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重整旗鼓

一、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

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革命后的建设时期，孙中山都十分重视政党的作用。1913年1月19日，他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发表演讲，称：“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政党）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始有进步。是以国家必有政党，政治始得进步，而党争者，绝好之事也。须知所争者，非争势力，乃争公道，可见党争实不可少。”⁽⁵⁷⁾在此后的反袁斗争中，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做出很大调整，但他重视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则一以贯之。

袁世凯败亡后，1916年6月9日起，孙中山接连指示山东、广东、福建、四川等地中华革命军按兵勿动⁽⁵⁸⁾，以观察袁氏死后的政局。《临时约法》和国会陆续恢复后，孙中山认为共和已复，帝制已除。中华革命党本部随即向国内外各支、分部发出通告：“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将来如何改组，有何办法，应征求海内外各支、分部意见……以期折衷至善。”⁽⁵⁹⁾此后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于不同意解散革命军的将领反复进行训诫说服，对持有异议的中华革命军将士不断解释，甚至以脱离关系、强行解散威胁他们。在他看来，此后努力的重点应是“一方结合在野同志，取监督政府主义，一方筹措工商事业，以图国利民福”⁽⁶⁰⁾。

对于停止中华革命党党务后的重组问题，孙中山并未做出明确安排，仅下达征求意见的通告。旧国会复会后，原国民党作为国会第一大党，中华革命党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恢复并加强与国会议员的联络。1916年7月13日，在上海欢送国会议员宴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称：“故以为诸君，此时无所畏避，当速至北京解决目前之难局，致力将来之建设。亦犹之主人归家，首先申明家法，则一切事务自然就理，无须枝节推问。”⁽⁶¹⁾孙中山鼓励原国民党议员到北京参加国会，以此团结原国民党成员。

这一时期，孙中山虽然政治上较为消极，但对北洋系还是保持一定的警惕，他认为：“不良之因素一如既往，仍在从内部危害民国之命脉。”⁽⁶²⁾因此，在对中华革命党的党务改组问题上也做了两手准备。9月10日，孙中山通告中华革命党各支部，要求党员自由储藏救国金，以备将来革命或建设之需。⁽⁶³⁾同一天，在致杨寿彭函中又称：“（廖）仲恺兄已于日前同汉民兄赴京料理党务，并交涉各要事，俟各事办妥，即可大张党势。”⁽⁶⁴⁾对停止中华革命党党务这一点，孙中山执行得也不彻底，并未解散从日本东京迁回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的中华革命党本部。

鉴于原国民党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中华革命党只是“秘密结党”⁽⁶⁵⁾，孙中山为扩充党务，筹措规复国民党（包括中华革命党和原国民党），以扩大影响力，更好地起到监督北京政府的作用。10月13日，孙中山发表致《全国各同志函》，称：“日前在京议员及各埠同志，每有规复国民党之议，国会议员隶国民党籍者尚居多数，虽间有不健全之分子，但经此次变乱后，竭诚悔过者亦多，故于月前托胡汉民君入都，主持一切。而昔日进步、共和两党中之一部，深信吾党用心坚忍，至公无私，日相接近，且有图谋合并之议，以北京政争至烈，无暇及此。现弟为党务扩张计，应徇众议，为复党之准备，是手续须求美备，而经费又须宽筹。日前通告各支部，复收党员月捐及入党基金，实即为此。”⁽⁶⁶⁾同日，他委任居正、谢持、廖仲恺三人，分别担任本部事务所的总长、党务、财务主任。⁽⁶⁷⁾10月25日，在答复海外某支部负责人关于党务改组的询问时，孙中山又说：“今日巩固共和，端赖吾党，故百（凡）凡（百）事业，须从整顿党务入手。承询组党办法，现方编订党纲及重订规程，所有党纲未寄到以前，请以国民党名义招人入党，其手续则参酌中华革命党各章程办理，而不用中华革命党之名耳。”⁽⁶⁸⁾稍后，孙中山又致函海外中华革命党某支部负责人黄德源、饶潜川等人进一步指出：“政局变动靡常……段、孙（指时任内务总长的孙洪伊——引者注）争执正剧，我辈正须固结党员团体，益谋多吸集党员，扩张党势，以收他日有事时之效果。如有欲入党者，可照中华革命党旧章，用国民党名义收之，以便延揽人才。国内本部，亦当不久建立，届时再将修正之党章、各支分部规则寄上照行。”⁽⁶⁹⁾

