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野各界关于乡村问题的认知与表达
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大的层面。
（一）国民党及其政府：与乡村问题渐行渐远
就国民党及其政府而言，它对乡村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并在其发展战略中呈日渐边缘化的趋势。这个变化过程总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1．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剥夺下的乡村贫困
在此期间，国民党对中国乡村的基本认识是乡村的极度贫困。例如，1926年7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就曾指出：“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饱，鬻田卖牛，浸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民，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于沟壑，壮年多被俘虏，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68)再如，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对全国农民宣言》也强调：“贫农的数目到近年愈扩大，完全无产的赤贫农民与有产不多不够生活的次贫农民，占全体农民中之大部分。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乃一切纷扰变乱的根源。”(69)对于这些贫困与痛苦，它认为有政治上的原因，如贪官污吏与劣绅土豪勾结把持乡政、鱼肉乡民；有经济上的原因，如高利贷、苛税杂捐、高额地租、生产技术落后、失业人口增加、奸商操纵市场等，但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的反动统治，特别是作为一切反革命势力之基础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直接剥削。(70)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也宣称，国民革命运动其实就是以解放农民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声称：“吾党为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惟有首先解放农民，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均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又称：“革命的要求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每一个农村里都必须有一个大大的变革，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移转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并特别强调“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将终究没有完成的一日，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一个“土地问题”。(71)
很显然，国民党的上述表述深受苏俄与中共之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其翻版，而事实上该时期国民党农民政策的制定者也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但是，随着“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及国共统一战线的终结，其对乡村问题的界定与政策也开始发生重大转折。
2．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胜利前夕：金融枯竭与乡村经济危机
此间国民党及其政府对乡村贫困苦与乡村危机之严重仍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例如，1927年11月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通过的《农人运动大纲案》指出：“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农人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无法自拔”；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宣言声称：“自农村以至于都市，均陷于破产之厄运”；1940年7月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的《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案》也称：“年来农村凋敝，生产日竭”。(72)但对于乡村问题产生的原因，更多被归结为世界工业强国倾销、乡村交通落后、生产技术与组织落后、土地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因素。(73)同时，对于中共所强调的“土地集中与阶级剥削”，则给予批评。如1928年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的“党员训练大纲”说：“中国社会大体只有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地位职业和性别的区分，而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之显著事实；而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民众互相间不仅没有激烈的普遍的深刻的利害冲突，他们所受痛苦和所欲消灭的敌人大体又复相同”；(74)1931年5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全国一致消弭共祸案》也说：“赤匪所侈谈之中心理论为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之内容在均分土地。殊不知吾国土地制度原甚平均，据年来之统计，全国农民有地十亩至二十亩者，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六十二，有地三十亩以上者，占百分之二十一；有地五十亩以上者，占百分之十一，而有地百亩以上者，仅占百分之六左右。可知中国土地之分配，其平均已如此。同时，有地自十亩至五十亩之农民，其土地所有权之变动状态，有增加之倾向；而有地自五十亩至百亩以上之农民，其土地所有权之变动状态，只有分割之趋势，并无集中之倾向。可知中国土地分配之变动，仍不逾越其固有平衡之范围又如此。以是知赤匪均分土地之理论，其不适用于中国也明甚。”(75)
与此相应，在中共鼓吹农民的革命自觉性并将其视为革命的主力军同时，国民党对农民的自觉性与组织性则表示怀疑：“尤当注意者，农人运动殆有异夫学运、工运。学生知识较富，易于领会；工人集合易，便于组织”，而农民运动需要“百端喻解，多方奖掖”，才能求得其个人之觉悟，进而发展为正常的团体组织，必须经过“慎始的广大宣传”，才能“演为持久的稳定基础”，认为中共开展的土地革命运动实质上是对农村的破坏：“其在南国，遭共产党徒压榨而外，更益之以流氓地痞之专横。农人痛苦不但未减，抑又加甚”，(76)并因此而不断强化其打压措施，如政治上保甲连坐制度的重建，军事上接连不断的围剿等。同时强调，通过加强对农民组织能力、政治能力的训练、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减轻农民负担、改进土地制度等方式来改进农民生活。
此外，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此期间乡村问题在国民党的政治战略中日渐边缘化，对乡村问题的解释也日渐简单化和表面化。“四一二”之初，国民党还出台过一个与乡村问题直接相关的《农人运动大纲案》，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及解放农民的紧迫性，宣称“中国民族的经济及生产主力皆以农人为基础，故本党以农人为革命之基础，亦即为建国之基础”，表现出相当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这大概与其时特别委员会中尚保留着一些名义上的“左派”有关。迨蒋、汪联合取代特别委员会而控制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后，此类口号式的决议也难得一见了。到抗战中期，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中，乡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已经完全是技术层面即“农村金融枯竭”的问题，并将解决金融问题作为“实施平均地权，遂行土地改革”之关键。(77)这不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相比有了巨大变化，甚至与南京政府初期相比也有显著倒退。由此，国民党统治下的乡村问题不但未能得到改善或解决，反而日趋恶化。对此，不但中共及民主分子给予了痛批，国民党内许多人也表示强烈不满：“总理领导国民革命，自始即重视农民问题……惜本党执政以来，格于情势，未尝切实奉行，遂致党之基础未能建立于农民群众。过去农民运动之失败，殆毋庸讳言。”(78)
3．抗战胜利前后：地权不均与乡政土劣化
自抗战胜利前夕开始，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即开始战后重建的规划工作，制定并通过了许多重要决策，其中许多是直接针对乡村问题的，如《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国民党六大通过）、《农民运动实施纲要》（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有些则涉及乡村问题如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经济改革方案》，等等。透过这些新动作，我们发现国民党及其政府在乡村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回归：其一，重新强调乡村问题的重要性。其认为孙中山所言“政治为管理众人之事”，其中之“众人”就是总数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众人之事就是“与农民有关之事”；批评此前的政策背离中心、本末倒置、陷农民于贫困、陷国民经济于危机；强调“发展农业，繁荣农村”是其此后制定经济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经济政策实施的“主要对象”，建国之“最主要之课题”。其二，对乡村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这些问题包括：①乡村政治不清明，乡民智能低，土劣恶势力把持乡政，贪污腐败，乱摊乱派；②农业生产落后，水旱灾害多，组织合作少，技术落后而效率低、产量低；③土地制度不合理，地权分配不均，佃权不稳，佃农负担重，地租高，各种额外需索多；④乡村经济环境恶劣，高利贷泛滥，市场不完善，工副业不发展，农民收入低；⑤乡村教育落后，乡村儿童入学率低，成年文盲多，职业教育缺乏，文化设施少；⑥医药、体育卫生、救灾、恤贫、安老、育幼等社会福利设施缺乏；⑦流亡人口众多，盗匪肆虐，社会秩序不宁，等等。(79)
