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投降及中国各地受降

（一）日本投降

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8月6日及9日，美国分别对日本广岛及长崎投掷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日本照会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8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接获日本之投降电文。同盟国并将受降区域划分为：中国受降区，苏联受降区，英国、澳大利亚受降区，美国受降区等。中国受降区包括中国方面（时中国受降区暂不包括东北三省）、中国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该地区内日军一切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投降。蒋介石电南京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大将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并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⁴⁾

中国战区洽降地点，原定浙江省玉山机场，顾祝同、冷欣建议在江西洽降，美军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将军认为日军虽然投降，但仍很傲慢，不肯认输，建议空运新六军到南京准备受降工作，因为新六军在缅甸作战时，打败过日军的精锐部队第十八师团，另以第三方面军空运上海，第二方面军接收广州，第四方面军接收长沙、武汉，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推进至湖南芷江，命令日军洽降使节至芷江接受指示。蒋介石接受了魏德迈的建议，18日，电告冈村宁次洽降地点改在湖南芷江，并要求日方于投降时，须将驻中国大陆、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指挥区分系统等表册一并呈交中国政府。

8月20日下午，何应钦率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参谋处处长刘廉一、政治部主任李惟果、陆军大学研究部主任徐祖贻、军训部次长王俊、劳动局长贺衷寒、行政院参事徐象枢、教育部秘书刘林士、扫荡报社社长黄少谷，以及马崇六、龚德柏、邵毓麟、邓文仪等30余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湖南芷江，参与洽商受降工作。芷江，坐落于湖南省沅水支流水岸边。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受降交涉地，有两个意义：一是芷江为日军丧师折兵之重镇，在著名的湘西战役中，日军即在此败北；二是芷江是湘黔川边境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空运便利，可以机动使用。选择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亦有两个原因：其一，南京是抗战前国民政府的首都，抗战后仍定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其二，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选择在南京受降，有其特殊的意义。1945年8月20日，日本代表今井武夫等人抵达芷江。21日下午，中国战区日军洽降会议正式举行，中方出席者有中国代表萧毅肃将军、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及杜聿明、汤恩伯、王耀武、卢汉、蔡文治、钮先铭等人。日本代表为今井武夫、桥岛芳雄、前川国雄、木村辰男等四人。此次会议中国方面由萧毅肃转交何应钦将军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日本方面由今井武夫呈递日军在华的兵力配备图。⁽⁵⁾

芷江洽谈后，国民政府派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至南京设立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出发前，何应钦召集前进指挥所成员159人，指示相关事宜。8月27日，前进指挥所全体人员搭机前往南京，同机前往者除冷欣外，另有陈倬、舒适存等高级将领，及参议顾毓琇、邵毓麟等。冷欣等人抵达南京后，8月28日，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率同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等一行亲自至南京萨家湾一号前进指挥所总部与冷欣会谈，冷欣率同参议邵毓麟及参谋主任陈倬与之进行首次会谈。会谈前冷欣并将陆军总部所颁发的中字第六号至第十三号备忘录八份，面交冈村宁次亲收。30日，今井武夫率小笠原清再至前进指挥所作私人谈话。31日，冷欣与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会谈，对于受降时粮食、运输及如何解除武装等问题进行沟通，经过二次会谈后，即按原议，定于9月9日举行签字受降仪式。

在南京受降典礼之前，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订了日本投降文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文书上签字。次日，即9月3日，被定为对日作战胜利纪念日。

9月6日，国军将领汤恩伯抵达上海，带动庆祝的高潮，当天前往机场欢迎的机关、团体代表甚多。当汤恩伯所乘汽车经过江湾路时，江湾小学学生暨市民万余人列队欢迎，车至北四川路后，爆竹欢呼之声，震耳欲聋，两旁市民挥动国旗，形成一片灿烂旗海，民众兴奋之情，流于眉目之间。

受降签字仪式地点，原拟在国民政府礼堂，由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少将、高参王连庆少将负责筹备，后经磋商，择定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大礼堂，负责人改为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少将。为强化南京治安，加强戒备，经何应钦批准，南京警备司令部成立，由师长龙天武兼任司令。为督导受降事宜，何应钦于9月8日抵达南京，随即召开督导会议，听取冷欣等人关于受降典礼准备工作的报告。南京特别市市长马超俊、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等人报告南京及江苏省接收的准备情形，廖耀湘报告南京的治安及日、伪军的情况。何应钦在听取报告后，作简单的训示，要求接收日军投降和处置伪军组织时要遵守纪律，对缴来的日、伪军的军械物资要认真清点，妥为保管，防止破坏，并严禁私自处理或侵吞，至各部队进城后更应严守军纪，保持最高的警戒。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的签字仪式正式举行，受降席主要有何应钦、顾祝同、陈绍宽、张廷孟、萧毅肃等人，投降席有冈村宁次、福田良三、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谏山春树、三泽昌雄、小笠原清等人。签字台左侧就坐的有汤恩伯（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王懋功（江苏省政府主席）、贺衷寒（接收计划委员）等人。右侧就坐的有美国陆军麦克鲁将军、柏德诺将军、海军迈斯少将，英国海思中将，法国保义上校，及苏联、澳大利亚等国军官十余人。其他在楼上观礼的中外代表及记者计四百余人。受降典礼在何应钦率领受降代表，冈村宁次率领投降代表入座后展开。首先举行的是降书的签字仪式，先由萧毅肃将降书二份交冈村宁次签名盖章，再由何应钦签名盖章，接着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及命令受领证，交由冈村宁次签名盖章，后由日本小林浅三郎将其递交给何应钦，何应钦随即发表简短的广播，受降仪式即告结束。而这份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签字之降书，也代表着日军侵华行动的结束，至此中国经历八年的苦战终告结束。蒋介石特别强调：“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的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行，实为本党五十年革命光荣与胜利的一日。”⁽⁶⁾南京受降是中国对日战争最精彩的一幕，中国人民经历八年的苦难，终以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战胜敌人，所有为抗战付出努力的个人或党派都值得永留史册。南京受降后，国民政府随即展开各地的接收行动。

