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联俄与容共

第一节　联俄政策

注重寻求外援，运用灵活的外交手腕，争取各国支持可以说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显著特征。孙中山在广州领导护法运动期间，多次向美、日、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寻求援助，希望列强能够承认南方政府，并给予财政、军事上的支持。但各国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只认可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不看好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南方政府，认为他是一个叛乱者，一个影响他们在华利益的破坏者。四处碰壁的孙中山最后把目光转向苏俄，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交流，双方就中国革命的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正式确立联俄政策。

一、孙中山寻求外援的努力与挫败

在各国中，孙中山和日本的关系最为亲密，他去日本的次数最多，在日本居留的时间也最久。对他而言，日本有如“第二故乡”。⁽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日本政府抱有极大的幻想。1913年1月，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强烈建议袁氏“联日”，电称：“今日弭患要图，非速行迁都，则急宜联日，二者必行其一，方能转危为安。迁都既属困难，则联日不容或缓。”⁽²⁾同年2月，他还专门为此赴日访问。访日期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称：“从历史上观察之，彼为岛国，我为陆国，绝对不相侵害。纵近年来不免有侵略之举动，亦出于万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们最要原谅日本的。我们中日两国，最宜联合一致进行。”⁽³⁾

日本政府支持北洋军阀，反对民主革命的行为，使孙中山对日本当局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认识到，“现日本当局仍决心助段，遽欲其改变方针，事恐大难”⁽⁴⁾。回上海后，孙中山深刻反省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全是日本捣鬼：起初助袁世凯以摧残民党，后来经民党多方运动，不助袁氏，乃又偏偏要抬出岑春煊来扶植官僚势力”⁽⁵⁾。

巴黎和会上列强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孙中山开始在各种场合揭露并批判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1919年6月，孙中山在回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提出“中国人何以恨日本之深”的问题时，批判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焉”⁽⁶⁾。孙中山还深刻揭露日本所谓“同种同文论”的虚伪性，“乃日本人之见解则曰，中国向受列强之侵略矣，而日本较之列强无以加也，而何以独恨于日本尤深也？呜呼，是何异以少弟而与强盗为伍，以劫其长兄之家，而犹对之曰：兄不当恨乃弟过于恨强盗，以吾两人本同血气也。此今日日本人同种同文之口调也”⁽⁷⁾。1920年1月，孙中山在与《益世报》记者谈话时斥责日本强占胶州、青岛“无异强盗行为”，“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在交谈中，孙中山的态度极为强硬，甚至认为可以用抵制日货及其他与日本断绝经济关系的方法来对付日本。⁽⁸⁾

1920年6月，孙中山致信日本陆军省大臣田中义一，信中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指出：“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信如世人所指；而对于中国，为达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势力，压抑革新运动为事。”信中还向田中义一说明日本之所以遭到中国人厌恶，“实由于日本之政策与民国国是不相容”，“若再以乱中国之和平为事，则国人之恶感更深，积怨所发，其祸将不止于排货”。⁽⁹⁾这说明，一战后孙中山对日认识较为清醒，对日本政府的援助已不抱多少幻想。

同时，此时的孙中山对英国政府也逐渐失去信心。孙中山因不满英国动员中国加入协约国，1917年3月9日，致电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指出中国加入战局的结果“势将危害中国之国家生活，损伤英国在远东之威望”⁽¹⁰⁾。孙中山对港英当局特别不满。1921年5月，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统，港英当局禁止在港华人举行庆祝活动。香港的一份官方告示还禁止在港居住的华人为孙中山的军事活动捐款。⁽¹¹⁾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对孙中山及南方政府态度极为冷漠。

相比较对日、英态度，孙中山对美国仍抱有很大幻想，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承认南方政府，并给予财政上和军事上的支持。

