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其意义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情况为对象，对其历史与现状以及学术史脉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同时，介绍明清小说在美国的接受和评论的情况，详尽地考察和分析其研究所使用的文献、方法以及所探讨的理论问题，揭示这一学术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性和趋势。对于此课题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明清小说研究在美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果颇为丰富，体现出各种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对新问题、新角度的发掘，因此对这半个多世纪的明清小说研究的实绩进行全面总结与深入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

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在国际舞台上重要性的不断提高，欧美学界，特别是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发展“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汉学发展的重心也相应地从欧洲转移到北美。二战以后，美国各著名高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和图书馆开始编辑出版大量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目和资料。出于政治需要，美国各大基金会为中国问题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经费，用于研究、进修、出版等。[2]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虽然不直接发挥政治经济方面的作用，但也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很多大学里东亚语言文学系中与中国研究相关的学位和教职也大量增加。于是这些机构里也出现了不少来自中国（包括台湾地区）的学生和留校任教者，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多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重视明清白话、通俗文学的价值。[3]最终在明清小说的研究领域中涌现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和颇有建树的学者。

“中国研究”的兴起也意味着在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上的范式转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界面临的首要课题是走出20世纪初期至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传统汉学（Sinology），同汉学之外的各专业同行进行接轨和对话。[4]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1964年讨论汉学和中国研究的问题时说，将无所不包的汉学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实际上是西方中心视角的产物。[5]传统汉学被排斥在西方主流的研究视野之外，比如中国哲学或历史并不设在哲学系或历史系，而笼统地归于“汉学”麾下。于是，走出传统意义上的汉学范畴，探索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汉学与西方主流学术界对话的可能性，成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汉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到70年代前后，在美国史学界掀起了从“内部取向”来研究中国的革命性思想潮流，即“中国中心观”兴起。持这一观念的学者反对这样一种判断，即中国文化传统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直到近代才对西方冲击做出被动回应，并遵循西方模式获得发展。他们认为这无疑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体现，以西方的视角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将成为欧美中国研究的局限和弊端。[6]力求让西方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尊重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与客观存在，重视它自身的能动性，成为新一代学者的学术理念，并具有方法论意义。这两次中国研究范式的转型，深刻地影响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因此他们既强调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也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既强调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也强调其现代意义。

在文学研究的领域，我们也看到一股相似的潮流。加强中国文学研究的思想、理论深度和比较视野，促进“汉学家”与其他西方文学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把中国文学研究纳入到同一个话语平台。同时，重新理解中国，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个性，也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比如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对中国白话小说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它们具备了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中所谓的“形式现实主义”的诸般特征。余国藩（Anthony Yu）教授的西方宗教和英国文学的学术背景使其《西游记》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传统汉学研究的不同思路，而具有宗教/文学、东方/西方的比较研究视野。他通过《西游记》研究意欲阐明中国小说与宗教关系密切，从而反驳了西方学界所谓“中国人的世界观是理性而现世的”这一刻板印象，说明《西游记》就是一部深具宗教启发性和想象力的作品。在中国小说叙事独特性的发掘方面用力最显著的是浦安迪（Andrew Plaks）。他用神话原型理论来探讨明清小说所反映的中国独特的文化结构和范型，又借助“反讽”的概念来诠释中国小说特有的结构模式和主题寓意，建构自己的中国叙事理论，从而赋予中国传统小说研究以新的视野和活力。可以说，这个从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型是观念和方法双重意义上的，在观念上承认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在方法上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与美国的主流学界进行对话和交流。