整体而言，从1916年秋至1917年上半年，孙中山主张的整理党务，扩大党势，效果并不理想。党务整理工作断断续续，孙中山本人亦犹豫不决，大多委托他人办理，正如其在致党人函中所称：“所有办党之事，悉以委之唐少川（唐绍仪）。”⁽⁷⁰⁾对于党务改组问题，孙中山一方面考虑恢复国民党名称，增强革命党在国会中的影响力，扩充党务，又不愿放弃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原则，以国民党的名义吸收党员，却又按中华革命党章程办理手续。1917年3月，正式发出通告，准备改用国民党的称呼，但随之而来的政局动荡使得党务改组工作被迫暂告停顿。这一切使得反袁斗争胜利后中华革命党陷入极其涣散的状态，在第一次护法运动中未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

护法运动兴起后，中华革命党本部及各支部除维持基本运作外，主要任务是筹集款项，维持共和。1917年6月19日，孙中山通告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部称：“近日群逆倡乱，救国须赖义师，已饬总务部通信，汇述情形。各同志爱国爱党，希迅速筹备款项，以便协助本部维持共和之用。所有各地筹饷局长及委员，应即照旧执行职务。其他章程，均照革命党筹款章程。”⁽⁷¹⁾8月10日，孙中山再次致函南洋分部，告诉对方他已经率海军舰队和部分议员抵粤筹组护法政府，联络军队，“此后饷项之需，尤为浩大，希即从速筹款，以助进行”⁽⁷²⁾。

第一次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将主要精力用于护法军政府的政务运作，基本上中断了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中华革命党名存实亡。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了大量军政府职员，却甚少见到关于党务的任免决定。在任命海外筹款负责人时，他的职衔由过去的“中华革命党总理”改成“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⁷³⁾由于军政事务繁多，改组党务一事更提不上其工作日程。党务不振使得孙中山未能团结国民党的稳健派和中间派，以致真正赞成和拥护其护法理念的非常国会议员为数不多，有些甚至沦为地方实力派争权的工具和打击他的帮凶。这也是孙中山最终遭到排挤的重要原因之一。1918年5月4日，孙中山通电辞去大元帅之职，随后回到上海，暂不过问时局，主要从事著书立说的理论研究和整顿党务的组织建设。

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前夕，就取消了原中华革命党的入会誓约，有愿入党者，以国民党名义吸收。护法失败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认识到，“辛亥起义，云南起义都很快，而完成之后，皆有变化，即因没有革命的中心力量所致”⁽⁷⁴⁾。他们反省第一次护法的教训，认为要重整旗鼓，非“整理党务，先固内力，不足以及时奋起”⁽⁷⁵⁾。基于这一考虑，避居上海期间，孙中山再次进行党的改组工作，从组织、思想两个方面，试图把中华革命党建设成为强有力的革命党，动员与聚集革命力量，掌控护法运动主导权。同年8月和12月，他相继作出“整理党务”和“训练部队”两大决策。

整理党务方面，孙中山认为，只有革命党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因而须重订党章，扩张党务。1918年8月30日，在《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中称：“伏念文行年五十有二，奔走国事者垂三十年，无非欲奠定邦家，使臻强富；此心此志，为公为私，当为我党所共喻。近虽屡遭挫败，而得百折不挠者，此非尽文一手一足之烈，纯恃吾党诸君子竭力相维，故文深信吾党系于中国之存亡……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⁷⁶⁾同时推进的是海外党务活动整理工作。这一时期，他“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以避纷扰”⁽⁷⁷⁾。期间，孙中山还做出了大量的党务任免决定。⁽⁷⁸⁾

鉴于第一次护法运动中部分革命党人斗志衰退，且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孙中山决定加强对党人的精神领导，凸显革命党对护法运动的重要作用，强调“吾党”的“救国护法”责任⁽⁷⁹⁾，彰显“护法之精神”⁽⁸⁰⁾。这一时期，他陆续撰成《孙文学说》、《实业计划》，连同1917年的《民权初步》，合为《建国方略》一书，希望以此重新振奋党人⁽⁸¹⁾，“一致进行，力竟全功，庶群策群力，造成真正之共和，完成吾党之天职”⁽⁸²⁾。

