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初到上海滩
上海滩的漂泊
从宁波上船，经过一夜的航程，次日黎明，唐云到了上海的大达码头。此时，若瓢早已在岸等候。
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华，上海已处在沦为孤岛的前夕。不少中国人还带着梦想，以为日本人不会打到上海来，四面八方逃难的人都汇集到上海。唐云一家刚踏上上海滩，就遇到了住的问题。
旅馆住满了，唐云全家无处安身。
还是若瓢给想了办法，把唐云全家安排到佛教医院去住。
医院毕竟是个治疗疾病的地方，住在这里，全家都没有一种安定感，就连善于超脱大度的唐云，这时心里也感到失去平衡，无法作画。以卖画的收入来维持家计的唐云，不能画画，全家的吃饭便成了大问题。延庆寺大法师静安和尚虽然送给唐云二百块大洋，但那是死钱，要是坐吃山空的话，用不了几天，也就会把它花光。
唐云在家虽不靠父母，但他到了上海不能不依靠朋友。经过若瓢的几天奔波，终于在傅中施家给唐云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傅中施是一家银行的董事，本人也在银行做事，他喜欢唐云的画。傅中施的母亲信佛，热情、善良、好客，对儿子的客人，她当然也是很欢迎的。傅中施还有几个姐妹，一听说“杭州的唐伯虎”要住在自己家中作画，她们对看唐云比听唐云的传奇故事更有兴趣。唐云搬到傅家的那天，姐妹们虽然不便到正厅迎接，一个个都躲在楼梯的后面，偷偷地瞧着唐云。唐云刚进中厅，傅中施的那位最小的妹妹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唐伯虎！”
还是傅家老太太开明，她说：“唐先生住在这里，就成了自己人，女孩子也用不着回避，都出来见见这位唐大哥吧。”
“唐大哥！”四五个女孩子从楼梯后面走了出来，向唐云深深鞠了一躬。
唐云的妹妹唐瑛自然也就成了傅家姐妹的好友，和她们住在楼上。唐云住在中厅，每天都在作画。
按照旧的习俗，唐云这时正是虚岁三十，由若瓢发起，在傅家为唐云过三十岁的生日，办了三桌酒席，请了一些朋友。若瓢虽为出家之人，但他那一领袈裟只不过是一个护身符，走到哪里都会交上一批朋友。在生日宴上，若瓢把金石家邓散木、书法家白蕉介绍给唐云。邓散木号粪翁，取古义“粪除”之意，又名钝铁，时人都以老铁称之。白蕉本姓何，名法治，字旭如，号复生，后改署白蕉，又号复翁，是上海金山张堰镇人。张堰原属松江，松江古为云间，所以白蕉常自称“云间白蕉”。这时，唐云在杭州的一些朋友，如丁辅之、高野侯、姜丹书也都先唐云到了上海。唐云去宁波途中，因落水未能前去看望的朋友施叔范亦来到上海。旧雨新知，欢聚一堂，唐云自是很高兴。
唐云虽然是名士派，但他是很知道自尊和自爱的。傅家的人虽然对他全家很热情，但他觉得那里总不是自己的家，何况是这样多的人都挤在傅家，有着诸多不便。若瓢是深知唐云的，唐云的心底之事即使不说，若瓢也能知道十之八九。在傅家住了一段时间，唐云也画了一些画，那些画又都卖了出去，吃饭的钱总算有了。在若瓢的周旋下，唐云又搬到若瓢出家之地吉祥寺。
坐落在七浦路上的吉祥寺，虽然规模不大，却是佛教圣地，香火很旺。寺的方丈是雪悟和尚，主持寺内的佛事。这位雪悟和尚也是从宁波来上海的，同时也是个三教九流无所不交的人物。
雪悟虽为出家之人，却熟谙生财之道，寺内的收入不完全靠佛事或施主的施舍。在吉祥寺内，他们开设了一个素餐馆，三开间的门面，常是顾客盈门。雪悟还是烹调能手，素菜烧得特别好。雪悟和若瓢极为投契，雪悟管内务，若瓢办外交，把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招引到吉祥寺来。这样，唐云住在吉祥寺，在上海的交游一下子也广泛起来。不只是书画界的朋友，像新闻记者郑逸梅、唐大郎、龚之方也是吉祥寺的常客。若瓢把他们拉来吃素餐。吃完之后就写文章在小报上宣传。这样，吉祥寺的素餐就扬名遐迩，生意兴隆。
唐云住进吉祥寺不久，宁波延庆寺的小和尚亦幻也来到了上海，在吉祥寺落脚。唐云看到亦幻，白天去云游，晚上也不常在寺内。有时在寺内，便到唐云这里坐坐，谈谈社会新闻，既不谈佛，也不谈禅。其实，亦幻和尚是中共地下党员，原先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后来到宁波延庆寺出家，镀了一层佛光，披着一身袈裟，掩护着地下党的身份。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夏衍、于伶经常到吉祥寺吃素餐，有时也参加吉祥寺的一些佛事活动。唐云虽然和他们相识，在一起谈禅谈画，其中的内情并不知道。在唐云的印象里，经常来吉祥寺的还有一位大学教授。他每次来都要吃一顿素餐，每吃素餐又都是亦幻当跑堂，送茶送水。这时，赵朴初已经是居士，虽是佛门信徒，但可以结婚偕夫人，他们夫妇也常来吉祥寺参加佛事活动。
吉祥寺是佛门禁地，世俗之人是不好在这里久住的。不久，唐云就在江苏路洛阳村找到一所房子，全家就由吉祥寺搬了出来。这所房子不大，除了几张床，什么家具都没有添置，连窗帘布也没有。唐云就把自己的画挂在窗口，既可以把水墨晾干，又可以当窗帘用。
房子虽然小，十四口人住在一起，拥挤不堪，但唐云感到总算结束了漂泊生活，有了自己的家，心中安定了许多。
杯水画展打响了第一炮
敢闯上海滩的大有人在，闯得成功与失败，就看各人的闯法了，成功之路就在每个人的脚下，只是走法不同而已。画家何尝又不是这个样子呢？有的官员，冒充斯文，宦事之余也画几笔画。富翁的画画，那是因为玩钱玩腻了，以画来调剂口味；有的治学，他的画是为了和其他学问触类旁通，多一番体味；有的就是以卖画为生，画画就是为了生存。尽管各人的走法不同，每一条路上都走着一些成功者，每一条路上也走着许多弄潮儿。