1917年8月3日，孙中山会晤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海因策尔曼，孙中山表示，如果美国支持南方政府，他将在发展经济、工业方面给予美国优先权。海因策尔曼说，他对孙中山的建议并不感兴趣，认为不值得认真思考。⁽¹²⁾9月6日，孙中山派胡汉民拜访海因策尔曼，希望美国给予南方政府军事援助，海因策尔曼拒绝了胡汉民的请求。11月2日，北京政府驻美公使馆要求美国阻止南方政府在夏威夷发售债券。美国国务院认为南方政府是中国的非法政府，且支撑不了多久，建议美国司法部对此进行干预。11月14日，美国国务院电令夏威夷、旧金山和西雅图的移民官员，“对入关的船客严格检查，将携有债券者驱逐出境”⁽¹³⁾。

1918年，孙中山再次派代表访问海因策尔曼，希望美国能帮助军政府，但海因策尔曼认为现在考虑帮助南方政府还为时过早。11月18日，孙中山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阐述其反对中国加入一战的原因，称：“去岁阁下曾劝中国加入战团，予曾极力反对者，盖深知吾国武人必假此时机摧折民权，不幸言中，殊感予心。”⁽¹⁴⁾他呼吁美国总统带头承认南方政府，以拯救中国的民主。但是孙中山只是收到一个间接的答复。次日，孙中山又致函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希望其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并将真实情况告知美国总统和人民。⁽¹⁵⁾

1921年3月初，沃伦·G.哈定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孙中山指示其在美代表马素发出贺电，希望“今后共和的美国与共和的中国彼此之间可以更加紧密地携手”。远东事务司司长J.V.A.麦克墨莱指示，不必复电答谢。⁽¹⁶⁾此外，麦克墨莱还拒绝马素会见哈定总统的秘书乔治·克里斯蒂安的请求。

1921年5月，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统后，便给哈定总统写信，希望他能承认新政府，函称：“我们认为美国是民主之母，是自由和正义的捍卫者，它已在中国危难的时刻不止一次向我们表明了它对中国的无私友谊和支持。中国现正处于她生存的最危急的时刻。民主是获胜还是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协定。”⁽¹⁷⁾该函未曾启封就被美国国务院退回给递送者。

遭到美国政府多次拒绝后，孙中山仍对其寄予希望。1921年7月，美国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孙中山就南方政府出席华会资格问题与美国当局多次交涉。7月20日，广州政府向美国驻粤总领事递交一份备忘录，指出，“广州政府代表民主和进步的原则，不仅获得了南方，也得到了北方人民的信任”，只有他才有资格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¹⁸⁾孙中山认为徐世昌对于中国问题，“以道德言，以法律言，均无发言之余地，更无派遣代表之资格”，而广州“政府职权，由法律所赋予，为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本大总统谨代表政府及中华民国国民郑重宣言：将来华盛顿会议，苟非本政府所派之代表列席与会，则关于中国之议决案，概不承认，亦不发生效力”。⁽¹⁹⁾同日，孙中山又致函美国国务院，再次声明，华盛顿会议应由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南方政府派代表出席，否则南方政府将不承认会议议决之条件。⁽²⁰⁾1921年9月16日，孙中山再一次写信给哈定总统，呼吁应由南方政府派出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²¹⁾但是这封信根本没有送达哈定手里。因为远东司官员看后即将其归档，并未向上一级呈递。最后美国政府决定不能允许南方政府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也不能单独组织代表团，而只能派人参加北京政府组织的代表团。

此外，关余事件也让孙中山认清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后，要求继续分享关余，并补拨自第一次广州护法政府解散以来积欠未拨的税款，遭到使团的断然拒绝。南方政府的强硬态度使外交使团最后不得不决定，以不用于政费为条件，拨付给南方政府应得的关余。但是，美国驻华公使柯兰却对此提出异议。柯兰多次强调，北京政府是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的中央政府，除非得到北京政府的同意，否则不能将关余交给南方。双方经过多次交涉，孙中山决定截留粤省海关收入，此举激怒各国，列强竟出动炮舰向广州示威。2月25日，孙中山沉痛地指出：“此等举动，直视军府如无物……关余应交军府，而外人不交，且敢以兵临我，是视军府如土匪耳。”⁽²²⁾关余事件中，尤以美国的态度最为强硬，这一举动令孙中山深感痛心。

