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与世界秩序
历史唯物主义对国家与世界秩序的研究是以生产为基础。某个历史时段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对国家和世界秩序都会带来决定性的影响，造就国家/世界历史的不同特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曾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1)。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国家内部，也适用于世界范围。世界秩序是世界性经济基础与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共同构成的世界性现实结构。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生产作为经济基础的核心自然成为分析研究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基础。
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秩序，应以具体的具有历史特征的生产组织方式作为国家与世界秩序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能以抽象的跨时空的生产方式作为研究上层建筑的基础。比如，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较为抽象的一般范畴下（一般）来分析社会秩序同样也要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特点（具体），才不会导致脱离实际的抽象与固化。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与垄断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用一种跨时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分析秩序，就无法区别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与垄断的资本主义的差别，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忽视了资本主义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对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把资本主义同质化。前者产生的是自由主义秩序，后者是一种金融寡头下的统治秩序。因此，在研究上层建筑时，不论是国内或世界性的上层建筑，都必须遵循一般到具体这一原则。如果把社会的上层结构作为一个跨越时空的结构，不考虑背后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尤其是不考虑特定历史条件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会造成上层结构的非历史化以及内容的空洞化。
1．生产组织方式与国家形态
生产组织方式是生产方式历史而具体的体现。因而在历史的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下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塑造具体时代的社会权力，进而构成国家的阶级结构的基础。这样，生产组织方式对应的是具体的国家形态（form of state）。国家形态是国体具体的、历史的体现，如同生产组织方式是生产方式的具体的、历史的表现一样。
国体是国家的性质，也是具体生产方式及其社会表现——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国家的性质是由国家所依赖的阶级结构所界定的”，这个结构确定了国家的“任务与限度”。但由于“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每个社会存在着多种生产组织方式，存在着多种阶级，这决定了具体的历史时期国家“任务与限度”不是取决于单一阶级，而是一种“历史的集团”（historic bloc）(12)——“国家权力最终依赖的某些社会力量的组合。”(13)这种“某些社会力量的组合”是由主导生产组织方式的社会力量及其盟友构成，反映的是主导生产组织方式与其他生产组织方式的整合度，以及相关市民社会的阶级关系及其妥协。它构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决定了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时期的“任务与限度”。当然，国家具体的历史“任务与限度”从根本上说还是服务于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方式及背后的社会力量。以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的历史变化为例，我们来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
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与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形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是自由主义国家。民族资本垄断阶段出现的是福利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阶段出现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形式是不同历史时期下资本主义国体的具体表现，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生产组织方式的产物，分别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特征。这些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任务与限度”。
自由主义国家的功能与任务是：拆除封建与重商时代建立的阻碍市场自由的樊篱，为商品与劳动的自由市场创造条件，确保币值稳定，国家为确保自由市场的运行调动金融资源，建立有利于市场运行的公共基础设施。(14)这一切都是保障自由竞争的市场有效运行，以服务于自由竞争的市场为前提。它反映着工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的要求。
福利国家是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改造，一方面它保留了自由主义国家作为自由市场监护人和生产资料私有原则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它补充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功能，用国家干预来弥补自由市场对社会带来的巨大负面作用。(15)福利国家承认，市场失败内生的问题既影响市场正常运行，也带给社会重大隐患。为了保障市场的运行，避免社会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身的作用来纠偏市场产生的社会问题，使得市场成为一个有管理的市场。这样的市场退去了原生态市场的特征，增加了社会公平和国家干预的特点。国家干预是国家代表垄断经济的成分全面协调市场，保障垄断经济成分在国家的保护下进行生产关系的协调，以及积累与再生产。同时，这种国家也通过福利制度与产业工人达成某种阶级妥协。
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特征是国家重新向基本“守夜人”的角色回归；(16)国家减少过去的各种社会保障责任和劳工保护，放松管制，并且实施对外开放，拆除过去国家设立的影响自由贸易和资本国际自由流动的樊篱。这时的国家是主要任务服务于跨国资本，为跨国资本提供良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随着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早期建立的基本上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形态是国家直接控制生产资料，通过计划组织生产，国家保障全民就业与福利。这种国家形态与当时生产资料全民与集体所有占绝对比例是对应的，国家的具体功能就是维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传统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中国，经济运行方式从计划组织到市场调配，从单纯公有制形式变化到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所以，国家形态已经从过去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事实上演变成新的形式，称之为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政治学没有分类，暂且用这一名称）。这时的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已经不如过去全面与直接，只是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少数经济产业进行计划控制，其他生产主要通过市场组织来完成，国家的作用是保障市场的正常、有序运行。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具体功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下国家具体功能有所变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地体现了国家所依赖的“历史集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决定国体的基本经济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历史集团”构成。因此，中国宪法上规定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所承载的内容不仅包括“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主要阶级构成，还包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些社会力量共同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集团”。在这种国家形态下，拥护这一体制的各种社会力量都拥有民主权利，反对这一体制的敌对力量的民主权利被剥夺。这种特定的“历史集团”造就的国家形态规定了国家历史具体的任务和限度（或者说内政与外交）。
