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史概念，“20世纪中国文学”被视为一种常态的时间意义，从而能够包容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复杂的文学形态。“新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研究阶段都含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斗争性（“新文学”反对的是传统的“旧文学”；“现代文学”含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属性，排斥了特定政治立场下的“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文学）。但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构筑起常态的时间意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要避免各种排他性的内耗，搭建一个多层面的平台，将各类不同观念和形态的文学现象并置于同一个文学史平台之上，比较客观地来评价其价值得失，以此来阐释20世纪文学发展中悬而未决的各类问题。

这当然只是一种文学史的理想。现代文学的内在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是在排斥形形色色的旧传统文学的论战中发生的，现代文学学科也是在维护“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现在要淡化历史形成的鸿沟，把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学现象并置在一起给以客观评价，必然会构成文学史叙述的困难。因此，如何克服价值观互相矛盾的拼凑式的文学史叙述，建构新的文学史理论话语，是文学史写作面对的最大挑战。解决文学史理论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和展开学术争鸣，这不是本教程所能够完成的任务。本教程只能以编者研究文学史的一得之见，通过本教材的思路与结构，尝试回答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在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以及如何看待新文学传统与整个20世纪文学的关系？

在以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价值的文学史叙述中，“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它既是现代文学史螺旋型发展的起点，也是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对立面的文学，均受到排斥和批判，现代文学史叙事正是围绕这些批判斗争而展开的。但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渐成为文学史叙事的核心价值，晚清西学东渐思潮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的发生起点。海外汉学对于晚清接受西方影响的文学翻译、通俗小说、戏曲改革以及其他各种现代文化因素，做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晚清到民初文学之间构成了新文学以外的另一个文学场域，它一直延续到抗战以前的市民大众文学和战争期间的沦陷区文学。这个文学场域与新文学场域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和互动，彼此消长，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比翼双飞和谐发展，而是在不同审美观念的冲突中向对方转化，达成部分的融合。如：民国时期市民大众文学不仅继承了晚清文学中的许多现代性因素，而且也从新文学那里认同了反对强权、尊重人权等因素；而新文学在排斥通俗文学的同时，也努力采取大众化的手段来吸引市民读者。到了抗战发生、民族危亡之际，新文学排斥通俗文学的倾向逐渐收敛，在民族形式讨论以后，这两个文学场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在这样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中，新文学的一方始终占据话语的主导权。这是不容怀疑的。

那么，当文学史叙述放弃了昔日的批判思维和斗争模式，以客观的态度把以往不见诸文学史或者仅仅扮演了被批判角色的某些文学现象，诸如传统旧文学形式（旧体诗、文言文等）、市民大众文学与新文学一起展示于现代文学史，人们不禁要问：新文学当初的斗争意义在哪里？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承担了怎样的意义？新文学运动与从传统自然发展而来的文学现象构成了怎样一种关系？这是本教程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为此，本教程引入两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关键词：先锋与常态。[13]

“先锋”，指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先锋意义的文学因素，首先是体现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先锋文学是20世纪初的世界文学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意大利首先出现未来主义（Futurism）文学思潮，后来又蔓延到俄罗斯；紧接着，法国出现了达达主义（Dadaism）、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等先锋诗歌，德国出现了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的文学，等等。先锋文学区别于19世纪末流行的后期象征主义（Symbolism）、唯美主义（Aestheticism）、颓废派（Decadence）等文学思潮，更加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和斗争，企图通过对文学自律的调整来达到文学推动社会生活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先锋文学不惜采用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强硬态度，以及夸张变形的现代艺术手法。先锋文学的政治态度是激进的，往往自觉地与现实中的激进政治团体相结合，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在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的特定环境中，西方的先锋文学思潮必然是短暂的，它很快就会发生分化，其最激进的部分融入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去。从中国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政治环境来看，一方面是晚清激进主义革命余波的回荡，另一方面是民国初年颟顸混乱、乌烟瘴气的共和政治，两者冲撞激荡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先锋思潮，有其必然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包含了先锋性，它起先来自社会下层的激进主义思想力量，与主流政治团体和权力阶层没有太深的联系，所以才能够形成对社会政治的深刻批判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然否定。新文化运动是不完全的先锋运动，它的思想内涵具有复杂的知识渊源和文化背景，但是其主导思想，尤其是由此派生的新文学运动，体现在语言革命、文体形式革命以及思想内容的尖锐性和批判性，构成了先锋文学的主要成分。