基于以上两点，国民党提出的战后解决乡村问题的路径与目标是：“增进农民智能，改革土地制度，发展农村经济，刷新农村政治，健全农民组织，以谋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完成农村自治，实现三民主义的新农村社会。”(80)比较而言，这应该是国民党自“四一二”之后对乡村问题最全面的分析与对策设计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地权不均和土劣把持乡政的问题，恢复了一些反封建的意味。
但从总体上看，与中共相比，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国民党始终不承认乡村存在阶级分化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始终怀疑乡民的自觉性与组织性，也极少将乡村问题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相联系，因而它也彻底反对以农民革命的方式解决乡村问题。当然，有一点是与中共相似的，即它也不认同“人满为患”的说法，认为人口众多不仅不是问题，反倒是“人力优点”，如果能与健全灵活的金融政策和土地政策“配合得宜”，生产就可大增。(81)不仅如此，它还认为应当增加人口，认为“人口之增加与国民之健康，为国防重要因素，必有广大之人口，始有丰富之兵源，必有健全之国民，始有健全之国家”，主张要采取措施取缔堕胎溺婴、抚养孤儿弃婴、救济无力抚育子女者等。(82)国共两党在人口问题上态度的相似性，很是耐人寻味。
（二）中共视野中的乡村问题：阶级剥削与压迫
从总体上看，中共革命者关于中国乡村问题的基本认识是：贫穷与愚昧是乡村问题的表象，根本性问题是阶级剥削与压迫。
在中共组织中，比较早对乡村问题做出全面论述的是李大钊。(83)在他看来，中国的乡村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经济上的贫困与破产。一方面，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半赤贫的小农”；另一方面，民国以后中农数量“著见减少”，大量小农则完全丧失土地，流于都市或流为兵匪，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84)二是政治上的黑暗也“达于极点”，赃官污吏、恶绅劣董操纵差役土棍鱼肉乡村百姓，乡村资产阶级操纵旧有的农民团体，专以剥削贫农为能事。而乡村问题的产生，在李大钊看来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帝国主义侵略，在直接打击了中国农民经济，使其生活每况愈下、加速破产的同时，又操纵军阀混战，将抓夫、征收牲畜、征粮、抢劫、勒索等种种恶行直接落到农民头上。二是乡村民众自觉意识的缺乏和组织能力的不足。他认为乡村百姓“都是愚暗的人”，长期的、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养成了其“逆来顺受、愚昧和非常低的需求”的性格特点，以及“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思想，以至于其不但不知道结成互助的团体以谋自卫，反而被军阀土豪所利用，自己之间也按着等级互相凌虐。三是乡村教育落后。教育机关不完备，徒具形式，教师知识陈旧，农民没有“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此外，人均耕地不足、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经营规模太小等方面的因素，也是促成乡村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对于乡村问题的解决，李大钊提出“第一要紧的工作”就是知识分子立即下乡，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动员浩大的农民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并在革命完成后实行“耕地农有”的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农业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转变，如此“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85)
当然，对于李大钊的相关思想，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第一，他对乡村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他认为该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知识阶层的离村所致，他们都跑到城市中而不愿回到乡村，使乡村“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而被“埋在黑暗的地狱里面”。(86)后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入，他更多地认为乡村问题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破坏所致。第二，他在批评乡民思想愚暗的同时，也积极挖掘乡村社会文化的积极方面。例如，他认为乡村比都市有更多的幸福、更多的光明，是青年人安身立命之地；(87)认为红枪会等民间自卫组织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它也恰恰反映了农民的自我觉醒和自我组织能力，加以引导和改造，必能“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并实现自我解放；认为农民的乡土观念恰恰包含了阶级觉悟的质素，不忘其乡土“便是没有忘了他的阶级”。第三，他虽然承认人口剧增的不良影响，但并不认为“人多乏食”的原因是“人满为患”，而是观念、制度的错误与生产力的落后。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大钊虽然承认农民在中国“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但并没有将其视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只看作其中之重要成分。(88)也就是说，他还基本停留在苏俄革命模式与理论上。有关这一点，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讲过。
毛泽东也认为中国乡村中的突出问题是贫穷和愚昧，认为中国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甚至认为其贫困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89)但与李大钊相比，他更认为这是一种阶级性的贫困，即乡村中的贫困主要集中在乡村中下层社会民众身上。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他们的生活都处于极度的艰苦之中，“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乡村人口中贫农占70％，其中，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完全失去生活依据的赤贫者占农民总数的20％，略有土地、但吃多收少、终年生活在劳碌愁苦中的次贫者占总数的50％。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继续强调：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占80％，但其分化很激烈，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贫雇农约占其70％，“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90)对于造成上述贫困、愚昧的原因，毛泽东也在很多场合从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概括起来主要有：①自然灾害破坏如水、旱、病虫等；②生产技术拙劣，不但缺乏现代生产工具，许多家庭连耕牛都没有；③生产组织落后，缺乏合作传统，多半是“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④城市工商业资本的掠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⑤乡村交通落后，“道路非常之坏”；⑥乡村教育落后，教育内容不合农村的需要，“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教育未普及，多数农民都是文盲，缺乏现代知识，等等。(91)但比较而言，在毛泽东看来，导致乡村贫困与愚昧的最根本因素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他认为，封建时代的中国，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生活，并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强迫农民缴纳贡税、从事无偿的劳役，以养活庞大的官吏和军队；农民则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正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生活的极端穷苦和落后，使“中国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近代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把中国变成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采取了种种残酷的侵略和压迫手段，其中经济上的办法就是一方面利用买办和商业高利贷阶级编织从“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剥削网，以“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同时，又联合封建地主阶级，“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力图“使之永久化”。