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基督教 历史与国际政治——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国际关系思想[34]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是英国学派的主要创立者。在他的直接推动和领导下，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1959年1月在剑桥大学宣告成立，由此形成了一个拥有稳定的研究队伍、独特的思想传统和广泛的学术影响的英国学派。但是，巴特菲尔德本人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及他对英国学派思想传统的贡献，却鲜见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无论是与同时代的英国国际关系大家卡尔（E. H. Carr）和欣斯利（F. H. Hinsley）相比，还是与英国学派的其他主要代表怀特（Martin Wight）和布尔（Hedley Bull）相较，巴特菲尔德显然都“算不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著名”人物。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英国学派为国际关系理论界“重新发现”以前，巴特菲尔德的影响仅仅限于英国学派和部分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35]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巴特菲尔德是一个声名卓著的历史学家，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思想贡献反而没有引起研究界的足够重视；二是英国学派长期从事其独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不事张扬。但毋庸置疑的是，巴特菲尔德的国际关系思想及其对英国学派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他过世后，这位史学大师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国际关系思想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纪念文章、文集、思想传记和研究著作纷纷问世。[36]其对英国学派的思想贡献也得到了充分肯定和阐扬。
一、基督教现实主义及其特征
巴特菲尔德国际关系思想的基点，在于评论家们所说的“奥古斯丁式的现实主义”或基督教现实主义。奥古斯丁是西方古典思想向近现代思想过渡进程中最重要的基督教历史哲学家，他对基督教社会和政治哲学做出了一种总体分析，广泛地讨论了人性、法、正义、道德和罪恶，强调人的局限性。奥古斯丁从“上帝之城”和“人类之城”两个概念出发，提出了正义的两个标准，即等同于上帝意志的永恒的法和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人类的法。永恒的法是政府和公德的普遍而神圣的源泉，人类的法中的正义和善正是从此而来，人类的法是为了维持公益，它必须是公正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法；人类的法容忍小恶，但阻止大恶和不正义，从而强迫人们采取正义的行为。奥古斯丁还认为，人类是完美的，但却是容易堕落的，人类的堕落来自他的自大、自私以及害怕被人控制却又寻求支配他人的矛盾态度。总之，他以一种悲观主义的情调理解人、国家和战争，认为人类世界只有偶然休战而争斗永远不会停息，因而国家间的道德是近似的而非绝对的正义。[37]
奥古斯丁式的悲观主义对巴特菲尔德有两层含义。其一，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人类之城”两个概念以及两种正义标准，意味着对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内的所有国家间关系问题，放弃道德绝对主义（完美主义）而坚持形势伦理立场（非完美主义）。其二，从人性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巴特菲尔德始终认为，人类关系中的争斗以及由此引起人类困境是永恒的，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这两个基本观念贯穿于巴特菲尔德的整个学术生涯和所有研究领域。此外，他还继承了始于马基雅维里并由霍布斯所发展的政治现实主义。在一系列政治著作和历史著作中，他全面阐述了人性、基督教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人类历史（毋宁说西方历史或欧洲历史）的作用、国家间冲突及其根源，从而将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和霍布斯的政治现实主义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那独特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