“五四”新文化的先锋性决定了：现代文学史发展进程不再是依据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渐进演变，它是通过对自身处境的深刻反省和历史追问，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从而把被认为是先进的外来文化揳入其间，建立起一个文化发展的新坐标。新文化运动中大量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引进，迅速改变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同时也迅速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思潮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推动了中国革命，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文学运动不仅仅普及了现代世界文化知识，而且以其自身的先锋性，通过欧化语言改造了传统中国人的语言模式和思维习惯；通过引进西方文学新形式，激活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和抒情能力，营造符合现代人精神需要的审美观念；通过崭新的为人生的文学内容，使文学批判与社会生活的进步紧密相关。文学不再是被动地因循社会变化而变化，而是走到了生活的前面，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成为一面英姿飒爽、猎猎作响的风旗。

“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是由各种社会进步力量组合起来的统一战线，它以先锋性因素为核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树立旗帜、引领风气、推动进步，成为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的核心力量。新文学的先锋性因素与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学现象（也包括新文学自身的非先锋性因素）的关系，构成一种先锋与常态的关系。所谓“常态”的文学，也就是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逐渐发生演变的文学现象，它包含了传统文化因循沿革的传承（如旧体诗词、古典白话小说、文言文、骈体小说、传统戏曲的改良等等）、相随现代器物更新而出现的新文学形式（如电影、新剧、副刊、翻译等等），以及与大多数市民农民的审美习惯相符合的通俗文学，甚至包括这些文学所隐含的权力运作下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常态的文学是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文学，因为常态文学的对象包含了多层面的接受者。常态文学也是多层面的，它的最高层面与新文学是同一的。这也就是说，新文学与作为一种先锋的新文学运动还是有所区别的。新文学的核心是超前的先锋文学，但它也包含了常态的文学因素，如新文学也追求大众性和普及性，也有一部分新文学创作并不是那么激烈和超前，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锋文学逐渐被社会的主流体制所接受，或者被都市时尚文化所容纳，新文学的先锋性渐渐地为大众性所取代。这时候，要么出现更加激进的文学思潮来更新先锋的意义——譬如左翼文艺运动，要么就使原先的先锋因素消融于常态的大众文学。永远站立在先锋立场上不断击进的大勇者，终究是少数的先驱者，譬如鲁迅。鲁迅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文学先锋运动，并且发挥了引领的作用。

常态文学表现出来的是文学的常态，它是以多层面的形态出现于文学史。除了最高层面的常态文学属于新文学的一部分（如市民文学的杰出代表老舍的小说，抗战时期无名氏、徐訏的言情小说，沦陷区张爱玲的小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小说等）外，大部分常态文学还是与新文学保持了距离，有的还相去甚远。虽然在现代性框架下，各类文学都有可能展示于文学史体系的不同层面，但是从内涵来说，毕竟还是五花八门、百鸟齐鸣、丰富而复杂。民国都市通俗文艺和新媒体文艺（如电影广播、报刊连载、说书、戏曲改编、连环画等等）代表了市民大众文化市场的主要产品，是常态文学的主体部分；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包括伪满洲国、日据下台湾等地区）体现统治者权力意志的官方文艺也是常态文学的一个特殊层面；还有距离新文学更远的如前清遗老遗少的旧文学创作（旧体诗词、笔记小说等），多样的文学内容，构成了常态文学的多层面性，也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形态。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在两千年帝制被推翻、民国刚刚建立、民族资产阶级利用世界大战的机会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其自身内部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思潮，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力量。西方先锋文化正是产生于欧洲社会矛盾剧烈冲突之中。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社会矛盾的冲突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大战的结果给中国资本主义带来了“公理胜过强权”的自信，十月革命的胜利又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信仰。于是，中国的先锋文化思潮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这是作为亚洲后发展国家特有的现代化道路。“五四”先锋文化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既包含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隐含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中国革命的双重意义和前沿性质，使得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国民党）始终无法不受挑战地单独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和革命目标（三民主义）。先锋文化的彻底批判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在进取现代化的过程中弥漫着激进主义的爆发力，吸引了大量热血沸腾的优秀青年投奔到时代的革命潮流中去。这种作为核心力量的先锋性的存在，就成为常态文学的明显或者潜隐的榜样，凝聚了常态文学中最高层面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市民阶级抒情文学的理想性。由于激进的社会批判包含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即使受到猛烈批判的市民阶级及其文化也不能不受其正面影响，逐渐地发生自身的蜕变，以迎合时代的要求。这就是中国市民大众文学所呈现出来的进步性。现代文学以新文学的先锋性为核心，来批判、吸引、影响常态文学的多层面发展轨迹，带动了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