唐云画画是为了生存，他艺术上的成败，在这初闯上海滩之际，还难以预卜。
此时，唐云在想着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要活下去，就要把画卖出去，这当然首先就要有人来买你的画。如果人们连一位画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哪里还有人去买他的画呢？这是按照顺时针思索。如果把事情倒过来想，画家只有成了名，画才能卖出去，才能有钱，有了钱才能活下去。
不管是顺着想还是逆着想，唐云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在上海滩立住脚，第一位的事情就是创牌子。对创牌子，一个功成名就和一个还未完全取得成功的人的想法不同：功成名就者总是认为创牌子靠的是艺术，别的都是假话；而还未完全取得成功的人会认为：创牌子，一半靠的是艺术，一半靠的是朋友的捧场。江山还要文人捧，何况是艺术。这时的唐云所有的只能是一位即将成功者的心境，绝没有他成功之后不再着眼于功名的大家风度。
抗战初起，人民的生活动荡不安，上海汇集了许多难民，无以聊生，能不能给难民做些好事？
唐云和若瓢、邓散木、白蕉商量，决定举办一个画展，把卖画的钱捐献一部分给难民，这种捐献的数字虽不可能太多，对因饥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也可以聊补无米之炊。
办画展总得有个题目啊。
“就叫杯水画展吧，我们所捐献的，也只能起到一杯水的作用。”邓散木的艺术虽然冷峻，但他的心肠是很热的。
唐云、若瓢、邓散木、白蕉四人商定，当即作了分工。
若瓢交游广泛，善于组织，加上他那身袈裟也很有号召力，整个画展的组织工作由他主持。
邓散木的书法，家里已经积存了不少，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拿出几十张。
白蕉也是写字。和唐云相识之后，经唐云的指点，也能画几笔兰草，无论是写字或画兰草，都是比较方便的。
唯独唐云画的是山水，这可是个细致的工作，不能急，即使着急也无法快起来。唐云来到上海，东迁西挪，画桌还没正式铺开，不可能在几天之内拿出那样多的画。
“你的山水怎么办？”若瓢有些为唐云着急。
“在延庆寺我画了一百多张，都带来了。”唐云表现得极为笃定。
“原来你早就有所准备了。”若瓢甚为惊喜。
经过几天的准备，几百张字画都齐了。邓散木的书法，白蕉的书法和兰草，若瓢也画了兰竹之类的作品。画山水的朱其石也参加了进来。又经过若瓢的奔波，把那些书画都裱好。一切准备就绪。
“要找些人捧捧场啊。”唐云说。
“请小报的记者来，都是朋友。”若瓢说。
由若瓢出面，把新闻记者郑逸梅、陈灵犀、唐大郎、卢溢芳、龚之方都请了来，这些都是经常出入吉祥寺的朋友，这时也都是唐云的朋友了。除了新闻记者，他们还请了一批喜欢书画的文人出来捧场。当时的饭菜很便宜，只要两元钱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桌。饭后，唐云又送给每人一张画。
“我是初到上海，请各位帮忙。”唐云双手抱拳，频频致意。
文人和画家都是结下不解之缘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以画会友，以文传情，这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只要进入这个圈子，就无法逃脱烟尘因缘。
“杯水画展”在大新公司四楼举行，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画展。
邓散木的字就不用说了，就是那“粪翁”的署名，也引起人们的浓厚的兴趣，要探讨这名字的含义，为什么别的名字不叫，偏偏要叫粪翁呢？
在上海，许多人都知道若瓢是位和尚，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和尚也会画画，自然也引起人们的兴趣。
白蕉在上海已经混了几年，他的字已小有名气，可是他的兰草却很少有人看到过。
而初到上海的唐云，虽有“唐伯虎”这个别有风韵的雅号，人们对他的画则是陌生的。上海画坛画黄大痴的不乏其人，有的临摹黄大痴的《富春山居图》，却无法摆脱那绡素的气息，很少能有人得富春江真山真水的神韵。唐云的山水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黄大痴的笔意，但他在富春江畔的大石斋毕竟居住了一年，沐浴着富春山雨江风之灵气，并把它糅合进自己的艺术中，一派富春江生机勃勃的景色呈现在画上，再加上诗人王太原在画上题的清丽诗句，给人带来了耀眼的清新。
报纸上更是热闹了，每天都有消息，介绍画展作品销售情况，还有对画家介绍的专题文章，放在首位的当然是唐云了。
好文章都是靠题目点出来的。这次画展最为成功的还是那“杯水画展”的题名，它像一曲嘹亮的号角激动着人们的心。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如干柴烈火，就凭这个画展的题名，就能把爱国热情的火焰点燃得更旺。画展的收入又是为了救济难民，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作出贡献，大家都带着正义感来参观，或者购买字画。上海美术界的知名之士郑午昌、吴待秋、汪亚尘、贺天健、冯超然等都前来参观，为了支持画展的成功，他们都订购了展览会上的作品。
果然不出所料，画展连续展览了九天，展出的作品全部卖光，有的作品还一再复制，真是达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一时买不到宣纸，就用白道林纸画。唐云的一张《丝瓜纺织娘》就复制了三十多张。