训练部队方面，孙中山主要是开始重视建设革命党直接领导的武力，特别是将陈炯明所部援闽粤军视为党所保存的唯一主力，给予特别关注。后来他重整旗鼓，开展第二次护法运动，正是依靠这一部分武力。

1919年8月7日，孙中山辞去军政府总裁一职，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彻底决裂，并加快整理党务的步伐。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规约》公布，通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通告》声明：“从前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信、图记，一律照本规约所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以昭统一，而便进行。”⁽⁸³⁾同时制定《中国国民党海外总支部通则》与《中国国民党支部通则》，对中国国民党的党员资格条件、机关设置、职员职务及任期、会议、党费和附则做出详细规定，标志着中华革命党完成改组程序。

中国国民党是中华革命党的延续。《规约》规定：“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以中华革命党证书，领取本党证书，免入党金。”⁽⁸⁴⁾由此，中华革命党从此前的秘密革命组织转变成为公开的革命政党。为与1912年成立的国民党相区别，特加“中国”两字强调。新制定的《中国国民党规约》声明：“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关于党员，《规约》规定，凡是赞成党的宗旨，经党员两人介绍，具愿书于该党及缴纳党费十元者，均可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取消此前中华革命党按指模、宣誓服从党魁孙中山的做法。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致力于第二次护法运动，开创了革命新局面。

二、第二次护法运动

排挤孙中山之后，广州军政府与北京政府主和派走上了互相妥协的道路。经历一年多对峙的南北政权开始谋求停战言和。1918年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令，22日军政府也发布停战令。1919年2月，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由于双方分歧较大，多次停会、复会，最终破裂。从1919年8月起，南北双方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

在此状态下，西南实力派与北洋主和派秘密达成交易。1919年8月下旬，吴佩孚提出“救国同盟草约”，表示愿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抗皖系，“扫除内奸，废弃密约，选举良善国会，组织不党内阁”。⁽⁸⁵⁾11月，滇、黔、桂、粤、湘、川等省代表分别在草约修改稿上签字，并在衡阳与吴佩孚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以再倡南北议和为名，拉拢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和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组成以直系为一方，徐、靳为一方，西南实力派为一方的“三角联盟”，合作推倒皖系势力。1920年，岑春煊主持下的军政府继续推行“联直制皖”的政策，与吴佩孚商定，以武力和财力助其撤防北归，使之可以放手与皖系逐鹿中原。

南方军政府改组后，桂系及政学系主张和平统一，与直系结盟。这导致旧国民党稳健派和中华革命党人的不满。1920年三、四月间，大部分旧国民党稳健派与桂系及政学系脱离关系。6月3日，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四总裁联合发表反桂宣言，揭露其假护法的罪行，否认桂系把持下的护法军政府和非常国会。

遭到西南地方实力派排挤后，孙中山对于陈炯明所部援闽粤军极为重视。1918年5月离开广州后，由汕头转抵大浦县三河坝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与陈炯明等粤军将领会商攻闽扩军事宜。1918年7月，援闽粤军分三路向来犯的皖系闽浙联军发起反攻。8月31日，粤军会师漳州，进逼厦门。11月，粤军与闽浙联军划界停战。至此，粤军占领闽南26个县，部队扩大到20000人左右。1919年南北议和期间，孙中山确立“联皖制桂”之策。从1919年底至1920年初，双方的联络进入协商军事合作的实质性谈判阶段。援闽粤军一直处于皖系闽浙联军和桂系的交相压迫之中，孙、段合作后得以有机会休整扩军，实力进一步增强。

1920年直皖战争发动前，直、奉、桂三方秘密结“十二省攻守同盟”，以求达到“北惩安福、小徐（指徐树铮——引者注），南制孙、唐两系”的目的。⁽⁸⁶⁾他们相约同时举事，直系在北方打倒皖系，桂系则在南方消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所谓的“和平统一”。因此，政局由1917年护法开始以来的南北对峙一变而成“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和”，益加显得混乱。对此，1919年担任和平期成会副会长的张一麐曾感慨道：

