热情本能和无意识的心理阴影夹缠之间，“贾拒认舒”公案是很典型的。以前已经有学者说过，先生在1947年被国民党抓去监狱时，舒芜接济过他们夫妇。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先生对于别人给他的点滴帮助都是铭刻在心的，所以他不像路翎那样拒绝舒芜，而是表现出温情和大气，甚至在1983年主动去看望舒芜，这是他的为人热情本能所致。至于他看到舒芜住宅条件简陋以及获知舒芜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等遭遇，也不会幸灾乐祸，他的感叹还是从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着眼的，即便是当了犹大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但是，当他看到舒芜的购书题记的精心表演，无意识的心理阴影就出现了，他开始警惕了：这个人还在演戏，并没有真实地忏悔。作代会期间“胡风分子”相聚甚欢，但是他再没有主动去找舒芜。当他听到了朋友间议论舒芜的是非，就更加证实了对舒芜的警惕。所谓“贾拒认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一次，从他开始没有认出舒芜到认出后顿增反感，再到拒绝舒芜入内（房间里正有一批议论舒芜是非的朋友），我想是有一个系统的心理过程的。但从此以后，贾、舒之间的往来确实再度中断了。
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作代会上。当时周扬已经病重，不能出席大会。周扬本来是胡风派的死敌，也是许多在1950年代受到伤害的作家共同仇恨的官员。但是“文革”后周扬表现出痛改前非，向许多被他伤害过的人道歉，做自我批评；他对于胡风事件也一样，多次表述他虽然与胡风有宗派斗争，但要制造这么一个大冤案，确实非他力所能及，也出乎他意料的。这话自然是另有隐衷，但胡风一派的朋友对他过去的行为是很难原谅的。先生也是如此，记得曾有中文系一位教授去看先生，说了周扬的这个意思，先生立刻就反问：是周扬派你来说的？那位教授赶快否认。其不信任的心理阴影非常明显。但是周扬晚年确实走上了思想解放的道路，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理解，惹出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波。这场风波差点把当时任上海市宣传部长的王元化也卷了进去。周扬从此病倒，一蹶不振，但在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却赢得了很大的同情。在作代会上，作家李陀等人建议给周扬写致敬信，写成后贴在大门口征求签名。签名的人越来越多，没有想到，胡风分子贾先生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铁杆的“胡风分子”，竟向周扬表示敬意，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贾先生在为人豪爽的热情本能下完全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自从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先生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中国思想界摆脱极“左”路线、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回归的重要步骤。在我的印象里，先生非常关心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风雨雨，凡是有利于思想解放的学术观点，不管是谁提出来的，他都会热情支持；反之，对思想解放运动采取保守的怀疑的态度，尤其是以大批判的方式来质疑思想解放运动的，他会反感。痛苦的历史经验和“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熏陶，使他本能地做出这样的抉择。但是，他这样做是会遇到一些压力的，尤其是在他的受难的朋友里，肯定会有人不理解。当时确有许多正直的知名作家，出于对周扬的历史恩怨，凡是周扬做的事情都反对，可偏偏周扬永远是占据了话语的主动权，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也被他紧紧地抓在手里，他成了改革派；而许多反对他的受过苦难的作家反倒成了保守派，譬如丁玲。先生曾告诉过我，1980年胡风冤案平反文件里给先生留了一条政治尾巴时，丁玲曾愤怒地对别人说：他们怎么还要迫害贾植芳啊？先生对丁玲是心怀感激的。在这里的话语系统里，“他们”、“我们”壁垒是多么清楚！但是，在历史进步的大是非上，先生还是在给周扬的致敬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尽管后来先生曾有意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签名是为了让周扬看到，受过他迫害的贾植芳还活着呢。我觉得这只是事后的一种解释而已，反映了埋藏在无意识中的心理阴影又冒出了头。先生在整个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思路非常明确，他甚至对自己终生不渝的患难朋友胡风的某些思想观点，也进行过反思。李辉在《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里曾记录了先生的一段话：“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像晁错一样，想清君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写三十万言书，实际上和过去传统的上万言书差不多，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这段历史。再说，我们的朋友中有些文艺思想也很左的，不能容人。”他私下里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类似的话：“胡风的文艺理论是当时历史的产物，现在看来也有左的地方。”显然，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左”，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意义上的“左”，而是指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一个非常的复杂的历史时期，人们为对抗更大的极左政治而践行的过激行为。为此，他对胡风及其朋友在过去文章里批判或者伤害过的唐湜、范泉等作家，都主动去道歉，为朋友胡风当时的处境作解释，平息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三
贾植芳先生去世后，我拟就一副挽联来总结先生一生的成就，先在祭奠上用过一次，后几经朋友的斟酌修改，定稿为：
从胡风追鲁迅，横眉冷对热肠扶颠，聚傲骨良心悲智侠胆为一腔正气
由社会进书房，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研究创作翻译育人开八面来风
我没有把先生一生坎坷多次入狱的事迹写入挽联，其实这样写的作品不少，牢狱人生几乎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贾植芳先生的关键词。人们赞美先生前前后后几次出入监狱而矢志不渝的高风亮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苦难中求索真理实践人格的高贵精神，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先生在普通生活中的辛勤劳作的价值，忽视了先生在知识分子岗位上对人文学术所做出的贡献。先生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谁会想到命运把我送进监狱？我只是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生活，被中国多灾多难的环境推着向前走，自己还以为这样做是为国家效力，对社会进步做贡献，哪里会想到进监狱？我想这是先生的大实话。1955年他被捕入狱，受审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办案人员拍着桌子骂：没有罪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先生坦然地回答：“我好好的在学校里教书，是你们把我弄来的，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当然也是大实话。像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更多的是要求有正常工作的权利，只要能够摆脱监狱的魔影，他们立刻就坦然地生活，享受正常人在正常社会的正常权利。他们珍惜自由，珍惜思想，珍惜劳动，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索取生活资源而感到自豪。这是先生与某些有志于当职业革命者的人不太一样的地方。贾植芳先生与他的哥哥贾芝先生就是一个有趣的对比。贾芝先生一生循规蹈矩，顺应潮流，从北京校园诗人进入延安参加革命，最后成为一个老干部；而贾植芳先生一生颠沛流离，他亲自把嫂子李星华等人送去延安，把一些青年学生介绍去延安，而自己却始终闯荡在战场、文坛和监狱内外，没有个安身立命的归宿。其实，先生的心中是有归宿的，有一样东西是从“读书”而来的，比一般的建功立业更为重要、更有价值，这个东西就是他可以赖以安身立命的归宿。
那么，这是什么？
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先生也没有自觉地阐述过真正驱使他一生追求的动力是什么，他只是反复地说，要把这个“人”字写端正。但，怎么样的“人”字才是端正的呢？在20世纪的中国极为复杂的现实环境里，什么是知识分子追求目标的真正依据？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现代文学史（或者说研究现代知识分子形成史或者发展史）的学者苦苦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们进入研究现代文学史（以及相关的现代史）的一把钥匙。这不是仅靠接受一套概念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从时代的潮流中可以简单获得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结合了自己一生的摸索经验和实践教训，才能够慢慢地去体会它和理解它。从20世纪初开始，从士大夫阶级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有价值的行为都离不开探索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他们起先还想从学术传统的重新整合，来调整自己的价值观，辨析自己的道路——这是属于康有为、章太炎一代人做的工作；后来，在西学东渐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开始实行改革，反思传统，以求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取得一致的步伐——这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再后来，随着抗战与以后一系列的新的局势变化，学术传统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个人情怀和寓志的寄放处，与他们的实践行为相分离——从这个时代开始，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黑暗隧道，他们在无枝可依的状况下，个人的操守行为就变得越发重要，几乎是凭着一种本能的良知来抗衡时代提供的类似中世纪宗教的时代主潮，这时候的学术传统，已经退守为若隐若现的无意识，发挥出极微弱的作用。