反过来，国家也可以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形成发挥主动引领作用。国家可以利用权力排斥某种生产组织方式，建立或者鼓励某种生产组织方式。比如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消灭了各种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组织方式，建立了中央计划与集体农庄生产组织方式。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国家利用政权进行改革，并调整了过去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即市场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并允许一些非公的生产组织方式在这一市场中重新运行。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生产组织方式决定着国家形态，决定着国家的内政外交；但并不排斥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引领和调整生产组织方式。然而，国家的这种反作用并不能否定生产的基础性作用。因为国家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引领与调整作用仍受制于生产。如果没有俄国之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就不可能有俄国的工人阶级，也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阶级基础和后来的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力量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过去生产组织方式遭遇巨大挫折的产物。“文革”后期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人民群众对既有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怀疑与不满日益加剧，改革开放是对人民群众要求的积极回应。没有旧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危机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所以，生产组织方式与国家的关系中既有生产的决定作用，也存在着国家特定条件下的反作用。
总之，国家形态是生产组织方式的产物，同时，国家对生产组织方式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建立、鼓励或排斥某种生产组织方式。两者之间存在互为作用的关系。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归纳，对应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生产方式的国家形态是自由主义国家，对应于（民族）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国家形态是福利国家，对应于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国家形态是新自由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对应的国家形态是斯大林模式国家（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上实质是一种全面控制）；对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形态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国家形态，它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新兴国家工业的威权国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共产党领导，后者是军事专制、政治强人或强政党领导。
2．生产组织方式与世界秩序
在一个世界体系中，不论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还是国家形态都与世界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秩序构成了各国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及其国家形态的外在结构性条件。
世界秩序是世界性经济与政治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形成的整体结构。世界范围内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是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在某种具有主导性的历史的具体生产组织方式下，贸易和投资对国际/全球经济进行了整合，由此形成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结构。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形成国际/全球的政治和社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些结构和制度安排，对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做了一定的规范，这种规范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其合理性解释，以某种国际权力机制作为规范得到遵守的最后强制机制和维持国际稳定的力量。世界性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使世界秩序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它的变化带来世界秩序实质内容的变化，如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定性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国际权力机制与维持稳定力量的变化。
稳定的或者说葛兰西所说的霸权的世界秩序是一种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较少通过武力来维持，内部有形或无形的制度得到较好遵守的秩序。这种秩序具有较为广泛共识的意识形态，世界经济获得增长，国际的稳定与和平得到大体的维护。19世纪中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两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秩序、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头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大体是霸权的世界秩序阶段。
霸权的世界秩序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是由霸权国塑造的，更确切地说是由霸权国内统治阶级塑造的。这一统治阶级是某种先进生产组织方式领导阶级，由于这种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成功，带来了经济发展、科技昌达、文化繁荣和社会稳定，使这一阶级在国内获得了霸权地位，使其领导的国家成为实力超群国家。在实现国内的霸权后，这一阶级通过国家力量将其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向世界范围扩展，以期建立起一个相应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其经济与政治利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霸权国的统治阶级向外输出其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模式，然后通过将目标输出国的精英们整合进各种国际制度中，对其进行社会化。即霸权国操纵其他国家的社会关系，在当地精英中创造出一种与外部合作中滋生的利益，以巩固他们自身的权势地位。霸权国的统治阶级在别国培养追随者，影响他们的利益形成，通过影响他们的国内环境和通过社会化使其形成特定的世界观。