按今之中国而论，固所谓统一之国家也，实则四分五裂，已成群雄割据相持莫下之局矣。试以古时分裂之形势喻之，则今之时局略似春秋战国时之分裂。中央政府之对于各省，犹东周之对于诸侯也。南北相攻，皖、直交哄，滇、蜀不靖，犹诸侯相侵伐也。段祺瑞虎视于北方，陆荣廷鹰扬于南服，犹晋、楚之争霸也。易言之，又似三国时之分裂。黄河流域，以皖派占优势，可比之于魏；长江流域，以直派占优势，可比之于吴；西南半壁，以滇桂两派占优势，可比之于蜀。此三者俨然有鼎足之势。再易言之，又似南北朝之分裂。南方之军政府，不啻东晋偏安江左，皖派把持朝政，俨若拓跋魏雄视于北方。更易言之，又似五代时之分裂，北京政府犹梁、唐、晋、汉、周之居于中原也，督军各有地盘犹南唐、吴越、汉蜀、楚周之各踞一方也。⁽⁸⁷⁾

面对如此乱局，孙中山认定：“今日救国急务，宜先平桂贼，统一西南，乃有可为。”⁽⁸⁸⁾“先扫广西游勇，然后乃可另议其他。昔孔明未出中原，先擒孟获，今非先除游勇，必无从建告［造］民国也。”⁽⁸⁹⁾基于这一战略考虑，他积极策划回粤讨桂，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1920年6月3日，与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联名发表反桂宣言，认为西南桂系“犹且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⁹⁰⁾，正式揭起第二次护法的旗帜。7月15日，江防舰队起义失败。同月21日，江门起义。直皖战争爆发后，陆荣廷鉴于直系在北方的军事胜利，开始筹划进攻援闽粤军。8月11日，桂军分三路进发。在孙中山催促下，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出征。许崇智率第二军担任右路，从闽西进克蕉岭、梅县、兴宁；第一军叶举部担任中路，进克饶平、潮安；第一军邓铿与洪兆麟担任左路，由诏安直驱黄冈、澄海，进军汕头。陈炯明率总司令部则进驻平和，策应各路。与此同时，邹鲁、姚雨平等在潮汕地区组织军民，并策动桂系潮梅镇守使刘志陆所部倒戈投诚。21日，陈炯明移总司令部于汕头，粤、桂两军在潮梅地区成相持状态。9月6日，朱执信在策动虎门要塞守军独立，以切断惠州和广州的联系时，失败殉难。9月28日，李根源部和桂军反扑河源，右翼粤军败退老隆、龙川。孙中山派蒋介石协助陈炯明，蒋氏旋即抵达老隆粤军总司令部，建议陈炯明集结精锐部队，反攻河源，拟定战略部署，并终于攻进惠州，随即向广州发起总攻。24日，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等人见大势已去，致电北京政府，解除军政府职务，撤销军政府。29日，洪兆麟、李福林等部开进广州，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土崩瓦解。⁽⁹¹⁾

11月22日，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在上海孙宅举行会议，决定返粤重组军政府。28日，孙中山等人回到广州。29日，军政府举行第一次政务会议，同时发表《恢复军政府宣言》。12月1日，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四总裁通电重申继续履行职务。

1921年元旦，孙中山在演说中称：“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维何？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盖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孙中山主张建立正式政府。⁽⁹²⁾鉴于部分国民党员建议缓建或是反对建立正式政府，孙中山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组织正式政府的主张逐渐成为广东各界人士的共识。4月4日，孙中山宴请国会议员，重申速选总统，组建正式政府。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并通电全国，否认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国会非常会议发表宣言，说明组织政府及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原委，称：“前大总统孙公，首创民国，首倡三民主义，赤忱谋国，中外同钦。徒以事权不属，建设政策未获实行，而负责之心，终始如一。假使畀以大柄，必能使国基巩固，民权发达，民生乐利。”⁽⁹³⁾5月5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职，新的护法政府正式成立。在就职宣言中，孙中山表示：“文誓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⁹⁴⁾

桂系不甘心此前的失败，试图夺回广东，重新称霸岭南。1921年春，陆荣廷集中陈炳焜部于梧州，准备进攻广东。6月中旬，派沈鸿英部入侵粤北。直系军阀亦援助桂军攻粤，并要求江西等省策应。6月13日，陆荣廷正式下令，分四路攻粤。