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下的中国乡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把持乡村政权：政治上，实行白色恐怖，任意逮捕、监禁、审问、处罚甚至是残杀农民；经济上，侵吞贪污地方公款，任意摊派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民财，随意加租、加押、加息、退佃，囤积居奇，操控乡村市场；社会上，盗匪肆虐，赌博、鸦片、娼妓等社会恶习泛滥；思想文化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思想的“族权、神权、夫权”居支配地位，并与封建政权构成“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92)简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是一切封建宗法性反动势力的“根本源泉”，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是“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而所谓的农民问题，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此相适应，毛泽东提出，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对其进行一次“普遍的启蒙运动”，使其“从乡村中奋起”，彻底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获得彻底解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使革命力量得到保护和壮大，才能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即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实现民族民主解放。(93)
基于上面的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毛泽东的视野中，与其说贫穷与愚昧是中国乡村之问题，毋宁说是其现象，而真正的根本性问题则是阶级剥削与压迫。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在乡村问题上的思想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他在批评农民阶级具有愚昧迷信、组织散漫、本本主义(94)等缺点的同时，更强调其中孕育着“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95)。例如，他反复强调农民是推翻压迫、建立新社会的主力军，(96)农民具有自己的理性与自觉意识，认为用“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来解释农民的迷信和安土重迁行为是错误的，而真正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因为他们相信风水对其生产生活有利，相信“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强调要本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改造利用旧村塾、旧戏剧、旧中医等旧文化。(97)特别是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深入乡村，从民间寻找智慧。1938年4月，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曾有一段精彩的讲话，就说明了他的这一思想：“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98)，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99)
美国学者马思乐（Maurice Meisner）曾因此而认为，毛泽东“对于城市知识分子的‘知识’始终抱有不信任感，而对农民天生的‘智慧’则抱有信任钦羡之心……赞赏其自发的革命行动和集体主义精神”(100)。马思乐的这一评价是以民粹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自然有其不妥帖之处，但他所描述的毛泽东对农民及其文化的强调与重视，用词还是比较形象的。
二是基于阶级的理论，他认为“教育救国论”不切实际，“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他也不相信乡村建设派的理论，认为梁漱溟所讲的“中国没有阶级”、“文化失调问题”、“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等思想，实际上是在帮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至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在他看来则完全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政权，是坚决反对“耕者有其田”、残酷地压迫农民的，并认为中共与国民党的争论及区别，实质上就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101)
其三，基于阶级剥削的观点，他也极不认同人口过剩导致贫穷、饥饿与革命的说法，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批驳上。1949年8月，面对其支持的国民政府的大溃败，上任不久的艾奇逊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艾奇逊在文中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其意在说，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其人口太多、吃不饱饭所致，国民党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艾奇逊的这番表示固然有为美国政府“脱卸责任”的目的，但也反映了其时的许多人包括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即对中共阶级革命的合法性及其执政能力的怀疑与担心。毛泽东为此撰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加以批驳。他认为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口过剩而是剥削和压迫，古代中国的历次农民战争以及近代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的革命都是如此，而现代中国的贫困与吃饭问题也是因为如此，这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他认为吃饭难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其方法就是苏联和解放区正在实行的“革命加生产”，掌握了这个真理，“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中国人口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他充满激情地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02)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长期主导着中共的农村政策，并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
（三）乡村建设派的界定：乡村自觉性的缺乏与“乡村贫困”
乡村建设派之所以被广为关注，从直观层面上说是因为其群体构成之特殊——大学教授主导下的城市上层知识分子发起的声势浩大的知识下乡运动，但更深层原因还是其对乡村问题的独特认识及其乡村建设模式的特殊价值，这也正是后世学者乃至当下人文社会学者对其反复讨论之所在。从本书的角度说，笔者无意在此方面再做进一步的尝试，但梳理一下其对乡村问题的界定与分析，并将其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加以比较，显然是有多方面意义的，且此前学术界也很少在此方面有所探求。当然，乡村建设派内部也因各自知识背景等因素的差异，对乡村问题的认知也互有异同，其中尤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典型。
梁漱溟在论述了“从乡村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的必要性后（见前述），又对乡村问题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反复论说。从总体上看，在梁漱溟的眼中乡村最突出的问题也是“破产”，用他的话说就是“乡村已经崩溃”。具体说，首先是经济的破产，乡村生活日渐难过，“尤其到了近二三十年来，不好过的程度，更加深重加速，乡下简直无以为生了”；其次是精神的破产，即乡间原有的风俗习惯的崩溃，它使得“大家都没有了准路可走”，“陡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至于破产之原因，在他看来有表面性因素，比如，日益加剧的天灾人祸，人口过多所导致的耕地不足，农场面积狭小、零碎、分散、利用效率低，分配不均，乡民智识的低劣（愚昧懦弱），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乡村造成了全面破坏：“盖自近百年来，世界大交通，西洋人东进，老的中国社会为一新环境所包围，激起一剧烈而严重的变化——此变化自始至终是一个趋势，即中国乡村一天一天破坏益加尖锐刻露的趋势。”(103)但从根本上看，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之破坏，是由于农民自觉性的缺乏和乡村组织的不完善导致乡村政治的破坏，以至于自身“不能应付环境”。(104)因此，他提出“乡村建设”的口号，并把开发培养“新礼俗”即“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作为其核心任务，其中之要点又在于儒家人生态度与西方近代科技实现融通圆润。
基于以上认识，梁漱溟对中共领导的农村革命道路进行了批判：“一是他们不认识中国社会散漫和平的特质。因为散漫，斗争就无从斗起，斗亦斗不出结果来；而同时以习性和平之故，对于斗争破坏深恶痛绝，他们遂不见容于社会。更其要紧的，农民运动的要旨在培养起农民自身的力量，但我相信从来缺乏团体生活的中国农民，这必须从正面做慢功夫才有结果，像他们所为，适非其道。二是他们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旧秩序已破坏，正在无秩序，并非有一不平等的秩序）。现在需要以建设完成革命，以进步达到平等；而斗争破坏只将中国淹滞在纷乱和不进步的状态中，革命反而不得完成。三是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希望建树的革命政权，将靠以进行建设完成革命的，在中国恰好无实现的可能……根本言之，共产党的错误，仍在蹈袭外国阶级社会里农民运动的旧套，而不认识中国社会”，进而断言：“今日中国社会需要整理改造，而不是阶级革命；农民地位需要增进，而不是翻身。以侥幸心理领导农民，以仇忌心理留贻社会，更非所以建设新社会之道。”(105)
