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成也文人，败也文人
尽管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赞同甲午战后的维新选择，然而由于实实在在的危机深深刺激着，中国朝野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并没有犹豫徘徊，而是迅速放弃了先前“跛足的现代化方案”，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开始了一个维新时代。
第一节 外交新麻烦
经过大约两年时间的奋斗，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大有三年初见成效之气象。然而不到三年，“胶州湾事件”突然发生，不仅破灭了中国三年初见成效的美梦，给中国带来了一个郁闷的新年，而且因此导致中国政治发展根本逆转。
胶州湾事件并非突兀而起，实际上是甲午战争，尤其是《马关条约》的后遗症之一。日本的战争目标，当然不是为了使朝鲜脱离中国那样简单，日本即便没有将中国此时此刻吞并的能力，但日本政界、军界、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将中国肢解，尽可能多地占据中国土地。日本海军部主张割取台湾全岛，陆军部主张占领辽东半岛，日本政坛对外强硬派主张割取盛京及台湾，改进及革新两党则主张日本占据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四省，自由党主张割取吉林、盛京、黑龙江三省及台湾。[1]
日本的领土野心引起列强高度关注，它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赞成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所以，它们不能不积极调整在远东的外交政策。
英国原本是鼓励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国家之一，它试图通过扶植日本，以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但是，日本的领土野心已经开始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英国如果不采取适当步骤制止日本的领土野心，英国就很难维持其在华，尤其是在长江流域所获得的独占权利。
俄国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线，它的在华利益主要在中国北部，尤其是东三省。日本对中国大陆特别是东三省、辽东半岛的领土野心极大损害了俄国利益，俄国无法坐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1895年2月14日，俄国驻日公使明确告诉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日本割取台湾，俄国并不表示异议。但日本若弃岛国之位置，扩张版图于中国大陆，那么俄国将必然反对。4月12日，俄国政府确认保持中国大陆领土现状外交政策原则，决定劝告日本退出辽东半岛，若日本政府拒绝此项劝告，俄国将邀请欧洲列强对日采取一致行动。
德国早就意识到，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必将出现掠夺领土的可能。但是德国不赞成在这个时候瓜分中国，因为此时瓜分中国，它所得到的份额肯定很少。德国也知道，英国也反对于此时瓜分中国。所以，德国的政策是，保持行动的自由，并等待英俄两国间竞争、猜疑。不过，德国政府也急于想知道，当瓜分不可避免的时候，它应该向中国提出哪些领土要求。德国很早就想在中国海岸建立一个“煤站”，以便它的舰队在巡弋太平洋的时候能够很快获得必要补充。但这个煤站究竟应该建在什么地方，德国的技术人员对胶州湾、澎湖列岛、台湾、舟山、厦门、烟台、大鹏湾、定海、威海卫、三门湾等处都进行了详尽勘察，各有利弊，难以定夺。[2]
俄国为了诱使德国参加对日本干涉，明确向德国表明不反对德国在远东建立一海军基地；而德国为了把俄国注意力引向远东，以减轻德奥东部边境所受压力，因此也极容易认同、支持俄国对日干涉。而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法国为了自己在欧洲的利益，并不愿意看到俄国力量离开欧洲，转向远东，因此它在最初阶段并不赞成俄国对日干涉，而是鼓励俄国在容忍日本侵占中国大陆领土时，趁机在中国或朝鲜索取某些特权作为补偿，而它自己也期望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在海南岛旁占领一个小岛作为自己的基地。但在俄国政府执意对日进行干涉时，法国也只好屈从俄国旨意，表示支持俄国在远东的行动。
德俄法英诸国立场也为中国方面所大致了解。1895年2月21日，李鸿章在交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后来到北京，在此后几天时间里，他除了和光绪帝，以及军机处同僚讨论谈判预案、对策外，更拿出时间、精力与各国公使交涉，寻求帮助。24日，李鸿章前往各国使馆拜访，其实就是探讨各国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出手相助，各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出手相助。各国公使在当天的面谈中并没有给予肯定答复，因为他们也要和各自政府沟通商量。当天，李鸿章致电出使英、俄大臣，让他们务必动用一切资源，请求两国设法出手救助中国，遏制日本。
李鸿章的请求，其实正合乎各国利益和要求，英、法、俄三国密切磋商，至少在2月25日就达成基本共识，表示一旦日本公布了索要价码，而中国政府又感到为难，那么它们就会联手相助，劝告日本。这多少应该有助于中国政府特别是李鸿章重建信心。
有了这点信心，中国政府的做法便趋向于积极主动。3月2日，朝廷命出使各大臣向英、俄、法、德递交国书，请求这几个国家务必出面劝说日本公道议和，不要欺人太甚。
清政府的请求与劝说很快有了回应。3月8日，德国劝说日本不要谋划割让亚洲大陆土地。这个劝说与俄国先前劝说大致相同，尽管它们两国的目的南辕北辙。13日，英国政府也对中国的请求给予回复，答应将相机劝助中日议和。英国的态度稍微显得消极，不似德、俄两国那样积极。
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马关；3月30日，中日就停战条款达成协议，4月1日，日本政府提出媾和条件四大项，即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台湾及澎湖，赔款三万万两（库平银），减低子口税等。
割让辽东半岛问题提出后，理所当然遭到了清政府、李鸿章反对，但日方丝毫不让步。
虽然中国没有力量在谈判桌上说服日本人，但列强决不希望日本人在中国抢占那么多地方。4月8日，俄国正式邀请英、德等国共同干预日本对辽东的要求。德国人对这个要求欣然答应，而英国人婉拒。俄国人再找法国人商量，法国人同意与俄国等一道劝说日本。
在获得了德国、法国支持后，俄国政府底气更足，遂于4月11日决定不会允许日本人占有南满，也就是中日间争执的辽东半岛。16日，俄国御前会议决定对日干涉，德皇也在这一天致书俄皇，表示支持其在远东的行动，稍后即训令德国驻华舰队与俄国舰队一致行动。
三国愿意出面劝阻辽东半岛的割让当然不是无代价的支援中国，而是各有各的想法、目的。法国公使施阿兰于4月13日向总理衙门要求将云南勐乌、乌得划归越南，实际上就是划给法国，因为越南其实就是法国的殖民地；德皇于4月16日致信俄皇表示支持俄国在远东行动时，明确表示德国希望在中国得到一个港口。由此就为两年后胶州湾交涉埋下了一个重要伏笔，而胶州湾危机又引发1898年政治变动。德国坚定支持俄国对日本进行干预，还有另外一个战略考虑，那就是想着法子将俄国势力引向东方，以减弱正在崛起的俄国对德国所形成的巨大压力。
至于俄国，它的利益更明显，日本在亚洲大陆每前进一步，都以侵害俄国影响力为代价。日本在朝鲜开战后，俄国人就感到了紧张，以为日本踏上大陆，终将侵害其在亚洲的利益，但是俄国此时并不愿帮助中国与日本对打，而是看着中日两国厮杀，等待双方筋疲力尽时，俄国人适时出手，四两拨千斤，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只能认俄国为“带头大哥”。
所以，三国同盟虽然在干涉劝阻日本时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各自想法也是令中国人头痛的一件大事。只是这个头痛并不立马发作，所以中国人还是很乐于甚至很期待接受三国干涉与调停。
但是不管怎么说，三国同盟软硬兼施终于使日本最终放弃了辽东半岛，中国渡过了暂时的危机，大致保持了大陆部分的领土完整。只是“还辽”后患实在太大，除了深刻影响后来上百年的台湾问题，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胶州湾事件的发生。
作为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的国家之一，德国在甲午战后也一直在谋求在华的最大利益，而且是第一个获得“酬劳”的国家。当辽东半岛的归还根本没有头绪的时候，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就于1895年9月奉命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表示到目前为止，德国还没有像其他列强那样在中国拥有租界，因此他希望中国政府同意德国在天津、汉口两地开辟专管租界，以扩展德国在当地的商务。
与此同时，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也在柏林向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提交“租界节略”，称中国通商口岸之有英租界，或间有法租界，已多年矣。而在中国之德国商人，因无本国租界，不免散居他国租界内，几作英、法诸国之寓客，事多不便。鉴于中德之间的商业往来日趋增多，不便之处越来越明显，所以德国商业界希望由政府出面，与中国政府协调此事，在中国相宜口岸建立自己的租界。[3]
中国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国家，并不会轻易忘记在危难中帮助过自己的人。为了感激德国在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时的帮助，总理衙门迅即同意了德国人的要求。1895年10月3日，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汉口租界合同》，同意德国在汉口无偿获得六百亩永久租界；10月30日，双方又签订《天津租界合同》，同意德国在天津地面获得一千余亩永久租界，不过这些土地不再是中国政府无偿提供，而要由德国政府出价收购。不过合同之中也约定，凡中国人在划定的租界内享有土地所有权而不愿出卖者，由中国政府负责以强迫手段执行。
汉口、天津租界的设立，使德国在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获得了立足点，德国成为继英、法、美之后第四个在中国辟有专管租界的国家。但是，德国并不以此为满足，它的目标是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海军基地。
早在1895年9月，德国就考虑过向中国政府租借胶州湾[4]，后因故未能成立。12月29日，马沙尔在与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面晤时表示，由于德国军舰在中国没有基地确实存在着许多不便，希望中国政府或租或借，允划一地储煤屯船，一是有利于保护中德之间的商业往来，一是有利于远东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均衡。果如此，以后一旦远东有事，或者中国万一再遇到什么麻烦，德国就能够方便、及时出面协调或干预，这对中国亦甚有好处。马沙尔还对此解释称，德国政府的这个要求，只是出于对远东均势的考虑，“非有占地他意，请勿疑”。对于马沙尔的请求与解释，许景澄当场予以答复，中国政府对于德国的要求与诚意决不会怀疑，然而困难在于，中国如果允许德国租借港口，其他国家势必仿效，恐怕中国无法答应。[5]德国租借港口的要求被婉言拒绝。
翌年（1896）6月，李鸿章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返国途中顺访德国。德国政府乘此机会又向李鸿章提出租借一个海军基地的要求，德国的理由是，为了实现维护亚洲的均势和中国完整的政策，所以需要为德国的舰队获得一个基地，这是德国远东政策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德国政府进一步诱导李鸿章，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德国的要求，德国政府准备同意中国政府增加关税。对于德国的要求，李鸿章并不表示认同，他除了含糊地表示将在北京支持德国租借一个港口外，并没有对德国人做出任何承诺。[6]
同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派遣海军大将蒂尔匹兹到远东担任德国驻华舰队司令。蒂尔匹兹在中国沿海一带经过仔细勘察后，认定胶州湾最适宜于建立德国海军基地，在他看来，胶州湾有良好的停泊场所，易于设防，且所费不多，附近有煤田，气候适宜于欧洲人。
蒂尔匹兹的看法获得了德国人的共鸣，曾任德国驻天津领事及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也认为胶州湾适宜于建立德国海军基地，其优点有：1.它的位置不仅便于控制山东，而且便于控制整个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北部；2.它适宜于修筑船坞和码头；3.它能提供足够开发的富饶腹地；4.交通路线易于修筑；5.它对修筑一条铁路通往北京来说是一个好地方；6.它的居民体力和智力在中国都是最强的。
德璀琳1864年来华，为中国海关四等帮办，后累升至税务司职。为人精明能干，获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1878年，李鸿章向总署举荐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协助英人赫德兴办华洋书信局，此为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肇始。1880年，李鸿章委派德璀琳为总办，为北洋水师修造大沽船坞，于是德璀琳对中国的海军以及中国沿江沿海的地形地势都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他的六点分析不乏真知，于是获得了蒂尔匹兹的认同。
蒂尔匹兹与德璀琳的分析与建议获得了德国政府的接纳，于是德国政府决定在将来一个适当的机会设法占有胶州湾，修建德国海军基地。
德国在维护、扩展自己利益方面真是一个高效率的民族，政府刚刚决定在“将来”某一个时间设法占有胶州湾，这一方案既没有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甚至根本就没有向中国政府通报，可是德国政府竟然于当年11月29日委派水利工程师福兰西斯访华，对胶州湾的地理、气候、物产、人口等各方面进行详尽调查，制订了一个占领胶州湾的行动计划。
有了明确的行动计划，德国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行动。1896年12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的要求，只是其理由毫无新意，这当然给中国政府婉拒提供了借口，总理衙门依然以先前同样的理由表示担心其他国家援例。
德国政府没有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租借胶州湾的愿望。不过，总理衙门也没有彻底关闭讨论这一问题的大门，而是提出如果德国能够向中国保证其他列强如法国不会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么中国方面或许可以开始与德国讨论这一问题。
对于清政府的一再婉言拒绝，德国政府也制定了应对策略，他们决定依赖在华传教士和军事教官制造事端，这样德国方面就可以利用报复的机会，乘机强占，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同中国政府讨价还价，迫使中国政府接受。