巴特菲尔德认为，人为上帝所创造，因此拥有自身的最高价值和尊严，但人同时又是有原罪的，这个原罪表现为贪欲、自以为有道德（道德优越感）、自高自大的傲慢和漠视为善的责任。[38]他进一步指出，人的四大原罪都是自私的表现，而正是这种自私导致了当代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困境。从此出发，巴特菲尔德提出了“霍布斯恐惧”（The Hobbesian Fear）或安全困境（The Security Dilemma）的著名概念，从而揭示了相互恐惧及其引起的国际冲突的悲剧性质，并最早论述了现实主义学派用来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模式。[39]他说，“霍布斯恐惧”是这样一种情形，“你自己也许感觉到你对另一个人的巨大恐惧，而你却无法感到他内心有着同样的恐惧，甚至不能理解他为什么特别地紧张不安。你清楚你自己对他并不构成伤害，你对他除了安全保证以外别无所求；但是，你永远认识不到或正确地意识到，既然他并不知晓你内心的想法，他就永远不能对你的意图感到放心”。[40]
巴特菲尔德指出，国际关系最接近“霍布斯恐惧”。首先，人性和权力的本质是导致国际安全困境的重要根源。他说，人有欲望，国家也有欲望，扩大权势是所有人和所有国家的本能，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强大了，只要有机会，它就会从事扩张。“因为只要拥有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它在行动上就会像别国一样，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政权，它在侵略道路上都会相应地达到任何一个巨头取得的优势和肆意妄为的地步。”[41]他以欧洲历史为例说，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侵略国家不断变换，如16世纪腓力二世的西班牙，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以及当代的苏联，这些国家的政策，都经历了一个从防御到合理的安全要求再到征服的过程。历史表明，并不是哪个国家或民族的特性就比其他国家或民族坏，或者比其他国家或民族更邪恶。它们从防御走向侵略，是权力使然，形势使然，人性使然。“侵略性在某程度上是与权力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是人性和权力决定了强大国家的侵略性。他得出结论说，权力无处不在，它时时刻刻影响着国家的行为和观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国际政治的规律是，不管哪个国家，只要它拥有权力和优势，它就会试图去寻找并填补权力真空，除非它遇到抵抗；而且只要一个国家强大了，它就会引起猜疑和恐惧，即使它拥有美德。他甚至问道，“如果共产主义垮台了，如果美国成为君临世界的唯一巨头，那又会怎样呢？”[42]
其次，国家对安全的需求及其对安全问题的高度意识，增强了处理恐惧的困难，从而使得有关国家生活在安全困境之中。一国越是恐惧，就越是追求更多更大的安全，结果甚至成为侵略者，变得对别人不安全了；所以，一国越是强大，恐惧和猜疑就会越多，所以再强大的国家和领导人都有恐惧，都有不安全感。[43]
第三，冷战时期的安全困境最可怕，也最令巴特菲尔德不安。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规模军备特别是核武器，加剧了恐惧，毒化了国际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双方都恐惧对方，都感到不安全，双方谁也不放弃原则，但谁也无力消灭对方。他说，在这种高度紧张之中，即使苏联承诺废除包括弓箭在内的所有武器，西方也不会与之达成协议，因为西方认为，鉴于其庞大的国土和人口，苏联即使只剩下棍棒和石块，它也会对欧洲构成威胁，除非美国拥有能让苏联不安全的实力，否则西欧就不会有安全感。此外，在这种高度紧张状态下，小问题可能引起大战争。而对于小问题，如果真的将核武器投入使用，那人类命运就令人担忧了，甚至令人惊恐了。所以，即使拥有原子弹和氢弹，西方也不会感到安全。[44]巴特菲尔德写道，现时代的最大威胁，“可能是两个巨大的、有组织的、自以为有道德的制度之间的冲突”，西方和东方都认为对方是堕落的、邪恶的、错误的，如果每一方都坚持自己代表了正义，那么暴行就会有始无终。[45]在道义上谴责对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恐惧问题，我们必须摧毁那个根本的安全困境结构。
在这里，巴特菲尔德是以中间主义的立场看待安全困境的。他指出，安全困境是一个永恒的人类僵局。在他看来，安全困境的最大危险，在于国家领导人根据自己的原则，特别是根据自己的道德立场，去臆测对方的意图，认定对方具有侵略倾向。因此，主观的道德绝对主义加上国家的安全恐惧，只能加剧而不能缓解安全困境。[46]他还说，我们可能并不关心别人的恐惧，特别是潜在敌人和政治对手的生存恐惧，而任由恐惧和猜疑的发展，如此，现状可能会被打破，历史进程可能会改变，如法国大革命后的对外扩张，不仅改变了欧洲地图，而且改变了欧洲历史。[47]
二、安全困境的制约因素