这次展览，不论是字或是画，亦不论是山水还是花卉，统统是五元钱一张。画家自己留二元，捐献二元，还有一元留作活动经费。唐云的收入不只是解决了全家生活费用，度过家庭经济危机，还把静安和尚借给他的二百元钱还清了。
唐云来到上海滩一炮打响，赢得新华艺专校长汪亚尘的称赞，说唐云是“杭州的唐伯虎异军突起”，并向他下了聘书，请他到新华艺专任教。
唐云接受了汪亚尘之聘，就到新华艺专教书去了。他教的是山水，教课的任务很重，白天上课，晚上备课，要画许多课徒画稿。除此之外，唐云还要画一些混饭吃的画，否则只靠新华艺专的薪水收入，无法维持全家的生活。唐云晚上工作得很晚，清晨往往起得很迟，有时来不及吃早饭，就直接到学校去上课。
一天清晨，上课的时间快要到了，唐云才刚刚起床。他把裤子往腿上一套，披上长衫就向学校赶去。走进教室，学生们都在等着他。这次讲的是山水的皴法，什么牛毛皴、斧劈皴、披麻皴……在课堂上，唐云讲得头头是道，又把课徒画稿拿出来示范，但是学生对上课似乎没有兴趣，只是看着他笑。是讲错了，还是画错了，唐云不知所以然，还是硬着头皮把一堂课讲完。
下课之后，唐云挟着课徒画稿走出教室，回头看看，学生们还是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哈哈大笑。
“是背上有什么东西？”唐云以为是恶作剧的学生，把一张纸片或什么东西粘在他的背后。他脱下长衫一看，背上什么也没有，学生们笑得更厉害了。
“你们笑什么？”唐云不得不问了。
“你的裤子——”其他的学生都溜回教室，只有一位女学生还站在门口看着他。
唐云低头一看，原来他把那条中式的夹裤反穿了。裤子的衬里是俞亚声用破布拼起来的，一条腿是绿布，一条腿是红布，成了一条鸳鸯裤。
在新华艺专教了一段时间，唐云又应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之聘，到美专去任教。到上海美专不久，日军就实行“强化治安”的伪教育制度，要教师和学生联保。唐云表示抗议，遂辞去上海美专教授的职务。
唐云又开始了单纯的绘画生活。
书画庄的朋友
单纯以卖画为生的画家，举办展览会，固然可以推销自己的画作，用取得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但更重要的还要和以经营书画为业的书画庄建立关系。这时，各派的画家都云集上海，鉴赏家也自然居上海的为多，这样书画庄便应运而生。这些书画庄多集中在河南路、广东路、汉口路一带。所谓书画庄，经营的内容当然不只是单纯的书画，还经营各种宣纸、信笺、扇面，为做寿的人家做寿文，写祝寿的对联等。
画家要依靠书画庄，书画庄也需要依靠画家。每一个书画庄的背后，都需要有一批著名的、有影响的画家支撑着，否则这个书画庄就上不了档次，生意就兴隆不起来。书画庄为一些有名望的画家建立“标签”。所谓“标签”就是一个账本式的东西，上面写着画家的名字，标上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的尺寸和价格，来订画的人就根据这个标签上的价格向画家订购。每个书画庄都有几位跑街小伙计，根据购画者的要求，专门到画家的家里去取画，这是对有名的画家而言。一般的画家，只好自己把画送到书画庄，放在那里寄售。
靠近天津路的山西路上，有一家五云堂笺扇庄。荣德生创办的申新纱厂的经理部就坐落在天津路上。荣德生每天要来这里上班自不用说，还有一批高级职员也都在经理部上班。在荣氏家族及高级职员中，有不少都是书画爱好者，收藏各家的作品，像荣毅仁就专门收藏各家的梅花。申新纱厂经理部的人，在工余饭后，都欢喜到五云堂转转，口袋里装着钱，碰到喜欢的就买上一件两件。有的人虽然不是太喜欢收藏，但由于书画不会贬值，积蓄些钱买几张书画放着，要比把钱存在银行里更好。
有一天，荣毅仁来到五云堂，对老板说：“别人的画我都有了，就是唐云的画没有，你这里有没有他的画？”
同荣毅仁一起来的还有荣德其，也在一旁说：“这个杭州的唐伯虎像苏州的唐伯虎一样走红，越是走红的画家，画越是难以搞到。”
老板一翻标签本，还没有为唐云立下“户口”，就随口说：“我们是小店，他的东西还没有送来过。”
“我去试试看。”站在柜台旁的小伙计说。这个小伙计此时才十九岁，名叫沈智毅，苏州东山镇人。
“如果能搞到，我要四张方的，四张圆的。”荣德其说。
“不见得就能搞到啊。”荣毅仁似乎不大有信心。
“成不成，我跑一趟试试看。”沈智毅说。
过了几天，沈智毅来到洛阳村唐云的住处。
“你来做啥？”沈智毅一进门，唐云就这样问道。
“来看看你的画，有人想买你的画。”沈智毅年纪虽小，已经知道如何才能调动画家的胃口。
唐云见沈智毅还是一个毛头孩子，有些不大相信，还以为是个小调皮来耍弄他呢。
“多少润笔？”沈智毅一开口就说的是行话。书画是一种文化，买卖也多在文人圈子里，如果一张口就是“这张画多少钱”，当然有些不雅，只有用“润笔”来代替价钱才最为恰当，正如教书的先生收取学费时，把学费说成“束修”一样。在中国，文人和画家的地位一向是不高的，但又非常爱面子，不愿把钱的事说得赤裸裸，为了活命，又不能不谈钱，所以只好用“润笔”、“束修”之类的文雅字来代替。
看到沈智毅真的要买画，唐云递给他一张“润例”，然后把他带进屋内。
沈智毅走进室内，便感到大上海太委屈“杭州唐伯虎”了，怎么住这样小的房子？室内有一张床，床上挂起帐子，帐子上挂着四张条幅，其中有一张画了十二个不倒翁。沈智毅看了顿然有股清新之感。他们两人谈的结果，四张画一百三十元大洋。沈智毅立刻把钱付上，把画拿走了。
路过马公愚处，沈智毅又去看看马公愚。马公愚把画打开一看，十分欢喜，暗暗地想把它买下来，就问沈智毅：“四张画多少润笔？”
“一百三十元。”沈智毅实打实地说。
“这四张画给我，我给你润笔为五百元的字。”马公愚说。