美国汉学界对传统中国及其文学、文化的新思考和新趣味使得古代小说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蓬勃发展。这首先得益于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早期的研究者以夏志清（C.T.Hsia）先生和韩南教授为代表，可以说他们是战后美国地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奠基者。夏志清先生的小说批评和韩南先生关于短篇白话小说史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以浦安迪、何谷里（Robert E.Hegel）、余国藩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在70年代崭露头角，他们不仅自身是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而且在培养后继者方面也不遗余力。他们的学生众多，分散于美国各大高校任教，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各自建立起声名。马克梦（Keith McMahon）、艾梅兰（Maram Epstein）、李惠仪（Wai-yee Li）、黄卫总（Martin W.Huang）等，他们可说是第三代学者中的重要代表。这一批中青年学者研究成果多样而丰富，并与国内学界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他们的一些作品已陆续被译成中文。

其次是这些学者在研究模式和理论取向方面的转变与探索，为他们的研究不断提供新的动力和资源，也给我们以丰富的启示。从20世纪初以语文学和文献学为主调的传统汉学研究，到战后文学与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再到60年代席卷美国学界的新批评理论运用于传统小说研究，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8年夏志清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导论》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研究成果，它改变了传统汉学考证作者、版本等为主的方法，又改变了文学文本作为哲学、社会学研究的附庸的状况。研究由此进入到对文本本身进行系统阐释的“文学研究”范畴，该书赋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独立的价值。到70年代中期，美国的汉学家们都致力于创建中国小说研究的新范式，借助结构主义理论深入发掘中国小说自身的价值和意义。9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试图超越结构主义范式的二元概念，倡导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模式。它不确指某一种具体的诠释方式和主题，而是进入文本、主体和文化多重对话的层面，以及由此构成的多元和开放的文学文化空间。但是，新理论和新方法并非代替旧有的研究，而是起到丰富和补充的作用，其中可以看出符号学、互文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等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的多重影响；加之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化研究的日益普及，近年来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愈来愈多样化和精细化。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经验，其得失优劣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不无益处的“参照系”。[7]

第二，是从我们国内对海外汉学的接受情况来看。8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越来越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也同样引起了回响。1988年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出版，该书不仅对二十多部明清小说的各种译本进行了介绍，而且对其研究情况也进行了概述，其中的英文著作多来自美国。[8]1994年宋柏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也对几部经典的明清小说作品在海外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概述。[9]何萃《二战以来海外中国小说研究简说》一文则对夏志清、韩南、蒲安迪等几位重要的美国学者的小说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10]2010年，由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张海惠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一书收集了数十篇关于北美汉学研究现状的论文，可见北美地区研究成果之丰富，以及国外学界关注程度之高。其中美国学者伊维德（Wilt L.Idema）的专章述介《北美的明清文学研究》论及中国古代小说在北美译介和研究的情况，包括最新的学术著作和诸多学术问题。[11]除了这些整体介绍海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专著外，涉及小说研究的部分，另有专门针对《红楼梦》海外研究情况进行整理和论述的著作，如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1993）、姜其煌《欧美红学》（2005）、张惠《〈红楼梦〉研究在美国》（2013）等，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美国红学的情况进行了评介。[12]对《金瓶梅》海外研究的学术思路和整体趋势进行分析的，如葛永海《营建“金学”巴比塔 ——域外〈金瓶梅〉研究的学术理路与发展走向》。[13]

除了这些评述性质的研究之外，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著作也被逐步译介到国内。早在1982年，由胡文彬和周雷编辑的《海外红学论集》，收录了周策纵、余英时、夏志清、赵岗等多位美国学者的《红楼梦》研究论文，不过仅限于用中文发表的论著。[14]1987年，徐朔方先生所编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则收录了1983年5月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的《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数篇论文，就作者和版本问题、对《金瓶梅》“叙事学”的诠释与评价，以及由此涉及的宗教和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5]1989年，王靖宇（John C.Y.Wang）先生关于明清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成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收录在他的《〈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中。[16]1996年，乐黛云先生主编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也选译了一些明清小说研究的重要篇章。[17]另外，还有韩南、浦安迪等重要学者的论文也结集出版。[18]对专著的译介也越来越普遍。1988年，夏志清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就有中译本问世。之后，韩南教授的《中国白话小说史》、浦安迪教授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等译本都陆续出版。[19]近年来，既有一批对早期经典研究的补译，也有对最新成果的及时译介。如韩南先生的《创造李渔》、王靖宇先生的《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等七八十年代的经典著作近些年都被译成中文。[20]马克梦《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艾梅兰《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商伟（Shang Wei）《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等年轻一代学者较新的研究成果也被陆续译出。[21]2013年，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编著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本出版后不久，就被及时地译成中文，在国内学界引发各种讨论。而美国汉学领域最具权威的另一部文学史著作，2001年梅维恒（Victor H.Mair）教授组织编写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也于2016年出版了中译本。[22]