巴特菲尔德认为，20世纪的安全困境是如此全面和危险，以致威胁到了人类本身的生存。他说，恐惧而不是其他什么因素，是20世纪大规模战争和对抗的首要根源，是20世纪所有困难和困境的罪魁祸首。他认为，这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20世纪，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声称代表了普遍的正义和原则，都抱着“为正义而战”、“为消灭邪恶而战”的绝对道德观念，所以冲突和战争愈益变得不可妥协了。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双方都认为代表了普遍正义，是在“为正义而战”，它们通过控制信息和宣传，通过自己的标准去判断是非对错，从而使得现代战争具有仇恨、贪婪、绝不妥协的根本特征，原先的自卫性质变了，战争的目标无限扩大了。在公众舆论的影响和推动下，政府愈益容易滑向自以为是的正义立场，愈益容易把敌人看作比所有人都邪恶而决计加以摧毁。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政府把“为正义而战”的心理强加给本国民众而使得战争、冲突和对抗变得不可妥协。冷战同样表现出这种道义偏执，特别是西方阵营，把苏联及其代表的共产主义看作是邪恶而又危险的，并声称对抗共产主义是“为正义而战”。[48]巴特菲尔德指出，这就是20世纪的悲剧，正如他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一书开篇就写道：“在战争中，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作战状态，我们只看到敌人的罪恶，而不能对那些经常出现并促成人类群体之间爆发巨大冲突的困境进行反省。只要有战争，那充满仇恨的人的眼中，就只有敌人是所有麻烦的根源这个事实而别无其他。”[49]这反映了他一贯的道德立场：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在道德上是高人一等的，因此就有权审判别人，或惩罚别国人民。
其次，正是由于这种自以为有道德的立场，战胜国往往过分地利用了它们所取得的胜利，巴特菲尔德指出，这实际上是滥用正义。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表明，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各国都是如此，对本国是在战前和战争过程中扩大战争目标，对敌国是战后的严厉惩罚。道义偏执和无限的战争目标结合在一起，使得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愈发不可能了。但是，巴特菲尔德问道，难道战胜国就真的正义，战败国就真的邪恶吗？巴特菲尔德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找到一个普遍的是非观念的衡量标准，而是在说明一种温和适度的战争目标和战争政策才是有益的。所以，他指出，20世纪的战胜国或所谓的民主国家，失去了对历史的理解，既不能宽容战败国从而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大国在内的国际秩序，也不理解均势体系保全小国并使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未能建立起“一个令人满意的、可以和平地调整现状的机制”。[50]所有这些，造成了1919年后持续不断的冲突，造成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
然而，悲观主义并不是巴特菲尔德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唯一内容。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人类不可能走出“霍布斯恐惧”，人类不可能建立一个永不诉诸暴力的人类关系体系；私欲导致有序变成无序，使世界成为一个人人与人人争斗的场所，一个世俗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期待各国通过审慎的外交，引导人类走出“丛林”。为此，在冷战高潮之际，他甚至主张西方放弃核威慑政策，呼吁美国走上缓和之路，“打开一扇窗户，让世界呼吸一口稍为轻松的空气，结束被恐惧支配的局面。”[51]
如何制约或化解现时代的安全困境呢？这是冷战爆发后巴特菲尔德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其后一系列著述的最重要的主题。正如其传记作者艾伯特·科尔指出，巴特菲尔德借助他对基督教、历史和政治实践的理解，提出了用来缓和甚至化解“霍布斯恐惧”的“智慧”。这个由基督教智慧、历史智慧和政治智慧组成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巴特菲尔德本人所说的“英明的治国方略”（wise statecraft）[52]，它通过外交、均势和国际秩序规则来制约安全困境。
（一）外交
巴特菲尔德指出，近代欧洲外交和外交制度，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使得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内形成了一些“永远有效的原则和规则”，它们虽然还称不上是外交学，但至少是“一种处理对外政策的成熟智慧”。[53]他说，外交具备三大功能：让理性支配谈判；通过谋略战胜赤裸裸的武力；使相互竞争的各方对彼此的实力和机会做出充分估计，从而避免真正的战争。[54]但是，巴特菲尔德不无伤感地说，近代以来的外交衰落了，18世纪的那个精致而又行之有效的欧洲外交制度，业已不见踪影。20世纪，特别是1919年以后，一些国家自以为有道德，自以为代表着普遍的价值观，不再重视传统外交的重要作用，而是诉诸会议、舆论、良好愿望等因素，试图以此来建立一个持久的和平秩序。