1945年8月26日，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受降部队在美军运输支持下相继抵达受降地点，进行受降工作，1945年年底前陆续完成。受降区的代表及完成受降的时间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战区受降始末》，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61—63页。

从表1-1可知，各地受降的时间，都在南京受降后，且大都集中于9月，受降主官大都由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总体而言，除少数日军将领，如日本第十二军司令长官鹰森孝因未接到改变投降地点的指示，以未奉命令不便洽降而稍有拖延外，受降仪式的进行大体顺利，并没有遭到日本强力的反抗。

总计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总数为：1个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司令部，10个军，36个师团，41个独立旅团，19个警备队，6个海陆军战队，共1323249 人。其中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方面军330376人，京沪地区的第6军、第13军共330397人，广东第23军137386人，台湾第十方面军169031人，越南北部第38军29815人。⁽⁷⁾国军接收日军装备有步枪685897支、轻重机枪30961挺、各种主要火炮12446门、各种飞机1068架（可用者291架）等。⁽⁸⁾以受降而言，表面上算是相当顺利，但其中潜藏着一些问题，其一是国军本身争抢军械。蒋介石生气地记道：“我军游击队及忠义军等皆不自争气，不遵命令擅向敌军要求缴械，以致日本向麦克阿瑟元帅抗议，军誉、国格皆为之受其影响。”⁽⁹⁾其二即是国共因受降发生零星的冲突。

（二）国共争执受降

受降时，国共双方即为受降权产生争执。国共关于受降权的争执，并非仅仅是一个对日受降的问题，实际上是战后初期国共两党分歧的焦点所在。承认中共的受降权，就意味着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国民党为了宣示其主导权，为了达到统筹的目标，在接收上不会轻易让步，而中共以其已占领若干地区，自不轻易退让。接收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国民政府主张统一受降与接收，其理由是符合盟军的规定，中共则强调有权接收，其理由是避免内战。

1945年8月10日，日本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于当日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避免日军投降后中共军队抢先接收，指示各战区接受日军投降应注意事项。11日，国民政府发布三项命令：其一，要求国军“加速进军至日本占领区”；其二，要求“伪军”就地“维持治安”；其三，命令中共部队“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蒋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及副总司令彭德怀，指示日军投降事宜，特别强调：

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¹⁰⁾

中共认为其有权进行接收。8月11日，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特别强调：“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¹¹⁾同日，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七道命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¹²⁾即要求日军及伪军向其所属部队缴械投降，指示军队向各地推进，拒绝接受国府命令。13日，毛泽东于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指责蒋介石企图发动内战，要求中共充分准备，与国军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并强调：“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朱德亦电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

8月16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电蒋介石，提出六点要求，其中包括中共有权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等。他特别提出制止内战的办法，即凡被中共控制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中共军队接受其投降，国军则接受被国军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8月20日，蒋在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会谈时，对于朱德所提出的六项要求，认为此与盟军规定不符，再度要求其恪遵纪律。25日，中共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再度向国民政府提出：承认中共控制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等要求。

中共在日本投降之初以占领大城市为主，其后由大城市转为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开始以武力接收若干的日本及日伪占领区。根据统计，中共部队占领的城镇有：晋冀鲁豫约80座、山东约60座、华中约40座、晋绥约10座，如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热河省会承德，绥远的集宁，河北的衡水，山西的长治，山东的烟台、菏泽、曲阜，江苏的淮安、盐城等地区。

中共并以“巩固华北、争取东北、坚持华中”为其战略部署。在华北地区，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沿同蒲路、平汉路自石家庄向张家口推进，太行军区刘伯承部攻占豫北，冀鲁豫军区宋任穷部向鲁西推进，山东军区罗荣桓部主力据山东而向河北移动。中共军队相继占据河北省玉田等300县，开始与国军争夺接收。1946年元月，津浦线东光、连镇等地区的日军奉令集中于天津缴械，中共认为日军已经投降，中共军队有权进驻各车站，解除其武装。此外，华北的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等地仍由中共控制。由于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在后方，运送需时，因此其在华北地区仅完成对北平、天津两市及河北小部分地区的接收工作。河北全省132个县，中共占有94座县城。在山东，中共所占的城镇达到90％以上。国军未能进入抗战时期中共的控制区，中共又进一步扩展其占领区，国共对峙局势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