“不行，这是别人订好的。”沈智毅不肯相让。
“给你写八百元的字！”马公愚仍然坚持要把四张画留下来。
对马公愚的固执，沈智毅是没有办法的。马公愚是海上书法名家，做寿、写招牌都要找他，五云堂笺扇庄，经常是有求于马公愚的。尽管马公愚写的条幅不太容易售出，沈智毅还是拿了他价值八百元的字，把四张画留了下来。
荣毅仁和荣德其那里怎么交代呢？他们五云堂是做生意的，生意人不能不讲信用啊。
三天之后，沈智毅又到唐云家里去了。
“你怎么又来了？”这一次，唐云是明知故问。
“来拿画。”沈智毅说。
这次，唐云又给他画了四张。
画好之后，沈智毅并没有卷起画就走，而是很殷勤的样子，给唐云收拾一下杂乱的房间，又给唐云理纸磨墨。这次，他给唐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此之后，只要沈智毅到唐云家去取画，唐云总不会让他空手而回。唐云救活了五云堂。有唐云在前面开路，五云堂笺扇庄就正式做起名人字画的生意，来这里订购字画的买主也多了起来。这个笺扇庄的生意兴隆，以后就改为专门经营书画的“五云堂”，和“朵云轩”、“荣宝斋”、“九华堂”分庭抗礼了。
唐云经常进出的还是坐落在河南路上的九华堂笺扇庄。
九华堂笺扇庄最早从苏州创业，称苏记九华堂。老板是迁居苏州的绍兴人。后来苏记九华堂有一部分迁到上海，开始名为原九华堂。迁往上海不久，弟兄分家，一分为二，河南路西首的叫“九华堂原记”，后又改为“裕记九华堂”，请汪乐山主持，在河南路东首的一家叫“九华堂宝记”。老老板死了，老板娘叫自己的侄子主持九华堂的事务。不久因对侄子的工作不称心，老板娘就把侄子辞退了。宝记九华堂由老板娘的学生吴耀祺当经理。
唐云经常进出的就是宝记九华堂。
九华堂经营的字画都是出自上海名家的手笔。当时名噪海上画坛的“三吴一冯”的作品都在这里出售。三吴之中有吴徵，以清四家之一的王原祁为宗，其山水自成一家，为当时的巨擘；再一吴就是吴湖帆。吴湖帆于山水花卉无不精，其山水步娄东二王，低回于吴门画派的文徵明和唐寅，涉猎宋元，其画风明丽稠密，才调清新。还有一吴即是吴子深，能画山水，一冯即是冯超然。冯超然为当代山水名家陆俨少的老师，兼擅山水、仕女，笔意温婉，山水兼得文徵明之情趣，仕女近仇十洲而后的画派。这“三吴一冯”，实以吴湖帆为魁首。以价格而论，这些名家的每尺画要四十元，按当时的行情可买五六担大米。在这样名家林立的九华堂，唐云的画能在这里占一席之地是很不容易的。
唐云的画在九华堂出售，开始都是由若瓢送去。另外还有王小摩也经常为唐云跑九华堂。后来，唐云就亲登九华堂之门。当时在九华堂坐堂主持经营的郁文华眼里，唐云修长的身材，和善的面孔，更使他显得风度翩翩，看上去就是一位非常正派的文人。
使九华堂的老板和伙计震动的还不是唐云的画，而是他的鉴赏眼光。当时，有一位从江北来的卖主，带来一张题款为八大山人的绢本山水。许多人看了之后，都认为是一张假画。但画的主人脱手心切，九华堂的伙计朱星三便以八角钱的代价把它买了下来。
一天，唐云又来到九华堂。朱星三将此画拿给唐云看，八大山人的这张山水的特异光彩在吸引着他。
“你们哪里买来的这张画？”唐云问。
“一位外地人拿来卖的。”朱星三说。
“是你们留着创牌子的，还是要卖的？”唐云问。
“当然要卖的，不过——”
“这张画卖给我。”没等朱星三说完，唐云就决定买下。
“不过，这是一张假画！”朱星三有点惊异地说。
“我看你还是别吃这碗饭了，这样好的画，你们怎能以假画来对待。”唐云说。
朱星三以八角钱把它买进，唐云要买，又是假画，价钱就不好说了。
“我是当真画买的。”唐云说。
最后，唐云以三十元将这张画买进。原来这是一张南宋无款绢本山水，八大山人是后加款。到了1950年，唐云的一位朋友生活有困难，他就把这张画送给了那位朋友。后来上海博物馆以五百元的价钱将这张画购进，现在这张画为上海博物馆的珍品。
又一次，九华堂买进一张无款的山水，很像唐寅一路的画风。九华堂却以为是清代画家临摹唐寅的假画，随意地挂在厅堂里，很少有人理会。
后来，唐云来到九华堂，他虽然无法推断是谁的作品，但从画的气息上判断，肯定这是一张南宋人的画笔。当时，这张画就被唐云买进。后来，一位朋友的生活有了困难，唐云无力相助，就把这张画重新装裱，送给了朋友，要他拿去卖掉换钱花。这张无款南宋山水，后来也被上海博物馆购进，现在被列为一等收藏品。
对唐云的鉴赏眼力，九华堂的老板吴耀祺极为赞赏，他说：“唐云的眼力这样好，他的画将来必然要超群出众，在上海滩立于不败之地。”
开拓花鸟画的新领域
随着唐云声望的提高，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买他画的人多了，使他感到画山水太慢。画一幅山水，要一次次地渲染，他的艺术态度又严肃认真，不肯马虎草率从事。再说，荒疏的作品，在上海也无法打开市场，这样就常常使唐云有一种“供不应求”之感。
于是，唐云想从山水转向花鸟。他虽然偶尔也画些花鸟，但毕竟不是他的所长，他要衡量一下自己的实力，不敢轻易地作这样的转变。
当时上海画坛，旗鼓称雄的健将，不只是“三吴一冯”，而是大有人在。不要说号称“四任”的任渭长、任阜长、任伯年、任立凡的流风在执画坛的牛耳，还有以奇崛质朴而独步画坛的虚谷，丰腴而秾丽的赵之谦，刚劲拙厚的蒲华的流风还在起着巨大的影响。老一辈画家中的有风靡大江南北的吴昌硕，温润而平淡的陆廉夫，擅写青绿山水的吴穀祥，以写佛教画著称的王震，参用西法、遂出新意的程璋，隽峭多姿、时推高手的郑昶，都还称雄于画坛。同辈的画家中，更是千帆竞发，争雄于画坛。像吴湖帆、吴待秋、吴徵自不用说了，其他还有威震南北的张善孖、张大千兄弟，以写山水梅石而扬名的钱瘦铁，山水名家贺天健，清丽温静的花鸟画派江寒汀，笔力纵横、时出新意的谢之光，吴昌硕的继起者王个簃，浑拙壮伟的朱屺瞻，画云水尤称独绝的陆俨少，美术教育家刘海粟，深得恽南田没骨法三昧的张大壮，笔墨凝重的来楚生……在这样一批高手云集的层层包围之中，如何才能跨出新的一步，唐云不能不慎重地考虑。