美国政府一再拒绝、排挤孙中山及南方政府，孙中山仍对美国承认广州政府抱有希望。1922年4月，他在会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时说：“推原北庭之所以能存在者，良由列强各国之承认，倘各国否认之，中国即能统一于民意合法政府之下……故列强多承认北庭一日，即多重苦中国人民一日，亦即中国真正民治之政府，不能早实现一日。美国自来对于中国毫无攫取土地之野心，亦未利用中国衰弱以营私利，故今日否认北庭，当然事也。”⁽²³⁾

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在向英、日、美等国寻求外援的同时，还曾想过同德国联合。孙中山把凡尔赛会议后的德国列入被压迫民族，认为：“以国际地位言之，其与我国利害相同，毫无侵略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害者，德国是也。”⁽²⁴⁾虽然德国过去也伙同列强侵略中国，但“论其过去与现在，实可谓之侵犯中国最浅，野心最小者”。以割地、租界、势力范围论，德国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占领中国土地是最少的，“而今者，胶州已归日占，更无德人危我领土之虞”。⁽²⁵⁾

基于这一考虑，孙中山筹拟了一份中德军事、经济合作计划，核心内容为“德国俄国必须联合组织和装备一支由居住在俄国边界的中国人编成的军队，再加上大约一师德国军队，合在一起去占领北京，推翻北京政府。德国将因此获得中国的食物和原料，并通过俄国的铁路运回德国，战争结束后，德国帮助中国修筑铁路，加速教育现代化，给予中国财政援助”⁽²⁶⁾。1918年11月，曹亚伯带着孙中山的计划前往柏林会见曾任德国驻华公使、外交部长的辛慈，但辛慈并没有表态。1921年9月，德国驻广州副领事华格纳访问孙中山，孙中山向他表示，如果德国愿意帮助南方政府，便向德国提供在华南的经济特权。随后辛慈受邀来访，孙中山指示曹亚伯负责接待，双方就中、俄、德三国同盟及在广州建立军队等问题进行密商，但此行仍无具体结果。此外，孙中山还派留德出身的朱和中作为特使前往德国与魏玛政府联络，几经周折，最终未见成效。

孙中山希望中德两国能够结盟，“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器科学，共同合作，发展中国之富源，改良中国之行政，整顿中国之武备”，如果能做到这样，“则以中国全国之力，助德国脱离华塞条约之束缚。如德国政府能视中国为一线之生机，中国亦必视德国为独一之导师”。“以德国今日废置之海陆军人才及制造武器、组织军队各等计划及经验，悉移来中国，为中国建树一强固国家，互于资助，则彼前战败而失去种种权利，必可由助成中国之富强而恢复之也。”⁽²⁷⁾1924年8月，接替朱和中与德国联系的邓家彦向德国外交部转达孙中山的期望，但德方对其并未理会，只作如下简单回复：受制于《凡尔赛和约》，德国不能与他国军事合作；另有关经济合作亦需以私人身份、无需资金的条件下方可予以考虑。⁽²⁸⁾因此，孙中山与德国的合作计划最后也无果而终。

孙中山寻求外援的努力一次次被现实击碎，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多次改组，局势不稳与实力不足难以取得列强的信任与支持，列强不愿冒险支持南方政府。其次，国际普遍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将孙中山视为一个破坏者、捣乱者。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由正式合法政府进行，因此，列强均不愿支持南方政府。再次，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决心用武力推翻北京政府，势必会影响中国政局的稳定，进而影响列强在华利益，这是各列强国所无法容忍的。因此，各国不但不承认南方政府，还想方设法阻挠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孤立无援的孙中山在失望之余，逐渐把目光转向苏俄。