孙中山重返广州后也一直在筹划西征驱桂。1921年5月，孙中山出任大总统后，命陈炯明率兵出驻肇庆，进逼梧州；许崇智从北江进攻广西；李烈钧率滇、赣联军，谷正伦率黔军分道进攻桂林。6月26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粤桂战争再次爆发。陈炯明分三路攻桂：以叶举为中路指挥，率洪兆麟、杨坤如、熊略等部沿西江南岸进攻梧州；许崇智为右翼指挥，率关国雄、谢文炳等部粤军出四会、广宁，策应中路，兼攻桂林；黄大伟为左翼指挥，率部迎击高雷的桂军；黄志桓率所部迎击来犯的桂军。26日，粤军占领梧州。27日，孙中山发布大总统令，命陈炯明“督率将士，本弔民伐罪之意，为犁庭扫穴之图，荡平群盗，扶植广西人民，使得完全自治”⁽⁹⁵⁾。7月，中路粤军攻占梧州后，兵分三路攻占桂平、岑溪、玉林、信都、贺县等地。黄大伟部左翼军克服高州、化州。许崇智部右翼军亦克服阳山。至此，粤军击退全部来犯桂军，将战线推进至广西境内。8月5日，粤军进驻南宁。13日，李烈钧部占领桂林。9月30日，黄大伟部攻克桂军最后边境重镇龙州，陆荣廷出逃，广西基本平定。

两广相继克服，形势大好，出现了革命党人实现全国统一的有利时机。1921年8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出师北伐案，咨请孙中山宣布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罪状，明令出师北伐，以谋国家统一。9月，孙中山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邓铿等人商定出师北伐的具体计划，决定由粤军第二军先行出发。9月6日，孙中山宴请西征凯旋、即将北伐的粤军将领，指出：“夫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以统一全国。”⁽⁹⁶⁾同月，孙中山发表《致海外同志电》，号召“凡我国人，务宜合力共进，踊跃捐输，以助成统一，毋令全功亏于一篑也”⁽⁹⁷⁾。10月8日，国会通过孙中山提出的援鄂北伐案。13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报告自己出巡广西，与陈炯明、李烈钧等征桂将领洽商北伐大计。11月15日，孙中山前往桂林整军，督师北伐。1922年1月9日，孙中山发布大总统文告，宣布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梁士诒的罪状，号召国民“其速奋兴，共锄国贼”，“讨伐徐世昌”。大本营以进攻湖北为第一目标，以进攻江西为第二目标。2月初，孙中山发布大元帅动员令，命李烈钧率滇赣联军为北伐第一路，兼攻鄂东和赣南。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会合湘军直攻武汉。下旬，主要由湘籍官兵组成的粤军第七旅独立旅做北伐先遣部队，开赴湘桂边界。

这一时期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奉、皖两系缔结密约，联盟倒直。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孙中山决定对北洋系进行分化瓦解，利用直、皖矛盾，联系段祺瑞，特别是奉系张作霖，三方合作，共讨曹（锟）、吴（佩孚）。⁽⁹⁸⁾

由此，北伐转变成孙、段、张“三角同盟”联合反直，形势较为乐观。然而，广东后方负责接济北伐事务的邓铿遇刺身亡和湖南赵恒惕拒绝借道湖南，使北伐进军计划受到沉重打击。3月26日，孙中山召开大本营紧急会议，决定回师广东，改道出征，以攻取江西作为首要目标，放弃原定“自桂出发，取道长、岳，会师武汉，直抵幽、燕”的计划。孙中山回到广东后，努力稳定广东政局，积极争取陈炯明，以便共同北伐。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4日，孙中山发布讨伐徐世昌令。5月8日，大本营发布总攻击令，命北伐军各部分三路进攻江西赣州。次日，孙中山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粤军第一军第一、二两师也相继开赴韶关，加入北伐军序列。5月中旬，北伐军各部先后向赣南发起进攻。至5月底，相继攻占崇义、南康、信丰、龙南等地，随即向赣州合围。13日北伐军占领赣州，威逼吉安和抚州。