对于强占胶州湾可能引起的外交困难，德国政府也做了详尽的沙盘推演。他们认为英国人对此可能不会反对，法国也许会有一点小麻烦，但主要的麻烦可能来自俄国，因为清政府曾经允许俄国舰队在胶州湾过冬，俄国政府可能会把德国的强占视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化解可能来自俄国政府的干预，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出马，于1897年8月出访俄国，当面直率试探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态度。俄国方面表示，俄国的在华利益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对俄国来说最重要的港口应该在辽东半岛而不是胶州湾。
有了俄国政府的默许，德国方面开始实施军事占领的计划，随时准备利用中德之间可能爆发的一切危机为其实施军事占领提供借口。
耐心的等待终于为德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1897年11月1日，德国传教士韩理和能方济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磨盘庄被当地的大刀会杀死。
巨野教案的爆发有着复杂且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政治背景，只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对德国人来说原本应该视为惨案的事情，却成了德国人无法掩饰的期待。11月6日，德皇威廉二世接到了这一案件的官方报告后，对两名德国传教士的不幸被杀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哀伤，反而情不自禁地表示中国人终于给德国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与事件，公然叫嚷要“采取严重报复手段”，“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于是立即命令德国远东舰队迅速从吴淞口驶往胶州湾，不惜代价，强行“占领要隘、城市或其他适当地点”[7]。
11月13日，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棣利士率三艘兵舰驶抵胶州湾，并于次日晨强行登陆，占领胶州湾周围各个山头。稍后，德军给清军守将章高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在胶州湾一带的驻防兵勇必须在限定的四十八小时内全部撤退，否则后果很严重。[8]德国占领军还狂妄地张贴告示，宣称他们之所以出兵占领胶州，是因为有两名传教士在山东被杀，要求青岛口等处地方各色商民人等知悉，务必仍照常安分营业，不得轻信谣言煽惑。否则，按德国军法从事。[9]
德军的狂妄无疑欺人太甚，但清政府方面考虑到德国肯定是在借巨野教案为由进行要挟，于是不愿为德国方面留下更多的口实，遂命章高元率部和平撤退，不要轻起兵衅，以免引起更多的外交麻烦。
对于德国政府的企图，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当巨野教案发生、德军出兵强占胶州湾之初，山东巡抚李秉衡就报告清政府，指出德国借巨野教案出兵占领胶州湾是蓄谋已久的阴谋，即便没有巨野教案，德国方面也会制造或利用其他的事件以达到其占领胶州湾的政治目的。李秉衡建议清政府应该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德国从胶州湾退出，另一方面如果德国方面不听从中国的劝告坚持军事强占胶州湾的话，那么中国必须坚守强硬的立场，增添兵勇，与之决战。[10]
对于李秉衡的分析与建议，清政府部分同意并接受，承认德国强占胶州湾确实是其蓄谋已久的阴谋，同意山东方面为此增添兵勇，除了由总理衙门与德国驻华公使进行交涉外，也指示中国驻德国公使与德国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但是对于李秉衡及山东地方有意与德国军队进行决战的请求，清政府表示不能同意。其理由是，既然德国强占胶州湾是蓄谋已久的阴谋，那么中国方面就不能被其阴谋所左右，中国军队只有镇静以待，任其恫吓而不为之所动，断不可先行动手，以免让德国寻找新的理由与借口。否则，轻言决战，立起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恐怕将来更难收拾。[11]
从清政府的立场看，这种委曲求全以免贻误大局的决策自有其道理，因为中国刚刚经历过惨痛的甲午战败，尚未从这次惨败中恢复过来，如果中国此时轻起兵衅，不论从军事实力而言，还是从综合国力来看，中国都未必是德国的对手，中国很可能因此而蒙受更大的屈辱。毕竟德国强占胶州湾是因巨野教案而起，无论如何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巨野被杀都是中国道义上的一个责任，为了能够从外交上阻止或劝退德国军队，中国必须有效地解决巨野教案，给德国方面一个相对满意的答复。
清政府避战求和的心态当然也无法瞒过德国方面，德国政府充分利用了中国政府的这一心态。当中国政府向德国公使表示中国将严肃处理巨野教案，必将给德国一个满意的结果时，德国公使却表示德国政府不可能满足于“一般性质的要求”，因为巨野教案确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月15日，德国政府内部决定，为了达到继续占领并最终拥有胶州湾的目的，必须充分利用巨野教案极大提高德国政府的要求，这些过高的要求务必使中国政府根本无法履行，这样德国就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拖延军事占领，并最终达到拥有胶州湾的目的。
根据德国政府内定方案及指示，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于第二天（11月16日）向总理衙门提出极端苛刻的六项要求：
一、革除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职务，永不叙用；
二、给天主堂建筑费六万六千两，赔偿盗窃物品银三千两；
三、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曹县、鱼台、武涉七处，各建教士住房，共给工费二万四千两；
四、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五、以中德两国人资本设立德华公司，承修山东全省铁路，并许开采铁路附近之矿山的权力；
六、德国办理此案的全部费用，均由中国方面承担。[12]
胶州湾事件是巨野教案的逻辑结果，德国已经在事实上军事占领了胶州湾，但在这六项要求中却闭口不谈胶州湾的事情，德国的用意显然是期待以胶州湾为“抵押品”，尽最大可能提高巨野教案的要求，最后迫使中国政府在德国租借胶州湾的问题上让步。
中国政府当然清楚德国的用意。11月20日，总理衙门向德使表示同意与德国政府就巨野教案的善后问题以六项要求为基础进行谈判，但前提条件是德国必须从胶州湾撤军。
对于中国政府的撤军要求，德国政府当然也不会同意。德使海靖表示，德国军队占领胶州湾是因巨野教案而起，在巨野教案没有获得圆满的解决之前，德国军队不能撤出胶州湾，德国需要舰队留在那里监视山东地方当局是否如实执行清政府的命令，所以撤军是德国方面根本不予考虑的问题，也是德国政府与清政府唯一不能谈判之点。德国政府必须以继续占领胶州湾保持对清政府的外交、军事压力，迫使中国能够做好巨野教案的善后工作。
德国军队不可能轻易撤出胶州湾，这一点清政府内部早有明确的判断，当胶州湾危机发生之初，清政府就期待由列强出面干预迫使德国撤军。清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德国的强行占领破坏了国际尤其是远东的政治格局，破坏了列强在远东在中国的利益平衡和均势，尤其损害了俄国人的利益。出于这种判断，当胶州警讯传到北京的当天（11月15日）晚上，李鸿章就秘密前往俄国驻华公使馆，请求俄国出面劝退德国。
俄国政府在胶州湾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想法与判断，沙皇尼古拉二世确曾当面向德皇威廉二世表示过不反对德国占有胶州湾，所以德国政府在下令海军舰队从吴淞口驶往胶州湾的时候，也曾询问俄国政府是否同意。此时，俄国政府的想法有了变化，他们觉得有必要利用胶州湾危机与清政府进行一次交易，于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回答德皇威廉二世说：“对你派遣德国舰队去胶州的命令，我不能表示赞成或不赞成，因为我不久前才知道，这一港湾只在1895年—1896年间暂时归我们使用。”[13]所以当李鸿章向俄使求助的时候，俄国方面很爽快地答应了中国的请求，称愿意帮助中国劝说德国退出胶州湾，“以友谊论，俄国故不能漠视；以大局而论，俄尤不容其久踞”[14]。俄使甚至故作神秘地帮助李鸿章分析，俄国政府劝说德国从胶州湾撤军并不难，只是现在英国水师也有前往胶州湾的动向，一旦英德联手，勾结一气，事情可能就比较麻烦。显然，俄国有意夸大胶州湾危机，为其直接出兵干预留下伏笔。
11月16日，俄国政府向德国政府表示，中国政府曾经允诺俄国军舰在胶州湾过冬，因此俄国对胶州湾享有停泊优先权，德国军舰未经俄国同意驶入胶州湾不仅损害了俄国的利益，而且势必引起英国和法国的不满，如果英法也派军舰进入胶州湾，极可能破坏远东政治格局的平衡与均势。俄国劝告德国从胶州湾撤兵，并暗示俄国同意并支持德国可以在上海以南取得一个港口以替代胶州。同一天，俄国政府派太平洋水师提督率十六艘兵船开赴胶州湾，声称要“从旁相机密看”[15]。
对于俄国的这些说法与劝告，特别是做法，德国方面不能同意。德国驻俄代办提醒俄国政府说，沙皇尼古拉二世对德皇威廉二世的回电已充分表明俄国对胶州湾毫不关心，因此俄国现在关于胶州湾的一切说法都是德国政府难以接受的。对于德国的态度，俄国政府予以驳斥，宣称尼古拉二世的回电仅仅证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胶州湾目前对外国军队是不开放的，俄国不会在外国船只侵入胶州时主动放弃该地。
至此，德国政府已经清楚俄国的所谓干涉与劝说只是在与德国讨价还价，并不是真的在帮助中国人。俄国政府只是希望获得德国政府对他们的承诺与支持，以保证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德国政府适度调整了对俄国的关系，11月20日，德国政府向俄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俄国的外交政策，并暗示如果俄国能够同意德国占有胶州湾，德国政府不对俄国将整个中国北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表示异议，也不反对俄国军舰在胶州湾停泊。如果俄国在胶州湾问题上向德国要价过高，德国有可能转而支持英国的东亚政策。
德国政府的“慷慨”终于打动了俄国。11月30日，俄国政府向德国政府表示，俄德两国在胶州湾问题上只是有一点误会，俄国政府期待德国政府消除误会积极合作。第二天，俄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声明俄国可以不反对德国对胶州湾的军事占领，也充分相信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满足德国方面的要求。[16]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又向中国政府索要条件，宣称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满足它的条件，俄国政府仍愿意劝说德国退出胶州湾。这三个条件是：
一、俄国水师提督兵船开至胶州时，清政府应饬地方官照应一切；
二、中国北方各省所用德国及他国教习，必须一概撤退，换用俄国人；
三、东北各铁路建造时，用俄国人及俄国贷款；
又，松花江、嫩江俱准俄船行走，黑龙江下游不准中国行船。[17]
中国政府原本指望俄国政府出面干涉促使德国尽快从胶州撤兵，现在看来俄国政府不仅没有足够的把握劝说德国撤兵，反而乘机向中国索要更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只能改变先前先撤兵后谈判的前提条件，同意与德国政府就巨野教案依照德国政府提出的六项要求进行直接交涉。12月4日，总理衙门与德国公使达成初步协议，同意接受德国政府六项要求的前三项，以此诚意换取德国能够从胶州湾撤兵。然而中国政府的诚意并没有取得如期的效果，反而坚定了德国继续占有胶州湾的信心。德国公使至此明确提出租借胶州湾作为德国当年参与干涉还辽的报酬，总理衙门表示完整地将胶州租借给德国可能会有困难，但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开放胶州，并承诺不会将胶州租借、割让给其他国家，德国可以在胶州设立租界、建造铁路。至于德国希望在中国沿海寻求一个不冻港，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将华南某一港口租借或者直接割让给德国。
对于中国政府的建议，德国方面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德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中国政府的方案实际上是在玩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是希望将德国引入英国的势力范围，造成英德之间的冲突。因此，德国政府将计就计，在拒绝中国政府建议的同时，还巧妙地将这一方案告诉英国政府，以此换取英国政府对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支持。对于法国和日本，德国也进行了安抚外交，重申支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强调德国占领或租借胶州湾，决不会侵害它们在中国的利益。这样，英、日、法等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默认了德国对胶州湾的占领。
第二节 新教育与新政治
或许是机缘巧合，当巨野教案发生前四天即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一张仿英国《泰晤士报》的中国报纸在天津紫竹林租界地面诞生，此即后来影响深远的《国闻报》。正是由于这张报纸的诞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胶州湾事件过程中的态度，以及改革思想是怎样酝酿的。
《国闻报》的创办人为严复、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严复此时的本职工作是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兴趣主要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海战使中国海军蒙受了巨大打击，所牺牲的将士或是严复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或为留学英国的战友，或为其北洋水师学堂的门生，因此严复所受到的刺激远比一般人来得更强烈，于是他在此后一段时间奋笔疾书，探究中国失败的根源，提出中国发展的方向。在甲午战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严复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政论界的地位，与在南方鼓吹维新思想的梁启超一起被誉为“南梁北严”。
《国闻报》的创办宗旨，只有一句话，即“将以求通焉耳”。怎样“求通”？只有两句话：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具体而言，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18]