唐云有他自己的主见。海上画家云集，流派纷呈，学任何一家一派，都没有出路，特别是对风行一时的画派，他认为更不可以学，学了则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跑。唐云是不甘心随波逐流、跟着别人跑的画家，他认为各派有各派的看法，每派有每派的特点。当时的画坛风气也好，彼此之间不搞文人相轻，各种流派都能坐在一起，谈诗，谈画，看法虽不同，但仍不妨为朋友切磋琢磨。邓散木与唐云可谓挚友，在交往之中，兴之所至，先后为唐云刻了不少印章，但唐云一直很少钤用。对此，邓散木虽然有着“谁怜风流高格调”的伤感，但仍不失为朋友，他有一次对唐云自我解嘲说：“你的画件，不用我的印，但也不等于我的印就刻得不好。”画坛的气度，可见一斑。
唐云认为，画家之间相互影响渗透，海上画派才能更具特色。唐云的主张是：世界上的绘画不能搞一种颜色，要有多种颜色，没有多种颜色，画坛就不能五彩缤纷。各人的经历不同，心境不同，经验也不同，画出来的画就不可能是一种风格，一种流派。一个画家不只是在古代绘画中汲取营养，还要对同时代的艺术兼容并蓄。
唐云从山水转向花卉，是从华嵒（号新罗山人）开始，然后又吸收了金冬心。华新罗的清秀，金冬心的拙朴，唐云追求自己的花卉以清新俊逸为主格，再参以拙朴浑厚的风韵。这样，唐云的花卉就朝着自我设计的方向中走去。
在绘事的讨论交流中，唐云与朱屺瞻、钱铸九的艺术见解比较接近，三人合作的画也逐渐地多了起来。他们还请来楚生、汪大铁刻了印：“朱屺瞻、唐云、钱鼎合作记。”三人还联合举办了“三友画展”。这次画展虽然没有引起怎样的轰动，唐云的花鸟总算在展览会上亮相了。
当时正是国难当头，唐云在他的花鸟画中都寄寓着爱国之情。唐云和朱屺瞻合作的《割烹图》、《蛇逐蛙图》，都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丑恶行为，画上题的都是姜丹书集的前人的句子，以古讽今。在这期间，唐云还作了一幅四尺中堂《青绿山水》，画上是一个儿童骑在牛背上放鹞子，有杨柳飘拂，画上题句为：“杨柳千条尽向西。”唐云还画了一张菩萨像，菩萨的脚下有两小儿在拜，画上题句为“无法可说”，都是对当时政治的讽刺。
在唐云的花鸟画中，像这样政治寓意明显的作品，毕竟不多，他的大量作品还是满足于欣赏者的口味。有人要买一张金鱼，唐云就画一张金鱼；有人要杨柳鲫鱼，他就画杨柳鲫鱼；有人要画荷花鲹条鱼，他就画荷花鲹条鱼。有时为了使一张画能满足多方面欣赏者的欢喜，他就把几种鱼画在一起，再画些浮萍和水草，画面上显得很热闹。
一个以卖画为生的画家，既要讨欣赏者的欢喜，又要保持画的清新飘逸的高格调，而不使自己的画风走向世俗化，这是很不容易的。有的画家虽然天赋和基础都很好，为生活计，只是讨好欣赏者，使自己的绘画个性消失了，格调变得低下了，最后使自己的绘画艺术走上穷途末路。这时的唐云不是没有这种危险。但是，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能把握着自己，正确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
笔者曾和唐云讨论过：朱屺瞻是酱园店的老板，他画画是性情所致，不为生活所迫，可以不考虑欣赏者的意见，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情去画。吴湖帆出身于书画之家，家境颇富，家中收藏又多，也可以不考虑有没有人买他的画，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情去画。还有像张大千，他在自己的画还没有得到社会承认之前，以造假石涛来维持生活，既在模仿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不会因生活而为流俗所侵。还有一些画家，性格倔强，不愿为世俗所扰，坚持表现自己的风格个性，画虽然不错，但不为一般欣赏者所理解，生活穷困潦倒，像来楚生就是这样。因为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形，买得起画的人，不懂画，懂得画的人，往往又无钱买画。唯有唐云无法像以上几种画家那样，他需要生活，生活需要钱；他又需要艺术，要在艺术中表现自己的个性。一般画家难以做到两者兼顾，而唐云为什么能做到呢？
唐云认为，自己的经验在于：一是临摹古画，时刻不忘基本功。他卖画所得，也不完全是花在生活上，将很大一部分用来买古画，作为借鉴之用。二是吸收时代的气息，从生活中汲取营养。旅游写生便是最好的办法。他曾和施叔范、唐大郎、卢溢芳、邓散木、白蕉等人去嘉兴南湖烟雨楼，做诗联，描绘自然风景。三是提高文学修养。唐云的诗本来就有基础，因为精力都花在作画上，对诗不可能花太多的精力，但是他的这一批朋友中，诗都写得很好，这于他对诗的素养的提高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唐云的诗做得如何，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为佐证。唐云的朋友邓散木好作长夜之饮。一天，邓散木的姐姐、白蕉、金雄白在邓家饮酒。刚端酒杯，沈子丞走了进来，展示唐云新作《鼠烛图》相与欣赏。此图应属于唐云的花鸟画作品之列。邓散木审视再三，喟然叹曰：“你看那只大烛，竟然一笔就了，真正是狮子捕兔，气力万千；再看那烛焰，外内中三色面面俱到，简直梵宫琳宇，莲花宝炬，写活了，写活了，好你个唐云，你要‘反出长安’的了！”
“老铁，何不题上它一首诗呢？”白蕉逗着邓散木。