然而，巴特菲尔德对所谓的新外交颇不以为然。他指出，在20世纪，如果外交的目标仍然是和平的话，那么外交家们就要依靠切实可行的外交手段去促成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建立一种稳定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的外交同过去几个世纪的外交是一脉相继的，具有连续性。[55]他认为，新外交的错误之一，在于认为外交只是一种谈判形式，只是用来交换观点和意见的。但实际上，外交的根本特征是，当国家目标相互冲突并卷入实力时，如果没有外交这一谈判形式，双方就可能诉诸武力。因此，外交的根本作用在于避免武力，实力虽然还在发挥作用，但它转变为一种讨价还价的能力，一种推动谈判的力量。外交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乌托邦，而是引导人类走出彼此相争的“丛林”，用理性来评估武力和机会，从而避免战争。外交可以释放武力的压力，一个具有远见的国务家，能够采取明智的外交战略和策略，并以此来平衡权力。另一方面，巴特菲尔德又指出，外交要以实力为基础，否则，它不仅会一无所获，而且会招致危险。“在这个武装的世界上，如果哪个国家满足于做一个非武装的国家，那它就不会拥有确保其他国家在意它的种种抱怨的能力，即使在和平时期。”[56]
（二）均势
在巴特菲尔德所说的“永远有效的原则和规则”或“处理对外政策的成熟智慧”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均势原则。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外交对均势的排斥，他指出说，如果均势在18世纪是有用的话，那么它在20世纪同样有用，因为均势原理与国家政权的性质根本就是无关的。[57]巴特菲尔德在对均势观念和政策的历史进行梳理后指出，均势之所以发挥作用，“在于它使国家以更加开明的眼界来看待其自身的利益，即为了长远利益而限制短期目标”。[58]他在这里所说的长远利益，是指近代国际体系的整体利益或国际体系的稳定。
巴特菲尔德认为，均势具有实践和道德两方面的裨益。在实践上，各主要国家根据相互制衡的原则防止一国坐大，抵抗侵略，抑制霸权，并根据补偿原则对现状做出和平的调整，从而在整体上维持秩序和稳定。均势原则教导各国国务家们，认定一个敌人或者盯着某个国家，可能会帮了另一个国家的大忙，推动后者走上侵略扩张道路，而实际上可能有好几个潜在的威胁，因此，要保持外交政策的灵活性。[59]在道德上，均势保全了小国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均势原则限制了各国的野心，使得它们为了长远目标而进行合作，进行有限战争，不过分地削弱敌人，不忘记今天的敌人可能成为明天的盟友，不幻想某个国家会有抑制自身的美德，不让它强大到可以肆意妄为的地步。他说，无论民主国家还是王朝国家，都必须牢记以上原则。[60]
但是，巴特菲尔德强调均势，不只是怀旧，而是试图通过揭示均势及其运行机理，指出各国及其领导人应该何等地重视国际体系的整体利益，重视国际体系的稳定，时刻牢记维持体系及其稳定是一项道德责任。在他那里，均势发挥的关键作用，是预防侵略，或是在侵略发生以前抢先一步采取行动。18、19世纪的均势之所以行之有效，在于它是一个自在自为的体系。这倒不是说各国在自觉地遵守均势原则，而是在于它是一个自动调整、自我修正的秩序，“只要体系某一处的平衡被打破了，体系的其他部分就会自动做出补偿”。[61]
（三）国际秩序的规则
巴特菲尔德之所以对1914年以前特别是18世纪的欧洲均势体系情有独钟，在于这个体系是一个文化上同质的“俱乐部”和“大家庭”。他说，在18、19世纪，欧洲各国秉持着这样一种共同观念，即国际关系的运行是在“一个国家体系”之内，这个体系的各个成员尽管你争我夺，但却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它们同属于一个“俱乐部”，它们所争夺的，是俱乐部以内的头几把交椅，而不是决意要摧毁俱乐部本身。[62]
巴特菲尔德实际上是说，这个欧洲体系具备了维持秩序或稳定的规则。其一，各国都忠诚于国际体系，它们都将维持体系的稳定看作是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因为这不仅是为了长远利益，而且是为了各国自身的利益。巴特菲尔德甚至认为，当时的欧洲各国把维持秩序本身看作是一项道德责任，即使连信奉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也不敢肆意妄为。其二，奉行有限战争原则，追求有限目标，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调整政策，及时进行外交妥协，缔结温和节制的和平条约，不过分削弱敌国，而把它作为未来的盟友，去对付可能崛起的威胁，从而造就一个稳定的体系。如在维也纳体系中，战胜国善待战败国，将其纳入新的国际秩序，从而在大国之间维持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其三，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在18、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之间不让任何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破坏国际体系的稳定，放弃所谓“为正义而战”的信条，坚持政治和宗教的多元主义，使得一个既包括君主国与共和国也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实体的体系的存在成为可能。[63]