本教程以先锋/常态模式来描述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是以先锋性因素与社会先进文化的结合为前提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针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殊背景而言的。从一般的社会发展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而言，常态文学是最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里，发展稳定而正常，文学所呈现出来的都是常态，只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环境里，政治革命与文学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化建设和文学运动才会被一波又一波的先锋运动所刺激和激活，形成了动荡相激、新旧更替、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轨迹。但先锋性因素给现代文学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由于强烈的政治情结和过于迅速的新旧更替观念，现代文学始终停留在青春文学的热情伤感以及二元对立思维的粗暴状态里，很难产生真正的伟大创作。何况先锋性因素也不是天然与思想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在强烈批判传统因袭的社会弊病时，也可能滑向另外一些反理性的社会思潮。欧洲未来主义思潮的分化，以马里内蒂（F.T.Marinetti，1876—1944）为代表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后来转向法西斯主义，便是著名例子。这些问题，我们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还会继续深入探讨。

二、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中国大陆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与日据下台湾的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关系？

由于以往现代文学研究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基本上被排除在研究视域之外。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处于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对峙状态，两岸的文学经过短暂交往后又被隔绝，这就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包括1949年以后的文学）中台湾文学始终不在场。近三十年来两岸关系日趋缓和，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文学史著作尝试拼接两岸文学。但是文学史体系的建构是需要文学史理论支撑的，拘泥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范畴的现代文学史理论，则无法把台湾文学完整纳入现代文学史体系和框架，只有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视域下，才有可能梳理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对此，本教程需要引入一个理论视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殖民地文学。

本教程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起点设定在甲午战争后的乙未割台事件（1895年）。虽然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一再受到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而且每一次军事抵抗失败总是伴随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香港被迫受到英国殖民统治，还在更早时期，北方大片土地被沙皇俄国所掠夺。但是所有这些失败都不如甲午战争的失败那么强烈地在中国人（尤其是士人阶层）的文化心理上构成刺激。1895年4月17日，日本帝国与清政府正式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在日本的强势压力下被迫签署割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台湾、澎湖列岛，形成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特有的殖民地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由此派生出特殊的殖民地文学。

甲午战败和乙未割台让清廷统治下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受到了极大震惊，紧接着发生了在京举人“公车上书”事件，维新救亡的思想广为传播。1898年光绪召见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颁布“定国是诏”，宣布新政变法，开始了总共才103天却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流亡者（梁启超为代表）逃亡日本，创办《新小说》等刊物，鼓吹新思想和文学改良。同时，一批被变法所牵累的官员相继南下，毅然放弃传统仕途，开始了新的人生选择：严复闭门翻译，陆续译介《天演论》等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推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张元济加盟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建设，开创了现代出版媒体的发展道路；蔡元培先后进入绍兴中西学堂、上海澄衷学堂、南洋公学等处从事教育，提倡新学等等，现代思想传播、现代出版、现代教育等一系列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开始被确立，一部分接受了先进思想的传统士大夫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以启蒙为特征的新文学运动也由此滥觞。

从中国的社会性质而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就一直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中国屡蒙军事侵犯，国土和主权一再沦丧，直到1900年的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清廷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辛丑条约》，中国最终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其结果一方面导致半殖民地体制下丧失主权的清政府也完全丧失了民心，从此革命、立宪两股政治力量此起彼伏，直接动摇了爱新觉罗氏的专制政权；另一方面，半殖民地的经济形态破坏了闭关锁国的自然经济，外资不断投入中国市场，促使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国在经济上蒙受列强的剥削与掠夺，但因为打开了国门，思想文化上开始吸取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因素，以此批判自身落后的封建文化。在日本是由明治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脱亚入欧的维新运动，在中国则是由一批被迫与庙堂分离、凝聚在民间的思想启蒙者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封建专制的政治秩序由此动摇，一场与传统的替天行道、取而代之的农民起义有着根本区别的革命——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势不可当地产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产生的新文化思潮及其重要一翼新文学运动，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的殖民地文化及其文学，构成了现代文学史视域下的巨大张力。两者有相通的一面，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构成的环境下，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差异，甚至是紧张的对立。本教程要描述的两岸文学，正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半殖民地社会与殖民地社会的两种不同文化、文学思潮双重变奏的发展过程。