西方知识分子把本能的良知尊为良心，而我更愿意称它为一种德行——它无关乎现实行为中的具体道德准则，只是一种抽象的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肯定性前提。古人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从一个现代人的立场来理解：“立德”表现为一个人能否为周围环境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来影响他人，并有能力将这种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中去；“立功”表现为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出显著的成绩，并以这样的成绩有益于社会的良好风气；至于“立言”，在我看来，不过是“德”与“功”的注释而已，并非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个学术传统与个人的社会行为相分离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探讨贾植芳先生的贡献，我以为他一生的追求和行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个案。我这么说，没有要把先生塑造得很高大的意思，我只是说，他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譬如说，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用叹息的口气说到先生：假如他不是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将会有多少著述可以写出来啊。同样的话可以从比较消极的意思去理解：他已经受了这么多的苦，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即使什么著述也没有写出来，仍然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在先生刚去世的时候，我还接到过一些媒体记者的电话，他们总是问：贾先生在学术上的代表作是什么？他与季羡林相比怎么样？与王元化相比怎么样？大概他们以为，对一个人学术贡献的估量，可以像在麦当劳买鸡腿那样，比一比哪一块更大些。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当然不予回答。但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个命题从最初的形成就包含了一个错误前提：假如先生没有在1955年到1978年那段时间中陷入空白，他是否有可能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著述？即使他写了许多著述，能否就能证明他的学术贡献？同样的问题我在另一个场合也遇到过：在傅雷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有一位发言者感慨地说，假如傅雷没有被打成“右派”和在“文革”中自杀，那他现在肯定完成了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那将是多么有价值的工作啊。当场一片唏嘘。但我想告诉那位发言者，傅雷先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翻译巴尔扎克的全集，他认为巴尔扎克的许多小说是不值得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这就是傅雷先生的精神所在。傅雷先生没有翻译巴尔扎克全集，他仍然不失为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因为他的“德行”的价值胜过了他的“言行”。知识分子与他的时代之关系，不能仅仅以“言”而论定他的价值，尤其是在一个话语权被高度集中并高度政治化的时代里，或者是在现代媒体垄断了社会舆论而造成普遍浮躁的时代里，“立言”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巴金晚年写《随想录》忏悔的认识所在，也是沈从文后半生放弃创作而研究文物、服饰的价值所在。换句话说，贾先生有二十五年的“不言”，从学术与人格的意义上看未必就是他的“不幸”，而是让他回避了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承受人格分裂的遭遇，也回避了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写作、改变专业、转移兴趣、用沉默来苟且性命的遭遇，这二十五年的灾难也正是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德行”的培养时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培养“德行”的形式，巴金是在内心煎熬的忏悔中，沈从文是在坛坛罐罐的文物中，而贾先生，则是在不得不降志辱身的监狱里。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德行”所依据的是什么？它是属于伦理范畴还是学术范畴？我认为它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抗战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就失去了窗明几净的实验环境，他们所负载的学术传统在实践中——无论是炮火中流离失所，还是政治运动中经受考验——遭遇无情的磨难，他们的社会实践本身就成为对学术传统（所谓“五四精神”）的守护与发展。抗战以后的一代甚至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在难以想象的污泥浊水中挣扎、受难与升华，并且以此作为理解传统的出发点。贾先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成长，走进抗日的社会大战场，他在实践中隐隐约约感受到一种通过“读书”而来的精神资源，推动着他的求索步伐。贾先生所读的书，他提到过的，就有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哲学、俄罗斯文学和日本文学，以及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学，更为强烈而直接的，则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特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作品。如果在贾先生的知识谱系里有个中枢点，那就是“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都是通过“五四”新文学这个中枢来对他发挥影响，滋养他的精神。这是贾先生判断所有的善恶伦理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培养他的德行的出发点。他之所以接近胡风，并结成了生死友谊，也是在认知“‘五四’—鲁迅”精神的谱系基础上发生的，不是出于江湖义气，而是出于对“‘五四’—鲁迅”精神的认同。所以，在我所撰写的挽联上联里，有意把关心社会的悲智、坚持正义的良知、不畏权势的傲骨与生死不渝的侠胆，视为先生品质中最重要的四大特征，都归结为“‘五四’—鲁迅”精神传统在先生个人身上的展现。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可以来自各种文化资源，也可以综合来自各种文化资源。贾先生的“德行”的来源也是如此，但其中最直接的是来自“五四”的新文学传统，这是一种尚未定型，同时遭受着各种苦难考验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需要在整个中国的进步发展的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这种传统在贾植芳先生身上强烈地体现为两个精神特征：一是怀疑一切权威教宗，要求在人性的范围——就是把“人”字写端正——检验一切事物的真相；二是要有尽可能开放的视野来看世界，要接受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财富，不排斥异己，不唯祖宗为绝对之是。以这两个精神特点来指导人生，便在立德；以这两个精神特点来教书育人，便在立功。先生能够在复旦大学原创性地建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点，培养并影响了一大批学术梯队，都是与这两个精神特点的支撑分不开的。先生自己的著述也是如此，收录在《贾植芳文集》里的理论文章和大量序跋，基本上不脱离这两个特点。
另外，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来自社会实践，他是带着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进入高校担任教职，所以他从来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地教授知识。他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首先是让学生看清了真正学问在于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洞察力，有历史感，还有就是参与热情。他从来就不喜欢那些在书斋里小心翼翼地寻章摘句、连点燃一支烟也怕烧痛手指的学术庸人，更不喜欢那些热衷于随着政治风向转、跟着社会倾向跑的呼风唤雨的活跃分子。在我跟随先生步入学术研究的初期，先生着重要求我做到两点：一是从寻找真相出发，尊重历史真实。当时他告诫我做作家研究一定要从读原版本入手，从最初的文本来把握作家的真实的思想，然后再校勘后来版本中作家的修订内容，从中来看时代对人格的某些影响。二是要多学几门外语，要从世界的范围来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成果。他在1980年代复出后主持的工作，首先就是主编几套大型的现代文学社团、思潮资料汇编和作家研究资料集，他一再强调要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要保留原始材料的真面目。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巴金专集》时，他不但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还主动把眼光放到国外的研究著作，从中来深入了解巴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当时我和李辉还在念本科，先生就交给我们一本美国学者奥尔格·朗（Olga Lang）的研究专著，要我们从中翻译有关章节编入专集。