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性建设与乡村问题的凸显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朝野各界的许多先进分子就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乡村中的贫困与落后问题，并对之进行持续而不断深入的反思。概括起来，这些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人口膨胀所导致的生存资源紧张问题。例如，汤成烈在其《治赋篇》中说：“今地不加广于汉，垦田不能加多，夫民倍于昔。而田不加增，则民之乏本业者众。山陬海澨，苟可种艺，尺土寸壌，无不开垦。而士工商外，无末业可治，散而游幕，去而僧道，隶为胥役，投为奴仆，流为地棍盐徒，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此皆游民耗斁于农者也。僧道胥役奴仆之流，不事恒业，而恣食于民。地棍衣食于良弱，盐徒谋利于锥刀，皆汲汲终日，仅供口体，未尝饶富。山乡之民，中稔之岁，人不宿饱，一遇凶荒，流亡道路。”⁽³⁾

（2）自然灾害对乡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破坏。例如，陈雨人在《为湖南民变奏请抚恤民困折》中说：“各省偏灾迭见，米价均异常腾涨，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⁴⁾

（3）政府剥夺压榨对民困的加剧。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就曾指出：“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无力监追者，不可胜计。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朴满堂，血肉狼藉”，加之官吏浮收，差役滥刑，民众遂有“日不聊生之势”。⁽⁵⁾

（4）小农生产方式落后所导致的问题。麦孟华指出：“西国农工，竞于新法……一切机器，日新月异”，而中国人“田其田，绝无联合。上农之耕，罕及百亩，一用新机，必至亏折。贫者无力购办，富者动色相戒，坐视膏腴，芜为啬壤，日见机器之大利，弃货于地，仰屋嗟贫，匪惟无具也，愚亦甚矣”。⁽⁶⁾

（5）西方列强侵略对中国乡村生产与生活秩序的冲击。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自道光年间，大开海禁，西人之工于牟利者，接踵而来……民间生计，皆为其所夺。未通商之前，大布衣被苍生，业此为生者何可数计。自洋布洋纱入口，土布销场遂滞，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⁷⁾

（6）各种战争对乡村的破坏。冯桂芬在谈到太平天国战争后的东南诸省时说：“兵灾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孑遗黎民，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⁸⁾

（7）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夺。陶熙在其著名的《租覆》中说：“上农不过任十亩，亩入不过二石余。取租而平，则八口无饥也。乃多者二十而取十五，少亦二十而取十二三。车牛有费，修耒有费，粪田有费……一资给于租余之数分，疾病丧祭婚嫁之端尚未之及，奈何而民不穷且毙也。”⁽⁹⁾

（8）商业与金融资本的巧取豪夺。光绪初年的《益闻录》中曾有文章说：“迄今贫民之乏生计者，其所赖以通缓急，便挪移则惟有放债之户，小押之当而已。迹其重利盘剥，往往阅时未久，而子金反过于母金。以穷民之血汗为鱼肉，以百姓之脂膏为利薮，设心之狠，莫有甚于此辈者。”⁽¹⁰⁾

（9）社会奢靡之风的不良影响。顾家相曾在《正风俗以何者为先论》中说：“咸丰寇乱，民生凋敝。肃清之后，方期休养生息，返樸还醇，乃以各国通商，洋人起居服食，靡费倍蓰于我，海滨富商，群相仿效……士绅兼染军营余习，不吝豪举。舆服裘马，宴会酬酢，以视昔人，真有先进野人之慨。”⁽¹¹⁾

诸如此类的论述尚有甚多，此不赘述。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也在参酌西方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法，如刘坤一强调要改良农业技术：“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劝官绅”、“导乡愚”；⁽¹²⁾康有为强调土地制度的改革，提出“公农”的主张，要求“举天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¹³⁾章太炎也提出“平均地权”、“全国无地主”的主张，⁽¹⁴⁾其中又以孙中山所阐发的“平均地权”的理论影响最大。特别是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梁启超，把农民视作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与“政府诸公”、“各督抚”、“国中有闻誉之诸君子”、“国中有资历之人”、“留学生”、“资政院议员”等权要、闻达之辈相提并论，并特别强调其“为国民中坚者”、开发其政治思想“实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呼吁士君子们“唤醒农民”。⁽¹⁵⁾据笔者所掌握资料，在其时的思想家中能够作如此明确的阐述且具深刻性与前瞻性者，梁启超当为第一人。但从总体上看，在晚清士人的眼中还不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乡村问题”；因而，上述论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散见于各种奏疏、函件、志书、报刊、政论之中的边缘话语、直观思维，极少有直接针对乡村的系统性论著；相应地，它也就不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基本上还是各说各的话，缺乏必要的对话和论争，其专业性、学理性未能得到提升，简言之，没有上升到“乡村问题”的理论层面。但民国之后，形势大变，“乡村问题”迅即成为中国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并因此而爆发了激烈的思想争鸣、政治冲突乃至牺牲惨重的武装交锋。