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殖民地社会还是半殖民地社会，都是殖民主义者全球扩张和野蛮统治的产物，都同样面对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侵略和奴役，因此，两种社会形态下的文学在本质上都具有反帝性质，但是在表现形态上还是有较大的不同。在中国大陆，随着半殖民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半殖民是促进半封建的直接原因，也即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的“双重的使命”[14]。所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从西方先进国家学来的现代文明，是摧毁封建传统文化的有力武器，新文学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的启蒙使命。而在被日本强行割让、受其殖民统治的台湾，反帝反殖就成为文学更重要的主题。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体现得更加完整了。如果将两岸文学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系统里加以比较的话，可以看到文学史呈现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超出了单一社会形态下的文学状态。

台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时期，就有大量汉人移民垦殖，汉文化大量输入。明末爱国文人沈光文流亡台湾，支持明郑政权抗清复明，写下大量感时忧国的诗篇。清廷统一台湾以后，沈光文留在台湾，组织遗老文人建立东吟社，继承明末文人结社的爱国精神，开创了台湾汉文化传统。[15]经过清廷二百多年的统治，汉文化通过科举功名培养出一个台籍士绅阶层，加上与赴台官吏文士的来往交流，逐渐滋养了本土的汉文化传统。乙未割台，瞬息之间台湾被日本占据，这对于深受儒家传统熏陶的台湾士绅来说，无异是亡国灭族。于是一部分台湾士绅毅然发动起义，采取各种措施，号召民众自发进行武装抵抗，“全台除台北台南两城不战而降外，各地（后山除外）都曾激烈抵抗日军之入侵，死伤无数”。[16]台湾民间自发的抵抗活动连绵不断，一直到1915年“西来庵事件”[17]被镇压以后才算平定下来。但少数民族的抗日活动，一直延续到1930年的“雾社事件”[18]。在漫长的被征服的岁月中，台湾文学创作中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台湾诗人们（洪弃生为代表）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整个抗日过程中可歌可泣的真实事迹，抗议台湾被割让，讴歌抗日战斗中的死难烈士，揭露和嘲讽日本占领台湾后推行的政治制度改革、经济掠夺、城市规划、风俗教育、医疗卫生等等，成为这一时期台湾诗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可以说，诗人们用诗歌记录了一部台湾被殖民的痛史。[19]这部分爱国诗人的抗日写实诗歌与另外一批流亡内地、思念台湾故乡的爱国诗人（丘逢甲、许南英为代表）的诗歌创作，构成了台湾被割占以后的反殖民文学的第一乐章。

中国的近代文学中，从鸦片战争失败到甲午乙未惨变再到庚子事变，也不乏文人的反对列强侵略的爱国诗作，但是从晚清文学发展趋势而言，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新民启蒙的文学大潮汹涌而起，救亡主题很快转向了启蒙主题，大量西方思想文化被引进介绍，激发了以提倡西方文明为目标的新思想的传播。从批判官场腐败到鼓吹反清革命，以及混杂在市民大众文学里的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追求人性解放的潮流，逐渐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半殖民地的政权来掠夺资源，中国大陆民众遭受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双重剥削，首先激化的是阶级矛盾，所以，清政府以及后来的历届民国政府无不成为中国革命的头号对象。启蒙文学也必然把批判锋芒首先指向统治阶级以及维护其统治利益的封建儒家文化，而不是像台湾文学那样，首当其冲的是殖民者的侵略和统治。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直接、尖锐地表达反帝意识，大约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1931年日本军队入侵东三省，扶持伪满洲国，中华民族的存亡又一次迫在眉睫，现代文学的反帝意识才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继日据下台湾反殖文学以后的第二个反帝反殖文学的高峰。