我们之所以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与这本书直接有关，我们从这部研究著作中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巴金文学世界。从阅读巴金开始，我继续阅读了世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著作和俄罗斯民粹运动的论著，进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了新的理解。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理解，最早是在1970年代系统阅读了马列原著，后来就是在研究巴金的过程中对照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又一次比较深入地重温了社会主义思想学说，我的世界观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里形成的。后来我毕业留校，担任了先生的工作助手。接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协助先生主编《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大型资料汇编，先生一再对我说，不但要收集当时翻译到中国来的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的介绍，还要从外文专著中找到有关西方思潮的权威论述，要把这些资料翻译过来，对照中国当时介绍西方思潮的实际状况，注意研究两者的差距。我们还阅读了不少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著作，包括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在内的一批著作都是当时先生具体指导我阅读，并进行试译的。后来他把他自己翻译的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和我们学生翻译、并由他亲自校对的相关论文编成一部译文集，几经周折后在1980年代中期出版，书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那时比较文学学科才刚刚兴起，这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学术成果。
先生属于魅力型的教授，在他的周围，始终围绕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先生的教育观完全是有教无类的，只要有青年人登门造访，无论亲疏，也无论是为了个人目的求教求助，还是为了人生学问中的大疑惑，他都一视同仁，竭力相助，热情对待，以热情的性格和开阔的视野深深地影响学生。曾华鹏先生在1950年代是先生的受业弟子，先生去世后他含着眼泪对我说：当时中文系在课堂上最受欢迎的两位教师，一位是刘大杰先生，一位就是贾植芳先生。刘先生能说会道，上课自然吸引学生；而贾先生一口山西土话很难让人听懂，怎么也会吸引学生？曾华鹏教授回忆说，贾先生上课没有讲稿，每次进课堂总是捧着一堆外文书，讲到苏俄的或者是某个西方作家的观点，总是随手取一本外文书，英文或者日文的，翻到某页，边翻译边讲解，这种授课形式在1950年代就打动了学生的心，一下子把学生的求知欲扩大了。但我曾听先生说过，他在1950年代总是夜里准备第二天的讲课内容，一般都不睡觉，直到第二天白天上完课了才回家睡觉。他的精彩的课堂讲授完全是建立在彻夜不眠的精心准备之上的。贾先生对学生的关心还远远不止在课堂里，他总是课后把学生请到家里，谈天说地，将教学寓于日常生活之中。这一点我有深刻的体会。但我还是愿意多讲些别人的故事。施昌东教授，卓有成就的美学家，1980年代中期因患癌症去世。先生对施昌东是关爱有加，胜过亲子。但我知道他与施昌东的缘分是从一次争执开始的。当年施昌东还是一个学生，写作课交了一份作业，是一篇小说创作；作为教师的先生为他批改，大约是批改的地方过多了，伤了学生的自尊心，施昌东气呼呼去找先生争辩。先生把他请到家里，认真谈了起来，渐渐地学生服气了，从此就经常去先生家里求教。1955年发起批胡风的运动，先生的学生中间也产生了分歧，共产党员的章培恒写文章为胡风辩护，文章被退了回来；共青团员的施昌东写了批判胡风的文章却在杂志上发表出来，先生深知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对施未有半句责备的话，只说以后你们自会了解真相的。结果运动深入，先生入狱，章培恒、施昌东双双被打成胡风影响分子，党籍、团籍全都开除。二十五年过去，章培恒先生成为著名的文学史家，施昌东先生成为著名的美学家，曾华鹏先生、范伯群先生成为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我在先生家里看到1980年代初出版的《王鲁彦评传》，是曾、范两位先生所著，扉页上龙飞凤舞的一行字是范先生的手迹，大概的意思是：先生，二十五年前的作业我们今天来交卷了。我记得我读到这句话时眼睛当场就湿润了。现在，大约又是二十五年过去，我也已经是年过半百。我，还有我的学生回忆起各自的成长经历时，大约都有一份答卷交给了先生。学生的成长，不正是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的最大荣耀，对社会对学术的无量功德吗？
1980年代中期，先生担任了校图书馆馆长，同时还担任了校务委员、院系的学术委员会成员等，工作渐渐地忙碌起来，身体也渐渐进入了衰老阶段。好几次我都对先生说，以先生丰富的阅历和文学经验，可以口授讲解的形式著述一部文学史，我愿意帮先生作记录整理文稿。先生都不置可否。一次晚上，我坐在先生的书房里聊天，又提起了这个话题，但是这次先生明确表示，他不喜欢写文学史。他说这在他看来没有意思，他一生只是在新文学的传统里寻求真理，结识了胡风、冯雪峰等朋友，理解了鲁迅，也看到了许多文人的投机做派的嘴脸，人生经验大于文学的意义，至于从文学角度论好坏，还是让以后的人去议论吧。师母在旁边说，先生本来就是作家，志在创作，命运竟安排他到大学来教书，从事研究，还惹出1955年的政治官司，都是非他所愿的。先生现在年纪大了，精力有限，最想做的事是写一部回忆录，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先生也点头称是。这，显然是他们老夫妇俩反复盘算过的计划。就是说，在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命运考验，在高校的岗位上教书育人将近耄耋以后，先生才考虑“立言”了。这就是他在1990年代经口授录音整理的回忆录《狱里狱外》的初衷，很可惜，这部回忆录只出版了上卷，下卷因为涉及先生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大量口述资料还都封尘在录音带上，不知道将来有无机会再见天日。不过，这对先生在天之灵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第一部分写于2008年5月31日，第二部分写于2008年7月27日，第三部分写于2008年7月30日
殊途同致终有别——记贾芝先生与贾植芳先生
1932年的某一天，一列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特制的铁轨上爬行的火车，吼叫着由太原出发，穿越了娘子关。列车上坐着两个中学生，一个小一些的，大约是十七岁左右，黑黑瘦瘦，额前披着长头发，两眼出神地望着窗外，越过那慢慢向后倒去的风景，是乌云密布和一个预示着各种凶兆的崭新的世界。那个大一些的是他的哥，二十岁不到的样子，兄弟俩的脸型酷似，但老大天庭丰满得多，他这会儿正襟危坐，似乎时刻提醒自己要为弟弟作出一个优秀的榜样。
这个片段，是我多年来一直在设计的一部书稿的开篇，它将写出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的传奇一生。几年过去了，书一直没有写出来，以后也未必能完成，不过这个开头的片段则似一个梦始终盘旋在我脑中。它有一种宿命的象征。这同一列车里的兄弟俩，血缘、环境、教育几乎都一样，后来信仰与追求也一样，可是命运女神却赋予他们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这种阴错阳差，究竟应该归咎于性格的悲剧呢？抑或是历史的悲剧？
这个片段中的主人公，那个十七岁的中学生，现在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个名字前面有个头衔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他的哥哥是著名的民间文学学者贾芝，另外还有一个虽不上词条和自传、但人所周知的身份是李大钊的女婿。现在是1993年，贾植芳今年七十八岁，贾芝今年八十岁。
我先认识的是贾植芳先生。那时我还在复旦中文系念书，下决心按王瑶先生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写到的作家作品，系统地找来读。一次听资料室的一位老师说：“有个‘胡风分子’调回资料室工作了，是‘七月派’的作家，你研究现代文学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于是我就开始注意起来。其实也不用寻找，植芳先生一出现就会让人注意：他说话声音高，为人又热情，一踏进资料室就能听到他的一口山西腔，替人找书啊，推荐什么文章啊，解答学生的疑问啊。虽然那时他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但朴朴素素、问心无愧地与人交往，看不出一点“老运动员”的畏缩样子。当时我们同学私下都奇怪，贾先生说话的声音那样高亢急促，像是天生作报告发指示似的。可是他一生四次入狱，尤其是1955年以后被迫害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在那些忍辱含垢的日子里他是怎么过来的？后来，我渐渐地与贾先生熟了，又在他的指点下，一步一步地进入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堂奥。……这些都不去说它了。后来，我又知道了贾先生的哥哥就是贾芝。其实贾芝的名字我早就知道，还是1960年代的时候，读过一本讲“五四运动”的书，好像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里面第一篇就是署名贾芝的文章，是关于李大钊在“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不过现在才明白，那个宣传李大钊的贾芝，正是李大钊的女婿。如果把贾氏兄弟的社会关系排列起来，那就是：胡风的朋友是贾植芳，贾植芳的哥哥是贾芝，贾芝的妻子是李星华，李星华的父亲是李大钊。人际关系成了一条奇怪的线，胡风与李大钊是这条线的两端，就像是两个方向的拉力一样，把贾植芳与贾芝拉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命运上去了。然而，胡风一生所追求的，又偏偏是李大钊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