同时，他对乡建派其他成员的一些做法也表示怀疑，例如，针对晏阳初、李景汉等人的观点，他说：“今日中国所患如果只在‘贫’，那事情早简单好办了。要知道今日中国不是贫的问题，而是不能富的问题，是贫而益贫的问题。同样的，中国今日不是愚的问题，弱的问题，私的问题，而是愚更往愚里去、弱更往弱里去、私更往私里去的问题”；对陶行知等人的乡村改进实验，他认为其着重于做事而缺乏学的意味，“对于大家齐心向上学好的意思太缺乏，人生向上的意味不够”，且“重事情”的工作思路使其天然地“注意乡村领袖”而忽略一般农民，就不容易启发乡民的自觉性与主动性。(106)
晏阳初对乡村问题的认识与梁漱溟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外来势力激起的，是文化上的失调：“因与西洋文化接触，反映出自己文化的落后，事事都不如人，同时，国内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礼俗习惯，所有一切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固有文化既已失去其统裁力，而新的生活方式有未能建立起来，因而形成文化的青黄不接。思想上更呈混乱分歧的状态”，由于这种失调，“整个的国家日陷于不宁和纷乱的状态”，社会结构陷于分崩之中，“而受祸最烈的莫若乡村”。但是，与梁漱溟把解剖与重建的重点放在“乡村礼俗”上不同，晏阳初更强调“人”的因素，即认为各种社会问题是“自‘人’而生”而不是自发自生，认为近代中国人尤其是居于其中大多数的农民受结构崩溃的影响，身上出现了“衰老、腐朽、钝滞、麻木和种种的退化现象”，(107)即“愚”、“穷”、“弱”、“私”的四大病象。(108)因此，要解决乡村问题，就要从惹出此问题的“人”入手，其方法就是从事人的改造工作——教育，认为这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有教育才能自动组织，有组织才能有自己的力量，才能有共同的力量，才能应付困难的问题，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建树新的社会结构”。(109)具体说，就是以四大教育祛除农民四大病象，即以文艺教育救其“愚”，使其能运用知识工具，适应复杂的现代生活；以生计教育救其“穷”，使其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生计组织得到改善，经济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以卫生教育救其“弱”，普及卫生知识，训练卫生习惯，改进公共卫生，以提高其健康生活；以公民教育救其“私”，养成其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以提高其道德生活与团体生活；通过四大教育，使其“人人都是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的新民”。(110)显然，晏阳初等人的思想具有浓厚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
在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方案中，还有两点需要关注：其一，他们既强调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但又对乡村文化的自觉性抱有怀疑，强调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们合起来”；其二，他们虽然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经济中最严重的问题，但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之道，却没有深入的研究与思考，而只是简单地表示该问题“似应由政府出来毅力解决”(111)，是知难而退还是避重就轻？何以如此？值得人们思考。
（四）其他知识阶层的论争：土地、资本、人口、技术抑或政治问题
乡村问题之所以在民国之后成为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话题，除了乡村自身在破产的路上越走越远而使乡村乃至国家日益痛苦和衰败外，也与大量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有着直接关系。这些政治背景与学术背景差异巨大的知识分子，基于各自的理论方法，探讨乡村问题的种种面相，并与现代媒体深入结合，由此而使其成为学术热点、舆论高地乃至社会焦点。除了前述政治倾向或组织体系比较明确者外，还有大量自由知识分子，对他们的主要观点进行相应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同样有利于我们了解乡村问题面相的多样性，及话语体系构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1．经济学界：贫困之源是土地问题还是资本问题
经济学界对乡村问题的关注在学科中最多、讨论也最激烈，这与其研究对象的现实性与研究目的的应用性有着直接关系。遍翻该时期的各类报纸期刊及出版物，充斥其间的是大量关于乡村经济问题的讨论，甚至由于彼此观点之显著对立而有激烈论争。在这其中，以陈翰笙、薛暮桥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乡村问题的阐述独树一帜。
在陈翰笙看来，贫困是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特点，乡村经济正日趋破产，“农民皇皇乎求生之不得”；同时，贫困也是造成诸多乡村问题的根源，比如晏阳初等人所说之“愚”、“弱”、“私”等病象，(112)而造成贫困与破产的主要因素则主要是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他指出，大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对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土地分配严重不均，使65％以上的农民特别是贫农耕种不足；二是耕地太过分散，经营规模小，不利于生产规模的提升和科学技术的运用；三是地主由此而控制了乡村政治，并勾结城乡商业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对贫民实行超经济的剥夺；四是加剧了中下层农民的破产，农产生产日渐衰落。(113)据此，陈翰笙提出，农村问题的解决，“非实行有力的土地改革是不能获得的”(114)。薛暮桥则以《中国农村》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讨论乡村问题的文章。与其他人不同，薛暮桥强调从生产关系入手解读乡村贫困与破产的原因，认为任何经济问题“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反映”，只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才会产生各种经济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不是生产落后，而是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的发生，不是单纯地从农村内部发生的，主要还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所造成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贫苦农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他认为中国农村中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民族解放问题即“怎样打破帝国主义者的经济束缚”；二是土地问题即“怎样肃清农村中的残余封建势力”，认为农村问题的解决，农业生产的自由发展，“最少限度必须打破这样两重束缚——帝国主义和残余封建势力”。与此相适应，他认为孤立地谈“人口过剩”、“耕地不足”、“生产落后”、“土地分配不均”、“封建剥削”等因素不能正确地解释农村问题，他不赞同乡村建设派的“文化失调说”，也不认为“帝国主义能够帮助中国农村经济发展”。(115)
陈翰笙、薛暮桥等人对乡村问题的论说中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公开喊出马克思主义、土地革命等主张，甚至相关字词也极罕见，但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只不过其表述“更学术化”一些。(116)由此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驳，进而发生彼此的论争。其中，王宜昌就比较有代表性。他也承认天灾人祸、地主土地垄断、小农经营模式、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等因素是导致中国乡村破产与贫困的重要因素，但从总体上看，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对乡村问题的阐述。他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在破坏中国农村经济的同时，也使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117)，并实现了资本主义化，例如农村阶级的转变，(118)地租、地价、荒地及垦殖等土地关系的资本化，(119)新式技术的引用即封建的手工工具的经营转化为资本制的机械经营，等等。(120)因此，他认为“由落后的农村而结论到全中国国民经济的封建性，农业的唯一重要性，土地革命的重心性”，是一种歪曲与扩大；认为农村经济问题主要包括土地、农民、农业三个问题，如果只着眼或强调其中一部分之研究，并以其概论全农村，则不仅是一种歪曲和夸张，更是“有意曲解！”(121)最终，他认定“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122)，并主张将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从“生产关系”转到“生产力”上：“在人和人的关系的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123)；当然，由此出发，中共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坚持的土地革命理论，也无存在的合理性了。双方由此也发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中国农村社会问题”大论战。有关此论战的详细情况，不是本书所关注之重点，且学术界之研究亦甚多，此不赘述。(124)
当然，还有许多政治取向不那么明显的职业经济学者或经济工作者也发表了大量探讨农村经济问题的论著，并有深刻之论述。例如，农业经济学家朱义农曾指出，中国农民生活“日趋于悲惨和贫困化”的状况不能不令人“发生异常的惊骇与感慨！”而其最基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农产品价格低落、田赋及捐税繁重、灾荒惨烈、帝国主义对华农产品倾销、耕地面积缩小、农村金融的枯竭，等等；指出中国农业危机“日趋严重化”，并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于总崩溃的前夜”，认为复兴中国农村与农业，最根本者是首先解决土地问题，使贫民获得土地，同时，采取有效而严厉手段恢复农村金融、实行“二五减租”、取缔苛捐杂税、防止灾荒。(125)再如，银行家章乃器等人认为，中国乡村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自身因素如耕地减少、农村失业人口巨大、封建剥削繁重、农村金融的枯竭、自然灾害严重，等等；进而认为，解决乡村问题、实现“民族中心的经济建设”，只有首先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126)
