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朱庆葆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化和殖民化，大学在全世界迅速扩展。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许美德将这一进程称为“欧洲大学的凯旋”(1)。是否是“凯旋”姑且不论，但大学的扩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源远流长。远者如起源于汉代的太学，鼎盛时期东汉太学生多达三万；近者如宋元以来的书院，讲学之风兴盛，一时蔚为风气。但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出现，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梅贻琦便曾指出：“近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2)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机构，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变迁历程中，大学以及活跃于大学场域的社会群体，对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而且触及政治的更替、民族的救亡和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首先，大学是推动中国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的中心。从根本上来说，大学是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性组织，并以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本职。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3)强调的就是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组织特征。近代以来，在现代西方学术和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分崩离析，如何构建现代中国的学术和知识体系，推动中华的文化重建，是大学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罗家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4)并把追求学术独立作为新清华的使命。胡适在1915年留学美国时也说：“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是百余年来大学孜孜以求的理想。(5)
其次，大学成为新兴知识分子汇聚的舞台和社会流动的新阶梯。随着科举的废除和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大学这种新兴的学术机构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场域。知识阶层在从传统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学术成为一门职业，使他们在大学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并致力于构建“学术社会”的努力。而对于有着数千年以读书为进身之阶传统的中国社会，“上大学”也成为各个阶层谋求改变社会地位、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大学成为社会晋升阶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再次，大学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者和国家建设的担负者。大学还深度介入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国家建设之中。大学对政治和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并有着致力于国家政治建构的时代担当，屡屡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力量。正所谓“政治一日不入正轨，学子之心一日不能安宁”(6)，大学因其特殊地位和知识阶层汇聚的特征，成为近代政党鼓吹主义、发展组织、吸纳成员的重要场域。使得每一次政治变动，都在大学有着相应的呈现。同时大学作为国家培育人才之地，又是国家建设的砥柱中流。如何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应对政府的意志和需求，也深刻体现在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育之中。
最后，大学是推动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先驱力量。在20世纪上半叶国难深重的时代环境中，大学体现出了沉毅的勇气和担当的精神，成为民族救亡的先驱。这不仅仅体现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这些重大的爱国事件，也表现为大学为推动中华民族学术独立所做的不懈努力。而在当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是时代的引领者，也是社会进步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二）
由此看来，现代中国的大学早已不再是那种潜心于学术创获的“象牙之塔”，其“担负”是如此沉重，乃至难以承受。这也使得人人都在评论大学，但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缠中难得要领。
在大学与外界复杂的互动中，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虽然在民国时期曾存在为数不少的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但公立大学是现代中国大学的主体。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大学受国家政治变动和政策变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显著；而大学对外界政治的反应和参与也显得积极且主动，卷入的程度也更为深切。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对于理解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在现代中国大学场域的运作和交互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在现代中国，大学是培养国家精英和社会栋梁之所，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过：“后十年国家的时事就是现在大学教育的反映，现在的大学教育好，将来的情形也就会好，现在的大学教育坏，将来的情形也就会坏。”(7)国家的命运和大学教育的得失成败密切相关。现代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来自于大学，他们在大学中接受的知识训练、选择的政治立场和养成的文化主张，都深刻关系到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家和政府对大学的影响则显得直接且强烈。现代中国的大学是国家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紧密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性知识生产的需要。国家意志和政府需求深刻影响着，乃至主导着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大学生产什么样的知识，怎样生产知识，培养何种人才，都紧密围绕国家的目标展开。这既有权力对知识的引导，也有大学对国家需求的主动适应。急国家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所谓“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大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
国家对大学的影响还突出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无论是清末的忠君尊孔，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民主义教育，抑或是此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府都把大学视为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主要场域。通过引导、规范乃至钳制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国家意志和党派观念对于大学学术自由和创造性的知识生产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从宏观上来讲，该丛书的主旨有两个。
第一，以大学作为观察和认识现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著名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曾说过，大学“是时代的表现”，它“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8)。大学不是抽象的概念、结构和组织，大学是它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的体现。对于大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大学本身，而要把它置于周遭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中，来展示大学对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都在大学接受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政治主张、文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大学中形成。通过培育社会的精英阶层，大学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解，难以绕开大学。不理解大学，不理解大学培养的社会精英，不理解大学在知识生产、社会流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就很难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动给予深层次的阐释和解读。
第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道路提供鉴戒。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民族文化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国家的意志。这既需要有国际视野，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办学经验；同时更需要有本土情怀，继承现代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丰厚历史遗产。作为一种西方文明的产物，大学要植根中国大地，才能生根成长、枝繁叶茂。如何形成自身的大学理念、大学模式和学术文化传统，如何处理大学与国家、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有着卓有成效的探索，并积累了很多经验，当然也有教训。这些在今天都需要给予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并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加以采择。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9)所遗传的是大学对于知识创获和文化传承的一贯责任，而面对的则是变动的历史环境和互异的文化土壤。希望“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能以大学作为切入点，加深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加深对于大学的理解，加深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理解。
(1)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2) 梅贻琦：《中国人的教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
(4) 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1988年，第18页。
(5) 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年，第23页。
(6) 刘伯明：《论学风》，《学衡》1923年第16期。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
(8)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9) 杨东平编：《大学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