基于这样的办报宗旨，所以当巨野教案发生尤其是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国闻报》理所当然地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及时翻译、介绍、评论西方国家消息、动态，发表一系列社论，痛斥列强对中国的觊觎、蚕食，批判清政府愚昧、无知，对于稍后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思潮、运动的高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先导作用。
当严复在北方放言高论时，胶州湾事件也深深刺激了南部中国知识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试图改变三年来湖南维新运动的性质，为由胶州湾事件而引发的民族危机做最坏的准备。他们的计划是，一旦北方局势持续恶化，就以湖南为基地策动南部中国的独立。
1897年12月14日，由梁启超撰写的《南学会叙》在《湘学报》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刻意强调湖南在中国未来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希望湖南等南方各省能够像日本幕府末年萨摩、长洲、土佐、肥前四藩那样，成为推动全国维新变法运动、复兴的重要基地。他指出，中国地域辽阔，积弊已久，期望中国能够坚实地联合一体，共同发展，恐怕并不可能成为现实。中国具体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发展在区域上的不平衡性，所以中国未来的真正希望之所在，可能就是先由一些省份的局部试验推而广之，成为风气，相邻诸省逐步联合，然后形成全国性的维新变法格局，推动中国在整体上的进步与发展。湖南居天下之中，有着良好的学术文化传统，人才辈出，其任侠尚气的民风民俗，也与日本幕府末期的萨摩长门藩士的情形相类似。前有魏源、郭嵩焘、曾纪泽诸先贤精神的遗存，后有过去几年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与影响，“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具有其他各省所不具备的政治环境与人气，故将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舍湘人则难成。[19]
胶州湾事件强烈刺激了中国知识人敏感的神经，两年前在北京出尽风头的康有为此时恰巧因事途经上海北上，无意中卷入一场大事变，中国历史由此改写。
在上海，康有为拜会了正在那里的文廷式，向他讨教北京官场的情况。文廷式是光绪帝珍妃的老师，不仅师生关系非同寻常，而且因光绪帝宠爱珍妃，所以爱屋及乌，皇上对文廷式自然是另眼相看，而文廷式则自以为当今帝师，有时不免不知收敛，无形中不知惹得多少显贵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说，文廷式是京城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显要名流，只是由于他深深介入了宫廷内部纷争，于是在甲午战后失宠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弹劾，遂被驱逐回江西原籍，郁闷中经营煤矿，坐待时机，东山再起。所以，文廷式不仅对京城官场的人脉了如指掌，而且自认为帝党中坚，当然乐意为帝党物色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
康有为与文廷式也不是初次认识，他们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一起在京师从事过救亡运动，文廷式在甲午战后力主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并予以严惩。对于《马关条约》，文廷式痛心疾首，力主拒约、迁都、抗战，这些主张都深刻影响了此时正在京师的康有为。
稍后，文廷式为改革现状，挽救国家，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思开风气，变法图强。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加入，并逐渐成为该会领袖人物。所以说，康有为与文廷式不仅久已相识，而且政治理念也比较一致。因此，文廷式也就乐于为康有为写了数通密札，为康有为到了北京之后疏通与各方面的关系。
康有为至京师，正值胶州湾事件发生。因文廷式等人关系，康有为接触了不少像李鸿章、翁同龢这样的朝中大臣，他与他们的地位虽然比较悬殊，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他们发表自己对这些外交危机的看法，因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康有为曾就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向清政府表达过意见，这几次上书虽然都没有取得具体效果，但康有为的名字在京城官场并不陌生。所以，胶州湾危机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难题，但对康有为来说，无疑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据他自己后来描述，胶州湾事件给他极度脆弱的心灵以致命打击，爱国保种之心油然而生，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于是奋笔疾书，上书言事，很快草就《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期待由此重演1895年公车故事。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康有为详尽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甲午战后三年来，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筹划详明，绝无隐讳。康有为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强必群起而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州湾事件只不过是列强的借口而已。于是，康有为郑重警告清廷主政诸公：列强计谋得逞，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20]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并没有顺利抵达政治高层，但其活动、言论，依然引起光绪帝注意。戊戌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奉命至西花厅与总理衙门诸大臣荣禄、李鸿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人谈话。这次谈话迄今尚未发现翔实的档案记录，据翁同龢日记：“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21]从内容上看，康有为将自己多年来的见解尽情发挥，各位大臣也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与康有为进行了探讨。但从气氛上看，康有为似乎并没有在各位重臣面前赢得多少好感，即便对他不薄的翁同龢都觉得他“狂甚”，那么其他几位对他素来有成见的大臣如荣禄等人就很难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了。
第二天，光绪皇帝召见枢臣，翁同龢便将西花厅问话情形上报皇帝。翁同龢倾向性描述引起了光绪帝的兴趣，光绪觉得有必要召见康有为直接谈谈，以便能够理清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路。光绪的决定遭到恭亲王奕反对，奕的理由只是祖宗仪礼传统。不过，奕建议皇帝命康有为将书面意见呈报，如从中发现确有价值，可以考虑用什么办法安排召见。此后，康有为向皇帝上了《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及《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或简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地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
康有为政治改革等建议引起包括光绪帝在内的许多人的兴趣，但在清帝国拥有重要权力的恭亲王奕对康有为的建议，特别是康有为的人品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确实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但任何改变都必须慎之又慎，“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22]。恭亲王的警惕阻止了康有为。然而无法阻止的是，四月十日（5月29日）恭亲王病逝。
恭亲王之死是戊戌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朝野中外均激起巨大反响。朝中比较活跃且与恭亲王奕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有接触的大臣张荫桓在日记中写道：“恭邸已矣，全受全归，福命不薄，其如时事何哉？”[23]对未来政局走向稍感困惑。宋育仁在得知奕去世的消息后顿足叹息，以为大局从此危矣[24]；与翁同龢有师生之谊的张謇在5月30日得知奕去世的消息后就预测中国政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怎样变，张謇似乎还难以预测。[25]几乎所有关注中国政局演变的人都预感到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不可逾越，中国先前几十年只注重学习西方的技术，发展经济的所谓洋务运动必将随着奕的去世而寿终正寝，中国的政治体制必将随着中国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中国的政治局面也必将根本改观。特别是那些急于进行政治改革的年轻一代如康有为等人，他们觉得奕的死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难得一遇的良机，于是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通过翁同龢促使光绪皇帝利用奕去世之后的政治权力真空从速变法，“勿失时”[26]，通过变法尽快控制住权力。
6月1日，康有为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名义上奏光绪皇帝，诱导光绪皇帝利用当前的时机“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27]。6日，康有为上书促请皇帝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而一人心，以变法维新为行政方针，天下更始。[28]8日，康有为又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拟定一个奏折，请明定国是。
6月9日，阴。午正黑云垂垂，雨只数点，地未湿，而城中下午雨大。这一天，光绪皇帝先在宫中保和殿仿历代故事策问新进士三百四十二人，从这篇策问中可以感到光绪帝目前所思所想几乎都是怎样才能有效地发现人才，怎样才能有效地改革兵制，建立强大的近代化军队，怎样处理日趋复杂的外交事务，怎样办理税收与理财，使国家财政能够有一个根本的好转，“凡此皆宰世之宏纲，经邦之要务也。朕以藐躬膺祖宗付托之重，宵旰忧勤，辟门吁俊，尔多士各殚见闻，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29]。策问了这些新进士之后，光绪皇帝于午前匆忙从城里赶往颐和园，先在倚虹堂稍坐，遂至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之后奉太后至景福阁，侍太后中餐及晚餐。晚，光绪帝住在颐和园玉澜堂。这一天，光绪帝处理的政务还有，谕内阁著前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仍在南书房行走。
6月10日，晴，早凉晚热。这一天，光绪皇帝继续住在颐和园，曾到乐寿堂向太后请安。所处理的政务有，著荣禄补授大学士，兼管户部事务；著刚毅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著崇礼补授刑部尚书。这三项人事调整虽然与后来的变法与政变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光绪皇帝既然是在慈禧太后所居住的颐和园所发布，想必他没有任何必要不与太后商量。实际上，这几项人事调整可能正是慈禧太后的意思。强硬的荣禄与刚毅实际上都是慈禧太后的心腹，由他们来掌管内阁，协助光绪帝进行后来的变法，应该说能够获得慈禧太后的同意。
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晴朗，热。光绪皇帝先是到乐寿堂向慈禧太后例行请安，之后奉太后到景福阁，侍太后早餐毕，光绪皇帝离开颐和园，返回皇宫的养心殿召集群臣，宣布两道谕旨：
第一，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以为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究时务，大多数人主张变法自强。朝廷对于这些变法自强的主张深感欣慰，也曾竭力支持，最近一段时间，朝廷就一些可以立即或即将进行的改革进行了审慎的研究，筹之至熟，遂作出了决定，这些决定已经通过诏书的形式颁布，如开特科、裁冗员、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等，希望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善目前中国某些不足的地方，只是由于国内许多地方的风气尚不够开放，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议论纷纭，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的意思不外乎是表明清廷对改革的坚定立场，希望那些守旧势力能够认真体察国情，支持政府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某些改革。他强调，当此国是不定的时候，号令不一，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儒学之积弊，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数千年来的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光绪皇帝据此明白宣示，此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方近代学术之有切于中国时务者，实力讲究，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要徒袭西学之皮毛，而要真正掌握和真正领悟西方学术的精髓或真精神，真切理解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不要腾其口说，泛泛空言，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至于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明定国是诏》提出以创办京师大学堂为最亟要务，责成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提出具体的创办方案。将来所有的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京师大学堂就学者，均应为其提供方便，准许入学，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所有内外臣工不得对此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30]