2．社会人类学界：贫困是源于“人口过多”还是“生产方式落后”
大批社会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展开乡村社会调查活动，一方面是其学科发展的自身需要，即这门源自西方的科学必须解决其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基于其时中国社会之状况。陶孟和在其为《定县社会调查概况》所写的序言中就说：“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地整个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惟妙惟肖，便是社会福利。哪知道主义和制度介绍得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倒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于是，一部分有识之士，看出这种模仿他人而不认识自己的流弊，便起而提倡社会调查运动。主张用科学的精密的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社会，然后才可以根据这认识规定改进社会的计划。这如同治病一样，必须先检查病源，然后才可以处方下药。这个社会调查运动，在最近十年中，由鼓吹进到实地试验，更由实地试验的结果，获得多数人的信任和同情。”(127)经济学家何廉也说：“近二十年来，内战频仍，匪祸滋蔓，人民困于诛求，几无宁岁”，“全国农民经济已达破产时期，整个社会亦极呈临危不安之象。民困已深，调查尤为急务”，又说：“建设必本于实况，病症不悉，治疗无从，故居尝谓调查社会实况，实为今后一切建设之根本要图。”(128)由此也可以看出，社会学者对这些病象的梳理和病源的探查，实际上讨论的也是中国的乡村问题，且由于其参与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其所受关注之程度及影响之深远，也仅次于经济学界。其中，乔启明、李景汉、费孝通等人的研究代表了其时社会学界对中国乡村问题的整体认知及其内部分歧。
乔启明也是国内较早关注乡村问题的学者，但与其他领域学者相比，他的研究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口因素”的特别重视。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各种罪恶如兵灾、匪患、疾病、死亡、贫困，等等，都是源自人口过剩，这给乡村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例如，剩余劳动力多使“生之者寡而食之者众”；户均耕地面积小、产量低、收入低，使其扩大再生产能力差、不能大规模采用机器生产，进而使其生产效率低、产品国际竞争力低；交通条件无力改善，等等。因此，他认为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先通过标本兼治的办法解决人口过密问题：就治标而言，就是调剂现有人口密度与分布，如移民殖边以缓解内地人口压力，发展实业以吸纳过剩农民，增加资本以改良生产技术，兴修水利与交通，提高生产能力；就治本而言就是“迟婚与节育”，舍此之外，“再没有什么较好的方法”。(129)
李景汉与乔启明有明显的不同，他个人认为其时农村社会中最显著的五大病魔是“穷、愚、弱、私、闷”，并认为造成这些病魔的基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之不公平，生产关系之不适当，社会组织之不妥善”，进一步说，是“经济制度之不良，政治之腐败，军阀之贪污，以至帝国主义之压迫，资本主义之侵入”；进而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非把这些根本原因祛除不可。此外，李景汉也与乔启明有着十分明显的共同点，就是特别强调人口因素。他认为乡村的人口密度已达到饱和点，超过了土地生产所能供给的限度，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健康，五大病象即是其鲜明的表现。因此，他认为在强调治本的同时也应重视治标的工作，努力解决一些眼前问题，即设法“解决人口稠密的问题”以“免除目下人口之压迫”。例如，改良农业技术、发展现代实业以增加生产能力、移民、减少人口，等等。他特别强调节育政策的实行，认为即使生产关系问题能够完全解决，人口繁密的问题也不见得随即彻底解决，根本上还是要实行“节育”。(130)
费孝通对乡村问题的认识，最初主要是建立在其对家乡江苏吴县开弦弓村的调查分析上。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就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并指出：“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对于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费孝通的分析既有与其他学者相同的认识，比如人口问题、经营方式问题、农村金融问题、封建剥削问题，等等，但更有其鲜明的个人思考，即乡村贫困化源于西方势力入侵对传统家庭手工业的破坏，“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费孝通认为，由于人口过密化而使耕地资源短缺的现象日益严重，为缓解生存危机，绝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有“兼业”现象，而手工业即为其普遍之兼业形式，并决定着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生存状况。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大部分传统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剩余者亦被纳入列强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以及新技术推广所导致的国际市场土产生丝价格的下跌，中国农民再也“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了，于是乡村家庭中出现了“收入不足、口粮短缺、婚期推迟以及家庭工业的部分破产”等现象。与此相应，对于乡村问题的解决，他更着重强调通过发展新的乡村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他曾指出：必须认识到，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能仅仅是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也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而其根本措施就是“恢复农村企业。”(131)
有学者说，费孝通的上述主张是学院派抑或改良派学者中“具有远见的见解”。(132)这个评价很不错。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评价仅是就《江村经济》而论，放在更长的时间内看，费孝通不只是其“见解”具有远见性，更重要的还是他在把握中国乡村社会本质及乡村问题产生原因时，在理论上所凸显的深刻性。这主要体现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在该书中，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地方性促成了村落是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由于熟悉而产生信任，彼此间的关系靠礼俗来维系，彼此间的交流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这样的社会是个“差序格局”的社会，社会范围是一个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在这样的社会中，传统的效力更大，它崇尚“无讼生活”、“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人们靠“欲望”（即“文化事实”）与“经验”行事，因为在时间延展过程中社会“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各人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也就是说，乡土生活与现代都市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与话语体系，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只要懂得传统和习惯就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了，而不必理会团体、法治、民主、计划、文字、理性、科学等现代性概念。对于部分学者以上述现代概念为价值标准指摘乡土社会的是非长短时，费孝通表示了相反意见，比如他说：“我绝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也就是“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又说，“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但问题的关键是传统与礼俗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熟人社会中才能发挥并保证其效力，而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势力的侵入，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加速变迁的过程，乡村的封闭与稳定正在被打破，熟人社会日渐陌生化，乡土社会养成的礼俗越来越无法应付以新知识为纽带、由陌生人所组成的新社会，于是，乡村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逐渐被抛离、边缘化了，用费孝通的话说“‘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换言之，在费孝通看来，乡村问题之产生绝不是人口过密、灾荒、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等那么简单，本质上是乡村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的一种全面危机。由此，对于乡村问题的解决，他反对单纯地文字下乡、法律下乡等外缘性、表面性的改良，主张首先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做一番改革，以改变“社会乡土性的基层”，进而使之根本性地发生对新知识和新文化的需求。(133)