要说这兄弟俩的性格有差异，大约也是有根有据的。贾芝先生从童年起，就属于懂事、早熟一类的孩子，安分守己、循规蹈矩，门门功课都是优秀，是家长眼中的孩儿楷模。而植芳先生则不是驯顺的人，用他自己在一篇散文里的介绍，他从孩提时代就在“家里闹事，外面闯祸”。这八个字写尽了一个冥顽不灵的山西顽童的神态。在《我的读书记》里植芳先生讲了一个他念小学时的故事，那语文教科书的第一篇课文就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三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他每次上课都把教科书拴在裤带上，经常是买一本，丢一本，但因为课文编得有趣，倒是记住了。一次老师让背诵，他背到狗叫觉得好玩，就一个劲地“汪、汪”下去，老师拍桌子也止不住。植芳先生说他那时只觉得好玩，不过我发现，先生对狗叫的“汪汪”吠声有一种特殊的敏感。1940年他在重庆编《扫荡报》，正值汪精卫在河内与日方谈判的消息传来，他义愤填膺，在报纸的头版新闻版上用这样的标题报道：“汪逆狂吠：汪汪汪……”惹得国民党人士大不满。到1990年写《我的读书记》时，他又一次提到了“汪汪”狗叫，说“文化大革命”中每逢红卫兵批斗他时，他总是想到了这份“汪汪汪”的积极性。若把植芳先生一生的遭遇串起来，那“汪汪汪”的声音总不绝于耳，这倒是地道的民间创作。但一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与领导工作的贾芝先生，似乎对这类声音向无兴趣，也陌生得很。
植芳先生还讲过一个他们兄弟俩的故事：一次蒋介石与阎锡山打仗，派飞机轰炸太原，当时他们正在太原城里念中学，飞机一来，植芳先生连忙冲到院子里看，而贾芝先生则与大多数同学往教室里躲，看到弟弟还在外面，他急得脸刷白，趴在窗口大声喊叫着弟弟的小名：“根，你回来，你回来。”植芳先生回忆起这个情景，脸上总流露出顽皮的得意，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飞机是咋样呢。”他们在同一个学校上中学，那是太原有名的成成中学，由校长到教员都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山西学生，“五四”新文化的火种由这些人传到了封闭自守的娘子关内。贾氏兄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认识世界，也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启蒙著作。1930年代起，贾芝先生依然是个品行优秀的中学生，而贾植芳先生，则开始在《山西日报》上投稿发表文艺创作，那时他还用了一个鸳鸯蝴蝶气十足的笔名，叫“冷魂”。
大约是因为弟弟顽劣难驯，当兄弟俩一同离开太原上北京考高中时，贾芝先生向家长正式提出“辞职”，宣布不再承担管理弟弟的义务。贾芝先生学业优异，先后考北师大附中、北京私立第四中学等几个学校，次次榜上有名。植芳先生则名落孙山，转而凭兴趣报考了一个由军阀出资开办的军校冯庸大学，这下倒是一考就中，可见其兴趣仍然不在书斋。可是他报考军校的行为遭到了出资供他们上学的伯父反对，老伯父一生为商，精细过人，他决不愿意花钱把侄儿培养成一个军阀战争的炮灰。经过几番周折，贾芝先生最后进了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贾植芳先生则考入了美国教会学校崇实中学高中部，兄弟俩各有所归，就正式分开居住。这以后，贾芝先生由中学到大学，由诗人到革命者，由北平到延安再回到北京，一路风顺雨顺；而十七岁的贾植芳先生则开始了多灾多难的“自由”生涯，由监狱到监狱，由民族战争到政治运动，由“危害民国”的囚犯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20世纪中华民族的每一次浩劫他都没有躲过。
在孔德学院与崇实中学里，贾氏兄弟接受了同样良好的教育。孔德学院是由第一代留法人士李石曾等人创办，在当时动荡不安的北平城里，可谓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绿岛。这个学院以法语为第一外语，爱好文艺的学生很快就沉浸在源远流长的法国文学传统之中，其中有雨果、夏多布里昂式的浪漫派；也有波德莱尔、马拉美式的象征派。贾芝在这个优雅的学院里开始吟唱起轻约美丽的诗。他望着北海白塔的尖顶，唱出了——“走过的白云/都喜欢受你顶礼的亲吻，/呵，孤高的灵魂，/你碧水的眸子，/将永远望着陌生的人？”在一篇《水磨老人自述》里，他写一个终日看守水磨的人在齿轮的旋转与水流中悄然度过一生，可是有一天，“一个鬼脸在我眼前一闪/我的心起了恐怖的震颤，/齿轮在我的心头一磨一磨，/我睁着两只冒火的圆眼”。他终于发现，这“鬼脸”正是他一生所过的“水磨生活”。这首弥散着象征意味的短诗可能是年轻诗人最喜欢的作品，1935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取名《水磨集》。优美的低声吟唱引来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有的是大学本科生，有的是不同级的高中生，共同的爱好把他们吸引在一起，聚成了一个诗社。如果以后有人研究中国校园文艺史，这个诗社也将值得记上一笔，它至少孕育了两个后来在文学史上都有过影响的人物：一个是贾芝，还有一个是台湾蓝星诗社的创始人覃子豪。听贾芝先生回忆说，他们当时一共有五个朋友，除了贾芝和覃子豪以外，还有沈毅、周麟和朱锡侯。后来，由于政治的动荡与学潮的兴起，这个诗社也开始分化。去年我在整理植芳先生的回忆录音时，注意到一段贾芝先生谈当年诗社的录音，因为录音不清楚，我无法逐句记下那段话，大致意思是这样的：“我们五个人经常在一起争论。覃子豪和我比较接近一点，虽然那时我们对革命认识并不深，对马克思主义也没什么了解，但情绪上是倾向革命的。朱锡侯埋头读书，比较羡慕朱光潜、梁宗岱的道路；沈毅也是埋头读书；周麟搞艺术，喜欢拉提琴，时髦一些，不过他不忌讳谈社会科学，还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朱锡侯与我争，他希望我走学院式道路，但他不能说服我，我也无法影响他。”结果这个诗社大概散掉了，朱、沈、周都去了法国，覃子豪去了日本，只有循规蹈矩的贾芝哪儿也没去，抗战爆发后，他随学院迁至西安，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随后就去了延安。
植芳先生就读的崇实中学也是贵族学校，住有暖气，食有西餐，条件相当好，教育以英文为主，除中文课以外，都用英文上课。学生很快就在那里打好了中英文的基础。贾氏兄弟都是在中学里受到中共地下党的影响。贾芝至今还能回忆起，有一个姓曹的朋友，一次把他悄悄拉到一边递给他一本书说，你看了一定喜欢。贾芝打开一看，扉页上赫然是马克思的头像。贾植芳的同寝室同学是熊庆永，大名鼎鼎的数学家熊庆来的弟弟。熊庆永当时正在策划中学生的进步读书会，贾植芳就在他的影响下，正式接触了进步的学生运动。不过贾植芳没有他哥哥那样幸运，他的激烈的性格和冒失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校方和特务的注意。1935年春，校方的一个美国牧师终于向他下了逐客令，就在还有半年就可以毕业拿文凭的时候，崇实中学把这个山西籍学生赶走了。这以后，贾植芳又接连转了两个学校，都不能读长久，他就干脆搬到沙滩那儿的一个学生公寓去住，每天跑北平图书馆自学。随之“一二·九”学生运动到来，植芳先生属于闲散人员，无端地卷入散发传单，被捕了。
被捕那天是1936年的春节。在北京有一家麻袋店，也是山西人开的，贾氏兄弟的伯父也有投资，他们兄弟俩的生活常由这家麻袋店照料。老板是个江湖人，每年春节前都会向贾氏兄弟打招呼，请他们一起去过年。可是植芳先生虽然自己出身商人家庭，却瞧不起商人，懒得与他们应酬，于是也就不去。不料北京人看重春节，家家店店都关门过节，在外面吃饭成了问题，他在街上走来走去，找不到东西吃，饿得头昏眼花，早早地回到公寓，用冷水浸头，便睡去。就在这半夜，他被抓进了警察局。事隔几天，北京小报上登了梅园公寓学生被捕的消息。麻袋店伙计见植芳先生没去过年，又见报上的消息，连忙打电话给贾芝先生。老实的贾芝先生本来是站着接电话的，一听到弟弟被抓，脚一软，头一昏，咕咚一下坐到地上起不来了。他很天真，按当时国民党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政治犯很可能要送命，他以为他那不安分的弟弟就这么完了，于是向麻袋店要了二十元钱，买了蛋糕点心一大包送到警察局去，希望能见着弟弟一面，可是吃了个闭门羹，国民党抓学生本来就是偷偷摸摸干的，压根儿不承认抓过一个叫贾植芳的学生，结果还是那个麻袋店老板谙熟此道，托了人情才把植芳先生保释了出来。
1936年初夏，贾芝先生托孔德学院一个教授为弟弟办了个日本入境签证，让植芳先生逃亡日本。这一别，兄弟俩各奔东西，直到十八年以后才在北京重逢。那时候又将是另一番滋味了。
植芳先生在日本开始接触左翼文艺运动。不久，他在日本的内山书店里看到《工作与学习》丛刊的第一、二辑，丛刊中的文章散发出强烈的鲁迅式的战斗气息。当时鲁迅已经去世，植芳先生从这两本丛刊的风格中获得了极大的惊喜，于是写了一篇小说《人的悲哀》，未经人介绍就寄给了那家丛刊的编辑部。小说后来发表在丛刊的第四辑上，同时也收到了编者胡风的来信。植芳先生与胡风的友谊就从此时开始，他后半生的曲曲折折的政治官司，也由此埋下了祸根。
大约差不多就在植芳先生与胡风发生联系的同时，贾芝先生与李星华也相爱了。李星华是李大钊的女儿，父亲就义后，一直受到周作人先生的照顾，在孔德学院上高中和大学，因为生活困难，周作人介绍她给学院刻写蜡板，作为半工半读。1932年她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中共党组织，利用刻蜡板的机会刻印传单。不过那时候大约她与贾芝先生还没有太多来往，要不，做弟弟的植芳先生一定会知道的。1940年李星华带着三岁的孩子去延安，按时间推算，她与贾芝的恋爱应该发生在1936年左右，植芳先生是在日本得知哥哥有了恋人并有孩子的消息。卢沟桥事变以后，星华回河北家乡，不久，因弟弟参加冀东暴动失败，她又带着弟弟回到北平，由周作人安排在北大的会计科当出纳员，维持生活。这期间，贾芝随学院迁移到西安，毕业后直接投奔了延安。贾芝先生由诗人转向实际革命，当然是时代对青年的召唤，但李星华对他的影响也当包含其内。
贾氏兄弟俩早先都由父母包办婚姻，早早地娶了妻，贾芝与李星华因自由恋爱而同居，不久生下一子，取名“马拉美”。抗战以后贾植芳由日本转道香港回国，听说李星华一人带着孩子生活十分艰苦，他去信给北京的那个麻袋店，让老板每月支付李星华一些钱，算在他的生活用费上。后来他的伯父去北京做生意，听店铺的老板说起贾芝在北京自由恋爱，先是拍桌大怒，后知星华已经生了儿子，才转怒为喜，在饭铺里办了一桌酒菜，算是贾氏家长认了这个儿媳妇。
1940年，李星华在周作人帮助下，带了弟弟与孩子离开沦陷区北平。当时，贾植芳正在宜川秋林镇任山西“战时新闻检查处”副主任，与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有了联系。李星华一行先由伯父派伙计送至山西老家，再由父亲派长工送到秋林镇，住了一个多月。那时《新华日报》西安分馆的经理，正是当年孔德学院诗社中的五人之一沈毅，植芳先生通过他的关系，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了，再派职员把他们送至宜川雇马车到西安，再转送去延安。前后经过了晋绥敌伪统治区、阎锡山的第三战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整整花了四个月，才到延安与贾芝团聚。这条漫长旅途中，秋林镇是至关重要的一站，当植芳先生与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后，倾囊为嫂子打点行装，准备了一切生活用品，才放心地让他们离去。
1979年初冬，李星华去世，植芳先生在追悼会上听主持人宣读死者生平，其中说到，1940年李星华同志在商人家庭的护送下到了延安。当时植芳先生“胡风分子”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