从这些评述和译介的情况来看，国内学界对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了解是在不断更新和深入的。不过，总体的情况是，虽然国内对于某些名家研究著作进行了译介的工作，但对于其他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有所贡献的著作和著者，却因中文资料的匮乏而鲜有介绍。而且即使最新的译作也大多反映的是2000年前后的研究成果，不能反映近十年来的学术动态和潮流。这都造成了国内学界对北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理解上有失偏狭。对于海外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整体的语境、范式、理论体系和表达方式等诸多方面，还没有全面、系统和详尽的阐释和评估。美国学者伊维德《北美的明清文学研究》一文是目前对北美地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相对全面的概述，但由于篇幅限制，不可能对文中提到的每部著作都进行深入的介绍和分析，而且也没有介绍论文的部分，对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理路未做出进一步的解析。但一些优秀的论文有时更能反映此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深刻程度，因此这一部分也亟待补充。

另则，中美学者在思维模式、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等诸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如美国学者自身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偏见，常常导致他们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误读，中国学者也往往囿于自己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而对美国学者的研究加以简单的评判。因为我们对一些汉学研究著作的写作语境和学术传统疏于考察，就很容易把这些研究中的某个论点孤立出来加以褒贬，视之为标新立异之说，而忽视其背后整体的学术脉络和论证体系。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思想的交流还只是一个开端，具有相当大的发展和深入的空间。著名的中国史学者柯文（Paul A.Cohen）在其著作的中译本出版时就指出，“我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学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23]。这样的疑虑也同样存在于文学研究领域。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学者的明清小说研究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中美学术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多元化，但是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进行整体性评述的专著。由于对整个研究领域的学术背景和方法论缺乏系统的了解，国内研究者无法对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形成一种整体的认识，容易断章取义，对一些研究和著作缺乏客观理解和评价，也很难理解其著述的真实含义和学术意图。因此，有必要对此研究领域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系统而详尽的介绍，对其研究框架、理论模式和问题意识深入探讨，辨析其学术脉络，对从过去到现在的学术走向和发展趋势加以讨论，从而为有兴趣了解美国之明清小说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一些研究背景，这将有助于对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或借鉴。

第三，对于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基本脉络以及主要论题加以介绍和评述也具有理论意义。作为学术史研究对象，西方汉学与中国学术密切相关。一方面，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和学科建制都受到西方汉学研究的直接影响，特别是美国汉学的研究范式和成果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转型起着某种推动作用。如果说欧美汉学代表了一种他者的眼光，那么“这个他者几乎已经内化到我之中”[24]。在明清小说研究领域，余英时的“红学革命论”就曾深刻影响到国内学界80年代的红学研究。另一方面，汉学的规定性与传统国学的自我界定互成对照。正如刘东先生指出的，“正是在国人明确意识到自家学识之边界的时候，汉学才作为传统国学的知识对立面，而在一种双方对峙的状态中确立了自己”[25]。在这个意义上，对汉学的研究可以反观自身的学术传统和历史文化。也就是说，海外汉学研究的价值并不孤立地取决于自身，它对于其接受者和对话者也具有同等的意义，最终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更完整的、更多元的、不断发展的中国和关于中国的研究。[26]具体到北美明清小说研究而言，它也是中国文学研究整体的一部分，与我们本土的研究共同构成关于中国文学的多面向的、不同话语的对话场。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将在理论上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对于海外汉学相关性的讨论。