在第二道诏书中，光绪皇帝指出，方今各国交流越来越多，外交人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兹命各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情保荐一批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带领引见，以备政府选用。
从内容上看，6月11日的两道诏书，虽然标志着百日维新运动的正式开始，但这两份诏书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除了决定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一具体事项外，不外乎是政府有意刷新政治，渴求人才，希望中外大小臣工能够体察政府的深意，各司其职，发愤为雄。在怎样对待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这两道诏书立论平实，不偏不倚，既强调要博采西学之长为我所用，也反对徒袭西学之皮毛的食洋不化；既强调要以代代相传的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也反对徒蹈宋明儒学之积弊，空谈性命义理，无补于时艰。这样两份立论平实，不偏不倚的诏书，实在很难引起一般社会公众和外国政治观察家的注意[31]，只是到了随后几天翩然而至的另外一批诏书的颁布，方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以及外国观察家的密切关注，或以为这些诏书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或以为中国将从此进入一个体制创新的艰难过程。
就本质而言，1898年的百日维新是从外交困境开始，而外交上没办法，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没办法；中国经济没办法，又是因为中国政治没办法。所以，这样一环扣一环地推进，终于酿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动。但是要说百日维新的起点，就必须从改组后的新政府重建具有近代特征的经济体制说起。
建立具有近代特征的经济体制，是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一直在进行的工作。在曾国藩、李鸿章、奕等人相继主持下，中国经济成分中的近代因素经过短短三十余年的发展，应该说已有许多。但是，甲午战败后，反思中国过去走过的道路，人们很难满足过去已取得的成绩，因为中国毕竟是个战败国，中国毕竟没有拿出足够的经济实力与日本进行抗衡。所以，自甲午后，清政府就有意识地对经济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废除过去几十年阻碍经济发展的清规戒律，重建更具有近代特征的经济体制。
光绪皇帝宣布明定国是第二天，又发布一道上谕，强调“商务为富强要图”，要求各省督抚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妥速于各省会筹办商务局，公举殷实绅商派充局董，详定章程，认真讲究，总期联络商情，上下一气，振兴商务。同时要求各地着力整顿商务、矿务，以开利源，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7月25日发布的上谕中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并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汉口等地，调查资源，提出方案，就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等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32]
振兴商务，特别是要建立具有近代特征的商业流通体系，就必须有近代金融手段，必须设立相应的国家银行和各种商业银行。设立国家银行的准备工作早在1897年初就已由盛宣怀负责进行，当年5月27日在上海设立总行，自夏徂冬，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地设立了分行，1898年初在北京设立了京城银行。至此，具有近代特征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此后自京畿以迄各通商码头，泉府机括，血脉贯通，或不致如先前仅为洋商所把持，中国自主的金融管理与经营系统大体确立。因此，当清政府宣布变法维新的前后，盛宣怀觉得有必要将已经建立的金融系统提升为国家银行，于是他在百日维新开始前后即向清政府提出设立中国通商银行这一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方案。1898年7月8日，光绪皇帝原则批准了这个方案，交户部速议具奏。
商务为社会经济最重要的流通环节，而农业则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尤其是在以农立国背景下的中国，农业的萧条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势必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所以，清政府在宣布振兴商务的同时，也格外注意农业的进步，6月20日，总署奉旨妥议提倡学艺农工矿业事宜。7月4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命各省督抚督饬该地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上谕强调，讲究农政在中国已有久远的传统，这本是中国古代“劳农相劝”的意思，所以各地各级官吏对此要随时维持保护，实力奉行。如果哪个地方办得确有成效，准该督抚奏请奖叙。该上谕还称，听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农学会，对于转移风气，促进农业的进步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命两江总督刘坤一查明上海农学会的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布，供各地参考。同时也希望各地注意外国农学图书的翻译与介绍，总期为农业的复兴提供帮助。
至于铁路、矿务等方面的建设，自甲午战后因外国大规模地向中国借款久已开始，戊戌年间的新政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指示和举措，大要是要求各地官吏积极进行。6月14日，新政伊始，湖南巡抚陈宝箴就上书清廷，建议仿行西方，加强铁路建设和开发矿产。[33]
7月23日，出使美国、日本、秘鲁三国大臣伍廷芳也上书清政府，根据他对西方国家矿产资源开发经验的了解，建议清政府大胆使用外国资本：查欧洲诸国有招他国开矿而坐收其利者，有许异籍入股而分沾其利者。货恶其弃于地力，可以取诸人，此特生财之常，无与争地之事。诚能严为限制，明立章程，可免喧宾夺主之嫌而收集腋成裘之实效。若过于顾虑，坐失事机，中国既不能依靠自己的资金与技术独办，又怵他人之争趋。始则深藏固闭而恐其来，继则豪夺强求而反徇其欲，是则无策之甚者。[34]
陈宝箴、伍廷芳等人的建议引起光绪皇帝的重视。7月12日，光绪帝在陈宝箴的奏折上批示令总理衙门妥速筹议具奏。8月10日，总理衙门就陈宝箴的建议提出方案，除了介绍目前已经开办的各条铁路及各省兴办的矿务外，更抱怨资金难以筹集，人才匮乏，拟再请旨饬下承办铁路大臣各于铁路扼要之区，增设学堂，招集生徒，切实教导，培养人才。[35]
经费的短缺、人才的匮乏并没有完全束缚住清政府的手脚，清政府在加强人才培养、筹措资金的同时，也尽可能地采取措施推动铁路的筹建及各省矿产资源的开发。7月28日，清政府委任荣禄会同张之洞率盛宣怀等着手筹办芦汉铁路等处的铁路建设。8月2日，清政府决定在京师成立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均归矿务铁路总局统辖。此上谕强调铁路、矿务为时政之最要关键，现在津榆、津芦铁路早已竣工，由山海关至大凌河一线正在筹款接办，其粤汉、芦汉两路均归总公司建造，至此干路规模大段已具。矿务以开平、漠河两处办理最为得法，成效已著，现在正在推广。唯铁路、矿务方面的事务格外繁重，各省的办法也不甚一致，或致章程歧出，动多窒碍，因此有必要成立一全国性的机构进行协调。[36]这实际上隐含有将全国的铁路、矿务等涉及国家战略的重大基础建设一律收归国家主办的意思，是以国家的力量控制那些事关国计民生重大领域的一大举措。
戊戌年间新政中最具有重建近代中国经济体制意味的举措是颁布了一系列奖励、鼓励发明与著作的政策，特别是其具有保护专利色彩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7月5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同意康有为关于设立专利制度的建议。
总理衙门根据光绪皇帝的指示，迅速拟定了专利和奖励章程十二条，对创造发明的范围、性质以及奖励的标准、提升职务的级别、专利的保护年限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7月13日，光绪皇帝再发谕旨，公布总理衙门议定的专利奖励章程，并称朝廷鼓励人才，不靳破格之赏，但仍应严防假冒与泛滥，所有著书及创造发明，都应由相关部门聘请相关专家认真考察、检验，严定罚惩，以期无负振兴庶务、实事求是之至意。[37]
第三节 党争与想象的保守派
戊戌年的经济体制调整、政治架构调整，尽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有许多争论，但总体而言，改革都在稳步推进，光绪帝渐渐表现出领袖风范，他内心深处希望模仿的，应该是引领日本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国家的明治天皇。假如不发生政治意外，二十八岁的光绪帝应该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遗憾的是，戊戌年出了一个康有为，他的天才，他的想象，让政治局面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偶然事件导致历史进程转向，在历史上的例子举不胜举。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无果后，原本按计划返回广东，继续他与朋友合作的移民巴西生意。不料他在向翁同龢辞行时，翁却告诉他：“毋行，吾今晨力荐君于上矣，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上将大用君矣，不可行。”
对于翁同龢的诚恳挽留，康有为感激至深。他在后来的一首诗中比较真切地留存了这次晤面对其后来的深刻影响。诗中写道：
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诗意虽然比较隐晦，但多少透露出他与翁同龢谈话的信息。他把自己与翁同龢的关系比喻为汉朝的韩信与萧何，说翁同龢深夜挽留，就是汉朝萧何月夜追韩信，是大清王朝礼聘能够辅佐江山的能臣贤相。他在这首诗的“题记”中说得更明白：“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12月12日）晓，束装决归。是日朝，常熟力荐于上，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38]不过这次见面及翁同龢的话，均不见翁的日记。
翁同龢，甚至还有张荫桓等朝中大臣欣赏康有为，推荐康有为，并非虚言。戊戌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总理衙门总办根据清廷政治高层的决定，书面通知康有为第二天到总理衙门接受王大臣的面询。翌日下午三时，康有为如约前往总理衙门所在西花厅，在那里接受了荣禄、李鸿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人的问话[39]，康乘此机会将先前并没有送达的上清帝第五书直接呈递给政府最高当局。
西花厅问话至今没有发现翔实的档案记录。从内容上看，康有为将自己多年来的见解尽情发挥，各位大臣也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与康有为进行了探讨。但从气氛上看，康有为似乎并没有在各位重臣面前赢得多少好感。
多年后，康有为回忆这次问话时，也隐含着这样一种气氛。在他慷慨陈词地讲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后，荣禄似乎也是不经意地提醒他“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康有为也不客气地回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康有为的辩论自然有足够的道理，如果他当时确实以这种口气回应荣禄的提问，即便荣禄有宰相之腹，也很难容忍康有为这样的小狂生。由此也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伏笔。[40]
狂傲之人一般说来必有狂傲的本钱。康有为在那个时代确实属于通知中西古今的博学之士，而且具有救世济民的情怀，所以当光绪帝在恭亲王去世后加快变革时，康有为理所当然成为光绪帝希望咨询的“专业人士”。
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这既是康有为毕生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也是其一生中见到光绪皇帝的唯一一次。可是这次会见似乎给康有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后来的岁月里不论是炫耀自己的辉煌，还是鼓励他那些追随者，他都反复强调这次召见的重大意义。这是康有为的重要政治资本。
16日清晨，康有为入东宫门内的朝房，等候光绪皇帝的召见。在那里，他遇见已获任命的直隶总督荣禄也在等候面见皇上谢恩。
荣禄当然知道康有为是在等候皇帝的召见，于是他问康有为：“以子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重申他几年来的思考，答道：“非变法不可。”
荣禄接着问道：“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41]
康有为直截了当地说：“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42]康有为与荣禄的这段对话细节不见于康有为后来编著的自定年谱，但自定年谱也承认他在朝房等候光绪皇帝召见的时候确曾与荣禄“谈变法事”[43]。但由于后来政变的原因，特别是因为荣禄后来成为政变的实际主导者，因此包括康有为在内的所有后来解读者都将这段对话的情景作了恶意的解读，以为康、荣二人由此真正结仇，并由此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变故。这种解释虽然可以自备一说，但实在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
根据康有为自定年谱追忆，这次会面主要是光绪问，康有为答。光绪似乎静静听康有为侃侃而谈。康谈到，如今西方列强环视中国，步步紧逼，试图分割中国，中国的危亡就在眼前。对此，光绪接着说：“皆守旧者致之耳。”
听了皇帝的叹息，康有为对道：“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变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对于康有为的这种说法，皇帝表示赞同：今日诚非变法不可。至于应该怎样变，这就是今天的谈话内容，他当然希望康有为尽其所知谈谈自己的看法。康有为说：现在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变法还是不变法，而是小变还是大变，是枝节的改良，还是根本的彻底的变革。康的意思很明显，他不赞成枝节的改良，他期待彻底的变革。他称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这就像一座宫殿，既然它的基本材料已经败坏，那么小修小补已经很难从根本上挽救其倾覆。正确的办法谁都知道应该是拆而更筑，乃可庇护。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角之多寡，窗门槛棂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后将设计方案交给施工者，新的建筑就可成功了。在设计上如果存在缺陷，那么新的建筑即便建起来了，也很难经得起风雨考验。对于康有为这些并不难懂的道理，光绪皇帝表示赞同。