然而形势很快发生逆转。一方面，直系很快便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大获全胜，奉系未能起到很好的牵制作用。直系获胜后，吴佩孚标榜“恢复法统”，呼吁南北总统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恢复旧国会，赢得舆论赞同。这一釜底抽薪之举使得北伐师出无名。虽然广东方面多次重申广州护法政府和广州非常国会的合法性，但未能扭转社会舆论导向。另一方面，护法政府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陈炯明叛变革命，祸起萧墙。

三、陈炯明叛变

孙中山和陈炯明自清末以来有离有合，关系较为复杂。⁽⁹⁹⁾陈炯明所部援闽粤军为孙中山亲自扶持壮大，也是他开展第二次护法运动所依仗的绝对主力。陈炯明奉命统率粤军返粤、西征，为国民党占领广东和复兴护法做出重要贡献。然而，在这一过程中，陈炯明在重组军政府、成立正式政府、驱桂、北伐等一系列问题上，与孙中山意见相左，双方矛盾日益尖锐。陈炯明个人野心不断膨胀，逐渐走上阻碍北伐护法的道路，最终于1922年6月16日指使部下炮轰总统府，叛变革命。

早在驱桂返粤之初，陈炯明试图利用普通粤人希望减轻负担的心理反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返回广州重组军政府、恢复国会，以达到其据地自雄的目的。然而顾及孙中山的崇高威望，陈炯明对孙中山返粤又不得不表示欢迎。1920年11月中下旬，陈炯明复电孙中山称：“承示各节，极所赞同。炯明本无成见，惟公是命。”⁽¹⁰⁰⁾当然，他的这一表态实属勉强。当时一些报刊对其中奥妙也揣摩得很透彻。1920年12月7日，长沙《大公报》报道称：

（对于重组军政府一事）粤人普通心理，则咸表示厌恶之意，恐军政府若果实行重组，则粤省将来之纷扰必益甚，而且军府国会暨各省军队费用，均取给于粤，当凋敝之余，负担诚恐不胜，故拟乘一班总裁未启程之前，通电反对，以免战祸而轻负担。因陈炯明个人意见，亦殊不以重组军府为然，所以对于孙中山回粤一事，迄无真正之表示。日前去电，简略异常，虽有“一如公命”之言，亦不过笼统敷衍之词，毫无诚意也。前比［此］黄强（粤军总参议——原注，引者）对某报记者谈话，已声明报章所载陈氏发电欢迎军府、国会回粤全非事实矣。其实孙陈两派，刻已发生内讧，暗斗极烈。不特不欲孙氏来，且暗中密谋阻拒之也。⁽¹⁰¹⁾

次日，该报又报道称：

据民党中人传说，孙中山已决定回粤……本来粤省经桂系多年蹂躏，及此番兵燹，应当实行自治，休养生息，或可稍复元气。故粤省现状，实不宜重组军府。黄参议（指黄强）前此发表陈氏态度谈话，本为陈氏肺（腑）之言。无如一般军人政客，以陈氏不易舞弄，非重组军府，无以活动之地，且孙中山为主张伐桂之人，孙氏回粤，则伐桂可见实行，而彼等更可发展其势力，故于孙氏之回粤，大表欢欣鼓舞之态。然以粤省今日之物力，而供给军府及伐桂之饷项，是益使其竭蹶也。此粤局前途，所以不敢恭维也欤。⁽¹⁰²⁾

证诸此后事态的发展，不能不说这些报道都是极富预见性的。

孙中山返回广州后，1921年元旦在军政府发表演讲，提出在广东建立正式政府，以与北京政府相抗衡。陈炯明不愿国民党人在粤建立全国性政权，使自己受到制约和招致北洋集团的攻击。因此，陈炯明对此“极端阻止，且故作险语云：军队反对，如现诸事实，恐激成民变”⁽¹⁰³⁾，并勾结湖南赵恒惕通电反对，唆使部分来粤议员坚持第一次护法时期的政治主张。1921年2月14日，在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上，孙中山表示：“非组织强有力的政府，便不能得外人承认，交涉多难得力。”陈炯明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但要自己内力充实，外人之承认与不承认不必过问，亦不成为问题。”⁽¹⁰⁴⁾