这样，稳定或霸权的世界秩序运行起来：“霸权国建立一个基于意识形态广泛认可的秩序，它按普遍性原则运作，但实际保证着霸权国（或霸权国群体）及其领导阶级维持其最高权威，同时向次等国家或阶级提供某些满足或满足的前景”；“在这种秩序下，各国的生产通过世界经济的各种机制联系起来，连成了世界生产体系；霸权国的各社会阶级在其他国家的阶级中可以找到相应同盟”；“各国的历史集团……通过其相互利益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进而开始形成全球阶级；一个围绕着国际体系的初始的世界社会成长起来，而各国变得国际化了，因为它们的机制和政策适应了世界秩序节奏”。(17)这里，霸权世界秩序通过生产、意识形态的认同、霸权力量的适度利益让渡（妥协）影响各国及其内部的生产，从而获得积累。这其中，更多地依靠意识形态和制度来维护秩序，武力与强制只是作为最后的力量。
而混乱的世界秩序是一种非霸权的秩序，在这一状态下，没有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得到各国遵守的世界制度性规范，各国主要受国内政治经济的支配，整个世界往往处于一种动荡与冲突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就是典型的非霸权世界秩序阶段。
非霸权的世界秩序由于其制度合法性没有受到广泛接受，没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各国“……阶级和生产的组织主要围绕着国家运转”，“国家用……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来促进和保护其国内社会阶级的利益和生产组织”。(18)
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在建立过程中，霸权国的主导生产组织方式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它塑造了霸权国及其统治阶级，通过向外输出其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模式培养了国际支持者，通过国际/全球性的分工形成一种中心—外围的生产体系。由此建立的国际制度既对各国的生产组织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国家构成重要约束。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9)。资产阶级不仅要改造国内社会，而且要改造整个世界。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0)在这种世界性统一过程中，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1)。
但是在资本主义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它的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性既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历史阶段性，又使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征。在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中，英国建立的19世纪“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与自由市场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是相联系的。战后美国建立的“妥协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是与民族资本垄断下的生产组织方式相联系的。某种程度上当今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也与美国特有的跨国生产传统有着重要关系。这一个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以不同的方式从上向下地制约着各国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国家形态，形成了一种整体性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世界性结构。通过这些结构，在世界经济中形成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从其他生产组织方式中获得积累的机制，其领导阶级从中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关系既是以生产为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又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生产的基础性作用是从历史过程着眼的，是以长期的历时性（diachronic）角度来观察的，是一种从下向上的分析。一个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在一个国家产生，由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先进性带来了国力昌盛，使这一生产组织方式中的领导阶级获得了社会与国家的主导权，如果这一生产组织方式能引领世界生产过程，这为塑造世界秩序奠定了物质基础。这其中国家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塑造了新型国家形态，国家在国内外为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顺利运行提供政治保障。霸权国家努力塑造出适应于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国际/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的制度安排，培育出有利于这种安排的意识形态，建立起相应的国际安全保障机制。
但对世界秩序作用的分析是从历史截面来看的，从共时性的角度（synchronic）来分析的，世界秩序对国家与生产的作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析。在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下，国际/全球经济的运行过程中都是处于各种制度的规约之下，国家形态受制于秩序的要求之中，凡不适应世界秩序规范的生产组织方式必然受到排斥，凡是不符合世界秩序要求的国家形态必然受到打击，凡是与世界秩序不合拍的意识形态必须受到贬损。在这一过程中，异质国家的国家力量和社会内部的稳定是保障其生存的重要条件。
任何一种世界秩序必然会给各国带来种种矛盾与冲突，各国在面临这些矛盾与冲突中会做出种种反应和调适，这在国内会带来改革与革命的命题，在世界范围会带来合作与冲突（或和平与战争）命题。特别是大国对世界秩序带来的矛盾与冲突的反应是造成世界秩序变化的重要基础，如19世纪末各工业大国对自由放任的世界经济带来的矛盾的反应是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由此产生的帝国主义的世界争霸，这对当时的世界秩序变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今天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冲突与挑战，同样带来了各国的不同的反应。 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西方世界出现的反全球化思潮都是这种反应的征兆。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4) 同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27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对劳动这个最抽象的概念做过例示，分析不同时期劳动——这个创造财富的活动的区别，如土地下的劳动和资本下的劳动，认为劳动这种抽象的概念虽然“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引文见该书第2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页。
(8) Leon Trotsky，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translated by Max Eastman，London：Pluto，1977，pp．26-27.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12) 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6.
(13) 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p．105.
(14) 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pp．130-133.
(15) 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165.
(16) 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特征详细分析见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64-67．
(17) 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p．6-7.
(18) 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p．7-8.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131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