邓散木听了仰天大笑。稍停，他正色地说：“诗？我的诗，用典，少不了稼轩之掉书袋；凑韵，免不了向《佩文韵府》讨生活。唐云是什么人？他把东坡乐府快都细嚼缓咽尽了，‘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这是他的看家本领，我在他的画上题诗，你们看我醉了不成？”
邓散木的老姐姐指着壁上“三长两短之斋”那块小匾，诘问散木：“蠢话！你不是向来总说你的诗写得最好吗？”
邓散木喷酒大笑：“那只是‘于无佛处称尊’罢了，如今座上便有白蕉兄的‘五字长城’，岂敢岂敢！”
唐云不仅以画为世所称，兴之所至，间亦治印，奏刀凿石，每成新意，而甚妙处，往往无迹可寻，即使治印高手，也难以找出破绽。在他六十岁之后，还挥刀为笔者治一“大泽乡人”白文印，篆刻大师来楚生看了，连连称赞：“药翁身手不凡，力能扛鼎。”
明代篆刻大家梁千秋，在甲申城破之日治“读书不求甚解”一印，为钱鼎收藏，邓散木每每称赞，唐云却不以为然，就其中的“甚”字，两人辩论甚烈。邓散木性格倔强，终未降心相从。有一次辩论之烈，使唐云遽起，拿起大笔，以自己的意思篆了一个“甚”字相示，这时邓散木才心悦诚服，并在印章刻以边识“瑶池仙姜，愈老愈辣”，把这方印章收藏了。
邓散木尝刻“後来新妇”一印，苦于“後”字难以安排，旋即磨去，几乎是七易其稿，犹在沉吟。这时，唐云恰巧到来，邓散木说了自己刻此印的苦恼，并说：“怕是又得劳阁下出点鬼主意了。”
唐云取印一看，没有马上回答，就到楼下吃酒去了。这一天，邓散木的夫人张建权亲自掌勺，特制葱烤鲫鱼佐酒。当唐云夹葱时，箸间若古藤纠缠，难解难分，邓散木见状呼道：“不要直拉，横扯就行了。”唐云照着邓散木的说法，轻轻横扯，果然轻而易举地把葱拉开。此时，唐云突然惊呼：“有了！有了！”边说边抽出筷子，在杯中蘸酒，往桌上一口气书写三个“後”字右半。邓散木凑近一看，狂喜叫绝：“这下我也有了，这叫‘移樽就教大石翁，忽得三（幺夂）我二知’（‘二知’在此系指‘後’字左半之‘双人旁’而言）。”在旁边观看的张建权，转嗔为喜续曰：“谁怜风流高格调，冷却鲫鱼背上丝！”相与大笑，满座皆喜。
画展的“三昧”与十三根金条
经过几番的筹措，唐云来到上海后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在宁波同乡会会馆正式展出了。
此时正是1941年。
这次展出的近百幅作品，有山水、花卉、翎毛、人物、走兽，表现出唐云的全能才艺。
这次画展，不只是表现出唐云的多才多艺，也表现出唐云的朋友也多了。书画界的朋友自不用说，其他还有医生、教师、艺人，也有善于附庸风雅的富有者。办画展，要把画卖出去，少了这些附庸风雅的人还真不行。
在举行“杯水画展”的时候，唐云的心情是远不如这次自信，所以对请人“捧场”的事情，也就不像“杯水画展”时那样急切了。他知道自然会有人来为他捧场。
当时的书画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某一同行举办画展，画家都要到展览会上订购一张两张的，以此来显示这位画家的行情不错，抬高身价。可以说没有一个画家是例外的。别的画家办画展，唐云也都去订购过画件，今天他举办个人画展，过去被他捧过场的人，这次当然要来捧他场了。捧场的事也很简单，在画轴上贴上一张红纸条子，表示“名画有主”。这些贴了红纸条的画，有的是真卖，有的只是装装样子，后者要是遇上真正的买主，那红纸条就得赶紧取下，让给别人的。
对此，唐云是十分清楚的。
另一类为唐云画展捧场的朋友，就是那几位舞文弄墨的小报记者：补白大王郑逸梅，有上海滩上一支笔之誉的唐大郎，能全面出击的卢溢芳，报界酒仙龚之方，出版界的平襟亚，诗人施叔范。特别是对小报记者，在举办“杯水画展”时，他们和唐云还只是一面之交，这时都服膺在唐云的麾下，成为唐云的契友了。
唐云为什么偏偏和这些小报记者交上了朋友？
所谓小报，就是小型的报纸，往往是四开张，隔日刊、三日刊不等。根据报史，上海的小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第一张小报名为《游戏报》，创办人是大名鼎鼎别署南亭亭长的李伯元，以后又有刘束轩所办的《新游戏报》，顾名思义，那是属于娱乐性的一种刊物，内容除游艺外，大都是谈戏剧的文字，绝无政治意味和社会新闻，纯系酒后茶余的消闲读物。
小报的风格大变始于《晶报》，以“晶”命名，原为三日刊的意思。它本是《神州日报》的附属品，由安徽人余大雄主持。余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头脑甚新，在报纸版面的编辑方面有着革命性，内容方面，更注意延请名家执笔，于是一炮而红，打入上层社会，销路大增，在新闻界产生了影响。执笔撰稿的多为当时的名士：包天笑、钱芥尘、袁寒云、张丹斧、毕倚虹，南北剧评家有冯小隐、冯叔鸾（即马二先生）、徐彬彬、张肖伧、苏少卿、舒舍予。可谓“天下英才，一网打尽”。
继《晶报》后起的有《金刚钻》报、《福尔摩斯》报、《罗宾汉》报、《东方日报》、《社会日报》。这些小报自三日刊进而为小型日报之后，奠定了它于社会新闻的地位，销路盛极一时，人才之丰富，也有胜于大报。小报记者笔下有充分自由，已经成为小报的习惯，作家的作品不为大报所采纳，都流向小报。有的在大报工作的能文之士，有时为了技痒，有时则为了发泄，一有题材，写了文章，也投向小报。无论是人才，还是内容，小型报纸都远胜于大报。唐云的朋友都是这些小报的名流。
唐云所以和小报有着那样的密切关系，实在是为他的好交友的性格所致。首先这些小报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多为中间色彩；二是小报多才子，唐云的爱才之心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三是小报的文章生动活泼，多社会新闻，和中下层人士的生活比较接近。这些小报，也把唐云的展览、新作、逸事见诸报端，起到一种“捧场”的作用。名声渐起的唐云，已经不把为他“捧场”的文字看得怎么重要，这不只是有唐云当时的心境可以证明，而此后唐云的一生已证明了他是一个不逐名利的人，他是一位极纯真的画师。