在谈到开民智问题时，康有为说，今日中国之患，主要在于民智不开，所以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真正有效率、能够使用的各方面人才实在是太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以八股、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可能严重妨碍了有经世实用之才的成长。学八股者，不必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必考察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只要熟读那些八股经典以及熟悉作文章的套路，再凭借自己的运气就可以通籍累致大官。所以满朝文武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无以应对外交难题，从而使中国的外交陷入日趋被动的境地。扪心自问，这都是八股考试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台湾及辽东半岛的割让，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战争赔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八股的危害。
对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非议在清朝已有很久的历史。自清中期以来，已有许多志士仁人看到了八股制度扼杀人才的危害，但国家选拔人才制度的稳定性，也使这一尽管有着无数弊端的制度长期有效地运转，因此无数的青年才俊正在八股科举的考试征途中跋涉，任何时间下令取消这一制度都会造成一批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于是否继续沿用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一直犹豫不决。不过，为了弥补这一制度的缺陷，清政府自发现这一制度的缺陷后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诸如早些年就开始实行的幼童出洋留学、鼓励各方面的特异之士脱颖而出的特殊政策等，也或多或少地弥补了这一制度缺陷。只是从总体上说，不对八股科举进行根本改革，便无法为人才成长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所以康有为继续前人与时贤的讨论，在光绪皇帝召见时再次提及八股考试的弊端，直接刺激政府最高层的敏感神经，应该说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光绪皇帝赞成康有为的这些分析，他接过来说：“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光绪皇帝明确回答：“可。”
康有为再对曰：“皇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皇上曰：“可。”
根据康有为的记录，君臣之间还谈到经济改革、货币制度、股票发行、用人行政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并不是康有为的专长，因而光绪帝听得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于是告诉康有为：“汝下去歇歇”，并嘱咐：“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似乎已无意再与这位“康圣人”面谈了。而康有为听了光绪皇帝结束谈话的命令之后也如释重负，匆匆告退。[44]这次谈话前后大约一个小时。[45]
康有为这次与光绪皇帝的谈话目前尚未见到清政府方面的官方记载，所有内容与情形都是康有为后来的追忆。这里显然有后来的感觉与变异，但大体上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天谈话的大概情况。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很容易看到康有为这次面见皇上的对奏不仅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败笔。他所谈论的范围没有超出他自己先前的奏折和其他文章，其深度更不及他的著述。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在光绪皇帝的气势压抑下似乎也没有获得发挥，甚至他的那些并不太标准的官话可能都影响了他表达。至于那些见解，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长，更多方面似乎并不特别优秀，只是与时贤的见解大体相似略有不同而已。像废八股、改科举的主张与理由，他似乎并没有严复的分析有条理、有深度。
如果从学理上说，康有为许多议论都显得偏颇、偏激，然而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的许多看法有着“片面深刻”的特性，不论人们能否接受，都必须正视其存在。谈话第二天（6月17日），光绪帝将御史宋伯鲁一份关于科举制存废问题的奏折批转枢臣研究拟旨，而协办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刚毅则建议将此事交给负责这方面事务的礼部去讨论并提出方案，光绪帝突然想起康有为昨天的忠告，明确告诉刚毅：“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而刚毅则认为，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刚毅的固执激怒了光绪帝，帝闻言厉声斥责：“汝欲阻挠我耶？”刚毅乃言不敢。及退朝，刚毅仍提醒皇帝此事重大，最好由皇上请示慈禧太后之后再做决定。刚毅的建议似乎也是一种审慎的选择，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皇上也只好接受。但光绪皇帝命枢臣拟旨的消息不知何故传了出来，京师哗然，人人争传废八股，喜色动人。[46]这实际上都为重大决策的进行留下了隐患，只是康、梁等人当时不自觉而已。
刚毅的反对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反对，作为一名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他劝光绪皇帝对这已经实行数百年的重大制度进行改革时取审慎态度，似乎也没有大错。但是，当时的康有为出于焦躁的心情当然无法理解刚毅等人的言行，他们认为刚毅对废科举的阻挠就是对新政的阻挠。当然，他们也不敢直接攻击刚毅，于是找到了与刚毅关系比较密切，且对废八股这一重大举措也持异议的礼部尚书许应骙作为攻击的目标，以期通过攻击许应骙而达到攻击刚毅的目的。
6月20日，康有为利用言官特权，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草拟一封弹劾“守旧礼臣”的告状信，上书清廷点名指责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甚至不惜人身攻击，称许应骙品行平常，见识庸谬，妄自尊大，刚愎自用，贻笑邻使。身为掌管教育的文学之官，却对皇上准备进行的科举制度改革心怀不满，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公开宣称政府已经决定设立的经济科之无益，甚至扬言务欲裁减其额，使之推广困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该奏折还指责许应骙凡见诏书有关乎开新弃旧下礼部讨论执行者，便多方阻挠；其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奏折强调，皇上日患经济之才少而思所以养之，而许应骙日患经济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至于许应骙在外交方面的失误，奏折更是耸人听闻地编排许应骙笑话百出，不胜枚举。所以，该奏折建议清廷最高当局应该将阻挠新政的许应骙解除职务，既为守旧误国者诫，庶几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友邦之笑柄。[47]
许应骙的人品、见识是否如此低劣，我们不必完全相信康有为的指控，因为朝廷的内部决策环节绝不可能像康有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不过，待光绪皇帝收到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后极为愤怒，因为事实确乎验证了康有为的判断：不要将废八股的决定交给“部议”，否则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提出驳议。光绪皇帝在这份弹劾奏折上批道：“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即要求许应骙对弹劾奏折所涉及的问题说说清楚。
皇上的谕旨必须执行，许应骙找到刚毅，希望他能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以保护他过关，至少他也希望刚毅能够给他出出主意，怎样才能渡过这一难关。
刚毅对废八股确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确曾当面建议光绪皇帝慎重考虑，所以他对许应骙的请求并不感到意外，在他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他也曾向光绪皇帝为许应骙“乞恩”。在他得知弹劾许应骙的奏折出于康有为之手后，他也曾劝许应骙应该反守为攻，不要只急于辩白自己，更要敢于揭露、攻击康有为。
遵照刚毅的建议，6月22日，许应骙“明白回奏”，对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所指责的几件事情进行了全面辩解。按照他的辩解，没有一件可以成立。比如弹劾折指责他“腹诽朝旨，在礼部倡言经济科无益，务使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一节，许的辩解是：查严修奏请创设经济科一折，系下总署核议，臣与李鸿章等以其延揽人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复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同画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再者说，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捏造，已可概见。应该承认，许应骙的这个解释是合乎逻辑，估计也是合乎事实的。按照这种解释，许应骙不仅不是经济科的反对者，而且是最早、最有力的支持者。
至于原奏中指责许应骙在接见门生后辈时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一节，许应骙也做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他强调他个人来自风气开化最早的广东沿海，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来讲究西法，物色通才，如熟悉洋务的华廷春、精练枪队的方耀、善制火器的赖长等，均由他先后保奏朝廷，委以重任。方今时事多艰，需才愈急，凡有一技之长堪资实用者，他作为礼部尚书从来不愿失之交臂，即平日接见门生后辈，无不虚衷谘访，以便发现人才，冀有所益；并不时训导诸生务求实际，无尚虚华，从来没有痛诋过西学、仇视过通达时务之士。
紧接着，许应骙谈锋一转，称原奏指责他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也不能说毫无依据，他回想之后认为这项指责可能是指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他解释道，康和他是同乡，稔知其少年时代即无行乡里，名声极坏。待到康有为通籍旋里，屡次与乡里人士发生冲突，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倖达，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我许应骙的寓所，康有为也干谒再三，只是我甚鄙视其为人，概予谢绝。这大概就是弹劾奏折中所说的“仇视通达时务之士”的例证。许应骙在回奏中还说，此后，康有为在广东会馆私自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我许应骙作为礼部大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这就是我许应骙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所有这些，都是许应骙与康有为之间的私人关系，许应骙要借此说明康之所以要弹劾他，完全是因为他们二人之间的私人恩怨。
至于康有为的问题，许应骙在这份奏折中说得更多，他指责康有为是政治小人，狂妄至极：当朝廷下令康有为准备入对时，康即以大用自负，甚至向乡人扬言，他即将奉旨充任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显然，康有为果真如此，这可是中国官场最忌讳的。许应骙还借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的话说，“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借端牟利，借径弋名”。许应骙指出，现在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不将康有为罢黜回籍，任其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常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48]
许应骙反守为攻的攻击，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康有为当然并不像许应骙所指责的那样邪恶，清廷似乎也没有立即听取许的建议对康有为采取什么措施，但在那些久居官场的老政治家眼里，政治边缘人出身的康有为所从事的一切除了他的爱国真诚外，似乎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个人野心。凡此，都为康有为后来的政治处境埋下了伏笔。戊戌新政之所以百日夭折，从这里多少可以获得新旧党争所带来的信息。
由康有为策动的对所谓守旧派的第一次主动进攻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光绪皇帝在收到许应骙的回奏后似乎很快原谅了许应骙，他在就此所发布的上谕中指出：许应骙奏遵旨明白回奏一折，该尚书被参各节，既据逐一陈明并无阻挠等情，即着毋庸置议。礼部有总司选举学校之责，总理衙门办理交涉事件，均关紧要。该尚书此后遇事务当益加勉励，与各堂官和衷商榷，毋负委任。[49]
康有为当然不会就此止步。6月30日，康有为再借御史宋伯鲁之口上书清廷，重申守旧之徒阻挠新政、反对八股考试制度改革，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守旧之徒舍此无所为学，一旦改革，失所凭借，必有起而力争者。任何改革从来都是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总是要以某些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损失为代价，所以康有为郑重建议光绪皇帝和清廷最高决策者不要因这部分人的反对而动摇，并申下谕旨，如有奏请复用八股试士者，必系自私误国之流，重则斥革降调，轻亦严旨申饬，庶几旧焰消沮，人心大定。[50]期待以政治压力消灭一切政治反对派。