巴特菲尔德的这些旨在处理权力政治进而引导人类走出安全困境的“智慧”，来源于他对人类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的深邃理解。[64]受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英国外交史学大家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的影响[65]，巴特菲尔德反对道德主义和进步主义历史观，坚持道德判断是历史的一部分，认为只有把事件和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对其做出价值判断。他还认为，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只是还原来其精确性，而在于汲取历史的教益，特别是18世纪外交史的教益，它有助于我们处理现时代的国际事务。具体地说，这些教益包括：把握权力的限度，进行有限战争，实现有限目标；在政治上对敌国宽宏大量；绝对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本国的绝对安全就是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不进行意识形态征服或所谓“为正义而战”；国家不论其大小强弱、制度和宗教差异，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设身处地考虑别国对本国的欲望、焦虑和恐惧；保持均势的相对稳定，不进行巨大的领土调整；区分重大利益和次要利益，保持外交灵活性，永远不使对手无路可退；推行一种持续不断地关注均势的政策；使军事目标服从于政治目标。[66]
总之，巴特菲尔德指出，18世纪的外交史能够促使当代人认识到权力的限度，认识到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包括道德和实践两个方面。在道德上，它有助于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困境是永恒的，而国家及其领导人在政治和道德上有责任去解决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僵局；在实践上，它使当代国务家们认识到，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权力无处不在，但是权力是有限度的，外交政策也具有物质的和伦理的限度。
三、国际政治中的道德
巴特菲尔德的现实主义，是悲观的，但同时又是道德的，他主张道德和政治的相互结合，坚持多元主义的政治和伦理立场。
这首先是源于他的基督教伦理观。巴特菲尔德认为，基督教既是宗教信仰，又是文化纽带，它不仅使西欧发展成为宗教与世俗两相分离的先进社会，而且将上帝之爱、人性和仁爱这三大观念融入欧洲文明，从而促成了道德、宗教宽容、政治多元和宗教自由。20世纪，在各种极端主义的作用下，基督教存有两大危险，一是通过政治手段追求自以为是的宗教目标，二是完全逃避权力责任。由此出发，他说，基督教对国务家的要求，在于后者要服从天命（Providence），保持政治宽容心，不仅认识权力政治及其规律，更重要的是把握权力的限度，从而在政治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具体地说，第一，不要以“上帝之城”的模式来建立“人类之城”，不能以超验的原则或意识形态来消除国际政治悲剧，或解决持久存在的道德和政治困境，因为这永远做不到。第二，不要自以为代表普遍正义，自以为有道德或抱有道德优越感，不要试图漠视国际政治的悲剧性质，要认识到人性是恶的，是自私的，不要空想会产生一个世俗的乌托邦。第三，作为基督教徒，应当对世界事务持一种客观的理性态度，即使是对敌人和邪恶之徒，也应当抱有同情心，要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对方的情感、关切、恐惧和问题，“不会固执地认为本国的事业就是绝对正义的，而所有罪过都在敌人一方”。[67]第四，要把他人的行为放在它所发生的特定环境下予以考虑，在战争状态下，一国人民难免会冲动，难免会有“为正义而战”的激情；对于政治家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如何理性地对待战争目标和这种情绪，而不是放纵，战争只应该是为了自卫或保卫要拯救的国家。第五，人具有理性，始终会追求相对的秩序和稳定，因为人性决定了人和国家都要追求美好生活；根据理性，国家应追求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安全和利益。[68]在这里，巴特菲尔德从基督教伦理出发，提出了国际政治和国际伦理的多元主义，特别是坚持一种独特的、影响英国学派伦理立场的形势伦理观和责任伦理观。他在东西方关系、秩序与正义、权力与道德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论述，正是坚持了这种多元主义。
（一）东西方关系