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费孝通思想之独到而深刻之处。半个多世纪后，当仍然有众多学者哀叹农民的“愚穷弱私”时，费孝通的上述分析是足以让我们清醒的；同时，他的分析也可以回答时下学者们“乡村研究何以成为问题”的疑惑。
此外，还值得特别一提的一位学者是胡适。如前所述，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即有相关著作发表，但相比前述诸多思想家和职业学者，他对乡村问题的关注并不多，且多基于思想史的批评。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乡村问题的日渐凸显和“救济乡村”的呼声日高，胡适也被牵涉进来，除了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委员（1933年5月）外，还围绕农村复兴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虽然他这方面的言行不多，但思想与政治主张却有十分鲜明的特点，特别是在其主编的《独立评论》上所发表的短文《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透过该文，我们看到胡适与其时绝大多数思想家和学者一样，也承认中国乡村“大都陷入了破产的状态”，承认这是由于世界的变迁、国际的关系所造成的，“如西洋妇女剪发盛行，而我国的发网业衰落；如中俄商业断绝，而洋庄茶叶破产；如世界经济萧条，而我国蚕丝皮货都大衰落”。但是，他对乡村问题产生原因的解释却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他所反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问题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问题，他说：“绝大多数的农村所以破产，农民所以困穷，都还是由于国内政治的不良，剥削太苛，搜括太苦，负担太重”；又说：“现时内地农村最感苦痛的是抽税捐太多，养兵太多，养官太多。纳税养官，而官不能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纳税养兵，而兵不能尽一点保护人民之责。剥皮到骨了，吸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一丝一毫的治安的幸福！在这种苦痛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呢！”还说：“苛捐杂税之多，已是古今中外得未曾有”，而“逼款之奇惨，更是人间的地狱变相”。基于此类认识和判断，胡适所提出的乡村问题解决之道也明显不同于他人。与人们纷纷呼吁以积极的建设救济乡村不同，胡适更倾向于消极无为的政治哲学，认为在既无经费又无人才的情况下，“积极地救济不如消极的救济的功效之大”，认为解决乡村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推进国内政治改良，而其中最紧急的就是“赶紧努力做到减轻正税和免除一切苛捐杂税”，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裁减官吏与机关，停止一切建设事业，努力裁兵，即“从裁官、省事、裁兵三事下手”。(134)
胡适以文史学者卷入乡村问题的讨论中，至少能说明两点：从国民政府的角度看，乡村问题之恶化已经突破了既有官僚体系的应对能力，而使其不得不从体制之外找寻思想资源；从学者层面看，越来越多的学科卷入进来，其间或有自愿者，或有“被自愿者”，但客观上都通过对这一焦点问题的讨论凸显了各自存在的意义，即表达各自价值取向、力图影响乃至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特别是一些学者其所谈未必具有专业精神、所论未必鸿篇巨制，但其所承载之思想意义却也代表着不容小觑的“一家之言”。具体到胡适本人，有西方学者说，他和他的导师杜威一样，“决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他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外国帝国主义”，故不断地抨击孙中山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教条。(135)胡适在乡村问题上的主张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因此《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一文看似其应景之文章，而实是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一种反映。也正是因为如此，文章的发表才会引起一场关于“无为政治”的讨论。(136)
上述关于乡村问题的种种认知与表达，正是民国时代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开展乡村改造、建设乃至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曾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中华民国为历史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动人心魄的一幕。(137)这自然也包括其时的中国乡村。产生此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有种种的客观因素，而上述各种思想间的显著差异乃至孑然独立，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乡村改造道路的迥异与对立，无疑也具有关键性意义。
(1)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虞和平：《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李金铮、邹晓昇：《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仲亚东：《小农经济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闵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期；郑浩澜：《“村落共同体”与乡村变革——日本学界中国农村研究述评》；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林聚任、何中华主编：《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2) 张宪文：《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两次转型与40年代的中国》，郭德宏、朱华主编：《中国现代社会转型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8—38页。
(3)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43—944页。
(4)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723页。
(5) 李瀚章、李鸿章编纂：《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第25—26页。
(6)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858—859页。
(7)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02页。
(8) 冯桂芬：《筹国用议》，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0页。
(9)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82页。
(10)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74页。
(11)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929页。
(12)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864页。
(13) 范文澜：《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1页。
(14) 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石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24页。
(15) 梁启超：《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书》（1910），《饮冰室合集3·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25页。
(16) 《隐忧篇》（1912年6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10页。
(17) 仅以田赋为例，据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的调查，该项税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种类多，个别县多达30余种，其中90％以上属于附加税；二是附加税重，大都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三是重复征收，普通者每年征两三次，最多者“每年竟征至四次，而每次每两竟需缴纳五十元”，四是实行“预征田赋”，1932年时四川各地的田赋一般已征至30年以上，极端者已征至1979年。参见朱义农：《十年来的中国农业》，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90页。
(18) 据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统计，自其成立后，各种灾荒频频爆发，“一年较一年厉害”。1928年发生在河北、山东等8省的大旱灾波及530余县，灾民4000余万人；第二年，被灾县数骤增至841县，占全国总县数的43％强；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波及18省，其中灾情最惨烈的江、浙、湘、鄂、赣、皖等8省，被淹农田25500余万亩，灾民4300余万人，财产损失达157000余万元；1934年的旱灾波及华北、中原、江淮地区11省369县，受灾农田约多达33000万亩以上，约占被灾省份的田地46％；1935年的水灾略轻于往年，但也波及8省241县，受灾农田5531万市亩以上。参见朱义农：《十年来的中国农业》，《十年来的中国》（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93页。
(19)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52—453页。
(20) 《真如岛》（1906年11月16日—1908年12月23日），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5—459页。