同时，作为文献及理论资源，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成果也具有其自身的价值。汉学作为基督教传教的副产品在建立之初就处于一种全球化的趋势之中，是以不同文明间文化交流和深入了解为目标的。而在当下这个强调多元共生的时代，随着彼此交流和互动的增加，中国学界越来越多地运用一些西方的术语、范畴和理论方法进行研究，或者与海外研究的兴趣取向与理论观点进行有益的对话。美国学者的知识谱系和理论背景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整个人文社会学界的历史发展和思想动向，这将有利于更深入地实现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互动。而且，中国近代学术建设已经广泛包含了西学与汉学的因素，因此重新审视、梳理海外汉学的成果和方法，对之加以重新利用，可为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的资源。特别是，“二战”之后的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致力于走出传统汉学研究的窠臼，在汉学的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既以中国文学文本为基础，又为之注入思想和理论深度，试图与其他西方文学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这也是中国国内的古代小说研究者同样关心的议题。因此，对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成果进行更系统和深刻的解析，在实践上也有助于我们国内的古代小说研究的发展，使之更具弹性、更丰富。既可以为国内的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一个参照体系，供我们反思和参考，又可以为国内学界提供理论方法和材料运用的多重资源，在此基础上拓展中国文学研究的视域和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完全忽略海外汉学研究背后的意识形态意图和文化差异性，甚至是有意无意误读、误解的部分，而应是首先探察西方汉学研究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逻辑方面的特征及价值。事实上，不论是把海外汉学研究看作是全球学术资源共享的一部分，还是把它作为文化交流史，抑或是意识形态批评的对象，都必须先清楚地了解其方法、理念和学术脉络。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写作原则

本书所涵盖的文献材料，以在美国大学毕业和任教的学者的相关英文研究著作为主。虽然欧洲、亚洲的学者也不时在美国的出版社或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但本书主要介绍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在美攻读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在欧洲、港台等地出版或发表的主要英文研究著作。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美国获取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以外地区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但这些学者往往活跃于北美学界，因此了解他们的英文著作情况对评述整个美国学界的研究情形和学术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有相当的美国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有部分的中文著作出版，本书没有将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一是由于这些中文著作在美国学界的影响有限，二是这些中文资料在国内比较容易获取，因而也更容易理解其理念与方法，因此本书未作重点说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忽略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写作的重点在于，全面整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明清小说研究发展的情况，在回顾这一专业领域发展过程的同时，及时反映其研究现状。在对这些汉学著作进行全方位梳理的同时，重点考察和评述那些能代表同时期研究水平和现状的，或学术影响深远的著作，考察它们在时代分布上的均衡、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的启发性、代表性、材料运用上的创意，以及在选题和研究切入点上的可借鉴性。对于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详述其观点、方法以及研究特色，进行学术源流的梳理，考察和分析其背后的历史语境、理论形态和文化心理，厘清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趋向。