同大西洋彼岸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大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坚决选择站在西方和美国制度一边不同，巴特菲尔德拒绝对西方和苏联两者中的哪一个在道德上处于优势做出价值判断。他说，苏联的威胁不在于它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它所获得的巨大权势和领土。苏联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是其本国人民的关切和抱负的反映。[69]对此，我们要放弃自以为是的道德立场，而是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正常的预防。我们维护国家和个人选择天主教和新教信仰是正义的，我们抵抗那些威胁我们的阴谋和颠覆是正义的，我们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是正义的，但是，我们必须抛弃我们的既定政策，抛弃那个“为正义而战”计划，“不再把共产主义看作是最主要的敌人、一切罪恶的场所或世界上最后的恶行的根源”。[70]我们不能只是谴责共产主义的侵略扩张，而对民主的恐怖和侵略历史熟视无睹，在道义上，西方与苏联半斤八两。反对共产主义并将其视为最主要的危险，很容易滑到固守现状的思维逻辑上去，从而会反对所有的革命和变革。巴特菲尔德多次指出，国际关系的安全困境是永恒的，人们必须认识到，即使苏联及其盟国被埋在万丈之下，西方也会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因为有关国际力量会重新组合；我们不能因为苏联和共产主义这个共同威胁而幻想这个威胁一旦消失，我们就会拥有全世界，世界就会美好。恐惧、威胁、冲突和战争，不只是由于经济和战略原因，也不在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于安全困境，在于相关国家要增强实力和安全，在于强大国家的侵略意图，它根植于人性、原罪和国际社会的结构。巴特菲尔德还认为，民主和平的假设不能成立，因为历史证明，民主国家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好战，不受制约的民主国家，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邪恶。[71]
（二）秩序和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巴特菲尔德有三点主张。首先，他始终强调国际秩序及其维持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虽然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其国际关系思想的保守主义性质，但却说明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终极道德关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看到现时代的国际体系与历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写道，近代欧洲秩序之所以稳定，世界观的同一性和最后关头的伙伴意识这两个因素至关重要，而现在，两大意识形态制度相互对立，使得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根本不可能。鉴于核武器以及其他足以增加恐惧的因素，当前的国际秩序就更岌岌可危了。巴特菲尔德说，缔造国际秩序并不只是国务家和外交家的一项选择，而是他们的一项责任，尤其是那些大国及其领导人的责任，[72]他们必须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教训，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体系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建立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他以毋庸置疑的坚定语气指出，没有秩序，就没有一切。“国际秩序并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仔细谋划的、精心设计的物事。它至多是不稳定的，虽然它似乎是如此抽象，以致需要人们像对本国或像对其他私人事业那样对它忠诚有加，对它持久关注，而唯有国际秩序才能促使他们这样做。”[73]
其次，巴特菲尔德并不是一味地坚持秩序，固守现状，而是主张进行适当的正义变革。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第三世界提出的变革要求的态度上。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对西方的“造反”[74]，巴特菲尔德说，非西方的行动是正当的，也是值得尊重和同情的，西方不仅要站在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其他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而且要反省自己的罪过，反省过去的帝国主义和剥削。法律虽然在西方一边，但道义却在第三世界一边，不能只是一味地维持现状，而看不到变革和进步的要求。他还说，当出现了旨在推翻现状的革命或暴力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是因为现状中存在着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75]如同后来的赫德利·布尔一样，巴特菲尔德看到了正义与秩序之间的矛盾。他说，如果西方听不到非西方的正义呼声，如果西方不满足非西方的正义要求，“为正义而战”就可能成为后者用来对付西方的武器。鉴于我们在非西方世界的所作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巴特菲尔德坚持了一种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他说，我们现在要求别人遵守的法律和规则，是西方的标准，而我们自己也必须接受终极的道义标准的衡量。[76]在某种程度上，巴特菲尔德主张西方大国对过去的行为做出正义校正。