在继续“援桂”讨伐陆荣廷问题上，陈炯明亦持消极态度。⁽¹⁰⁵⁾如此种种，使孙中山大为愤慨。2月25日，在广州海陆军警同袍社春宴会上，孙中山发表措辞严厉的演说，称：

军人天职在护法，护法之事短非安坐可致……今迎予等回粤，而不能赞助予等之革命行动，是否欲予始在粤与尔辈实造“享福”两字……欢迎予回粤者，尔们；而反对予之政见者，亦属尔们，究竟是何心理（言至此声色俱厉——原注）？一辈之议员持论，甘于组织军政府或护法政府，即以此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是宁愿予为靳云鹏，而不愿予为徐世昌，可谓绝无意识。不料尔等武人亦竟附和其说，是不应干预也……吾粤有地九万里，人民三千万，主权既归粤人之手，所谓土地、人民、主权之三要素，均已具备，乃独不敢组织正式政府，任人以土匪、私娼待我，而不知耻，此更不知是何心理也！⁽¹⁰⁶⁾

孙中山讲演完毕，“座上群众寂然”，陈炯明闻言“亦只捻髭俯首，面红耳热，颇有难堪之态”⁽¹⁰⁷⁾。

孙中山为实现既定革命目标，在广东建立国民党组织，推行党人治粤。1921年1月30日，国民党粤支部成立，随即到各县组建分部。孙中山劝陈炯明加入中国国民党，争取以此约束陈炯明。“炯明初不愿，迫于情，勉具誓约入党，惟不肯依党例钤指摹，孙公亦勉许之。既入党，遂委其兼国民党粤支部长。炯明亦随孙公出席党会，侃侃谈党务，如一家人。”⁽¹⁰⁸⁾尽管如此，陈炯明对建立正式政府一事依然态度消极。同年3月29日，香港《华字日报》载陈氏与某议员谈话称：“我（陈氏自称）不忍见孙先生失败，故不赞成速选总统。因现下时机未熟，如广东选出总统，北方必藉口来打，是真自树目标，使人攻击。粤省基础尚未巩固，一有战事，实至危险……故我对于大局，决持审慎态度。我已派员联络湘、鄂各省，实行联邦，将来联邦政府成立，总统一席仍属孙先生，不过稍缓时日而已。诸君果爱孙先生，请将选举总统一事暂缓举行。否则设有意外，我不能负此重责。”⁽¹⁰⁹⁾即使在广州正式政府成立后，陈炯明和部分粤军依旧持保留意见。

最终促使孙、陈两人矛盾激化的是北伐问题。⁽¹¹⁰⁾1921年7月下旬西征之役后，孙中山接连派胡汉民、居正、汪精卫、蒋介石等人前往广西，劝说陈炯明北伐。在此之前，孙中山几度向陈炯明表示：“今正式政府成立，更非出师讨贼，不足以正名义而诛奸宄，培国基而奠共和……在事实、在理论，皆非立即出师不可……子有今日，得吾助力不少。今不以国家论，职分论，仅就个人交谊，或债权追索，子亦应与我以协力。”⁽¹¹¹⁾陈炯明内心不赞同北伐，借口桂局未稳，时机未至，主张延期北伐。1921年10月，孙中山出巡广西，在南宁时曾多次召见陈炯明，商谈北伐事宜，希望陈氏不要错过时机。陈炯明则认为军队因战士疲劳，军力不足，难以取胜，继续反对北伐，以至于孙中山不得不对其做出如下承诺：“吾北伐而胜，在事势上固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惟毋阻吾北伐，及切实接济饷械而已。”⁽¹¹²⁾孙中山希望以此打动陈炯明。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表示赞同北伐，随即返回广州筹集北伐经费，把持两广事务。此后，由于陈氏态度消极，北伐军费实际上多由廖仲恺和粤军参谋长邓铿筹集。⁽¹¹³⁾11月6日，孙、陈在梧州会晤，次日陈炯明即以“粤内部无人主持，恐滋扰”为由⁽¹¹⁴⁾，离开梧州返粤，会谈无疾而终。