与反殖民意识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随殖民统治而来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随着人类科学技术进步而实现的物质和精神的文明形态，它通过具体生活方式和内容表现出来，与人民大众发生密切关系。现代文明是一种人类文化选择，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提高，或快或慢都会接受现代文明，实施现代化教育、卫生、交通、媒体以及其他现代生活方式。但是随着殖民主义兴起，殖民者用枪炮占领被殖民地区以后，为了掠夺资源而在被殖民地区修建铁路、投资工业以及强制推行现代生活设施，“现代性”往往被舆论渲染成殖民者的属性。这种舆论把人类文明简单划分成“现代文明”与“野蛮文化”的对立，被殖民的文化被渲染成“野蛮”文化，只有殖民者才能给“野蛮”地区带来现代文明。用福泽谕吉的话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清廷，是因为“文明战胜野蛮”[20]，在侵略者的眼里，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野蛮的。这一论述本身就充满了帝国主义的野蛮性，在刚刚经受惨痛失败的台湾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伤害尤其为大。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诗文里，诗人们一方面以新奇的眼光描写大量西方器物和现代科学的成果，表明台湾士人接受世界新事物并不保守；但另一方面，对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各种现代殖民制度（警察、教育、卫生等）进行了冷嘲热讽和尖锐批判，表达了诗人们对殖民政策的抗拒。日据时期的台湾主流文学里，作家们是把西方现代观念和文明成果，与殖民当局推行的现代管理制度区别对待的，因而怀有复杂的感情和心态。19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在台湾加紧推进“皇民化”运动，进一步把现代文明与日本文化画上等号，鼓吹用所谓的“文明进步”来“改造”台湾。当时许多台湾作家在被迫表现“文明”与“野蛮”冲突时，也都流露出复杂的心态。[21]但是这样的文化认同的痛苦，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是很少见的。在中国大陆半殖民地的大环境下，民众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包括现代管理制度）虽有反感，但是知识分子（大多数经过留学而熟知西方现代生活的作家们），都是把实施现代文明、改变中国传统生活陋习视为社会进步。鲁迅还曾在小说《肥皂》里辛辣讽刺那些有意歪曲现代生活观念的内心肮脏的中国绅士。在新文学一代作家看来，拒绝现代生活是落后保守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现。抗战爆发以后，新文学的主流意见都是强调坚持在抗战中推进“五四”新文学传统，在战争中改造自身民族的陋习，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的现代生活观念和方式，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战争中凤凰涅槃的必然途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处境，导致文化价值和认同上很不一样的结果。

热烈拥抱现代文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台湾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在话语权上，现代文明成了侵略者自己给自己贴上的标记，这就给台湾文学带来了某种屈辱的阴影。同样的问题也反映在批判封建性的传统文化风俗上。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对传统文化与旧文学发起猛烈批判，这个批判运动虽然时间不长，却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内涵。日本明治维新并不是完全“脱亚入欧”，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是不彻底的，天皇制统治的政治形态，以儒学为精神支柱的专制化意识形态，都没有改变。只是把儒家忠君爱国的传统观念偷梁换柱，改造为“忠”天皇制，“爱”日本国。与西方殖民主义一样，日本殖民者用野蛮手段镇压台湾民众的反抗运动，又利用台湾汉学传统中与日本传统文化相通的部分，进行文化侵略和征服。日据时期台湾汉学教育被废除，日语教育（公学校）取代汉文教育（书院），但是因为日语里含有大量汉字，日本文化里固有汉诗形式，所以殖民统治者仍然鼓励台湾士绅建立诗社，创作汉语旧体诗词。在沦陷的最初二十年里，台湾文人的旧体诗词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吊诡的是，汉诗既能够与殖民当局进行文化沟通，也保留了汉民族的文化记忆。因此，这种旧文学形式具有双重的含义：它被殖民当局文化侵略所利用，但同时又因为保存了汉民族记忆而成为一种抵抗侵略的形式。台湾民间风俗（包括迷信宗教活动）也同样如此，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下，它确实有封建迷信、落后的一面，但是在保存台湾民间文化传统方面，民俗民风又展现了台湾民众对于殖民当局文化政策的疏离与抗拒。以此考察台湾新文学运动对旧传统的批判，必须对这样一种复杂现象采取双重的评价标准。赖和为代表的台湾新文学的作家的创作，都呈现出双重的意义。[22]