第三，虽然他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展望总体上是悲观的，[77]但这并未妨碍他坚持认为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多元的。巴特菲尔德的多元主义国际秩序观有三层含义：（1）多种制度和价值观念并存，东西方都不放弃各自的价值观；（2）通过审慎的外交实现各国的共存共处；（3）建立一个可行的秩序。他说，“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并维持一个包括所有那些互相竞争的国家、制度、信条和意识形态的国际秩序。我们要为此做出努力，即使对方无动于衷；我们不能把任何人留在体系外面，不能把任何国家、任何信条、任何政权或任何意识形态留在外面”。[78]针对东西方的对立，他指出：一个分裂的世界无助于解决当今的僵局，西方试图建立一个规模更大的、对付苏联东欧集团的联盟，只能使世界更加分裂；一个好的、稳定的秩序，是包括所有成员的秩序，而不是排斥国际社会的一个或几个主要成员，把它或它们逼上绝路。[79]他敦促“大胆果断的国务家采取一条大胆果断的政策”，[80]建立一个类似于18世纪的国际秩序，一个各国求同存异、保持各自特色和意识形态的共同“俱乐部”。
（三）权力和道德
巴特菲尔德是现实的，他承认人性恶、无政府状态和人类困境；但他又是道德的，始终对权势充满怀疑，对权势在政治和道德上的消极性颇为警惕。一方面，他认为，权力对建立和维持当前的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权力对国际关系有着最终发言权，因为道德本身无法阻止暴力，只要更大的暴力才能制止暴力。他写道，一千五百年来的基督教历史并未消灭战争，也未解决权力问题，因此，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从历史上汲取有益的教训，既然实力不可能消失，那就采取措施去“化解它的影响或限制它的作用”。在这里，他表现出一种对苏联权势的警惕性，“基督徒不应当逃避国际事务的浑水，逃避那个由实力、外交、军备和战争构成的悲惨故事，甚至要求本国采取同样的不合作政策。……不能指望会出现奇迹，从而阻止俄国利用它的优势去扩大势力”。[81]另一方面，如同其他经典现实主义者一样，巴特菲尔德虽然相信实力，但却不迷信实力。他说，权力之所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国家之间的问题不是由具体的分歧引起的，而是由不同的利益所促成的；但任何权力所能得到的，都只是能是相对的、有限的目标。[82]
从这里出发，巴特菲尔德提出，国务家应该关注如何使权力服从于良好目标，使权力成为秩序和道德目标的手段。换句话说，他主张让道德关切在对外政策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推行温和节制的对外政策，时刻牢记人类本身是最重要的，国家和政治本身并未赋予国务家特别的伦理，他们应有的伦理一如天下所有芸芸众生的伦理。历史的意义，“不在于长期以来建立的各种制度和组织”，而在于那“每一个把世俗目标作为结果的个体”。[83]这个立场，预示了英国学派伦理主张的未来发展方向。
也是从这里出发，巴特菲尔德提出，探索两大阵营缓和的可能性愈益重要。他说，在东西方对立的僵局下，道义因素比以前更重要，因为一个模棱两可的原因或一个枝节问题就会引起一场大战，特别是鉴于核武器和核战争可能会毁灭整个人类的前景，大国就更要考虑舆论和道义因素。[84]他甚至比尼布尔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等经典现实主义有走得更远，主张核裁军，至少是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从而打破核均势，实现缓和。
多元主义的伦理立场还促使巴特菲尔德提出建议说，西方那些富裕的、强大的国家应该恢复一些传统的美德：在大国关系上坚持人性，限制自身的欲望；在对待贫穷和弱小国家时，不过分坚持自身的法律权利，充分地理解发展中国家暴力行为的根源，愿意做出有利于后者的调整。[85]
总之，巴特菲尔德始终坚持，审慎是一种美德和道义责任，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推行温和、节制的外交政策，要采取一种类似于黎塞留那样的“现实政治”政策，即使在战争状态下，也不放弃外交努力，把战争当作是一种通过谈判而实现和平的手段，限制战争的目标。[86]在现时代，无论是从事外交、战争还是缔和，都必须有一个最终目标，这就是通过缓和摆脱僵局，从而维持人类和全世界的生存，其他所有眼前利益都要服从这个终极目标。[87]因此，巴特菲尔德的伦理观，是一种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大视野，它要求国务家时刻牢记国际秩序的维持，时刻牢记人类自身的生存，时刻牢记个体的生命。这个立场，既是道德的，又是实际的。
四、学术影响和思想局限