对于北伐，陈炯明一则信心不足，认为时机尚不合适；二则兴趣不大，他想要的是独霸广东。因此，以“联省自治”、“粤人治粤”相号召，反对北伐。1921年8月18日，陈炯明通电赞成卢永祥在沪集会的提议，呼应湖南督军赵恒惕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以此建立区别于南北政权的第三政府。10月25日，陈炯明致电卢永祥请促开联省自治会议。陈炯明公开叛变后，孙中山曾对其“联省自治”主张痛加批判，称：“乃陈炯明自回粤后，对国事则有馁气，对粤事则怀私心。其所主张，以为今之所务，惟在保境息民，并窥测四邻军阀意旨，联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据粤，进可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可不烦用兵而国内自定……所谓模范省者，徒具空言，一省如此，已为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为各省之害，所谓联省自治，又徒托空言……保境息民，亦为幻想……昔惟欲据粤以自固，今更欲兼桂以自益，北伐大计，漠然不顾。”⁽¹¹⁵⁾

北伐开始后，陈炯明故意给北伐制造障碍，唆使赵恒惕等湖南当局阻挠北伐军入湘，拒绝接济北伐行军费及军械子弹。陈炯明的阻挠，加上广东后方负责接济北伐事务的邓铿遇刺身亡，使得北伐进军计划受到沉重打击。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出师，从韶关入江西北伐。对于陈炯明破坏北伐的行为，蒋介石等人主张北伐移师留粤，讨伐陈炯明，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孙中山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是决定回师梧州，稳定广东局面，积极争取陈炯明，以便共同北伐。

1922年4月，北伐军秘密开抵梧州，陈炯明猝不及防，派邹鲁等人前往迎接，并转达自己愿意赞助北伐之意。孙中山在赴梧途中，嘱廖仲恺电告陈炯明，声明移师“旨在添调军队图赣……此外无他希冀……俾勿别生枝节”，“希望陈来梧面商一切”。⁽¹¹⁶⁾胡汉民亦电告陈氏，“自己认过，声明并非违抗命令，照总理素来待人宽大的胸襟，定可以不咎既往的”⁽¹¹⁷⁾。4月18日，廖仲恺敦劝陈炯明赴梧州会晤孙中山，陈拒绝，且欲令驻广东的粤军抗拒北伐军东下。4月20日，孙中山以拒不来梧州下令准陈炯明辞去内务总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三职，仅留陆军总长一职，以冀其悔悟。孙中山本想免去陈炯明所有军政职务，“然念其前功，不忍其恝然舍去”⁽¹¹⁸⁾。陈炯明一面敷衍，“遵令卸职”，离开广州转赴惠州；一面秘密联络亲信，准备政变。

5月初，正当孙中山赴韶关督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激战之时，陈炯明亲信叶举等部以参加北伐为由，开进广州，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职。5月25日，孙中山回复叶举等，表示自己对陈炯明“每亟欲挽之复出，电报秘叠，信使不绝于道……始终动以至诚，而不肯稍参客气”⁽¹¹⁹⁾。27日，孙中山迫于形势，命陈炯明“办理两广军务，肃清匪患，所有两广地方，均听节制调遣”⁽¹²⁰⁾。陈炯明暗中召集粤军将领开会，图谋不轨，表面上却向孙中山保证：“叶举等部必无不轨行动，愿以生命人格为保证。”⁽¹²¹⁾

为稳定广州局势，廖仲恺电请孙中山急回广州，希望利用他的威望震慑陈炯明。此时吴佩孚已在直奉战争中击败张作霖，怂恿陈氏动手驱逐孙中山。孙中山回广州后，立即召见叶举会商军饷和移防等问题，叶氏却避而不见。孙中山致电陈炯明，要其“速来省共商大计”，亦遭到拒绝。在此情况下，孙中山遂于6月12日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希望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迫使陈部退出广州。15日，叶举通电全国，电请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通电声称：“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月，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到……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¹²²⁾

6月16日，陈炯明指使叶举所部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突围后，护法海军全体官兵发表讨逆宣言，称：“叶举等包藏祸心……当合各省护法大军，协同扫荡，以免护法大业功亏一篑。”⁽¹²³⁾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亲自指挥反击叛军近两月之久。6月29日，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从上海赶抵广州，冒险乘快艇登上永丰舰，随侍孙中山左右，协助其指挥作战，陪伴其度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此事成为蒋介石重要的政治资本，对中国现代史影响甚巨。在北伐军回师受挫后，孙中山被迫再次离粤赴沪，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