乡村问题在民国时代的突显，有其客观上的原因。一方面，新国家、新制度的建立不但没有解决晚清时代即已严重存在的乡村问题，反而有使其不断加剧之势。其时的李大钊曾撰文写道：“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离子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哀叹“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惊呼“怅望前途，不寒而栗，黯黯中原，将沦为盗贼世界，吾民尚有噍类耶！”⁽¹⁶⁾即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述问题仍持续恶化之中，苛捐杂税愈加繁重⁽¹⁷⁾、自然灾害愈演愈烈⁽¹⁸⁾。待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进一步冲击了已经濒于破产边缘的中国农村经济。庐舍为墟，饥民塞道，匪盗盈野，乃至于乡民武装革命暴动。乡村之贫困与动荡，与清末民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断强化的对华侵略，也不断击穿着知识分子的幻象。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们按照被认为是世界流行趋势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致力于自己国家的复兴，并一直倾向于掩盖西方对中国表露出的“两面神”的两副面目中的一副，或者把他们对侵犯中国主权的愤怒分成各不相干的部分，完全就事论事地对待这些侵犯行为，或者把中国的弱小归咎于他们自己，“以此为代价继续相信文明与强权的一致性”⁽¹⁹⁾。但“一战”后列强在巴黎和会的闹剧，以及日本不断加强对华的侵略步伐，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也把中华民族推入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自然，其中也包括乡村的危机。

乡村问题的空前凸显，事实上与民国时代思想界话语体系的转变有着更直接而深远的关系，这就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现代性”与“民族性”建设为目标的新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广泛传播和社会改造运动的蜂拥而起。虽然彼此之间在价值取向和思想逻辑上有着鲜明的差别，但几乎都无例外地把目光转向基层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其中，又以以下三点最为突出：

其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基于现代性的价值标准对旧道德、旧文化、旧礼俗进行了集中抨击，而以乡村为代表的封建迷信思想为其中之重点。

胡适应该算是新文化运动诸领袖中比较早的著文反迷信者，早在辛亥革命前夕他就发表过一系列相关作品，例如，刊载于《竞业旬报》的《真如岛》，就以章回小说的形式，批判了充斥于中国乡村（“神权镇”）百姓生活中的占卜、风水、神汉等迷信活动。⁽²⁰⁾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他在专注于学术研究和学理输入的同时，也撰写了《我对丧礼改革的几点意见》等文章，批评乡村的封建礼教与迷信思想。⁽²¹⁾陈独秀作为激进的思想家，相关著述甚多。例如，他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虽不是直接针对乡村文化的，然细读起来又无一不与其有关，如所谓：“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医不知科学）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于矢人同科”，等等。再如，他的《偶像破坏论》更是直接从乡村中的偶像崇拜入手批评人世间所有有形与无形的偶像：“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真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²²⁾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描述与批评似乎远没有陈独秀那样亢进直白，但其《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乡》、《坟》、《祝福》、《离婚》、《孔乙己》等经典作品的创作目的则十分清楚，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其选材又“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²³⁾而其中“乡村”与“农民”又是基本的素材来源。当其做出“吃人的礼教！”的呐喊时，其对旧文化批判之犀利性一点都不比陈独秀差。

新文化运动之其他骨干分子亦有甚多相关论述，此不赘言。

其二，以民主政治和大众文化建设为目标，乡村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乡村被赋载了社会变革的新希望。