植芳先生早先的那一位妻子，据说身体羸弱，过门不久，植芳先生即离乡外出，在北平吃了政治官司，出狱后又亡命日本，一直未能回家团聚。1938年，植芳先生辗转到汉口，才获知这个年轻文弱的姑娘已因肺病去世。当时二十三岁的植芳先生一定相当伤感，她虽然死于病，但他多年出走难道没给她心头带来凄凉么？他肇祸入狱难道没有给她生活带来惊吓么？他出狱不归，反而出国，难道没给她精神上带来打击么？再加上中日战争的烽火，自己对一个弱女子的生命与生存，难道尽了一个丈夫应有的责任么？虽说我们的祖宗向来有“先报国后成家”的遗训，但对于重情重义的植芳先生来说，这种自责与负疚，一定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这时期他创作了一个抗日独幕剧《家》，他给剧本加了一个与内容完全不相干的副题：呈婵娥君之亡灵。我不知道，这个“婵娥君”是不是那个可怜的姑娘的名字。剧中写了一个农村大户的少奶奶，丈夫在外读书、被捕，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释放出来，却不回家而去参加了抗日的部队。那个年轻的妻子深受刺激，她在剧中呓语般地说着：他完全忘了我。他是自由了。但是我并不自由……我想他，我害怕想他。他的信里说：教人要像人那样活下去。他没想到，一个人快要死了，完全是他的蹂躏，他的罪过，我是穷光了，什么也没有，只有死……我想现在要动用它了……
当我读那个剧本时，我猜想植芳先生的心里一定是很沉重，很痛苦，感情陷在忏悔的漩涡里排遣不开。我也以为只有这样理解植芳先生的感情与为人，才能真正理解他后来与任敏师母之间生生死死、老而弥笃的伟大爱情。
植芳先生与任敏师母相识于1943年，也许是1944年。任敏师母那时在西安商业专科学校会计系读书，结识了流落古城卖文为生的植芳先生，两人由相知到相爱，自由结为夫妻。这对植芳先生流离颠沛的人生，就仿佛颠簸于风浪的航船终于有了依靠，但任敏师母将有大半生的岁月与贫穷、逮捕、流放、迫害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妻子的责任。
从1938年起，贾芝先生一直在延安从事文化工作，先入抗大，再入鲁艺，1943年后在延安大学任教，直到1949年进北京，成为文化领域的领导干部。而这段时间正是植芳先生九死一生的人生历程，他辗转于山西、重庆、陕西、山东、江苏和上海，经历的是战争、追捕、策反、囚监、释放，再囚禁，连同他的妻子。1945年春，他在陕西黄河边上，为逃避国民党军队的追捕，带了任敏师母在黑夜里爬过一座又一座的荒山，直到天转明时方才脱险。任敏师母环顾四周荒凉山石，怨恨地说：“我们这么苦，还不如到延安吃小米。”植芳先生默然。他在延安方面的朋友并不少，哥哥嫂子在那儿不说，他的许多留日同学也都在延安。他对那边的情况相当了解。但作为一个终生以特立独行为做人原则的知识分子，中国之大恐怕哪儿也找不到他的安全庇护所，他命定要吃苦受难，经受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磨炼。他只配直起腰杆，携着与他共命运的女人大步地迈向一个更大更不可知的灾难。——半年后，他在徐州以策反罪名被抓进日伪警察局特审科。再过两年，他们夫妇双双被国民党中统局抓进监狱。再七年以后，他们又以“胡风分子”的罪案，一个被关押狱中，一个被流放青海，天各一方。
在1954年春节，即“反胡风”运动的前一年，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北上探亲，与失散多年的哥嫂、大妹、父亲团聚。贾芝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当领导，植芳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教授，本来应该说经过了二十年的追求与奋斗，都各得其所，理当重叙兄弟怡怡的天伦之情。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新的阴云已经布满在这兄弟俩的头顶上。那时“反胡风”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厚，作为胡风的朋友，植芳先生上北京本来是普普通通的省亲，这时也不能不卷入到一场噩梦般的纠葛之中。植芳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在他们互相仇视的双方之间，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一面是我的哥哥，他在文学所当支部书记，当然跟何其芳们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他们希望我能够和胡风划清界限，或者像舒芜那样反戈一击；在另一方面，我又是胡风生死与共的朋友，胡风也知道我的这些亲属关系，他也想通过我了解上面对他的看法。”就因为这种关系，后来闹出了许多是是非非。这些在植芳先生的回忆录里都有记叙，在此不赘。不过我觉得，虽然那时贾芝与胡风是站在两个不同立场上的人，但贾芝对弟弟并没有什么成见，也没有因政治问题而使亲兄弟感到生分，贾芝先生终究是个厚道人。植芳先生好几次与我说起，他在1979年再度去北京时，曾背地里问过萧军，贾芝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为人如何。萧军潇洒地说：“贾芝嘛，是个老实人，那些事他都是奉命的，自己不会主动去干。”“老实人”是一个正直的人对1950年代以来的文艺官员最好的评价了。
植芳先生1955年被捕，任敏师母也受累被审查，后被调至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工作。“反右”以后，上海市领导除了发动打麻雀、灭苍蝇的“除四害”运动以外，还传出一种说法，就是要把上海搞成“五无”城市，将有政治问题的人都迁出上海。任敏师母深知自己的身份居大不易，便报名去了青海，说是“自愿”，形同流放。植芳先生在狱中丝毫不知外界情况，一日，公安局来提人，把他叫去看一封信，信是哥哥贾芝写的，里面写道：“……关押在你处的胡风分子贾植芳是我的弟弟，他妻子任敏到青海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现寄五十元，是任敏留下的，转给贾植芳。经组织批准，贾植芳以后的生活费用归我们负责，以利于他的学习。”原话与记忆总是有出入的，但植芳先生始终记得他哥哥最后一句是“以利于他的学习”，而不是用通常的政治术语“改造”，这在危难中，自然给了他很多安慰。这以后，他在监狱里经常收到哥哥寄来的衣服和营养补品。
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都是冲着知识分子来的，贾芝先生又是大都市的学生出身，早先写过象征诗，按当时的说法也受过“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但他投奔延安后，不仅在“抢救运动”与延安整风中平安无事，而且受到信任；1955年胡风一案株连者上千，一些胡风分子连亲戚、朋友、学生甚至投稿者这样的社会关系都尚且不免，但他作为“骨干分子”的亲哥哥，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麻烦，平平稳稳地做着他那个不大也不小的“官”，这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似乎是一种奇迹。更何况他为人正派、厚道，如萧军所言，未见主动去干“那些事”。
但任敏师母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她以为放弃大城市生活，只身到茫茫大西北，在山区里一座简陋的小学里教书，总能避开灾祸了吧，没想到命运的魔爪依然没有放过她，一年后，她被戴上为反革命翻案的罪名，重新被捕。在青海劳改农场里经历了张贤亮笔下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奇异历程，直到自然灾害劳改农场的犯人都饿死得差不多了，有关方面才给她减刑提前释放，回山西老家种地。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该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我不知道在这短短的篇幅里，能否说清楚这两个知识分子经历所唤起的，我对于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认识。其实，我并不是写这个题目的最适合的人选，因为我虽是植芳先生的学生，朝夕都能聆听他的谈话，也熟悉他的为人与品性，但我毕竟不大熟悉贾芝先生，我只见过他三四次，也没有深入采访过他，我对他的印象，大多是从书上看来的，或是从植芳先生那儿听来的。
记得我第一次见贾芝先生是在1983年，我受植芳先生之托，到北京演乐胡同拜见他。他那时身体不大好，说话很慢，声音却很高，有点像植芳先生。不久，我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他写的《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讲了周作人与李大钊一家的关系，第一次披露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材料。当时学术界似乎有一股风，对出版周作人的书颇有非议，有一家出版社出版《周作人早期散文选》，初印21000册，但编者受到了压力，还不得不抽去前面的序文。在这种气氛下读到贾芝先生伸张正义的文章，敬佩之情由衷而生，觉得他并不似以前想象的那么平稳。后来他来上海，我陪他去拜访赵景深教授，路上谈了我对那篇文章的看法，他听了很高兴，告诉我说，那篇文章是胡乔木让他写的，说要为周作人说几句话。——说实话，我听了他的解释，心里反倒不知什么滋味，如果这篇文章是贾芝先生出自一种良知与对真相的责任而作，那该多好哇。
1986年，贾芝与贾植芳双双结伴回乡，我陪同旅行，对这一对老兄弟的个性与为人风格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贾芝先生朴素、稳重，更像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而植芳先生谈笑风生，热情洋溢，说话时不断挥动手杖，有一种老顽童的神态。了却几十年的思乡之情，使这两个老人年轻了许多，每每我在旁看到植芳先生亲热地叫贾芝先生“哥”的时候，总会在眼前出现本文开篇时描写的一幕。
现在，他们都已“退”下来了。贾芝先生由领导岗位上离休，依然从事着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由他负责主编的《延安文艺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中的三册“民间文学”卷，都已一一出版。目前他正在主编《中国歌谣集成》，据说是每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编一卷，若能出齐，将为当代最大规模的采风。我最近一次见到贾芝先生是在一年前，他在现在的爱人陪同下，风尘仆仆地南下参加全国民间歌谣编选工作会议，途经上海，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中国歌谣集成》的广西卷已经付印，其他地区如江苏、山西、宁夏等地的初稿也已审看过，估计在今后六七年内能够终审全部三十一卷书稿。贾植芳先生也已退休，但仍然有着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的任务。在教书育人中，我特别喜欢植芳先生在一杯茶、一支烟中，侃侃而谈，风骨毕现，不仅传授了读书的心得，更是传染了一种难得的为人风格。近年来植芳先生接连出版了两本文集，一本散文集《悲哀的玩具》，另一本是序跋集《劫后文存》。同时，他还在撰写回忆录《狱里狱外》，记叙他多灾多难的一生。
