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卷入战争漩涡

西门子公司的职员也被派往青岛战场，普弗策和拉贝因为是公司领导留在了最后，至少让公司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另外，青岛已汇集了大量预备军和战时后备军，不再需要人了，妇女和儿童都被撤出了青岛。随即青岛与外界的水路、陆路均被日本人切断。大暴雨使得青岛周围地区泥泞不堪，重型大炮几乎不能行进，这暂时阻止了日本人和英国人发起进攻，但这些障碍迟早会被突破，青岛的战事不可避免。拉贝虽未直接参战，但他是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捍卫祖国利益”的斗争中去的。

许多德国难民逃亡到了北京，痛苦地等待青岛亲人的消息，但极少有书面消息传过来。不过，拉贝他们很快就解决了与青岛的通信联络问题。

一天，北京电信公司的职员约翰内斯·汉森来了，他是通信海军二级下士。他告诉拉贝，他带着两名士兵、一部小型收发装置，被从青岛派往敌方监视敌情，然后回青岛汇报日本进军的状况。很快，他发现已被日本人跟踪，只好把发送器藏在朋友那里。后来，他同两名随从一起，带着接收器，突破敌方防线，到了北京西门子公司。

拉贝大喜，他们把接收器安装在西门子办公楼的后院里。从此就与被围困的青岛建立了无线联系。有接收器，可以接收，但怎样发送？拉贝想到了他的中国朋友。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中国人对他伸出援助之手。

由我们建的无线电台的几位中国领导跟我们关系不错，我们叫他们来，制订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每天在约定的时间，在教育电报的末尾，用无线电向青岛发送信号。在这几分钟内，所有的工作都被完成，我们把所有公使馆的消息，包括皇帝的电报发送出，然后在办公室用接收器收到回复。尽管有时因激动露出破绽，比如频繁进出德国使馆等，还是没有被人抓住。⁽⁵⁾

普弗策先生把他们收到的每条噩耗登载到当时的天津德国报纸上，悼词总是这样开头：“在反对日本人和英国人的英勇斗争中……”后来炮弹击中了掩护天线的烟囱，天线倒了下来，与青岛的联系就中断了。

1914年11月7日，日本军队强占了青岛、胶州湾及胶济铁路全线，将德国资产抢劫一空。北京政府对日军在中国领土上的侵略行动无可奈何，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日本全部夺取。

在这场战争中，北京西门子公司损失惨重。一些职员受伤，施莫尔克肺上挨了一枪，齐泽尔胳膊里有流弹的碎片，其余的都成了俘虏，被运往日本。迈尔混进了救护队才得以幸免。

德国大使馆的卫兵队只剩下了零星几个人，上尉拉贝·冯·帕彭海姆是头领。他把普弗策和拉贝叫到大使馆说：“你们两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前往日本做间谍，调查日本是否会派兵越过西伯利亚到欧洲。如果是这样，必须查清派多少军队。”

拉贝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他觉得他比普弗策年轻，更因为祖国需要自己。但后来并未去成，因为上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派一个中国人前去稳妥，中国人可以避人耳目、畅通无阻地往返日本。而拉贝必须扮成英国人，困难比较大。

上尉又从中国内陆来入伍的德国人中挑选了1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组成了一个小分队，打算炸毁西伯利亚铁路桥，中断东、西的交通。小分队扮成一个骆驼商队，装备了充裕的资金、武器和炸药。可惜有人在北京喝茶聊天时泄露了秘密。在俄国人的教唆下，分队的所有成员都被蒙古人杀死。

各种消息传来，在北京的德国人都很震惊，留下来的德国人组成了一支志愿军队，西门子公司的普弗策担任指挥，拉贝也是成员之一，任务是保护德国使馆和财产不受侵犯。但在协约国的干预下，这支军队又很快解散了。后来，拉贝又参加了“圆桌组织”。这一组织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多次受协约国的干预。一次，这个组织在一个名叫“沙火音”的中国商人家开会，突然，一群中国警察占领了这幢房子，全副武装闯入房间，搜查后什么也没有发现，就用一张大大的白纸盖印封了大门，然后列队离开。这次查封中国商人的店铺，拉贝认为是英国人从中教唆煽动的结果，因为中国警察的头领是拉贝的朋友，他只是奉命行事。

警察的头领是我们的朋友。他德语说得很好。搜查以后，他来找我们（我们搬进了偏房，即所谓牛圈里），一起喝酒庆祝这次搜查平安无事，还唱了许多德语爱国歌曲。⁽⁶⁾

拉贝到任何地方都能与中国人友好相处。他理解、尊重中国人，希望德国和中国能友好相处。然而，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终于出现了，中国在大战后期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中国和德国成了敌对国，他认为这是协约国运用金钱的结果。

遗憾的是，无论是欣策上将还是科德斯先生的努力，都没能阻止中国对德宣战。协约国比我们有财力。如果我们可以多花点钱，也许事就办成了。有一天，中国外事局门前聚集了一列游行队伍，他们呼喊着要求对德宣战。我们德国人中几个会说汉语的混进游行队伍，想看看游行会如何进展下去。呼喊声持续了一会儿后突然停止，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增加工钱。宣传鼓动者与游行队伍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后，他们付给这些贫穷的苦力（游行群众全部由苦力组成）每人几个铜钱，让他们继续游行呐喊。目的总算达到了。“人民”口头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对德作战。于是，中国就对德宣战。⁽⁷⁾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在协约国列强怂恿下，正式向德、奥两国宣战，随即宣布驱逐德侨并停止向德交付赔款。但中德双方并没有直接交战。

孙中山先生对于北京政府对德断交及宣战之举持反对的态度，他认为当时中国对德并非必须宣战不可，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段祺瑞政府“中国之与德绝之，非以公道绝之，非以防卫绝之，而以贿绝之者也”。⁽⁸⁾

拉贝的所见所闻印证了孙中山先生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