(21) 《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22) 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154—155页。
(23)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卷第82页、第4卷第512页。
(24) 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
(25) 师复：《晦鸣录·编辑绪言》，载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69—270页。
(26) 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第314—318页。
(27)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2期。
(2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9页。
(29)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李大钊全集》编委会编：《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1—103页。
(30) 蒋梦麟：《和平与教育》，转引自马勇：《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2—43页。
(31) ［美］杜威：《平民主义之教育（在江苏教育会的讲演）》，单中惠、王凤玉编：《杜威在华教育讲演》，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51—258页。
(32) ［美］杜威：《平民主义的教育（在上海的讲演）》，《杜威在华教育讲演》，第237—242页。
(33) 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
(34) 刘晓春：《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载朱寿桐、宋剑华编《四海南音话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
(35) 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十年来的中国》（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02页。
(36) 刘晓春：《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朱寿桐、宋剑华编：《四海南音话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317页。
(37)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88—489页。
(38) 顾颉刚：《吴歌甲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39)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9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40) 顾颉刚：《妙峰山》（1927），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41) 刘半农：《江阴船歌》（1919）；刘半农：《手攀杨柳望情哥词》（1926）。
(42) 钟敬文：《中国疍民文学一脔——咸水歌》、《疍歌》，1927年。
(43) 李大钊：《俄国革命之原因近因》（1917），《李大钊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页。
(44)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1919），《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8—652页。
(45) 张闻天：《张闻天早期文集（1919.7—1925.6）》，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7—213页；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290页。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49) 转引自王文涛：《“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简评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50) 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32—133页。
(51)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90—493页。
(5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18），《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15、38页。
(5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8页。
(54)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4页。
(55)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39、608—609页。
(56)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4—319、499页。
(57)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
(58)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96页。
(59)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4—543页。
(60) 参见罗平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61) 陈翰笙等：《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集刊》，第1号（1929年）；《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1930年；《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1930年；《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英文版），纽约，1940年。
(62) 参见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河南省农村调查》、《陕西省农村调查》、《广西省农村调查》、《云南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63) 参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2005年。
(64) 参见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3年。
(65) 参见张泰山《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成果回顾》，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66) 以上参见姚兆余：《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
(67) 李善锋：《20世纪的中国村落研究》，《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
(6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51—252页。
(69)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310页。
(7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33—135、251—252、309—310页。
(7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33—135、309—310页。
(72)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95、489—490、642页。
(73)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95页。
(74)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49页。
(75)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956—957页。
(76)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89页。
(77)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642页。
(7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112—1113页。
(79)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112—1119、1131—1148页。
(8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113页。
(8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144页。
(82)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686页。
(83) 有关李大钊与乡村问题的详细情况，可参阅李娜：《李大钊对农村问题的研究》，《理论视野》2010年第4期。
(84) 李大钊：《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1924年8月）、《土地与农民》（1925年12月—1926年2月），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30、74—86页。
(85) 参见李大钊：《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1924年8月）、《土地与农民》（1925年12月—1926年2月）、《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1926年8月）等，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卷，第305页；第5卷，第28—31、74—86、128—133页。