首先是对美国明清小说研究内容进行分类介绍，主要分为通论类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两部分。通论类研究是对某一体类、某个主题或某个时代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这些研究著作往往以文本阐述为基础，进而探讨文学发展脉络，呈现社会文化研究的宏观视角及整体把握。主题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美国学者的著作呈现了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思想深度，比如，他们在身份认同和性别主题方面的探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黄卫总的《文人与自述：18世纪长篇小说中的自传性》、斯蒂芬·罗迪（Stephen Roddy）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文人身份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以及蒋兴珍（Sing-chen Lydia Chiang）《自我觉醒：中华帝国晚期志怪故事中的身体和身份》等对明清小说中反映的文人主体身份问题的探讨，揭示出意识形态和叙述模式对文人主体身份建构的作用，以及对主体身份嬗变所产生的影响。又如李惠仪《影幻与警幻：中国文学中的爱情与幻灭》、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诉诸中国文学中欲与情、悟的纠结，欲望表现的思想渊源和历史变迁等。另外，从性别主题探索小说文本与文化的，有马克梦关于18世纪小说中男女关系的研究、周祖彦关于明末清初文学中双性现象的研究，以及黄卫总有关明清小说中“男子气”表现方式的梳理和分析等。北美研究者一般认为这些小说是边缘文人通过性别操控反映出对政治权威或反抗或认同的姿态，是他们宣泄和缓解自我焦虑、寻求主体身份的一种文化策略。本部分将对这类研究所关注的诸问题和主题进行总结和专项讨论，看它们如何在西学的视野下得以强调和放大。主题研究还包括一些故事类型研究，如“妒妇故事”、“石头故事”、“狐鬼故事”等都是美国学者较为热衷的研究话题。

作家作品研究主要指针对某一位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的专门研究，按体裁分为长篇章回小说研究、短篇白话小说研究、文言小说研究三类。其中《红楼梦》和《金瓶梅》是美国学者最感兴趣的两部名著，其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也最能代表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整体水平和成就。因此本书将二者作为独立章节，对其研究情况进行详细梳理，从叙事结构与元叙事、花园主题、欲望主题、互文性研究、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宗教维度和小说评点等多方面，讨论美国对《红楼梦》和《金瓶梅》研究的各种热点话题。另外，美国学者对一些国内研究中并不那么热门的作品也有兴趣和独到的见解，比如《野叟曝言》《西游补》《水浒后传》《绿牡丹》，还有一些色情小说，这是因为这些小说的内容和他们的理论关注特别契合，又与普通的西方读者对古代中国的刻板印象形成了巨大反差。囿于篇幅，本书未讨论1840年以后近代小说的研究情况，而且美国的近代小说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更紧密的联结，而在整体上与明清小说研究表现出不大相同的特点。

其次，本书将对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方法特色和发展趋势等加以归纳和总结。北美学界从早期的文献及文本演变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到对文体及叙事特征研究的重视，再到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性别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理论关注，这一系列的发展和转变，既与西方人文思想潮流的变化相呼应，也与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小说、明清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反思相关。美国学者以当下西方人文社会学科关注的理论问题和方法为学术思考的框架和理论对话的对象，同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兴趣和热情，使他们的研究表现出独特的问题意识。例如，白话小说的兴起与口头传统的关系，白话小说的形式特征与道德意涵、身份认同与主体性、性别角色与文学想象、政治表达的关系，印刷文化与小说的传播和消费的关系等。而这些研究议题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又可归结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独特性问题和明清小说的近代化过程，以及现代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代表思潮和研究方法意味着这一时期某种创新性的发展，但却不是此时唯一的研究方式，因为前一阶段的问题关注和研究方法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后一阶段产生影响，或者经过变形内在化到后来的研究中。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结构主义影响的浦安迪等人对明清小说叙事特征的研究，在后学中引起各种回应，或深化或质疑，但他们对明清小说叙述结构和寓意的讨论在该领域影响至今。近年来的北美研究进一步强调叙事文本其后的文化史现象及其意义，并不断地质疑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或观点，甚至从文本的细微之处出发去解构那些宏大的文学史叙事或者习惯性思维和常识性的文化逻辑，这当然也是受到整个后现代文化和理论思考的影响。在这样的理论背景和视域下，美国学者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和跨学科的倾向。但是，不论如何求新求变，他们对文本阐释和细读的强调却是一以贯之的，文本诠释既被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又具有本体论意义。