在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思维中，对旧文化的批评不过是为新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创造空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更多的精力用在新思想、新学理的输入和宣传上，由此，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新主义、新理论、新哲学纷纷传入中国，并形成了“百家竞流”的局面。而其中又以“平民主义”思想尤为各类知识分子所推崇。什么是平民主义？根据顾昕的观点，及其对西方学者席尔斯（Edward Shils）、伊赛亚·伯林（Issach Berlin）、李普塞（S．M．Lipset）等人研究的总结：（1）平民主义（populism）亦即“民粹主义”；（2）它是“一种对于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非智识分子之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的崇信”，其核心是“人民”观，即对“人民”或“民众”的极端崇拜；（3）其三大信条是“无政府主义、强调平等、献身于全体民众”；（4）知识分子的平民主义倾向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世界性现象，“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力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不满”，故反过来相信普通民众（即受教育者和非知识分子）蕴含了巨大的创造力和道德价值。⁽²⁴⁾虽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并不能从理论上对平民主义思想进行完整的理解与诠释，但正是基于“民主”的理想和“平民”逻辑，他们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即将关注的目光从上层政治的变革转向下层社会动员。早在1913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就创办了《晦鸣录》（后改为《民声》），以“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为宗旨，⁽²⁵⁾鼓吹“社会革命”、“平民大革命”。⁽²⁶⁾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曾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以人民为主人”、“唯民主义”的教育方针。⁽²⁷⁾1917年后，平民主义思潮迅速走向高潮。出现这一形势，主要归因于俄国革命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两个事件的发生被中国思想界认为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的出现，并给予了高度关注。蔡元培所喊出的“劳工神圣”的口号，⁽²⁸⁾李大钊所撰写的《庶民的胜利》一文，⁽²⁹⁾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出现了一股研究争论苏俄革命、劳工政治的热潮。

同时，胡适、蒋梦麟等人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引入与宣传，也从另一个角度推进了平民主义思潮。时任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蒋梦麟也曾撰文称：“此次世界大战之结果，平民主义已占胜势，世界潮流且日趋于平民主义”，中国应步趋世界潮流，加强平民教育，并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³⁰⁾。1919年，杜威本人更是亲自来华鼓吹其平民教育思想。他在各地的讲演中反复强调，欲实现共和，“则必须实行平民之政治；欲实行平民之政治，非有平民之教育不可”⁽³¹⁾，而所谓的“平民主义教育”，就是“须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为组织社会各个分子着想，使得它成为利便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因此，平民教育的宗旨就是“要每个人受切己的教育”，平民教育的方法就是“要使学校的生活真正是社会的生活”⁽³²⁾。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也因此而达到一个高潮。

“平民主义”、“庶民主义”、“劳工主义”等，虽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使用这些名称时各有偏好，但对其基本意旨的把握却有着共同的取向，用顾昕的话说就是指“下层民众”，即穷人、劳工阶级、劳工、劳农，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不单单是一种“对受压迫的多数民众的民粹主义式的道德同情”⁽³³⁾，它蕴含更多的是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并由此而发现了民间的价值尤其是乡村的意义，它既是中国问题之根本所在，更是中国新生力量之源泉。正如刘晓春所言，五四时代的政治和学术精英们，“将民间看作是与传统的封建帝国王朝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力量与意识形态，无论是民间的力量还是观念，都可以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颠覆性力量，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性因素，或者寄托人生理想的对象”⁽³⁴⁾。由此开始，中国的知识界形成了大规模的“到民间去”的热潮，纷纷循着各自的方案与路径去发掘民间的、乡村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类：

（1）以黄炎培、晏阳初为代表的“教育救国派”。黄炎培在1917年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人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先是在都市中开办工人夜校、补习班等，在工人、贫民中开展扫盲、普及文化和传授生产技艺的工作，以提高其个人生存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1925年后，又基于“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思想，将工作范围拓展到农村地区，开办了江苏昆山徐公桥等多个农村改进试验区，从事普及教育、改进生产技术、改良社会组织及移风易俗等活动。其另一代表人物晏阳初则在1923年与陶行知等人创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城市平民中开展扫盲运动。1924年后，由于感到“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而他们的生活基础（cultural base）是乡村，民族的基本力量都蕴藏在这大多数人——农民——的身上，所以要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³⁵⁾，将平教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乡村，以定县为中心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活动。