这次画展期间，唐云的朋友写了许多文章在报上发表，唐云都不以为然。画展期间的一次聚会，白蕉说：“唐大石确是一位纯真的画家，处处都能看到他的英雄本色；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庄子也说：‘赤子之累多矣！’以上三句都能见诸他的一身。”
“老唐的君子之风，也表现在他的画上。”卢溢芳说。
“哪有那么好，我只不过会画几笔罢了，骂杀与捧杀，我都不够资格。”唐云的话虽是谦辞，但的确很真诚。
“我们的文章是白写了。”唐大郎跳了起来。
“文章没有白写，你的一份情我已经领了。画家为生计所迫开画展，并不像你文章说的有那种愉快，此中的诚惶诚恐的心情，别人是不得体味的。”唐云说得有些凄婉。
上海滩的几年生活，唐云也参加过不少朋友的画展，自己也与别人合作办了画展，此时是深得此中三昧的。来参观画展的人，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在画幅前指指点点，嘁嘁喳喳，有的真笑，有的苦笑，有的撇嘴，有的摇头，有的愁眉苦脸，有的挤眉弄眼，说这一幅像石涛，说那一幅像八大，这一笔像新罗山人，那一笔又像金冬心。可是画家自己呢？评论者多少看不出。至于那些来订购画件的，有的不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而是仁人君子前来解囊救命。对此，唐云看得多，体味也深。
画坛能有几位画家不被市场行情牵着鼻子走呢？唐云看到画界朋友辈的人物，每当画展结束之后，检视行箧，卖出去的是哪些，剩下的又是哪些，以此来总结经验。结果就发现：着色者易卖，山水中有人物者易卖，花卉中有翎毛者易卖，工细而繁杂者易卖，霸悍粗犷吓人惊俗者易卖，章法奇特而狂态可掬者易卖，总而言之，有卖相者易于脱手，无卖相者只好留下来自我欣赏了。绘画艺术水准就在这买者之间无形中被规定了。下次开画展的时候，多点石绿，多泼胭脂，多涂花青，山水里不要忘记了画小人，空山不见人是不行的；花卉里别忘了画只小鸟，至少也要添上个知了、螳螂之类的小虫儿；山水要细皴慢点，回环曲折，要有层峦叠嶂，要有亭台楼阁……这样，前来观赏的人，写文章的人，自然又会热闹一番，说什么“别有新意”、“新的发展”、“成功之作”。可是画家自己呢？
对此，唐云的心中不免感到隐隐的悲哀：照此下去，绘画还会有什么新的发展？
是不是要摆脱这个世俗，由着自己的兴致去画呢？此时的唐云还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唐云总是处于这种自由与不自由，有我与无我的矛盾之中。
即使有着如此的心境，也并没有影响唐云这次画展的成功，其标准就是：展品全部卖光，有的作品还被复订数次，收入是十三根金条。
唐云的生活虽然比刚来上海时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完全摆脱“等米下锅”的困境。虽然在洛阳村有了落脚的地方，但房子很小，十四口人挤在一起，除了几张床，什么家具都没有添置。因此，在举办这次画展之前，沈智毅就帮他定做了一套家具，准备用这次画展卖画的钱作为买家具的付款。
但是，画展刚刚结束，这十三根金条还没有进家，就被唐云散尽。这个钱既没有花在赌场上，也没有花在情场上，而是用来周济穷朋友渡难关去了。在这种战乱时期，唐云不但有许多老朋友流落到上海，他来到上海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有不少是穷朋友。这些穷朋友可能有些雕虫小技，有的可能有几分才气，有的可能与唐云性情投合，但都经济拮据，无法养家糊口，于是他就把卖画的钱接济他们。对一些富朋友，唐云则要他们买自己的画，用这笔钱周济别人，他说：“这是用富朋友养活穷朋友。”他付出的是自己的“艺术劳动”，扪心无愧。唐云就是有这种侠肝义胆，自己口袋里有两个铜板，他要分给别人一个；自己口袋里有一个铜板，他也掰一半给别人；自己的口袋里没有铜板，他会去借铜板帮助朋友，和朋友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那套订制的家具早已做好，就等着这笔钱到手付款去取，但是到手的钱已被唐云分光，再也无钱去买整套家具了。但是家具店不愿意退货，因为这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是很不吉利的事情。最后经协商，只买来一只画柜，其他几件都退了货。时间虽已过去了五十多年，但这只画柜还在唐云的床边伴随着他，储藏着他沥尽心血收藏的茶壶和砚石。
诗画难驱深愁
唐云虽是以名士派的风度闻于社会，但他的心底却积郁着羁愁。他住的江苏路上，经常有饿死的童尸弃掷于路边。他的第四个孩子，刚过周岁，正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因患病未能及时医治而夭折。虽然逸览、成览两儿出世，也无法解除四儿夭折的痛苦。现在回忆起孩子的早逝，他的心中还是有一阵隐痛的，说：“那孩子好玩，让他坐在画案上，他不去乱摸画案上的东西。”唐云至今有个习惯，不欢喜别人摆弄他画案上的东西。
经济所累，家事的繁重，使夫人俞亚声无暇再摆弄笔墨，当起了家庭主妇，渐渐与丹青绝缘，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家中等米下锅，那卖画所得十三根金条没有进家门，俞亚声曾与唐云发生一场风波。唐云不理家务，一切以画事为第一，他无法理解俞亚声的苦衷。当然，他和俞亚声之间的风波无伤大雅。