本书所面对的研究材料十分丰富，工作量较大，须进行系统的爬梳和整理，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进行归纳、考察和辨析，因此本书主要采取了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历时爬梳与共时比较相结合的写作原则，并以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内在视角为线索对其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盘点与分类梳理。首先，关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是一个宏大的研究对象，也必然是一个宏观命题，对其背后的学术动机、发展趋势和方法体系都需要有一种宏观把握。本书尽可能全面和广泛地搜集了本课题所涉及的文献，特别是对新近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及时地加以介绍，以改善当前对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讯息不全面、不及时的状况。[27]同时，对之进行历史解析和文化阐释，最终建立对美国明清小说研究总体特征和学术理路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其研究背后的西方理论和文化语境的理解，并借此分析讨论美国汉学在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上的特点。从微观辨析的角度，则是对具体的文章或专著撰写的详细内容进行介绍和评述，深入讨论其研究理路、观点方法和理论形态，以超越一般性介绍和弥补综述不够详尽、深入之不足。事实上，一些微观研究的对象，或者是微观问题，最终所指皆是大的宏观命题。比如余国藩关于现代版《西游记》第九回陈光蕊故事是否属于《西游记》原作问题的讨论，涉及玄奘“金蝉”的身份、他的俗姓、观音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金山寺”和水难的反复出现，这些与玄奘的出身和家世有关的细节问题的考辨，正表明唐僧的世俗背景。他的各种孝行，特别是对唐王朝的忠诚在小说中成为他西行取经之壮举的主要推动力，体现了《西游记》深刻的儒家思想传统。对小说中的儒、佛、道之意涵，特别是三教合一寓意的关注，最终则指向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特征这个重大的命题。从细微处入，从宏大处出，对文本的细读和理论上的提纲挈领相融合，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本书的写作也遵循既对研究文本细致评述又对宏观论题加以提炼的原则。

其次，关于纵向的历史线索和横向的问题归置相互补充、有机融合。本课题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其必然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演变的过程，因而清点历史线索和学术脉络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比如《红楼梦》研究，其内容既丰富又细致，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时间分期上的特点。因此，本书将之分作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2000年以后这四个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有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但同时围绕着不同问题展开。比如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是一个从结构主义分析向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过渡的阶段，其关注重点从对《红楼梦》结构和寓意的整体把握转向对文本细节、人物和欲望主题的解读，再到后现代主义有关虚构、语言、话语等问题的新观念。这一节主要从“心理学分析和女性主义视角”、“欲望、自我和写作”以及“读者反应”等几个核心问题的讨论来展现这一时期的过渡性和发展趋势。有些部分也会采用点面结合的叙述。比如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红楼梦》的研究在整体的“面”上体现出强烈的建立新典范的意图，这一时期几位著名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朝着建立中国小说研究新范式的方向努力。余英时提出“红学革命说”，浦安迪关于中国叙事学的研究，以及高友工的抒情小说论，他们的学术主张恰好构成这一“面”上的几个重要的“点”。因而本书的各章节根据学术史的实际情况，围绕不同的主线展开，或是从点切入，以点带面，或是以时间线索为主轴，将不同的问题串联起来，或是以不同的议题为框架，在对这些议题的评述中展示时代变迁和发展轨迹。《红楼梦》研究层次丰富，阶段分化较为明显，就采取时间线索为主，在其中细分若干问题的方式进行梳理。而像《西游记》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阶段分期也不明显，因此分“版本与本事”、“宗教寓言说”、“心学狂禅说”、“政治讽刺说”等几个议题，在每个议题中展现5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发展变化。但不论采用何种框架，都尽量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就相关研究做出深入系统的考究。

