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符号表意

1．能指与所指

本书不得不推迟到此章，才讨论符号学最基本的一对关键术语“能指”与“所指”。这对术语原是索绪尔讨论符号的出发点，符号学发展到今天，这一对似乎简单易用的概念，引出的误会太多。当代符号学需要更精确的术语，本书在前面已经不得不用“符号载体”、“符号文本”等来分解“能指”，用“意义”、“对象”、“解释”等来分解“所指”，本书建议放弃这对术语。

索绪尔把符号视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能指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在不十分严格地讨论符号学时，符号也就是符号的能指。但究竟什么是所指，却是争论不清的题目，此词失诸笼统。

索绪尔认为能指是“声音-形象”，而所指是“概念”，两者都不是客观的物理实体⁽¹⁾，甚至都不是个人心理中的。能指“是声音留下的印迹，是声音给我们的印象”，而所指是社会性的“集体概念”（collective concepts）。两者都是“独立于外界客体的心智体”（mental entities），不管能指还是所指，都是只在“符号结构”（sign structure）内部的存在。因此，他称符号学是“形式，而不是实质的科学”。他说“树”指的不是一棵特定的树，而是“树”这个概念集合。关于符号指向究竟是个体还是类型，本章最后一节将详细讨论。

笔者很难同意所有的符号所指都是概念。我指着桌上的水杯，要的就是这杯水，而不是“水”这个概念。笔者认为，如果一定要给所指下一个定义，所指就是能指所指出的东西，就是能指所指向的东西。笔者这个定义的确是同义反复，而且似乎故作惊人之词，实际上索绪尔的术语本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两个法文词，是同一个动词“符指”的主动动名词（signifiant符指者，能指）与被动动名词（signifié被符指者，所指）。“被符指者”的定义当然就是“符指者”所指出的。所以在西文中不必为所指下定义。

本章头两节的详细讨论证明，没有别的说法能概括两者的关系。至于哪些东西能被指出来，那就应当仔细分解了。也正是因为可被符指的东西太多太杂，本书不得不建议弃用“所指”这个太笼统的概念。

大部分符号表意，是科学的／实用的，必须是“所指优势”符号，以明确地传达意义。《易传·明象篇》：“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实用表意活动以达意为目的，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是正常的。朗格描写实用语言时说：“词仅仅是一个记号，在领会它的意思时，我们的兴趣会超出这个词本身，而指向它的概念。词本身仅仅是一个工具，它的意义存在于它自身以外的地方。一旦我们把握了它的内涵，或识别出属于它的外延的东西，我们便不再需要这个词了。”⁽²⁾所以“买椟还珠”被人笑话，“名不副实”是我们都想躲开的罪名。

鲁迅《藤野先生》一文中说到他把解剖图“美化”了一下，受到教师藤野的好意规劝：“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解剖图当然必须所指优先，能指是否“好看”，不必也不应当考虑。

所指优势，并不是说所指必然是“真相”。接收者满足于他认为合理的一种意义，这意义是否“真相”，符号学中的讨论很复杂，本书要到第十二章才能详谈。曹操的“望梅止渴”计，能指是“梅子”的语言表达，这个仅仅能指就起到解渴作用，与真实的梅子相同。

另一种符号，艺术的／仪式的／文化的符号行为，表意过程的主导环节正相反，是能指优势。一首唐诗，可能我们至今没有理解其意义，却记住了文词。仔细检查，我们可以发现艺术／仪式／文化领域的符号表意，能指并不需要明确指向所指，而是独立形成一种价值。⁽³⁾古代中国人三跪九叩向皇帝表示敬意，欧洲人用鞠躬。能指虽然不同，所指是相同的。但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苦心经营二百年，最后撤出，传说原因之一是，梵蒂冈天主教教皇虽然也同意教士应当向中国皇帝表示敬意，却不允许他们用叩头方式表示这种敬意。

在这种符号表意中，所指是否“真实”就很不重要，甚至反过来，能指能够制造真相的感觉。专门研究禁忌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纯洁与危险》一书中指出，犹太人忌食海蜇，是因为犹太人为种族维系而长期禁止族外通婚，海蜇被视为“非鱼非肉”，犯了忌讳。⁽⁴⁾直至今日，犹太人，看到有人食用海蜇仍会反胃。就如一些中国人看到“美式摔跤”（其实是一种表演）觉得惨不忍睹，过分残酷。《诗》可兴观群怨，小说可诲淫诲盗，都与能指制造的“现实幻觉”有关。

能指优势的规范意义，在命名中非常明显。中国古代的避讳，所指相同，能指只是改用一种写法，不遵守就会有杀身之祸。太平天国在江河日下时，公布《钦定敬避字样》，避讳制度加倍严格起来。

其实在“能指形式偏执”上，国人至今不遑多让：1996年广州与北京同时改电话号码位数为八位，北京统一加6，暗指“六六大顺”，广州原拟加5，群众反对，因为5粤音谐音“无”，因此改成8，粤语谐音“发”。这是能指崇敬，盼望能指能创造所指：北京人和广州人患“城市病”，幸福感不高，更需要每天接触到这些吉祥数字。

对于科学和实用的所指优势符号，所指意义的确实性，有独立的核实方式，例如用逻辑方式证实，或用实验方式（重复方式）证实。⁽⁵⁾但是对能指优势符号而言，要在同一个文化体系内，受同一个意识形态元语言控制，就很难观察符号是否有效。而一旦站到此文化之外，能指创造意义的能力就很可能失效。各民族“吉祥数字”大不相同，即为此理。

福柯对能指的这种自行创造意义的力量，颇感悲哀。在《词与物》一书中，他认为人类最初使用符号时，语言符号是物的完全确实并且透明的符号。但是文化让符号有可能超越与具体物的对应，而指向自身。词语—物关系的逆转，是现代社会知识型上的根本断裂。最终，符号作为传播媒介，就像货币作为流通媒介一样，只关心自身的增值潜能，而将其与物的关系通道全部切断。福柯的这个看法非常尖锐正确：当代文化中符号泛滥，是因为能指优势几乎吞没了全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