海上画家和唐云往来颇佳的还有吴待秋。在唐云的眼里，吴待秋属于老师辈的人物，他对吴氏非常尊敬。吴待秋对唐云也有着特殊的偏爱，他不和社会交往，深居简出，经常约唐云去他家四明村喝酒，让唐云欣赏他收藏的古代书画。在吴待秋家里，唐云看了不少古代书画，从中汲取了许多营养。
吴待秋是一位性格很倔强的老人，办事也极顶真。请他画画，严格按照润笔价格收费，一是一，二是二，多一寸就多收一寸的价钱，也不克扣别人，一寸也不欠人家的。有一次九华堂要他画四尺中堂，一量是四尺一寸，他问买画的人：“这一寸怎么讲？”要这一寸就要多付一寸的钱，不要这一寸他就裁去。他的学生沈觉初站在旁边，说：“老师，这有什么意思呢？”
“怎么没有意思？他拿去是卖钞票的，一寸也不会少收人家的钱。”吴待秋说。
有的来求画者，如果事先讲明，付不起润笔费，想弄一张玩玩，吴待秋会很慷慨地画一张送给朋友，他说：“不能把友情卖光。”
唐云去吴待秋家，有时和王福庵相遇，他们在一起讨论画艺。吴待秋总是认为：画已经变成商品，没有什么清高的事情，如果一个强盗用抢来的钱买我们的画，我们能说不卖给他？
吴待秋常对沈觉初说：“画是商品，人家花了钱，我马上就画给人家，我死了也不欠人家的债。”
吴昌硕和吴待秋很相知。吴昌硕不善山水，有人求他画山水，他就画一张花卉送给吴待秋，请吴待秋为他代笔画一幅山水。
吴待秋家绘画三代相传，他的父亲吴伯滔是知名画家，儿子吴养木也学画山水。吴养木学画时，很像吴待秋的风貌，但当时还不卖钱，社会上请他画了，就换上吴待秋的款，冒充吴待秋的作品。有一次，一位朋友拿了一张无款的山水，要吴待秋补题款识，吴待秋看了，认为是自己的早期作品，正要题款时，吴养木看了说：“这是我画的。”
当时上海有一家张记老酒店。酒店的小老板给自己的父亲画了一张人头像，需要补衣服和背景，找到吴待秋的门上。
吴待秋告诉来人：“从价钱来讲，山水是花卉的一倍，青绿山水是一般山水的四倍，补景又是青绿山水的四倍，这个价钱你问他要不要画？”来人去问了小老板之后回话：“要画的。”
补好背景之后，吴待秋通知来人取画，来人说：“先把画拿去再来付款。”
“别的画可以，就是这张画不行。”吴待秋坚持。
酒店小老板已经投靠日本侵略者，当时在上海颇有些势力，对吴待秋连这点面子也不给，心里很恼火，说：“我不要了，看他能怎样？”
“你再去问问，他是真的不要了，还是假的不要了，如果他真的不要了，我就裱好挂在九华堂的橱窗里，卖他的老子，看他要不要。”吴待秋极为固执，丝毫不退让。
最后，这位小老板还是如数付款，把这张画像取走了。
对吴待秋的这样的人格，唐云是很尊敬的。
吴待秋的学生沈觉初，小唐云五岁，此时正就职于上海西泠印社，跟吴待秋学山水，为人诚恳老实。这时社会传闻沈觉初造吴待秋的假画。此话传到吴待秋的耳边，吴待秋说：“要说别人造我的假画，或许可信；说觉初造我的假画，我不相信，一是他的功夫还不到，即使功夫到了，他也不会那样干。”
沈觉初治印很精，但感到学画发展前途不大，心中有些苦恼。唐云得知以后，就为他出谋划策。沈觉初的刀功很好，唐云就建议他刻竹。刻竹，是我国传统艺术，清代之前，都以浮刻为主，唐云为沈觉初设计，要他单刀深刻，这样刻出的效果特好。沈觉初刻臂搁，刻扇，都是唐云无代价地为他设计，为他作画，刻好之后，唐云又去为他推销。所谓推销，当然不是到市场去推销，而是向富有的朋友推销。唐云有一位朋友邵达成，是纱厂老板，还有一位朋友陆南山，是著名的中医，两人都爱好收藏。沈觉初刻好的作品，唐云就送到他们家中，要他们买下。这样，沈觉初的生活才安定下来，从此走上了治印、刻砚、刻竹的艺术道路。
唐云的这种义胆侠心，吴待秋也极为赏识。有一次，吴待秋为唐云画了一幅钟馗扇面，在扇子的另一面上题写着：“十万一担米，五千一尺布，新鬼日日增无数，老鬼不愁无大脯。”
这是讽刺日伪时期的物价飞涨。
“连鬼都穷得要命，老鬼吃新鬼也呒啥吃头，应该让老鬼新鬼都去吃那些发国难财的人。”唐云借题发挥了一通，以泄胸中的义愤。
除了画画，唐云有时也陪着朋友到百乐门舞厅去跳舞。百乐门舞厅没有伴舞的舞女，要跳舞的人就自己带舞伴去。
百乐门是当时上海高级舞厅，墙壁及地板的装饰都非常讲究，华丽而有弹性，很适宜跳舞。来这里跳舞的各色人等都有，也是文化界进步人士交流情况的进出之地。在这里，唐云又结识了文化界许多知名的进步人士。但是，唐云不会跳舞。朋友们带着舞伴在跳舞，他就坐在旁边喝酒以消除无聊的情绪。因为是舞厅，是不备下酒菜的，有时他也以茶代酒，消解忧郁。唐云很风趣地说：“他们过了舞瘾，我过了酒瘾。”
朋友们跳舞喝酒之后，就在一起做诗。有一次，他和几位朋友从百乐门舞厅出来，大家都闷闷不乐，就找一个地方去作诗。好多诗都是随做随扔的，既不留诗稿，也不在报上发表，有些诗在当时的时局下，也不宜发表。当时的著名诗人黄太玄的诗兴最好，他把在百乐门作的许多诗都保存了下来，为唐云书写在一张扇面上。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这张扇面仍为唐云珍藏着。
万感苍茫井史沉，夕阳斜堕酒杯深；
等闲唯有诗书画，聊慰当前破碎心。
何来侠少五陵俦，向晚飚车约俊游；
正是华灯先月上，珠光宝气照迷楼。
纸醉金迷不夜天，罗浮蛱蝶总翩翩；
乐声曼妙歌声腻，舞态居然掌上仙。
宫中真见肉屏风，屐舄交传絮语喁；
未必无遮能胜此，菩提明镜本来空。
雪藕佳人炯坐时，调水手软让冰知；
老人微作拈花笑，镜里蛾眉讵尽痴。
儿女情怀关至性，风流放荡未全纵；
但思国破家亡后，垂死春蚕命亦微。
两年血灌自由花，孤岛声歌隔海槎；
等是娲王真种子，几多白骨委尘沙。
域净琉璃最上层，丝怀淡后冷红冰；
玉阶凉露清于水，欲散羁愁愧未能。
羁愁难散，这就是唐云那时的一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