再次，为了更好地阐明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学术脉络和思维方式，本书组织问题的线索和框架更倾向于遵循其内在思路。也就是说，本书使用的论述框架将规避国内研究常用的视角，而根据美国明清小说研究自身的问题意识来建构其学术理路。比如，国内学界关于《红楼梦》研究比较常见的问题，如人物论、“拥钗”还是“拥黛”的问题、原作和续作价值孰优孰劣的问题，虽然会在美国学者的研究或论述中提及，但不会成为其论述的主要观点或终极问题。又如，关于《金瓶梅》研究也没有用诸如文献、文本、文化这样比较宏观的框架来展现。因为美国汉学家们对于《金瓶梅》最为关注的议题是小说中偏离西方小说概念的部分——那些俗曲、笑话、谜语、戏曲、其他白话小说等各种含混的、纷乱的内容和材料——它们对小说结构和主题的统一性起到何种作用。美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对这些特征的接受也有一个渐深渐进的过程，从强调严格的结构、形式统一性的结构主义分析，到强调多元视角、开放性的文本网络，再到小说对社会文化空间的呈现与想象，但这些探索和发展都围绕着小说形式的统一性这一问题展开。因此，这一章的结构也沿着这一问题意识的发展而建立，包括作者与版本问题、关于结构统一性与作者意图的论述、对结构统一性的质疑等几个方面。对于结构统一性问题的讨论是复杂而多层次的，它本身即包含了文献、文本和文化各方面的论述。同时，本书对各类研究的评述也不完全以西方文艺思潮和理论的发展为依归，而是以美国明清小说研究中的“问题”为线索，穿插理论方法的讨论——因为理论方法不是目的，只是帮助我们解决目的的手段。最终，立足于这些“问题”，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学术脉络的考察，将史与论、问题与方法、微观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的研究视野的把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将是本书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

注释

[1]关于“汉学”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的“汉学”指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的“汉学”是指传统汉学，即以传统的方法考证中国古代文化和经典文献的学问。参见刘东《狭义的汉学和广义的汉学》，《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

[2]参见刘跃进《近年美国的古代中国文学研究掠影》，《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顾钧《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3]参见伊维德（Wilt Idema）《北美的明清文学研究》，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36页。

[4]参见田晓菲《关于北美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之现状的总结与反思》，《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第601-603页。

[5]Joseph R.Levenson，“The Humanistic Disciplines：Will Sinology Do？”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4（1964），p.507.

[6]“中国中心说”的代表人物如德克·卜德（Derke Bodde）、柯文（Paul A.Cohen）等，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李晔《太平洋学会中国学者冲破“西方中心观”研究范式新探》，《学术交流》2014年第12期；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5页。

[7]参见刘东《跨文化阅读的汉学资源》，《东方早报》2014年3月2日，第B13版。

[8]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9]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10]何萃《二战以来海外中国小说研究简说》，《文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11]伊维德《北美的明清文学研究》，《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36-652页。

[12]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版；姜其煌《欧美红学》，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张惠《〈红楼梦〉研究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3]葛永海《营建“金学”巴比塔 ——域外〈金瓶梅〉研究的学术理路与发展走向》，《文艺研究》2008年第7期。

[14]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5]徐朔方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6]王靖宇著《〈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7]乐黛云主编《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8]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浦安迪著，刘倩等译《蒲安迪自选集》，三联书店2011年版。

[19]韩南著，尹惠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蒲安迪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20]韩南著，杨光辉译《创造李渔》，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王靖宇著，谈蓓芳译《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1]马克梦著，王维东译《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艾梅兰著，罗琳译《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黄卫总著，张蕴爽译《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商伟著，严蓓雯译《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三联书店2012年版。

[22]孙康宜、宇文所安编著《剑桥中国文学史》，三联书店2013年版；梅维恒编著《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23]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中文版前言第1页。

[24]参见张西平《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第33-34页。

[25]刘东《狭义的汉学和广义的汉学》，《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第22页。

[26]参见刘东《对话中变迁的“中国”：序〈阅读中国〉丛书》，《用书铺成的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27]参见程章灿《作为学术文献资源的欧美汉学研究》，《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该文指出了对欧美汉学研究进行学术梳理的必要性，特别是全面、及时地反映其研究现状的迫切性，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