虽然晚境差不多，不过两位老人的心境仍然是不一样。近读一本装帧很漂亮的书，叫《文化老人话人生》，贾芝先生与植芳先生各写了一篇谈人生的文章，放在一起阅读相当有趣。不妨抄录几段，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贾芝先生说：“有人说，离休干部再做点有益人民的事是发挥‘余热’。这‘余热’一说，很不以为然。‘余热’这个词儿，用词虽则巧，又怎能概括‘离休’干部的一种无私奉献精神？这些乐意为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终生奉献自己的人，难道真是应列入自作多情的行列吗？”愤愤然之心跃然纸上。
然而贾植芳先生则说：“我现在还活在这个激变中前进的生活世界里，要活着就得吃喝，就得消费。生命是一种自然体，它总是按自己规律在宇宙轨道上运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活一天，就得为这个国家和社会做些应该做和力所能及的事，当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天钟，老牛破车拖到哪里算哪里了，所以我并不感到寂寞和空虚。”然后，他又说：“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这个字的最后一画，划到该划的地方去。”
这两兄弟，终究也还是不一样。
写于1993年1月7日
感天动地夫妻情——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
1997年10月8日，普通的一天，中午当我走进先生家的时候，看见任敏师母独自坐在饭厅的一张靠背椅子上，一脸的疲倦，颜色灰黄，五官有点模糊不清。我像往常一样匆匆打个招呼就进去看望先生，后来回想起来，当时真有一丝不祥的征兆掠过心头，但我轻易放过了。我照例在先生家吃午饭，围桌而坐的就是先生、师母和我，还有两位青年朋友。饭桌上我问起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先生还朗声笑着说：“我最近胃口不好，任敏倒是身体不错，东西也吃得多一些了。”师母在一边笑笑，也没有表示特别的赞同。近几年师母有一种反应迟钝的症状，说话不多，不过那天她吃得特别少，一会儿就放下了筷子。饭后，我与先生先离开饭桌，师母似乎站不起来，用手掌在桌面上支撑了一下，有点吃力的样子。第二次的不祥之兆又在瞬间滑过我的心头。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在客厅里聊天，先生从房间里出来说，师母有些头痛，我们连忙走进去，看见师母趴在床边的书桌上，浑身颤抖，嘴角流着口水。我们立刻叫来了救护车，把师母送进第一人民医院。医生马上诊断病人是中风。
医生的第一次抢救很顺利。半个月以后师母出院了，那天我正出差在外，中午还特地打电话过去，说情况很好。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病人回家只坐了一顿饭的工夫，又糊涂过去了。接着是第二次送进医院，师母再也没有清醒过。
半年过去了，师母的病日重一日，不仅完全没有知觉，而且因为肺部感染而整日发出凄惨的长啸，一条走廊里布满了不安的声音，只要踏出电梯，啸声就扑面而来，仿佛是命运之门被急促地敲响。师母住的病房是个重病房，每一次有病人去了，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联想。医生也不止一次地暗示病人家属，应该充分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当时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学生们，都日夜在医院里轮流照顾病人。对于师母的严重状况早有了准备，唯一使我们担心的是先生的承受能力。谁都知道这对老夫妇是如何相依为命从苦难中走过来，走到此时此刻，先生已经八十二岁，他会怎样来面对命运之神的无情到来？我们一次次话到嘴边都被先生挡了回去。他每天在家里等待着师母康复的消息，遇到人第一句话就问：老太太好点吗？他毫无医学知识和病情观念，只听进别人安慰他的话，却听不进一句危险的警告。当别人告诉他病人很危险、很危险，他总是摇摇头，说，会好的，你们要当心噢。于是，别人本来想说的话都咽回去了。
师母除了脑中风外，又感染了肺炎，大量的痰涌在喉头，呼吸极为困难，进食完全是靠输液和鼻饲，身上插了许多管子，医生是司空见惯，但旁人看了心惊胆战。每天用药五百多元，钱到领药，旁观者都啧啧叹息，不知是可怜病人还是惋惜那水样流出去的钱。我知道师母当年因先生一案所累，西迁青海任教员，退休回上海后，当地教育局连退休薪金也数年不寄来，遑论医药保险。先生已经退休，微薄的收入仅够日常开销，哪里经得起如此折腾？旁边的好心人突然多了起来，当然不是捐款，而是闲言碎语：人到如此，何必再花冤枉钱？这样的意思，甚至在医务人员的私下谈话里也有所流露。这种时候，只要对病人的信心有一丝动摇，治疗就很难坚持下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条人命是被认为不值得用更多的钱去换的。但唯有先生，他丝毫也不动摇。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用上了，正好某出版社雪中送炭地汇来一笔稿费，大约有万把元，他看也不看就交到学生手里，说赶快送到医院去。他还亲自找治疗医生，动感情地说：“我和任敏，来上海时手里只有几个铜板，一卷铺盖，现在是有一个像样子的家了，我大不了再拿几个铜板回老家去住。”这就是贾先生的真心话。我想，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只说空话的人，他心里早就做好了回老家的打算，才这么豁出去了。
终于有一天，师母高烧不退，时有抽搐，医生已经发出了危险的警告，意思是过不了今夜了，快让病人家属再来看一眼吧。我有点慌，也有点紧张，连忙安排学生去接先生到医院来。先生来了，他一手拄着拐棍，一手紧紧握着师母的手，大声叫着：任敏！任敏！他看着毫无反应的师母的脸，认真地说：“任敏啊，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来。”真奇怪啊，从住院以来一直没有反应的病中师母突然泪似喷泉，流得满面都是。而且，这一夜竟然被扛过来了。第二天清晨，我赶去医院，见病房门口全是人，心里暗暗叫不好，可是跑过去一看，是另一张床上的老人悄悄离世，师母却安然渡过难关。
有一次只有我和先生相对而坐的时候，我忍不住劝先生想开一些，我自作聪明地举了陈从周先生的例子。当年从周先生葬亡妻归来，先生曾去吊唁，从周先生对先生说，此刻的感觉与“文革”中从干校回家一样，一身轻松了。先生听出了我的意思，他徐徐而说：“人总是会走这条路的，我当然知道。不过能治就一定要治，尽可能抢救，我怕我一松劲，大家就不尽心了。”原来先生心里完全明白啊。我近日常常想起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一寸光阴一寸金”，那是教人勉学的意思。但我真实地感觉到另一重意思：人的生命，也是这样一寸寸地买回来的，而这买生命的“金”，不仅是金钱的金，它还是唯人所有的像金子一样的心，黄金的心。
先生面对任敏师母的病，一定想过很多很多。如果说世上真有所谓的患难夫妻，那么他们就是一个绝配的例子。抗战初期，在日本攻读社会学的先生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战，一度流落西安古城，因为懂日语，被一个驻扎在黄河边上的国民党工兵部队招聘去翻译日文技术材料。师母正在西安商业专科学校会计系念书，由喜读文艺杂志《七月》，进而被人介绍认识了在《七月》上经常发表创作的先生，他们因爱而结合、而同居在黄河边上。他们没有办过任何社会法律认可的手续，也没有双方家庭的财富和对方的地位作保证，师母只说了一句话，她这人苦吃得起，就是气受不起，所以生活在一起，吃苦不怕，只要不受气就行。先生说他一辈子都遵守这个承诺，可是他没有想到，她以后跟着他吃的苦，竟是那么的大。他们新婚不久，军队里有人怀疑这对浪漫青年加入军队是别有企图，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要秘密逮捕他们，幸好有人通风报信，于是先生带着师母夤夜逃亡。先生晚年所著的回忆录《狱里狱外》一书里，记载着这么一个细节：
那一夜天特别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不敢走大路，就翻山逃命。一路都是荒山巨石，我走在前面，慢慢地往前摸，爬过一块大石，就轻轻喊任敏，她沿着声音走过来。就这样整整逃了一夜，才脱了危险。
我想，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是很难忘怀这一切的，先生那低沉的“任敏、任敏”的叫唤声，一定伴随了师母坎坷的一生。就是这一声，吃得起苦的师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55年先生因胡风冤案牵连入狱，师母也跟着被捕审查，接着发配青海，第二次被捕入狱，整整几年都挣扎在饥饿线上，直到自然灾害时期，她被释放出来。当时她的生活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师母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先生的山西老家，与姑翁生活在一起，代替狱中丈夫尽孝道，为两个老人送了终。所以，那昏沉沉游荡在阴阳界的师母之魂，分明是听到了先生的叫唤，她又返回来了呀！
《狱里狱外》还有一段记载：
关于任敏这许多年受的委屈和苦难，我关在监狱里一点也不知道，只是凭经验猜想她到青海会凶多吉少。一九六三年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颗核桃，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她已经回到我的家乡了。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这些枣子和核桃的意象，也一定是伴随了先生坎坷的后半生。当师母病倒以后，先生特地找出珍藏多年的书信和日记，精心挑选出他与师母在“文革”后期到平反前后的通信，以及“文革”后等待平反期间的日记，编成厚厚的一本《解冻时节》出版。出版社把校样寄来时，先生亲自拿到医院，对着昏迷不醒的师母不停地说，看吧，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我们都保留下来了……师母又一次泪流满面。
就这样，当钱花到无钱可花、药用到无药可用、梦做到无梦可做的时候，任敏师母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大关，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她依然是昏睡不醒，但能够吃东西，能够被搀扶着走下地来。她回到了先生的身边，安心地昏睡着，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这下子忙坏了高龄的贾先生，他请来了内侄女管理他的家，又请了保姆专门负责照料病人。他听说病人每天吃四种水果——苹果、香蕉、橘子和猕猴桃，对身体有好处，就亲自去买，亲自监督师母吃下去，再加上按家乡风俗做的用小米、大枣、核桃、麦片等各种食物煮成的粥，每天不断地喂养着病人。先生亲自照料着这一切，每到晚上，他看着师母已经把一天安排的食物都吃下去了，他伸手摸摸师母的额头，一切都正常了，他才放心地睡下去。有一次，师母因感染在长海医院里住了几天，治愈后学生们送她回家，先生站在门口，用手抚摸着师母的额头，嘴里唠叨着，任敏不用怕了，咱们回家了。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师母只有在先生的身边才不会感到害怕，而只有师母在先生的身边，先生才是最放心的。