殖民地文学的语言特征与半殖民地的文学也不一样。“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一种先锋运动，其语言特征是大胆破坏传统汉语的纯粹和规范，引入大量外来语新词和陌生语法，包括外语单词的植入、西方语法的引进、文言文的戏谑化、口语方言的直接使用等等，形成了一种读者感到陌生、难读的欧化白话。欧化白话是西方外来影响进入中国的产物，但这种白话文有力地区别于传统口头白话（古典小说使用的说书人的白话），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思维习惯的强力冲击，虽然不通畅，但有革命性，在长期的运用实践中起到了改造国民旧思维的功效。现代汉语创作就是在欧化白话的自觉实践与自我否定的辩证发展中慢慢形成了新的成熟规范。而台湾文学语言则是在殖民者铁蹄下艰难、畸形发展起来的。日本殖民当局是把台湾作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分来经营的，除了强制推行殖民政策、掠夺经济资源外，还实行文化“同化”政策，强制推行日语和日本文化的教育。全面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4月1日起），殖民当局废止报刊汉文栏，中文写作几乎没有空间。而第二代作家在日语教育下成长起来，能够用日语创作。也有少数作家（郭秋生、蔡秋桐为代表）为了维护台湾本土性而进行台湾话文创作，因此，汉语（文言和白话）、台湾话文、日语三者互相交杂、逐步交替的关系，形成了杂糅的日据下台湾殖民地文学的语言特征。直到战后光复，这种殖民地语言的创作才被扭转过来。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时引进殖民地文学的概念，就意味着不仅仅面对汉语文学创作，还要面对一部分日语创作的文学现象。语言没有阶级性，任何民族语言都是人类长期生活实践的产物，只是在殖民侵略的时代，语言的使用被打上了民族霸权和民族压迫的烙印。日语文学传统本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台湾新文学第二代作家在日语教育下也能迅速掌握日语的表达，创作了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半个世纪就随战争失败而告结束，所以，台湾被殖民的文学可以被理解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台湾经千百年汉文化的浸淫，台湾士绅阶层早就融入了汉文化传统，日本虽然在军事上占领台湾，但在文化上要彻底隔断中国文化的影响并非易事。割台以后，大陆与台湾的文人之间交流相当频繁（梁启超与林献堂的交游，张我军介绍“五四”新文学运动，刘呐鸥与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文学活动，李万居与章太炎、胡风、黎烈文的往来，吴坤煌与东京左联雷石榆、魏晋的文学活动，以及胡风从日语翻译台湾、朝鲜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山灵》在上海出版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刊物和左翼刊物上大量引进大陆作家的作品[23]，而且日本殖民当局虽然在大传统上企图隔断汉文教育，推行日语教育，但在小传统领域却并无作为，也没有禁止大陆文学的输入。据台湾学者研究，即使是日本殖民当局主办的媒体如《台湾日日新报》（包括《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上，刊载的约三千篇汉文通俗短篇小说里大约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大陆的文言笔记小说和通俗故事。[24]更遑论其他民间通俗刊物以及宣传儒教的刊物上转载大陆文人的作品。[25]从民间立场来看，两岸在文化上的联系与影响并没有被完全隔断。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殖民的文学并非仅限日据下台湾文学，它是一种动态的文学现象。甲午战争后，台湾、澎湖列岛被割让，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野心没有因此满足。从历史的角度看，1915年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1919年巴黎和会上要求转让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变相侵略，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等等，都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延续。战争期间形成的伪满洲国文学，汪伪控制下的华北、华东沦陷区文学，也都是未完成的被殖民的文学，与日据下台湾文学同属于日本侵略政策下的“大东亚文学”，有着既相通又不同的特征及其运作规律，这是现代文学史的一个连续性的现象。我们只有引进殖民地文学的概念，才能对这一文学现象做完整的考察和研究。

三、为什么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分期？如何理解战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以及文学发展的影响？