二、孙中山与苏俄政府的早期联系

孙中山早年对俄国并无多大好感，且对俄国伙同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强占中国大片领土的行径深感厌恶。1913年，他在演讲中称：“俄国对于我国，绝无利害相关，不过持一种侵略主义。今日亲俄，怀［坏］了蒙古，再要亲俄，内地十八省恐怕都不稳了！”⁽²⁹⁾由于这一认识，虽然孙中山出于政治家的敏感很早就关注俄国，但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是在“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反袁斗争）中，都从未想过向俄国寻求援助。1917年7月，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几个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称：“此俄罗斯之政变，为世界之一大事件。”他很重视此次革命，但却认为：“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和，全由中国之影响也……因中国确立共和之故，举数十朝之帝政，仅以三数日之变动而推翻之，且毫无阻力焉，中国为之也。”⁽³⁰⁾

“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孙中山对俄国的认识。“十月革命”后，1918年1月18日，孙中山在谈话中称：“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³¹⁾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³²⁾同年8月1日，契切林给孙中山写了回信。

孙中山对苏俄革命持肯定与认同态度，他认为此次革命无论是对俄国还是对世界都有重要意义。此后，他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赞扬过苏俄革命。在对驻广州湘军演说时，孙中山将苏俄描绘成一个人人幸福的社会——“俄国人在幼年的时候，有机会可以读书；在壮年的时候，有田可耕，有工可做，不愁没有事业；到年纪老了的时候，国家便有养老费。像俄国的人民，可说是自幼而老，一生无忧无虑。”而这种幸福，是由于革命而来的，用革命方法造成的。⁽³³⁾孙中山还曾表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³⁴⁾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外交委员加拉罕签署发表《对中国国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所签的不平等条约和取得的特权。这在中国社会各界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作为中华革命党机关报的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评论：“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壮举”，“主张对于俄国人民及俄国所表示的正义，表示美满的谢意”，“与俄国国民提携，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³⁵⁾虽然苏俄政府不久后就取消了归还中东路的许诺，且后期行动力不足，但这一消息公布之初足以让国人感到欣慰。

1920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契切林写信给孙中山，表示非常高兴得知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并希望两国走上友好合作的道路。⁽³⁶⁾同年秋，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在沪访问了孙中山。据维经斯基回忆，孙中山十分关心与苏俄建立联系的问题。⁽³⁷⁾1920年11月，孙中山派李章达前往苏俄代为联系。同年，还有两名苏俄军官与孙中山有过接触，他们是波达波夫将军和波波夫上校。据波达波夫1920年12月12日写成的报告《关于中华民国原第一任总统孙逸仙博士》透露，孙中山并不希望与俄国的联系过于密切，因为“同莫斯科的交往一旦暴露，就会给他在外国租界的逗留和在中国进行的工作造成麻烦”⁽³⁸⁾。

1921年6月14日，孙中山收到契切林1920年10月的来信。8月28日，孙中山回函表达了自己的愿望，称：“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³⁹⁾同年12月，马林前往广西桂林与孙中山会面，双方就中俄联合问题进行三次长谈。孙中山明确表示，“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不利局面，但是，只要他的北伐还未完成，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只要北伐成功后，“他立即同俄国公开结盟”，“过早地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预”。⁽⁴⁰⁾孙中山表示在次年1月只能做到非正式地和苏俄结盟，并声明愿意派一位他的亲密同志前往俄国。

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各社会团体共派出代表44人参加大会（其中有表决权的39人，有发言权的5人）。会议期间，契切林会见了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进一步了解孙中山及广州政府的有关情况，但是仍不清楚孙中山是否愿意与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列宁因病未能参加此次大会，但始终关心会议的进展。他抱病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和邓培，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合作。2月7日，契切林给孙中山上年8月28日的来信做了回复，信中对孙中山反对苏俄同北京政府谈判一事进行解释，“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所以，我们仍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但同时也表示不会放弃同孙中山和南方政府的联系。⁽⁴¹⁾

1922年4月，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以苏俄代表身份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并希望与孙中山建立“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同盟，但孙中山拒绝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⁴²⁾