（2）以刘半农、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深入民间开展大众文化研究。就价值层面看，他们认为传统士大夫所长期鄙弃的民间知识与生活方式，更具刚健、清新、放达、率真的特点，比腐朽、没落的上层文化新鲜而具有活力，⁽³⁶⁾对其整理研究、改造提升是建立平民的、通俗的、近代化的新文化的必由之路。就技术层面而言，新道德和新文化在下层社会的普及亦即学术界所说之思想启蒙的实现，也要求探索适于基层社会特点的文化传播路径与形式。而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民间文化与艺术所表现出的自然、淳朴、粗悍、简亮特别是其高度的生活化，恰恰体现了大众审美价值，是必须予以整理、挖掘的重要而丰富多彩的媒介资源。⁽³⁷⁾此外，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如何标识民族身份、促进民族认同进而激发爱国热情，成为知识界面临的一个重大文化战略任务。人类学理论的输入与成长，为知识界提供了一个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指针与工具，许多具有传统色彩、大众意义的民间符号与惯常，因此而被视为打造“民族性”的重要资源。基于以上的认识，自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开始，民间文化——传说、习俗、歌谣——的调查研究骤然升温。“北大歌谣研究会”、“北大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歌谣周刊》、《民俗周刊》的出版，特别是顾颉刚对“苏州民歌”⁽³⁸⁾、“孟姜女故事”⁽³⁹⁾及北京“妙峰山香会”的研究⁽⁴⁰⁾，刘半农对“江南船歌”的调查⁽⁴¹⁾，钟敬文对疍民的调查研究⁽⁴²⁾，都对民间文化特别是乡土文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3）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具有更突出的工农情结和乡村意识的革命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为代表，深受苏俄工农革命思想的影响。与前两类知识分子力图对既有制度进行完善和补充不同，他们更多表现为对其否定和超越，怀着对一种新制度的憧憬、设计和实践，因而对近现代中国乡村的影响也最为直接、最为深远。早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初，李大钊即撰文指出，“农民之困苦”是其革命发生的五大“远因”之一。⁽⁴³⁾十月革命胜利后，大多数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苏俄工农革命理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倾向于走苏俄式发展道路，其中也包括乡村改造问题。李大钊在其著名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而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家，这就决定了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其实“就是那些农民”，也决定了“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因此，中国的青年应该“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进而号召青年知识分子“速向农村去！”⁽⁴⁴⁾张闻天也在1920年提出，改造中国社会要从“最实在的微小的东西”——农村——着手。⁽⁴⁵⁾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共产党》也刊文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并号召农民“自己动手”，“抢回”自己“靠着吃饭的田地”，呼吁共产主义者给予支持：“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这种自觉呀！”⁽⁴⁶⁾因此，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乡村革命问题即被明确列入其政治战略之中，如中共“一大”党纲提出没收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二大”则强调“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但因各种原因而“日趋穷困和痛苦”，要除去这穷困和痛苦，那就非得联合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与此同时，作为中共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并把乡村革命问题提升到了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主体地位。例如，他在1926年9月撰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开篇即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⁴⁷⁾次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此又做更加详细的阐述，指出：①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等封建势力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些封建势力正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②农民运动正是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打翻封建势力的一次革命，这就需要在农村中发起“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否则，“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③贫农是最革命的，他们占乡村人口的70％以上，是农民运动的主力，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便“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④在这“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的大革命运动前，是领导之？批评之？还是反对之？是检验党团、个人真假革命的主要依据。⁽⁴⁸⁾他此后的许多著作中都强调了这一思想。

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的这一转变，被许多中外史家认为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产物。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很早即指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共产主义中国化的“毛主义”的基础。费正清的学生、同为著名史学家的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也认为，如果说“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最早的“文本”的话，那就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显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一种独特的倾向”，即把农民当成革命运动的核心，并把对于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评价“作为判断政治党派革命与否的价值标准”。另一知名历史学家布朗特（Conrad Brandt）也认为，“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有着明显的差异，它所强调的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即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不单单是只把农民利益当作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⁴⁹⁾这样的分析是极为中肯和深刻的。但据此而进一步认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背离”，是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异端”，则似乎又有再加以讨论之必要。就笔者看来，恰恰是毛泽东们准确把握并运用了马列主义的核心理论，才迅速实现了革命战略的本土化，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社会政治力量的整合，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巨变，这就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阶级分析等思想方法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战略。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也曾指出过这一点。1956年9月，他在会见拉美地区党的代表时就多次强调此点：“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当时也还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再去，找到了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⁵⁰⁾