但是，善良的愿望仍然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经济问题上，我这里还要谈到先生的困窘的生活状况。先生早在上世纪的50年代为复旦中文系建立了现代文学教研室，成为这一学科的学术带头人。80年代复出以后，他又以精湛的外国文学造诣开拓了复旦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成为全国最早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博士生导师。他从50年代起教书育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人才。这且不说也罢，但就在他最需要经济上支持的时候，他的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元左右，没有其他的津贴。这当然不是先生个人的遭遇，一般高校里的退休老教授大约处境差不多，可是对于一个没有子女补贴，又要负担重病在身的老妻的老人来说，也未免特别艰难了一些。但这些也不说罢了。我想写写先生的，不是他的实际生活面临的困难，而是先生面对这些困难的态度和精神大气。
贾植芳先生，在他被师母的病拖得山穷水尽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几岁的老人了，但是他与任何人，包括他的学生，如同他亲生子女一样的学生，都没有吐露过一句关于经济困难的话。反之，从那时候起，他不声不响地整理起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写作各类长短文章。他每天伏案，著述不已。这几年来，他的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如回忆录《狱里狱外》的修订版（2001年）、纪实体的文献资料《解冻时节》（2000年）、散文集《雕虫杂技》（1998年）、《不能忘却的纪念》（2001年）、自选集《历史的背面》（1998年）、书信集《写给学生》（2000年）、《贾植芳致胡风书札》（影印本，2001年）以及重新修订出版的译著《契诃夫手记》（2000年）等。最近，他又有一部散文集《老人老事》即将问世。这就是贾植芳先生在这短短四年里的工作。
我把先生的著述放在这么一种环境里论述，绝对没有忽视这些著述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意思，正相反，凡读过《狱里狱外》、《解冻时节》的读者不会忘记这两部书所传递的历史真实信息的重要意义。有些书，用不着商业操作和传媒渲染，它会让一代代读者为之感动和珍爱，贾先生的书就是这样的书。我也绝对没有把这些书的出版看作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动机，事实上我明明知道其中有几种书的出版作者是拿不到一分稿酬的。但是，我还是要在经济动机上高声赞美贾植芳先生，历来为有志气的文人所不屑一顾的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行为，在当代文人贾植芳先生身上却焕发出崇高的道德气节。他一生多灾难，多坎坷，这已经是他的历史了，但现在，就在他八十多岁的衰朽晚年，他仍然用自己的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艰辛劳动，塑造着一个硬硬朗朗的老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
但是我知道，先生的愿望还远不止这些。有一次，杨浦区区委书记去看望先生，问他有什么困难，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能不能让任敏再醒过来，好好再过一阵子？
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2002年5月5日于黑水斋
五年来的思念
贾植芳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年。但我常常觉得，先生并没有离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并不仅仅依赖肉身而存在，人的生命可以依托于三个层面：第一层当然是寄植于人的肉体，这是最物质的层面。通常唯物论者相信，人活着，生命就存在，人死了，生命也就随肉身而消失；我是个唯物论者，我也从来不相信鬼神，但我还是认为，人的生命现象还远不止那么简单。一个人虽然死了，他生前认识的，有过交往的人，他的爱人、亲属、子女、朋友、后辈，亲疏不论，只要想起他来，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的言论行为依然激励他人，怎么就能够判断他的生命已经不存在了呢？不是明明活在他人的记忆和思念中吗？这就是生命所依存的第二个层面，属于虚幻的、感情的层面。不过，人事总有代谢，当那些保存生命信息的记忆、思念的拥有者也陆续逝去，疏远的晚辈对他不再有回忆的时候，他也许就真正地消亡了，这是生命的再度消失。但是还有例外，那就是一部分人的生命信息通过某些物质——文字、图像、声音等，通过某种有形或无形的遗产，还能够继续被保存。譬如说，我们没有见过鲁迅，也没有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是，我们读鲁迅的著作，看鲁迅的照片，通过他人关于鲁迅的回忆、研究、阐释……慢慢地，鲁迅在我们的心里活了起来，他经常在我们的念想、议论之中。也许我们心中认定的那个鲁迅，与真实的鲁迅毫无关系，与鲁迅亲友们的回忆中的鲁迅也没有关系，只是我们由己推人的模糊想象而已，但是鲁迅的生命信息依然是存在的。贾植芳先生也没有见过鲁迅，但他可以通过鲁迅亲炙者胡风、冯雪峰以及那个时代的信息，感受到鲁迅在他心里复活。即便如孔丘、嬴政之流，只要他们的名字、思想、事迹还在我们的关注之中，他们的生命信息还是会存在于当代。这是生命所依存的第三层：它是依附于某些物质媒介传达到后世的一种信息，尽管这种信息可能是极其模糊的，但也可能因一人千形愈加丰富了。逝者的生命信息穿越时空，只要与另一个活着的生命相逢就有可能被激活，那是属于精神的层面。有时候，当我们走过墓园，望着无数墓碑上的名字、照片、碑文，我们会感受到某种生命信息的存在，精神的不朽是存在的。
由此想起古人所说的“三不朽”。我以前在纪念先生的文章里分析过“三不朽”，那时候我仅仅是从一个人生前如何立德立功立言的关系上来认识，以为立德在于社会行为的表率性，立功在于岗位上的业绩，而立言仅仅是前两者的“注释”。但是当我把思考转向一个人死后的生命依托时，“不朽”的意义才真正地从三个层面显现出来——人活着的时候，生命价值通过人生行为（尤其是岗位上的工作）所达到的业绩来体现，是为立功（即“不朽”之基础）；人在去世后，其生命依然保存在他人的记忆、思念中，是为立德（即“不朽”之可能）；而时过境迁，后世人仍然从阅读逝者著作、感受逝者事迹中获得鼓舞，其生命信息依然与后世的无数生命相逢、交流和沟通，产生出模模糊糊但又极有启迪的效应，那是立言。立言是立功、立德的延伸，可以延续到不可知的未来世界，完成生命价值的最终“不朽”。而且，立言可以是生命主体之“言”，也可以是他人、后世的人们对逝者的生命信息之所“言”。“立言”是一种集体性的行为，其容纳的生命信息愈多，延续的时间也愈长，总体的生命能量会超过个体的生命信息，逝者的名字就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符号。
我原先打算在贾植芳先生五周年忌日写一篇先生对我教诲的文章，但不知为什么，一敲键盘竟扯上生命不死的话题，也许，撇开这个词含有的“长生不死”的庸俗性，从纯粹精神层面来说，它还包含了生命信息从一个生命传递到另一生命的无限性。世界上没有永不腐朽的有机体生命，但是生命的繁殖本能抗衡了腐朽的宿命，生命不仅繁衍，而且在繁衍中延续、进化和变异，这种“传”的意义便是不朽。精神现象也是一样。世界上没有一种精神理想会永远不过时、不腐朽，只有当精神理想被后世不断地阐释修正，并在实践中继承发扬，才会成为一种精神传统得以保存。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幸运者，但是我经常在想，假如我当时没有考入复旦大学，也许我在以后的三十年里有很多种人生道路可以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假如我当年没有在中文系资料室遇到贾植芳教授，而是跟随了别的导师，那我也有可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一切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传统还是制约个体生命的选择。
记得在先生九十诞辰的时候，复旦中文系办过一个祝寿会，会上章培恒先生说了一段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章先生一口绍兴话，“这个、这个”口音很重，根据他发言的整理稿，是这样说的：“我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如果说能够有一点成绩的话，那么跟我的古代文学的两位老师蒋天枢先生和朱东润先生的教导固然是分不开的，跟贾先生的教导同样也是分不开的。贾先生所教给我的当然不是具体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法和路径，但是贾先生教给我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和路径。而这个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和路径，是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里面，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非常需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指导，我当然还会做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但是跟现在的情况可能会很不一样。——而这一种很不一样在我来看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应该说，正是我所害怕的。”这段话出自章培恒先生的内心所感，我禁不住想进一步深究，章先生感到害怕的、因为有了贾先生这位名师才得以避免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章先生接着说下去：“我在古代文学研究里面，有人说我的功夫都是邪派武功——就是武侠小说里面的邪派武功。换句话说，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面并不是正宗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正宗，实在是我很喜欢的，而这个不正宗也就是从贾先生的方法和路径里面所学到的。所以我想，贾先生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既在做人方面也在做学问方面。”我体会这段话里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不正宗”，另一个是“做人”。而那种“不正宗”的做学问的方法和路径，恰恰是章先生为人所喜欢的，因为体现了他的人格的魅力；而所谓“正宗”的做学问的方法和路径，是在当下教育体制内大多数人都在平平稳稳走着的治学道路，却是章先生非但不为，反而感到“害怕”的。这就是做学问和做人结合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和路径。