1922年6月，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指挥与陈炯明叛军作战，期间他给契切林写了一封信，请正在广州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达林代转，函称：“今因达林转来尊函，谨致数语。文今祸生肘腋，实由文全力扶植的陈炯明一手造成。达林会将文应付目前局面的打算转告您。谨向您及列宁致意。”⁽⁴³⁾经过这番变故，他已经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⁴⁴⁾。回上海后，孙中山于9月18日发表了《致海外同志书》，表达其刻骨铭心之痛，称：“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⁴⁵⁾

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英、美、日等国均不愿援助中国革命的处境下，为了继续实现革命理想，孙中山打算进一步与苏俄合作。

三、《孙文越飞宣言》与联俄政策的确立

1922年7月，苏俄政府任命越飞为驻中国全权特使，继续与中国北京政府谈判。越飞来华后，一面与孙中山秘密联系，一面与北京政府公开谈判，尽可能维护沙俄时代的在华特权。但是北京政府唯列强马首是瞻，双方在中东路和外蒙问题上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进展不大，越飞便加紧与孙中山的联系。

1922年8月22日，越飞致函孙中山，就孙中山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及外蒙古等问题询问其想法和意见。⁽⁴⁶⁾8月27日，孙中山在回信中谈及张作霖时，称“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我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张作霖似乎不是依靠任何阶级，而全然依靠他的军队”，还说张作霖向他许诺，必要时他将站出来反对日本。至于外蒙问题，孙中山说：“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割裂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和）领土的保证。我同意，在重建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在北京出现之前，苏联军队仍应驻扎在那里。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⁴⁷⁾孙中山在信中还委婉地对苏俄政府寻求与北京政府建交的做法提出批评。

9月15日，越飞在复函中就孙中山不希望其与北京政府谈判一事，作了如下解释：“我作为我国人民和政府的正式代表，不能不同中国官方政府打交道。”函中还建议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建立中央政府，那么俄国“一定会给予这样的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⁴⁸⁾。越飞及苏俄希望能结合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及吴佩孚的军事实力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在和孙中山联系的同时，越飞同时也联系吴佩孚，并建议其与孙合作。⁽⁴⁹⁾但孙中山有自己的打算。在他看来，“直系是当时各军阀中最强横的一个，‘擒贼先擒王’，要打倒军阀，便应该先从打倒直系下手，奉系即能俯就，不妨暂时与他合作”⁽⁵⁰⁾。但越飞反对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因为苏俄同张作霖在东北有利益冲突，而且在他看来张作霖又是亲日派。

9月26日，在会见越飞的代表格克尔时，孙中山提出了对张、吴的看法。在他看来，吴佩孚是一个已经定型的人，“让他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且依附于英美，而且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而“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他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个聪明人，不能认定他就是日本人的工具。孙中山还表示他会尽力说服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⁵¹⁾

9月30日，孙中山在对香港《电信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公开宣称：“自苏维埃俄罗斯成立之后，过去对于中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全最大危险之一，业已消除。在劳农政府继续和忠于其‘非帝国主义’政策的时候，俄罗斯并没有可使‘一个民主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他还指出：“自德国解除武备和俄国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之后，在中国看来，这两个国家已成为站在‘不侵略’地位的国家了”，“在现下情形和治理的俄德是能以平等条件待遇中国的”。⁽⁵²⁾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已决定和苏俄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

在得知苏俄红军为了消灭在中国境内活动的白匪而准备进军中国东北后，孙中山怀疑红军是为了帮助吴佩孚而进攻张作霖，1922年11月2日和12月6日，分别写信给越飞和列宁。在致越飞函中，孙中山强烈表达了他不希望苏俄支持吴佩孚反对张作霖的想法。⁽⁵³⁾在致列宁函中，孙中山希望苏俄能通过自己并一同行动，这样一定可以“迫使张作霖在理智的范围内做到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⁵⁴⁾。12月20日，孙中山再次写信给越飞，表达了对苏俄政府始终不放弃与北京政府建交的不满。⁽⁵⁵⁾