当然，从本书的角度来说，这种思想转型是如何实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而对乡村问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由于新的理论体系的进入，乡村问题成为一个“非得研究不可”的重大课题，因为有了这样的研究，乡村从“平面时代”进入“立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也逐渐在乡村研究领域取得主导性地位，迄今依然。

其三，新儒家在“回归传统”的旗帜下努力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及其价值。

与教育救国派、大众文化研究者、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产生有着同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但与其以“中国问题”为目标的“向前”努力相比，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似乎更多受“一战”后西方反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回到中国传统中寻找人类生存发展的“真价值”。⁽⁵¹⁾具体地说，梁漱溟又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作为近代西化思潮的倡导者，梁启超在1918年的欧洲之行后，思想发生彻底转变，转而鼓吹中国文化的价值。他认为：①西方长期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虽然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生产发达，但也制造了“贫富阶级的大鸿沟”，“一战”的爆发“其起源实由于此”，而且必将进一步导致“各国内阶级大战争”；②“一战”的爆发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各国里头都占最大势力”了，素来被认为“天经地义尽美尽善的代议政治”竟然从“墙角上築築摇动起来”，发达富足的西方社会也开始穷困潦倒，政府“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老百姓“要煤没煤，要米没米”，“科学万能的大梦”破灭，科学的发展不但没给人类带来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西方人开始惊呼“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到了”；③由对西方文明的失望转而寄望于东方文明，许多西方学者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以“得些调剂”，希望输进中国文明去救拔他们；④中国先秦时代孔、老、墨等先哲所倡导的“理想与实用一致”的学术理路，为东西方文化之间实现调和指引了一种方向，中国人应有充分的自觉去承担这个绝大的责任，因而，他呼吁国人特别是“我们可爱的青年”，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要“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要“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⁵²⁾

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青年”。他发表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乡村建设大意》（1936）、《乡村建设理论》（1937，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等一系列论著，阐述了中国问题特别是乡村问题发生的根源，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是一方面要在“根本改过”其态度基础上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⁵³⁾有关梁漱溟这方面的思想，下文还有详细的评述，此不重复。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梁漱溟的方案中，中国问题乃至人类问题的解决是首先从乡村入手的。⁽⁵⁴⁾在他看来，只有乡村才能重新涵养、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才能重建社会组织、重建社会秩序。其理由有三：一是从大环境上说，乡村是国命所寄、民命所寄的地方，80％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乡下人的痛苦，就是全中国人的痛苦；乡下人的好处，也就是全中国人的好处”⁽⁵⁵⁾，自然是首先必须给予关注的。二是从技术层面说，理性的涵养、团体生活能力的锻炼、新政治习惯的养成，必须从小范围即乡民“注意力所及”、“活动力所及”的范围入手，这个小范围就是他生活工作的乡村。三是乡村存在着大量自然或文化的资源，有利于理性的培育。例如，农民的工作环境是广大的自然界，有利于培养“宽舒自然的性情”，很适于理性的开发；农民的工作对象是动植物，具有“囫囵的、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特点，可以引发其“自然活泼之温情”；农民的工作节奏与自然节候“非常有关系，急忙不得”，可以养成其“从容不迫的神气”，进而有利于其慢慢咀嚼领略生产的过程，并“产生一种艺术味道的文化、艺术味道的人生”；农业“最适宜于家庭的经营”，家庭又“最能安慰培养人的性情”，而这种性情又与培育“情谊化的组织很有关系”；礼失而求诸野，乡村中还保留着许多中国固有的伦理与情谊的风气和意味，而都市中它们“已被摧残无余”。总之，在他看来，乡村是本，是人类的家，“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⁵⁶⁾

很显然，梁漱溟虽然批评梁启超“对于中国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羡慕”⁽⁵⁷⁾，但他所设计的用来创建新文明的基本理论框架还是在后者的逻辑范围之内。所差异者，梁启超（包括熊十力、冯友兰等在内的新儒家学人）侧重于从学术层面整理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而梁漱溟则在基本完成理论的构建后，更多地走向行动，⁽⁵⁸⁾发起并领导了影响深远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发生这样一种转向，据笔者看来与其先佛后儒、儒佛兼修的思想历程有着直接的关系。“吾曹不出如苍生何”⁽⁵⁹⁾的呼吁，显然同时蕴含着佛教“度世”哲学与儒家“经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