那么，贾先生到底是教给了章先生什么独门秘笈，把这位学生时期就加入了地下党、19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身为学生就担任了复旦中文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后来成长为名重士林的古代文学专家，变成了“邪派武功”的“高手”？章先生的学问之大之深，非我所能议论，章先生生前最后一本大书即他领衔完成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二版增订本），是耗尽他最后心血的一部新意迭出的文学史。在这部“新著”里，他力图再现人性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同步历史，强调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文学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并且站在“五四”新文学的现代立场上重新审视、挑剔古代文学的精华与糟粕，批判了儒家正宗的伦理学说如何压抑人性的自由表达，而又大力推举人性如何冲破各种清规戒律，通过“不正宗”的文学形式曲折表达了觉醒的信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宗的主流文学史以文学反映社会矛盾为标准，而这部被称为“石破天惊”的“新著”则高标人性的自由、感情的强烈为判断文学是否优秀的标准，突破古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瓶颈，完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尝试。我想，章先生要说的“正宗”与“不正宗”，大约就是指这些在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对主流的学术定论的大胆突破，另标新帜，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人性的力量。这种深得“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力量——从人性的视角来反观古代文学研究，是章先生与主流学派的分界线，而这种特立独行的反叛的批判精神，也许正是贾先生传授给章先生的最重要的人格的力量。
我们可以再看看贾先生的另外两位弟子，他们都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一位是曾华鹏教授，一位是范伯群教授，他们都是复旦大学1955年届的毕业生，那一年他们的老师因胡风冤案而罹难入狱，学生也受到牵连。但是他们两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合作研究现代文学，从作家论开始，在“双百方针”临近尾声的1957年，竟然在《人民文学》发表了那个时候最有分量、也是“石破天惊”的《郁达夫论》，这篇长论与曾、范两位前辈后来合著的一系列现代作家论著作，构成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道很特殊的“风景”。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件事：“由于1955年政治风云的摧残，贾先生过早地被中断了学术生涯，但是他的教学思想却由他的学生继承和发扬，并在实践中融化在现代作家论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义文学史理论中，作家被经典化的过程是严格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过滤而确立起来的，所谓鲁、郭、茅、巴、老、曹加赵树理（早期还加上瞿秋白）的作家排名模式，就是典型的例证。而贾植芳先生却给学生提供了另一个作家谱系，我听说，当时贾先生为四位学生布置了作家论的作业，要求他们每人写一本作家研究的专著，并且联系了出版社，准备一起推出。被指定的四本作家论，据说是冰心论、郁达夫论、王鲁彦论和朱自清论。我们可以从这两个不同的作家谱系的比较看出，贾植芳先生更加重视的是一些在文学史上有创作实绩的自由作家，而不是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地位的重要性来排名的经典模式。尤其可贵的是，王鲁彦作为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曾经一度受到胡风等左翼作家的轻视和误解。王鲁彦英年早逝，已经不可能再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而作为胡风朋友的贾植芳先生却一点也没有受到自己朋友的影响，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鲁彦乡土小说的喜爱和重视，指导学生去研究鲁彦，宣传鲁彦。假设一下，如果没有1955年的胡风事件，在1950年代中期学术界将整整齐齐地推出四种由年轻人书写的有学术分量的现代作家论，将是给学术界带来多大惊喜的收获！”这种局面在当时虽然没有出现，但经过两位学者在逆境中的努力，终于在1980年代，他们的作家论、鲁迅研究等著作喷薄而出，成为学术界一对引人瞩目的“双打冠军”。进而，范伯群先生在年近七十，被退休后独自漂泊到复旦大学，在章培恒先生主持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另辟蹊径，展开了现代通俗文学的系统研究，终于在八十高龄的时候，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他的学术成果对于正宗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思路、框架结构及其内涵，都产生了巨大的解构意义。这又是一种“重写文学史”的实践。
我不是故意把学生的学术成就完全归功于老师。事实上，作为教师的贾植芳先生因为罹难而无法完成对学生学业上的完整指导，但是他慧眼识英才，把优秀学生的才华充分调整到了一个火山口，接下来就让它自然地喷发了。而通往这个火山口的途径，恰恰不是具体的学术方法，而是将自己置身于现代文学的传统之流努力探索奋进的知识分子立场和精神，这种立场就是让自己从正宗的主流的传统规范中走出来，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重新来审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贾先生的做人道德和作文风格，都不是四平八稳、唯唯诺诺，在集体主义的传统中把自己很深地埋藏起来，而是相反，他的为人和文字里处处能够看得到傲骨在格嘣嘣地发出声响。在做人方面，他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相继成为民国政府、日本宪兵队以及共和国的囚犯；在文学方面，他学习鲁迅、追随胡风、崇拜尼采、服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至死不渝。在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尚未深入，知识分子在待人作文上还有许多顾虑。有一家刊物找人写一篇台湾诗人覃子豪的小传，找到了诗人当年的诗友贾芝先生，贾芝先生又把这个任务转交给贾植芳先生，植芳先生写了以后，文章转送到刊物编辑部，编辑误以为是贾芝先生写的，最后送到主编手里，那主编是贾氏兄弟的朋友，他一看就说，这篇稿子不像是贾芝风格，倒是像贾植芳的风格。显然那位主编太熟悉贾先生的风格了，文字背后总是有一种桀骜不驯的人格力量。这种力量，在正宗的主流传统看来只能说是“邪派武功”了。
从大的方面来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先锋文学运动，是对两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传统进行比较彻底的批判和清算，进而形成了以西学（后来又具体为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性的世界潮流接上了轨道。我们今天的人已经很难理解当时新文学运动对传统所采取的决绝的决裂态度，如鲁迅，曾经公开号召青年人要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这个话，现在用在哪儿都会遭到耻笑，但是只要上网看一看，在21世纪已经过了十三年，离《新青年》创办（1915年）已近百年的今天，竟然还有人鼓励学生着古衣冠行跪拜礼，据说这样可以来对抗全球化以及世风日下的社会，那你就不难理解当年先驱们要反传统所面临的艰难和绝望了。传统的生命就是要在自我的内在裂变中发展延续的，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那场先锋文学运动，正是担当了正宗传统的“邪派武功”，成为它的批判者和重写者。而鲁迅的精神，正是这场先锋文艺运动的核心力量。
植芳先生对鲁迅的心仪是发自内心的，他与胡风的交往，缘于他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传统的倾心与向往。1937年初，在东京留学的二十一岁的贾植芳先生在书店里发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的头两辑，从它的编辑风格、撰稿人员阵容中，他惊喜地发现，“这是一个坚持和发扬鲁迅的战斗文学传统的严肃文学刊物”。他凭直觉认定，鲁迅的生命在这个刊物里复活了，于是就向刊物投稿。他不知道这个刊物的实际主编是胡风，也不认识胡风，仅仅是出于对心中认定的鲁迅的信任，他就积极向胡风主编的刊物投稿，逐渐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文学史上称作“七月派”的作家的一员。显然，贾植芳先生成为胡风的密友最初是出于对鲁迅的认同，而胡风作为鲁迅亲炙的弟子，也一定会向植芳先生讲述他心中的鲁迅，于是，鲁迅的生命再度、三度地复活于他们之间越来越深厚的友谊之中。但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党派政治斗争中，鲁迅是被卷进去了，随着权威们不断地关注鲁迅、利用鲁迅和诠释鲁迅，鲁迅在左翼政治派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了代表某种政治力量的符号。而在这个被符号化的过程中，胡风又渐渐地被边缘化，尤其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重庆以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差不多也成了不正宗的“邪派武功”了。
“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一脉相传，差不多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到时候自然会有很多正宗的主流的权威出来写纪念文章，四平八稳，中规中矩，长江后浪推前浪。而一部百年历史对我来说，记住的是：反叛者秋瑾女士牺牲于1907年7月15日，鲁迅先生去世于1936年10月19日，胡风先生去世于1985年6月8日，贾植芳先生去世于2008年4月24日，章培恒先生去世于2011年6月7日，曾华鹏先生去世于2013年1月27日。这是一部文学史还是学术史？思想史？生命史？这并不重要，但是它在偏得中承传知识分子的理想火种，在“不正宗”的艰难道路上磨炼人格，在一代一代的牺牲与传承中获得永生。
2013年7月2日于鱼焦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