1923年1月，杨希闵、刘震寰等部滇桂联军攻入广州，陈炯明兵败，率残部退据东江。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就任大元帅。广州重新成为革命根据地。由于孙中山的再起和吴佩孚的拒绝，越飞开始考虑由助吴联孙转为弃吴联孙。他坦言：“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做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⁵⁶⁾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3年1月4日举行的会议上，赞同越飞的观点，决定支持中国国民党，还决定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资助国民党的费用，追加经费部分由外交人民委员部与越飞协调后向政治局提出。⁽⁵⁷⁾经过数次会谈，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用英文发表会谈纪要，即《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一般认为，《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宣言》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点：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因此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⁵⁸⁾

据越飞给莫斯科领导人的信中透露，在会谈中，孙中山针对目前中国革命形势提出两个军事计划。第一个计划是，孙中山的军队先彻底消灭陈炯明，然后对付吴佩孚。孙中山“打算派自己的军队从两个方面，即从效忠于孙的湖南省和从孙拥有自己10万军队的四川省”，向“吴佩孚得以支撑的河南城市洛阳和汉口进攻”，然后占领北京，统一全国。孙中山坦言，实现这个计划大概需要200万金卢布的资助。第二个计划是第一个计划失败后的应急计划，即在西北建立一支由苏俄武装的10万革命军，然后进行北伐。⁽⁵⁹⁾

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讨论，决定可以给予孙中山约200万墨西哥银圆的援助，并给他派出政治、军事顾问小组，以及在中国西部建立一个完整的军事单位。但同时，这次会议也决定否决计划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危险的部分，并希望越飞能尽快回莫斯科商量，因为政治局非常担心孙中山过于注重纯军事行动会损害组织准备工作。⁽⁶⁰⁾5月1日，越飞电告孙中山，说苏联政府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还准备协助孙中山“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并利用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⁶¹⁾5月15日，孙中山复电越飞称：“你们5月1日的电报给我们很大希望。一，我们感谢你们慷慨的许诺；二，我们接受你们的全部建议；三，我们将竭尽全力实现这些建议。我们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以便讨论细节。”⁽⁶²⁾

对于自己联俄的选择，孙中山曾经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飘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著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⁶³⁾

孙中山由最初向列强寻求援助到最后确定联俄政策，经过了异常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专访时，他道出了联俄的原委，即“吾人已对美、英、法或其他列强之协助丧失希望，唯一对南方表现诚意的国家是苏俄”。当记者故意提及苏俄是否民主时，孙中山表示：“只要他们愿意协助我们推翻北京，我并不在乎他们是否民主呢！”⁽⁶⁴⁾可见孙中山联俄的初衷是为了争取苏俄政府对其革命事业的承认与支持，并提供必要的财政、军事援助。

随着交往的增多和对苏俄革命认识的深入，孙中山对苏俄革命成功的原因及革命经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愈发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他认为，中国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⁶⁵⁾孙中山对于苏俄的认识也不完全正确。他认为，苏俄的“主义”与他的三民主义相符合，主义既是相同的，所以中国革命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是没有好的方法，而苏俄革命方法是适用于中国革命的，因此，要走苏俄革命的道路，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

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迟中国六年，但“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原因在于“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且“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赞成他，拥护他”。所以，“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⁶⁶⁾这时孙中山已意识到，要想革命成功，光靠军事行动不够，还要靠革命宣传和国民党党员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

反观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运动均告失败，军阀专横，列强欺凌，国民党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几乎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有鉴于此，孙中山根据苏俄革命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号召党员：要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力量的国民党，靠这样的党来建国、治国；要建立一支革命军，革命不能单纯依靠武力，党员要协同军队来奋斗；要靠主义的力量，向群众宣传主义，要改造人民的心理，感化人群；革命党员要抛弃个人的利益，甚至个人的自由平等，要有为主义牺牲的精神，要把妥协调和的手段打消，等等。⁽⁶⁷⁾

总之，孙中山主张在革命方法、革命精神这个层面上学习苏俄，但不涉及苏俄的政治制度，这一点在前引《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也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