巴特菲尔德悲观而又理性的现实主义思想，连同他对创建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贡献，使他成为英国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首先，巴特菲尔德在美国学者肯尼思·汤普森等人的推动下，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于1959年发起成立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并在此后作为第一任主席（1959—1966年）主持委员会的工作。[88]这个阶段为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其一，委员会延纳了各个不同领域但志趣相投的学者加入其中，从而使得英国学派在其早期阶段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学术队伍，其中不乏哲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界的著名学者。其二，主要是在巴特菲尔德以及马丁·怀特的影响下，英国学派在这个阶段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正如他们在委员会第一部论文集《外交探究》序言中写道，委员会无意进行国际时事分析，也无意从事战略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理论的局限和效用，也不是对外政策的制定，而是外交共同体、国际社会和国家体系”。他们“更关心历史而非当下、规范而非科学、哲学而非方法、原则而非政策”。在方法上，他和怀特指出，英国学派无意创造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或总体理论，而是采取分析和归纳。他们认为，（1）国际关系中的连续性比变革性要重要得多，（2）治国方略是历史上实践智慧的结晶，（3）从政治、外交、法律和军事等多个角度探讨外交史和军事史，以汲取当今时代所需要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的学术研究表明，主要是在巴特菲尔德的主持和影响下，英国学派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充满着道德关切”，其共同成员的目标是“阐明那些在历史和当今把国际社会连为一体的审慎原则和道德义务”。[89]
其次，巴特菲尔德政治和道德上的多元主义倾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英国学派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形成。与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大师卡尔和尼布尔相比，他的现实主义的道德成分于更加厚重，其中的原因，正如上文所及，除了他的基督教信仰背景以外，主要在于他对人类历史、基督教历史、欧洲历史和英国历史有着独到而又深刻的理解，这就“冲淡”他的悲观主义的现实主义。[90]尤其值得指出，他对国际体系整体利益和人类命运未来前途所给予的道德关切，他在安全困境这个时代难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深切忧虑，他在苏联及其意识形态和第三世界正义要求方面所持的理性态度，都为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Adam Watson）等英国学派的后来者所继承。在某种意义上，他在这些问题上的道德情怀甚至胜过后来者。
与此同时，如同英国学派其他代表人物那样，巴特菲尔德的国际关系思想存在着某些不足。正如有论者指出，巴特菲尔德的思想呈现出一种明确的保守性，虽然这并不是政治意义的保守主义。[91]首先，他是面向过去的，他对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对18世纪的均势和外交，以及对黎塞留和俾斯麦时代情有独钟，他试图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体系来解释现时代的国际秩序，试图找到当前问题的答案，虽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至少是文不对题的。其次，他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他对历史和当代问题的理解，是以基督教历史和欧洲历史为参照系的，从而使得他的那些“智慧”至少是不全面的。这个缺陷几乎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英国学派主要代表的通病，包括怀特和布尔。第三，他的悲观主义与伦理倾向形成了一对矛盾。他认为历史甚至整个人类进程是循环往复而不是进步的，并根据这个立论批判历史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道德主义（巴特菲尔德坚持，既不能以当下的道德标准对待历史上的人和事，也不能以西方的道德标准对待非西方的人和事），[92]批判进步主义观念；但同时，他又希望人类能够取得进步，他一再重申，通过审慎的外交、国家的自我节制、均势和道德约束，可以建立一个国际关系秩序，可以实现适度的和平，可以使人类走出那个持久的安全困境。
总之，巴特菲尔德的国际关系思想是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调和，但正如上文所示，他是倒向理性主义的，从而使得英国学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前后一贯的思想特征和学术传统。同英国学派其他主要代表相比，巴特菲尔德因为那一贯的政治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其思想中的现实主义色彩“厚”于怀特和布尔，而理性主义则“薄”于这两位后起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