康有为这两份代拟奏折虽然没有明言守旧、阻挠新政者为谁，但鉴于其前此与许应骙等人的政治冲突，政治场上的对号入座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具有相当政治敏感性的许应骙、文悌等自然知道康有为所指为谁。于是，同样具有政治豁免权的御史文悌反守为攻，于7月8日上折严参康有为、宋伯鲁及杨深秀等人“以言官结党”，触犯国朝之大禁，建议清政府重新考虑康有为是否可用，应如何办理。至于宋伯鲁、杨深秀等言官的行为，在文悌看来也显然违反了言官的行事准则，建议清廷重新考虑他们二人是否堪胜御史之责。由此开启戊戌年间规模颇大的另一次新旧党争，并由此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政治进程。
根据文悌在这份弹劾奏折中的陈述，满洲正黄旗出身的文悌与康有为早有交往，至少在京师保国会成立不久，他就担心康有为等人的这一政治举措居心不良。他指出，根据他的了解，保国会之会规设议员，立总办，收捐款，竟与会匪无异。因此清政府如果对保国会这类政治组织不予取缔，其结果必然是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必然给大清王朝的政治稳定带来极大的危害。文悌强调，康有为的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所以他建议清政府对保国会严加取缔，对康有为等人绳之以法，将一切危害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51]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宋伯鲁、杨深秀的许多奏折确为他或其弟子所代拟，宋伯鲁、杨深秀作为享有政治豁免权的言官，其行为确乎有失言官的行事准则，这都是不容辩解的事实。问题在于，以宋伯鲁、杨深秀的名义弹劾许应骙的奏折以及许应骙的“明白回奏”已经光绪皇帝的批准，清廷已经相信许应骙的解释，不仅没有追究许应骙所谓阻挠新政的责任，而且事实上默认了许应骙对康有为等人的揭露。现在文悌以御史的身份旧事重提，但在揭发康有为等人问题时似乎并没有提供多少有说服力的证据。所以，当文悌的奏折呈递到军机处之后，对康有为等人素来有所不满的大臣们一度非常高兴，他们以为有了这份弹劾，康有为的政治前途大概也就走到头了。因此，他们迅速将这份弹劾奏折呈递给光绪皇帝，希望光绪皇帝能够根据这份奏折的建议，罢斥驱逐康有为，并追究宋伯鲁、杨深秀等人的责任。
对康有为心怀不满的军机大臣们高兴得太早了。光绪皇帝于7月8日阅读了这份奏折后十分恼怒，因为光绪皇帝很容易看出这份奏折明显受到了许应骙的指使，如果按照这份奏折的建议进行处理，除了引起不必要的新旧党争外，似乎于新政的推行并无益处。于是光绪皇帝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借用文悌原折中“整肃台规”的理由，不是罢斥驱逐康有为，而是将文悌革去御史的职务，命文悌回担任御史之前的原衙门行走。[52]
光绪帝主导的戊戌变法确实并不止于经济体制、富国强兵，他确实在思考怎样稳步有序推动政治变革，重建一个新体制。8月2日，光绪帝发布一道谕旨，鼓励大小臣工就当前的改革与新政各抒谠论，以备采择，同时规定中央各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可由各堂官代奏；一般百姓（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可赴都察院呈递。要求中央各部院堂官不得碍于旧制拘牵忌讳，稍有阻格，以便符合朝廷最近期“迩言必察”之至意。[53]用开放言论的办法广泛征集各方面的意见。
开放言论的上谕赢得了下层官吏的欢迎，原本对现实政治高度关注的年轻一代官僚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上书言事，表达自己的看法。礼部主事王照在光绪皇帝的上谕发布之后写了一份极具内容的建议书，向清政府政治高层提出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按照王照1926年的回忆，他之所以在光绪皇帝开放言论的上谕发布后上书言事，主要是基于他实在看不惯光绪皇帝的权臣张荫桓的弄权与对皇帝的误导：是时光绪皇帝最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其人最奸贪，尝独吞洋债回扣，是年春慈禧太后命抄其家产，懿旨已出，张荫桓求庆亲王奕劻急进奉十五万，得以收回查抄之命，故张荫桓与太后势不两立。
按照王照的说法，张荫桓还利用光绪皇帝对自己的信任，肆意挑拨太后与光绪皇帝两宫之间的关系，致使帝党与后党之间不自觉成为张荫桓利用的工具。更有甚者，作为戊戌年间维新思潮的发动者和新政的主导者康有为，对张荫桓也信任有加，偏信张的一些看法与建议，俨然以帝党利益的代表者自居，肆无忌惮地与所谓后党进行斗争，进行一些无谓的冲突。而王照认为，在当时大清王朝体制下，本不存在什么帝党与后党，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即便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那也只不过是帝王家庭中的一些内部纠纷，并不会影响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看法。作为臣子，当然应该有忠君报国的政治信念，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去挑拨最高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更何况在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慈禧太后从来都是坚定的支持者，如果没有她的支持，一切都无从谈起。至于慈禧太后的问题，王照认为太后只是对名分看得太重，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太后不愿意放弃权力，她更不愿意不在她的主导下进行什么改革。所以在王照看来，作为臣子的正确选择，是应该利用与光绪皇帝的亲近关系，劝说光绪皇帝时时处处尊重慈禧太后的意见，多请示多汇报，要时刻告诫光绪皇帝不要让那些别有用心的权臣、奸臣利用两宫之间的关系做文章。基于这样的看法，王照也曾利用与康有为的亲近关系竭力劝说康有为：慈禧太后本好名之人，若皇上竭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
而自负的康有为根本听不进王照的劝诫，他很不高兴地回敬王照称：“小航兄，你对于令弟感化之术何如？乃欲责皇上耶？”[54]
康有为的傲慢堵住了王照通过他向皇上转达自己看法的渠道，而光绪皇帝开放言论的上谕却为王照带来了新的机会。他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请旨宣示削亡之祸已在目前，竭力挽回犹恐不及，勿空言万全以贻误。
建议的第二点是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以益光荣而定趋向。这是王照这份建议书最核心的部分。他指出，自从中西不可分离地进行交流之后，慈禧太后听政达30年之久，忧劳备至，贡献良多，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基础。我皇上现在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都是继续皇太后所开创的事业，是慈禧太后倡导与执行几十年的基本国策的当然延续，慈禧太后对中国历史和大清王朝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的话，也只有对英国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维多利亚女王可以与慈禧太后并列为东西方最伟大的太后。慈禧太后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当此新政开启、困难重重之际，皇上应该充分利用慈禧太后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智慧，今者合万国之欢心以隆教养，正宜奉慈驾游历邻邦，藉以考证得失，决定从违。王照的根本用意在于建议光绪皇帝主动尊奉慈禧太后为中国的最高实际统治者，借助于皇太后的政治资源、政治智慧与政治权威，以天子的身份再挟太后以令诸侯，如此既可轻易镇服那些权臣与各地督抚，又可使“好名”的皇太后心满意足，全力支持皇上的改革，维护皇权中心的统一。
第三条建议是请专设教部，以重教部而去纠纷。
三条建议的核心是第二条，也就是他不惜冒险劝说光绪皇帝不要与慈禧太后发生冲突，相反应该尊奉太后为最高的、最具权威的领导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化解改革阻力，有力推动新政的展开。王照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尤其是与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等人直接接触中深切地感到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并不真的存在一个反对改革的阵营。正如后来他所明白揭示的那样，戊戌年间的新政及政变，十之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55]所以他告诫光绪皇帝不要上那些政治小人和权臣、弄臣等人的当，要维护皇权中心的至上地位与统一团结。可惜，光绪皇帝乃至慈禧太后等人都没有听进王照的忠言，历史的后来变故却刚好沿着王照如此不吉祥的预言而发展、而变迁。
王照的这份奏折本是响应光绪皇帝开放言论的上谕而作，他当然愿意以礼部主事的身份通过正常的渠道将这份奏折呈递给光绪皇帝，不料礼部满汉两尚书怀塔布、许应骙拒绝接受和代呈，王照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忠言有可能因此而如泥牛入海无消息，其内心的不满可想而知。王照与怀塔布、许应骙等人据理力争，坚请由礼部代呈，表示自己在上书中的建议是否被皇上采纳应该由皇上决定，不应该由礼部主管官员代为拒绝，以遮蔽皇上的见闻。[56]他的态度相当坚决，言语也相当决绝，许应骙后来向光绪皇帝描述为“咆哮署堂，借端挟制”恐怕稍有夸大[57]，但双方的冲突一定相当激烈则是不争的事实。
怀塔布、许应骙拒绝代奏王照的上书，显然违反了光绪皇帝8月2日上谕的规定。从制度层面来说，怀塔布、许应骙当然不能这样做，而其之所以置皇帝上谕于不顾，据其后来的说法是为了维护帝国的整体利益，是因为他们看到王照建议皇帝奉皇太后圣驾游历邻邦日本，以为这个建议过于荒唐，是置皇上、皇太后的安危于不顾：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鸿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用心不轨，故臣等不敢代递。
王照上书受挫的消息自然也为康有为等人所关注。具有好斗性格的康有为对于王照上书受挫没有进行安抚，相反他和他的朋友们却认为这又是他们与那些所谓守旧势力进行斗争的绝佳机会。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鼓动王照说：“皇上明目达聪，广开言路，岂容大臣阻蔽不达？”[58]他建议王照就此继续上书，公开弹劾怀塔布、许应骙违反皇上的规定。而王照本属年轻气盛的少壮派，原本就对怀塔布、许应骙阻止他上书有很多不满，于是在康氏兄弟的鼓动下，他再次上书，具折弹劾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阻挠新政。
王照弹劾怀塔布、许应骙的奏折很快呈递到其所服务的礼部，而礼部在堂轮值侍郎看到王照的奏折内容，根本不敢收下。王照称，你们如果坚持不收不转，那我就只好直接提交给都察院，由此而发生的全部后果将由你们承担。在这两难情况下，礼部在堂轮值侍郎权衡利弊，只好将王照的弹劾奏折收下。
怀塔布、许应骙收到王照弹劾奏折后，经过缜密的研究，觉得如果再一味阻止王照上书，可能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于是他们反被动为主动，将王照的第一份奏折及弹劾奏折等一并附在他们起草的一份奏折中呈递给光绪皇帝。他们在奏折中表示先前之所以扣押王照的上书没有上达，主要是考虑王照的奏折过于荒唐，其出游邻国的建议是置皇上及皇太后安危于不顾，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后在王照一再无理取闹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将这份奏折呈递皇上御览，一切由皇上定夺。
9月1日，光绪皇帝就怀塔布、许应骙的奏折做出批示，称怀塔布等奏司员呈递条陈请旨办理一折，据称礼部主事王照条陈时务藉端挟制等语。朝廷广开言路，本期明目达聪，迩言必察。前经降旨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可由各堂官代奏，不得碍于旧制拘牵忌讳，稍有阻格。至于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等鳃鳃过滤。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僻，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岂于前奉谕旨毫无体会耶？怀塔布等均著交部议处。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陈事件呈请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原封呈进，毋庸拆看。王照原呈，著留览。[59]至于对怀塔布、许应骙等人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光绪皇帝批给吏部按照相关规定议处。
遵照谕旨，吏部9月4日根据王朝成例，就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人阻格司员上书的责任向光绪皇帝提出处理建议：查律载，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系私罪降三级调用。吏部建议光绪皇帝根据这一成例进行处理，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及与此案相关的礼部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澧、右侍郎宗室溥颋、署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广汉等六人均参照应奏而不奏降三级调用的规定予以处理。