(86)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5—306页。
(87) 李大钊说：“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青年啊，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参见李大钊《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308页。
(88) 李大钊：《战争与人口问题》（1917年3月）、《战争与人口（上）》（1917年4月）、《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1926年8月），《李大钊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卷，第25、36—64页；第5卷，第129—130页。
(89)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1页；《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949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8页。
(90)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20—21页；第2卷，第644页。
(91) 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8—41页；第3卷，第1011页；第4卷，第1424—1439页；《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卷，第302页；第3卷，第183页。
(92) 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31页；第2卷，第603—629页。
(93) 参见毛泽东：《〈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1925年10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9日），《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卷，第16、42—46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4页；第3卷，第862页。
(94)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一文中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
(9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96) 例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7—1078页。
(97)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卷，第232页；第3卷，第914页。
(98) 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1917）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中，将自己对文学改良的主张归纳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滥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4页注（4）。
(99) 毛泽东：《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5页。
(100) Maurice Meisner，Marxism，Maoismand Utopianism，Madison，Wisc．：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2．转引自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 年）》。
(10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18日）、《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40页；第5卷，第107—115页；第3卷，第1075页。
(102)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11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10—1512页。
(10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卷，第153—154页。
(104)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卷，第604—605、613—617页；第2卷，第151—157、404、425、529—532页。
(105)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0—411页。
(106)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2、349页。
(107) 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1937年，第405—408页。
(108)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调查概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5—736页。
(109) 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1937年，第402—405页。
(110)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调查概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5—736页。
(111) 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1937年，第402—405页。
(112) 陈翰笙：《陈序》，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调查概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2页。
(113)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229页。
(114) 陈翰笙：《中国的土地改革》，《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115) 薛暮桥：《中国农村中的基本问题》、《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中国农村中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第2卷第1—3期，1936年1—3月。
(116) 李培林：《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38.html。
(117) 王宜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中国经济》1934年第9期。
(118) 王宜昌：《从农民上看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经济》1934年第12期。
(119) 王宜昌：《从土地上看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经济》1935年第1期。
(120) 王宜昌：《从农业来看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经济》1935年第2期。
(121) 王宜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中国经济》1934年第9期。
(122) 胡希宁、张锦诠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简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123) 王宜昌：《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中国农村》1935年第6期。
(124) 近期著作可参阅温乐群、黄冬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125) 朱义农：《十年来的中国农业》，《十年来的中国》（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90—210页。
(126) 章乃器等编：《中国经济恐慌与经济改造》，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28—43、128页。
(127) 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128) 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10页。
(129) 乔启明：《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第25卷，第21号，1928年11月；《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1930年5月。
(130) 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
(131)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31、134、187—188页。
(132) 李培林：《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38.html。
(133)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7、21—30、49—58、68—86页。
(134) 胡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49号，1933年5月7日。
(135)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98页。
(136) 闫润鱼：《国难当头的建设与无为：评〈独立评论〉关于“无为政治”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37)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前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