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分期，虽然早有学者提出过这个命题[26]，但本文引入了日据下台湾的殖民地文学，抗战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在全面抗战之前，台湾的殖民地文学与中国大陆的半殖民地文学之间虽互有联系，总体上还是各行其道，呈现出比较丰富的文学“无名”状态。而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战争全面爆发，两岸文学都进入了战争的“共名”状态[27]，两岸文学都被强制性地置放在同一个战场空间。这时候文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两者之间出现了对峙的关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两岸的文学发展轨迹非常接近。日据下台湾文学五十年被殖民的历史，按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骤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95—1931）是殖民地文学内部的冲突蜕变时期，从被殖民到反殖民，促成了以反殖与启蒙为主旨的新文化（1920年）与新文学运动（1923年）。这个时期台湾文学经历了由士绅阶层为主体的传统诗社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文学的转换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理念的鼓舞下，1920年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台湾青年》创刊，公开发表思想启蒙的言论，几乎是步了《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后尘。1923年以后，“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在台湾获得响应，台湾新文学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张我军猛烈批判台湾旧文学，到台湾新文化阵营不断左倾化，逐渐催生出激进的左翼文化运动。这个过程也重复了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这两个先锋思潮相交替的过程。大陆的先锋运动导向了文化运动，朝政治革命发展，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第三国际的介入以及国共两党合作发动北伐战争，新文学的骨干纷纷参与了这场革命战争。而同一时期以蒋渭水为首的台湾知识分子成立台湾文化协会（1921年），向殖民政府提出争取民族自决、地方自治和议会制度等权利，同时，反对殖民主义经济压迫的劳工运动、农民运动也此起彼伏，各种思想倾向的政治团体纷纷崛起，分裂组合，百家争鸣，1928年作为日共支部的台湾共产党成立，成为台湾最激进的政党。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当局加紧殖民控制，台湾所有的政治团体都被取缔，所有的政治活动都被镇压。这形势与早几年（1927年）发生在大陆的国共分裂、“清党”以及革命进入低潮的形势也相差无几。大陆的现代文学也是在政治陷入白色恐怖以后才转向了左翼文学运动，通过文学创作来延续新文学的先锋精神，于是文学创作进入繁荣阶段，各色各样的文学实验和文学流派都出现了，“五四”第二代作家胡风、巴金、沈从文、老舍、曹禺、丁玲、萧红、艾青、夏衍、戴望舒等，迅速成为文学的中坚力量，创造了“三十年代”民国文学的黄金时期。这时期，台湾文学的第二阶段（1931—1937）也是由政治运动转向文学创作，同样进入了政治高压下的文学创作繁荣时期。当时文学运动所发起的许多讨论，诸如乡土文学、台湾话文、文艺大众化等对文学史产生深远影响的议题，都是在这一时期展开的。台湾的新文学第二代作家用日语创作，并且在日本和中国大陆文坛上都产生了影响（如杨逵、吕赫若、龙瑛宗的小说）。这时期台湾新文学也出现了多种风格并存的现象，杨逵等人的激进左翼书写，巫永福、翁闹等人的现代主义意识的写作，杨炽昌为首的风车诗社的超现实主义，刘呐鸥在中国大陆的新感觉派，以及龙瑛宗、张文环、王昶雄等人的创作，构成了丰富多元的文学格局。所以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两岸文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协调与同步的。

但是抗日战争改变了一切，首先是两岸都结束了丰富多元的文学“无名”状态，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共名”状态。台湾作为受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的地区，其文学被纳入战争体制，殖民统治者需要受殖民统治的奴隶充当战场上的炮灰，就提倡“皇民化”，让台湾人民顶了“皇民”的资格去送死。台湾文学的第三阶段（1937—1945）进入了丧失反抗能力、被“皇民化”的时期。尤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当局在台湾施行法西斯的战时体制，任何自由反抗的空间都被封闭，文学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皇民化文学”[28]。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中，除了“潜在写作”[29]以外，几乎所有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哪怕是违心的、被迫的、不得已的，都只能被纳入支持战争的“皇民化文学”。这一时期，唯一能够在文学写作中稀释、消解甚至悄悄抵御日本殖民主义的同化政策的，是一批坚持写实的文学作品包藏了民间的隐形结构：书写台湾现实生活场景和地域风俗，以及台湾人在国族认同上的极其痛苦的内心意识。应该补充的是，日本当局把文艺纳入战争，成为侵略战争工具的文艺政策，不仅仅是针对台湾的，当时日本国内的文艺政策也是如此，许多日本作家，不管是左翼作家还是唯美作家，都被纳入“笔部队”的编制，参与了侵略战争。[30]当时在中国大陆被日本占领的沦陷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只是日本军事占领各地区的情况不一样，掌控的程度也不一样而已。如在上海、北平等地区的中国作家中，还是有很多人用潜在写作或者回避战争政治来保持文学的艺术独立性。