吏部的处理意见是根据清廷几百年来成例以及大清律中的相关规定，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标准也比较稳妥的处理，只是这种标准与稳妥显然不合乎光绪皇帝新政时期的精神与要求，显然不能达到光绪皇帝杀一儆百的目的。于是光绪皇帝对吏部提出的处理意见极为不满，他在稍后发布的上谕中宣布将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即行革职，其理由是：朕近来屡次降旨戒谕群臣，令其破除积习，共矢公忠，并以部院司员及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原期明目达聪，不妨刍荛兼采，并藉此可觇中国人之才识。各部院大臣均宜共体朕心，遵照办理。乃不料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竟敢首先抗违，藉口于献可替否，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经该主事面斥其显违谕旨，始不得已勉强代奏。似此故意抑格，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60]故下令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即行革职，并对王照不畏强御的精神给予表彰，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光绪皇帝将礼部六堂官一并即行革职的决绝处分以及对王照的奖赏震动了朝野，积极的反应是此后各部院主管对于臣民的上书一般说来再也不敢无故拒绝，行政效率有所提高；而一般士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和年轻官僚，更加关心国政，勇于上书言事，就重大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此后半个多月中，各衙门所收到的建议书越来越多，政治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光绪新政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不过从消极的方面说，光绪皇帝对礼部六堂官的革职处分以及对王照的提升也加剧了高层政治圈的分裂，那些原本并不有意反对新政的臣僚们或因稳健或因政策性的不同看法而被推到了政治反对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黜旧人、擢新人的政治举措既有助于新政的展开，也加剧了政治层面的分裂，为后来的政变提供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叶昌炽在其日记中记载同人阅读了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及擢拔王照的上谕之后相顾错愕，以为自通籍以来未见此不测之赏罚。[61]由此可见这一上谕在政治层面引起的震动。
第四节 多重误解误读
礼部六堂官被革职是戊戌年重大事件，这些被革职的大臣错不至此，因而为后来的变故留下了隐患。
在礼部六堂官被革职的同一天（9月5日），光绪皇帝对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四人赏加四品卿衔，命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军机四章京的提拔是戊戌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然这件事并不是因为礼部六堂官，人事调整有一套完整的程序，而且也有一个并不算短的时间。杨锐等四人在政治倾向上都主张中国应该进行改革，都具有新思想和相当的行政能力，但他们在当时政治格局中所从属的阵营并不一致。
杨锐字叔峤，祖籍四川绵竹，1857年生，时年三十九岁。杨锐1885年中举，为张之洞登堂入室第一亲厚之弟子，曾在张之洞身边工作多年。1898年离开张之洞供职京师，成为张之洞在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耳目，多年来不间断地向张之洞提供京城中的重要消息。在政治倾向上，杨锐比较认同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主张，为维新运动中重要组织蜀学会的首要人物，但对康有为过于激进以及树敌太多也甚为不满，并不以为康有为是主导改革的理想人物，所以他与康、梁系的关系若即若离，他心目中最有能力主导中国全面改革的理想人物当然还是他的恩师张之洞。
与杨锐的情况相类似，刘光第生于1859年，比杨锐小两岁，时年三十七岁。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中举，曾任刑部主事十余年，也是张之洞的亲信与心腹，对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见解很不以为然，似乎也不愿与康有为有过多接触。他之所以被任命为军机章京上行走，与杨锐一样，都是陈宝箴接受张之洞的示意而保荐。
林旭的情况与杨锐、刘光第稍有不同。杨、刘为四川人，与曾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关系密切，而林旭为福建侯官人，字暾谷，号晚翠，生于1875年，时年仅二十三岁。林旭少负才名，1893年十八岁中举，为晚清重臣沈葆桢的孙女婿，与康有为关系比较密切，自认为康门弟子，对于康的学术思想与政治主张也比较佩服，为维新运动中重要组织闽学会的会长。但是他的升迁与康有为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相反却是康有为的政治对手荣禄的幕中人物。
至于谭嗣同，他的出身与杨锐、刘光第、林旭都不同，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因此他不仅拥有很好的行政资源，而且见多识广，博学多闻，青年时代就由于家庭原因远走新疆数年，后周游各省，历时十载，遍识天下英才，结交各方面的朋友，获益良多，与康、梁的关系也相对说来比较密切。1897年，当湖南维新运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之后，谭嗣同应邀返回故里，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新政，参与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新报》的创建与活动，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在南学会的一系列演讲，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对于唤醒湖南人的觉醒，对于湖南局部维新风气的形成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与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以及维新派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唐才常等都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
在政治倾向上，谭嗣同不仅高度认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比康有为走得更远，他甚至认为一个新的中国不应该重建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而是要废除君主专制体制。因为君主以天下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发誓要冲决网罗，荡涤旧俗，重建一种新的理想社会形态。
新进军机四章京的政治品格无可挑剔，就其政治倾向性而言，也基本上都认同于以光绪皇帝为主导的新政改革，他们受命于光绪皇帝，效忠于光绪皇帝，这是他们一致的地方。但是，由于年龄、性格、出身以及各自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影响，他们四人在行为方式等方面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异。相对说来，谭嗣同在政治上比较坚定与坚持，自然也就比较偏激与激进，受康、梁的影响也比较大；由于张之洞的影响，杨锐比较稳重与老成，在政治上比较倾向于稳健的改革，主张用新人而不弃旧人，举凡涉及人事的变动，强调以稳妥为主，不要人为地制造改革的对立面，不要将那些原本并不坚定反对改革的人推到改革的对立面；刘光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他本性纯朴，富有正义感和事业心，但由于久居京师，熟悉官场，所以他在政治上和杨锐一样，不主张采取激进的变革措施，更没有康、梁式的凡事必须分出新旧的思维逻辑，而是强调任何改革都应该尽量团结所有的人，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应该循序渐进，以社会的承受力为衡量改革力度的尺度。军机四章京中年龄相对比较小，也比较盛气凌人、恃才自傲的可能是林旭，光绪皇帝的赏识，荣禄的提拔，康有为的看重，都使林旭觉得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负，这势必在有意无意中恶化军机四章京与各方面势力乃至军机四章京内部的关系。据杨锐在家书中自述，根据分工，他与林旭同在一班轮值，谭嗣同与刘光第在另一班。他们每天的工作十分繁忙，对于所有发下来的条陈都必须仔细阅读，签署意见，分别是否可行，然后决定是否进呈御览。这些工作相当繁重，他们四人与其他章京的关系也已相当紧张，但他们四人之间也并不能够很容易获得一致，而每每发生不必要的分歧。据他的看法，谭嗣同与康、梁的关系最好，处处按照康、梁的意思去办，不过谭嗣同为人尚算正直，在轮值的时候“尚称安静”，按照规矩办事；而林旭“则随事都欲取巧”，对于所批阅的文件、条陈似乎并不太上心，签署的意见“有甚不妥者”，对此，杨锐必须三番五次地“强令”林旭修改，有时甚至强令修改三四次方能通过，杨锐担心这样下去他与林旭的关系很难处。[62]
随着改革的推进，行政机构的关停并转，以及创立，都是改革的应有之义。而且自甲午以来，知识界、政界，以及传教士、外国观察家，也都对中国未来的行政架构有过不少建议，总括起来，中国应该将行政、议政分开，应该有一个专责制度设计的机构。至于这个机构叫什么名字，康有为、张元济、李端棻、岑春煊、徐致靖、黄思永等各有建议，制度局、新政局、懋勤殿、集贤院不一而足，甚至也有人直接提出设议院[63]，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王文韶、总理衙门大臣孙家鼐等也有不同的讨论。
不论是集贤院，还是议政局、懋勤殿，其本质都是欲在现有的行政执行系统之外另外成立一个专门的议政机构，其功能说到底也只是为皇帝备顾问咨询而已。所以对这一新设机构最有兴趣的莫过于光绪皇帝本人，以及那几位新进的军机章京。因此，在外有康有为等人的鼓吹，内有新进军机章京的鼓动，原本就曾与翁同龢商量过设立制度局以统筹全局的光绪皇帝便不能不对这种舆论表示关切。9月13日，光绪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于内廷设置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统筹全局，将一切应举、应革之事全盘筹定，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是日晨，光绪皇帝召见湖北补用知府钱恂，试图通过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钱恂了解张氏对设立议政局的看法，并向钱恂允诺“议政局必设”[64]。
为了郑重其事，光绪皇帝于同一天（9月13日）特派遣内侍持《历朝圣训》等相关图书送给谭嗣同，命谭氏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设置懋勤殿的故事并拟一上谕。光绪帝此时又多说了一句话，之所以让谭嗣同整理一份资料，是以便其赴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时，有个讨论的依据。[65]
重设懋勤殿以议新政在光绪皇帝那里或许是出于对大清王朝未来命运的真诚考虑，但在另外一些推动者那里则未必不包含有某种其他目的。偏激的谭嗣同对于新政改革怀有至诚之心，但守旧势力的庞大使他对新政的前途越来越灰心。为了冲决守旧势力的束缚，他是四位新进军机章京中最“亟亟欲举新政”者[66]，也是他利用与光绪皇帝近距离接触的特殊条件“日言议政院”，成为最终说服光绪皇帝的重要人物之一。[67]所以，当他接到光绪皇帝代拟上谕的指示后，很快便完成了任务。
代拟谕旨原本是谭嗣同的职责，但此次代拟谕旨对于谭嗣同来说却引起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他由此感到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可能确如康有为等人一直所认知的那样并不和谐，而光绪皇帝的权力也并不像新政开始以来历次诏书所感觉的那样至高无上，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大权依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光绪皇帝不过是一个政治傀儡而已，“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68]。退朝之后的谭嗣同将这种感觉告诉了康有为等人，并似乎向康等人透露了其代拟谕旨的部分内容。
谭嗣同的不祥感觉并没有迅速传染给康有为，更没有影响康有为的情绪，甚至与谭嗣同的感觉相反，康有为觉得光绪皇帝既然已下令谭嗣同代拟上谕，既然准备将这份上谕向慈禧太后提出，那么可见光绪皇帝已下定了决心，帝后之间的最终摊牌即将到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再分配肯定将因此而进行。于是康有为于同一天代宋伯鲁草拟《请选通才以备顾问折》，建议清政府于内廷开设懋勤殿，由皇上亲自选聘天下通才十人入值懋勤殿，作为皇帝的高级顾问，并在此折中推荐黄遵宪、梁启超二人。[69]
与此同时，康有为在京城政治场大肆活动，致使京城政治场人人咸知光绪皇帝已决定设置懋勤殿，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不相容。[70]原本因大规模裁撤冗署、冗员而高度恐慌的京城政治场更加动荡不安，谣言四起。凡此，都无形增加了后来政治变动的概率。
其实，光绪帝此次前往颐和园看望慈禧太后并没有谈及此事，因为那几天慈禧太后正为礼部六堂官罢官而郁闷。几天来，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顿地向慈禧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并离间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71]。而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们也可能因为新政的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也随着怀塔布在慈禧太后面前肆意诋毁由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母子二人见面后，慈禧太后先向光绪皇帝谈到礼部六堂官尤其是怀塔布革职所产生的后果，尽管慈禧太后也承认怀塔布之类的满族贵族政客确为“老谬昏庸之大臣”，但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她似乎也有意劝告光绪皇帝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轻易罢黜，更不要将那些年轻的汉人政治新锐提拔到政治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慈禧太后的担心是，如果一味在人事布局上进行变动，那么极有可能因此而失去人心，特别是失去满族贵族的信任。果如此，满族贵族所组成的“寡头政治集团”就不可能对现有的皇权中心继续支持。
对于慈禧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免要解释与辩白。当他并不知道太后指责的背后故事时，他的这些解释与辩白不仅不能说服太后，反而激起了太后的愤怒，正好验证了几天来怀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离间。于是慈禧太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皇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太后的愤怒终于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向太后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72]
母子冲突仅在政策层面，并不会影响二人的感情。光绪帝也有反省，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没有处理好。如何弥补缺憾，光绪帝在第二天（9月15日）找来颇通世故人情的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希望杨锐能够为他出个主意。