同样，在大陆，全面抗战也改变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如果说，新文学运动是一个具有先锋文学因素的思潮，其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逐渐融入各种各样的文学因素和文学潮流，进而在汇集成为文学主流的过程中，原有的先锋精神也逐渐地被消解和被丧失；从“五四”初期新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是一个文学先锋精神的式微过程：从社会的文化的紧张对立关系进入到政治的党派的紧张对立关系以后，其内在的先锋文学因素也开始衰亡。对于这种变化来说，抗战则是一个分界，外来情势剧变促使文学的先锋性迅速转换为民族主义的政治激进态度。“五四”新文学是一种先锋运动，它的主体是思想解放、冲破了传统文化观念的先进知识分子，由知识分子推动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运动；而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一个新的伟大的民族主体觉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走上了战场，成为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随着农民阶级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急剧上升，他们在文化上的自我解放的要求也被激发出来，成为当代文化建构的重要内容。战争使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文化开始瓦解，文学与战争、与战争的主体农民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先锋运动消失了，知识分子精英独占主流的现象受到遏制，民间文化形态进入了当代文化建构。原来由知识分子精英对庙堂统治者的斗争和对国民性的改造同时展开的文化冲突，转向了庙堂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传统三者有条件的妥协与沟通，取得了对外抗战的一致性。“三分天下”并存的局面由此形成。文学与战争紧密结合，充当宣传工具，与“抗战无关”的文学受到了抵制和批判。当代文化建构中的战争文化心理在此时被普遍接受。[31]

抗战对现代文学史的影响还不仅仅表现在战争期间，在这一场战争结束以后，战争因素已经深深揳入民族文化心理。抗战胜利后，中国大地上的战争没有结束，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一直影响着民族文化建构中的战争文化心理。因为战争的关系，文学与政治、政权、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1949年后海峡两岸政治军事对峙的格局下，两岸的文学都被纳入到战争思维模式中去，都在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运作；而在香港，除了市民大众文学格外繁荣外，美元操作下的文学创作和左、右两派文学的对峙，也都形成了文学运作的基本格局。但是，战争思维的大格局中仍然存在着多层次的创作现象，可以分出主旋律的、现实批判主义的、偏重艺术与内心的，以及潜在写作等等层面。在大陆，经过了数次政治运动，以鲁迅为偶像的先锋精神在现实层面基本上已经消失，但是新文学作为一种新传统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进入了被学科化、文献化、经典化的阶段，新文学的精神传统通过学院的教学和研究转化为一种学科形态，保存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与文献叙述中，并得以传播；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也被合法地树立起来，在教学和研究中获得延续。但是正因为进入了学院的学科体制，“五四”新文学的先锋精神隐隐约约地隐藏于新文学传统的大叙述中，通过师承的学术血脉依然在慢慢流淌，延续，薪尽火传。

抗战的规模几乎蔓延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太平洋战争以后甚至蔓延到东南亚和南洋地区。大规模的战争使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地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学地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37年以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自然也波及全国各地，但文学集中于繁华之地基本上不离京沪沿线，而全面抗战打破了这种狭小的分布格局，先是东三省的沦陷促使一批作家流亡内地，加入了新文学的队伍。1937年战事爆发，战争裹挟了作家艺术家的迁徙和流亡，武汉、香港、桂林、重庆、延安等等，相继成为中国文学的精英荟萃之地，形成了多元的文学中心。战争中政治军事地图的不断变化，促使作家艺术家们渐渐地相应分布在不同政治性质的三个区域：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沦陷区。这三大区域构成了战后中国的政治版图，也构成了战后的文学版图。如果我们将全中国版图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不难认识到这三大区域始终存在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土地上，只不过区域面积和土地上的主宰者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首先是国共两党的大规模战争改变了中国政治领导权的比重。原先占有大部分领土的国民党最后退守到台湾，维系着国统区的命脉；原先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随着战争的胜利渐渐扩大解放区，直至控制了整个中国大陆；其次，日本在战争中终遭失败，其殖民统治崩溃，“满洲国”已经覆灭，台湾省被国民党占据，但近代中国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土并没有完全恢复行使主权，还留有香港和澳门。香港在战前文学并不繁荣，但随着1949年的战事，南下北上的大流徙造成了文学的畸形繁荣。英国在二战以后经营香港与战前日本统治台湾有很大的不同，但战后香港文学仍然具有鲜明的殖民地文化的特征，1949年以后的香港文学构成了不同于内地和台湾的文学特点。战争造成的三大区域的文学面貌，直到20世纪末的1990年代，随着两岸政治变化以及关系缓和、香港澳门回归等因素，才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

以上三个问题的提出，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先锋与常态的关系是考察1937年以前现代文学运行发展的一个视角，以抗战为分界是考察1937年到上世纪末大中国文学版图的文学状况，而殖民地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更全面地考察中国20世纪文学运行的状况及其特点。这正是本教程所追求的文学史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完成于2016年3月上海鱼焦了斋

初刊《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