杨锐对皇上的请求坦然拒绝，他的理由是：“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
杨锐的拒绝应该是基于对清廷旧有体制的恐惧，清廷旧例严格禁止官员议论、介入皇族内部的纠纷，特别是汉大臣更无权干预皇族的内部事务，这是体制使然。或许为了克服杨锐的这一恐惧，光绪皇帝特别向杨锐下达了一份密诏，以便杨锐将来因此而获罪时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73]
有了皇帝的特许令，杨锐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杨锐建议清廷重建皇权中心的权威与秩序，由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而皇上也应该确认太后在王朝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即同意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不宜固执己意；
第二，鉴于新政推行以来的秩序混乱，杨锐建议光绪皇帝要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宜有次第，不能再如过去一段时间那样，新政诏书联翩而下，臣民目不暇接，政治上虽然获得一些舆论的表面支持，而实际效果却极差；
第三，杨锐认为人事变动至关重要，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
杨锐相信，光绪皇帝如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善，其与太后之间的关系并不难协调，新政推行中的困难也不难克服。
鉴于光绪皇帝这一系列失误或者说被慈禧太后看作是失误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偏听偏信了康有为误导的事实，杨锐在这次面见中或书面的意见中建议光绪皇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脱离关系，不要因康有为而贻误大清王朝的前途和光绪皇帝本人的地位，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也。”[74]
光绪帝大致同意了杨锐的三点建议，但如何“去康”颇费思量，毕竟康有为没有任何不可饶恕的罪行，毕竟在过去几年、几个月，康有为都在呼吁改革，推动改革，如何“调虎离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9月17日，光绪帝发布一道谕旨，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75]
应该说，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公开发布的这份明诏，已经给康有为留了足够的面子，可惜的是这份明诏在不同的解读者那里却引起了不同的回应。康有为在多年之后的回忆中依然以为这份明谕表明政变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他认为，明诏敦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将帅统分逼挠，无明降谕旨之理，况吾为微官，报亦小事，何值得明发上谕？既严责诧异，便当革职，何得谓欲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反与奖语耶？又上召见臣工，无烦自明，乃声明召见一次，亦从来未有之事，故国人皆哓然。[76]
杨锐、光绪帝或许对明发谕旨的效果有过预估，因而杨锐在那几天找到与康有为关系特别密切的林旭做工作，希望林旭利用与康有为的关系，劝他早日离开北京。也可以相信，正是在与林旭交换看法过程中，杨锐将光绪帝给他的密诏交林旭过目，以加深林旭的信任，使林旭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引起足够的重视，能够在适当的场合与适当的机会劝告康有为不要继续如此激烈的举动。[77]
对于杨锐的批评与指责，林旭默然无声，表示接受，相信他们二人也一同思考了一些善后办法，因为按照计划林旭将于9月17日被光绪皇帝召见，杨锐似乎要劝告林旭不要再给光绪皇帝出那些激进的主意，劝告林旭最好与康、梁等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可能也是杨锐急于找到林旭通报情况的原因之一。
17日，林旭退朝后曾去找过康有为，但由于康有为没有在寓所，林旭也就没有继续等待，只是留有一个字条，称来而不遇，嘱康明日勿出，有要事相告。[78]由此细节也可反证林旭手中没有光绪皇帝的成文谕旨，否则他应该于当天无论如何也必须找到康有为宣旨。而且还可证明，光绪皇帝及林旭虽然觉得康有为必须迅速出京，但也没有急迫到必须当天执行的程度。
因懋勤殿、裁撤衙门等事情的连续发生，京城中各种谣言满天飞，康有为或许已经预感到局势正在出现某种危机，但对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如光绪皇帝颁给杨锐的密诏以及林旭与光绪皇帝的谈话等，他肯定也不知道，否则他就不会外出不归，而是会在寓所等待消息。据康有为自己说，那天晚上他在宋伯鲁家喝酒，同席还有他的同道李端棻、徐致靖，唱昆曲极乐，而声带变徵，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79]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们也只能在寻欢作乐之余发发感慨而已，并没有什么具体决策与举动。至深夜，康有为返回寓所，一是看到敦促他迅速出京的那份明降的谕旨，他对此似乎久有心理准备，故而也没有太在意；二是看到林旭留下的字条，由于字条也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似乎也没有怎样介意，遂于醉醺醺中安然入睡。
第二天（八月初三日，9月18日）一大早，林旭如约前来拜见康有为，他先是向康有为转述了光绪皇帝9月15日给杨锐密诏的大致内容，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对于林旭的劝说以及林旭转述的密诏内容，康有为或许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林旭或许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概括口述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80]
从这份上谕的用词与语气看，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不像是成文朱谕，更像口谕，所以这段文字不仅在后来的引用者那里出现不少文字上的差异，即便是当事人康有为本人在后来的历次引用中，也有文字方面的不同。凡此，不能说都是康氏的伪造，如果真的要伪造，康势必会在各个版本中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林旭作为唯一在昨天与光绪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的转述引起了康有为的高度关切，他肯定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清政府既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明降了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光绪皇帝的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圣明的光绪皇帝已经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基于这些无限的想象空间，康有为不敢继续猜想下去，于是他一面草拟密折谢恩，并宣称誓死救皇上，请林旭持还复命；又奏报自己肯定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督办官报，并启用官报官防；一面差人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不知何故亦来康有为的寓所，并与他们一起参与讨论。
第五节 政变，谁的政变？
当康有为组织这些门徒或支持者进行讨论的时候，大概林旭已持康有为的奏折而离去，康有为凭借自己的记忆向他们转述了光绪皇帝先后向杨锐及林旭颁布的两道密诏。由于康有为始终抱怨大清王朝政治高层内部存在一个守旧派，因此他的转述与分析无疑会夸大危机的程度，以为由他鼓吹、由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已经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圣明的光绪皇帝可能已经被那些守旧势力所干掉。在康有为的煽惑下，包括徐世昌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抱头痛哭。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的军队武力解决问题。
对和平变革步履维艰早就不耐烦的康有为很早就期待军事解决问题，他以为他所信任也是对他最为信任的光绪皇帝如果能够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那么情况肯定会好些。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新政开始之初，当清政府以荣禄替代汉大臣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他就敏感地意识到守旧势力实际上是在政治上无法阻止中国的变革之后在军事上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后来，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日趋迫近，各种政治传闻层出不穷，他由此愈益担心守旧势力可能会借天津阅兵的机会除掉光绪皇帝，拥戴慈禧太后重新出山，他的忧虑也随之严重。至光绪皇帝下决心开懋勤殿征用通达时务之士以议新政的时候，因光绪皇帝一个小小的细节处理不慎，遂引起这些“小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光绪皇帝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9月13日准备向慈禧太后汇报关于懋勤殿的准备情况并准备征求太后的同意时，曾责成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就大清王朝的往例寻找根据，以便慈禧太后当面问及时有所交代。这一原本正常的政治运作并没有多少深意，但被康有为等人解读之后却证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徒具虚名的政治傀儡，大清王朝的所有政治权力依然掌握在慈禧太后一人手里。此事经过康有为的不断渲染，不仅使先前根本不相信这种说法的谭嗣同信以为真，就连康有为本人也被自己的猜测所迷惑，将自己的假设当作政治真实，于是他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连日草拟一份极端重要的奏折，建议光绪皇帝仿日本的军事体制，建立属于自己所统帅的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又建议光绪皇帝将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建议光绪皇帝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又请光绪皇帝迁都上海，借行幸以定之，但率通才数十人，从办事，百官留守，即以弃旧京矣。力言旧京旅大、胶威门户尽失，俄人屯重兵于旅顺，扼吾之吭，无可守矣。又北京连年水灾，城崩屡次，尘土坌天，泉恶脉坏，王气已绝。又旗人环拥，旧党弥塞，下则市侩吏胥，中则琐例繁礼，种种皆亡国之具，不易扫除，非迁都避之无裨易种新邑，不能维新也。借行幸举之，则定天下于无形。精选参谋本部之兵、才武之将，以师兵铁舰为卫，居于上海通达之地，以控御天下，其于新政最便。[81]
如果离开当时清廷内部复杂的矛盾，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皇权中心指导下，康有为的建议未尝不可以一试。中国的军事体制确实应该改革，旧有的朝服也确实不太适合当时的国际交往，至于北京的守旧氛围尤其是其资源短缺、污染严重也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康有为这样直言不讳地向光绪皇帝建议，其后果无疑是严重的。这既是挑战慈禧太后从来不允许挑战的政治权威，事实上甚至康有为的主观目的也是要人为地造成清政府最高政治层的分裂。凡此，不但慈禧太后不能同意，即便是光绪皇帝一旦从整个大局来考虑，也不会同意康有为这种鲁莽的主张。
可惜的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并没有始终把握住全局，他被康有为这些比较新颖的见解所吸引，“上皆然之”[82]。这应该是慈禧太后得悉这些情报之后之所以指责光绪皇帝的根本原因之一。
康有为在这里所提出的几项改革建议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里都有人分别提出，如迁都的问题，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后曾经引起国内高层的普遍关注；至于仿行东西洋各国重建军队体制，不仅是甲午战败后国内思想界的共识，而且实际上已经进行过不少试验，其中最著名也最有成效的当属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这支人数并不太多的新式军队已经成为中国军队未来改革的模式。所以当康有为提出仿照日本的军队建制成立以皇帝为最高统帅的参谋本部的建议时，自然容易获得一心想富国强兵的光绪皇帝的支持。而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是，光绪皇帝支持建立参谋本部，是为了重建中国的军事体制；而康有为的主张除了此点外，还明显具有未来一旦新政发生危机，或他假想中守旧派一旦准备动手的时候，他或他心目中的维新派就可以依靠这支自家军队出兵勤王，或一举将守旧势力摧毁。这是康有为始终没有向光绪皇帝说明的真实心迹，也是后来慈禧太后之所以严厉指责康有为谋反而并不因此而株连光绪皇帝的根本原因，因为康有为的所有谋反活动，实际上都是背着光绪皇帝干的。
重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正式军队或收买一支现成的军队为我所用，都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及追随者都很清楚。然而时不我待，政治局势的日趋恶化迫使康有为等人做出极端冒险的决策。他们一方面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和其他军队领导人之外，还运用最便当的办法，组织或利用会党进行军事冒险。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只要他们能够调集一批绿林好汉，由这批绿林好汉出面发难，挟制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太后同意放权或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这样他们的新政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一旦被挟制的慈禧太后拒绝合作，不愿放权或不愿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就可以将挟制在手的慈禧太后予以废黜。
康有为的这些计划得到了谭嗣同等人的回应，或者说是谭嗣同等人最先提出这样的计划也未可知。谭嗣同出身世宦大家，按理说与绿林中的人物不应该有多少关系，但特殊的经历却使他和一般的世宦子弟明显不同，他为人豪爽，在先前参与湖南新政的那段时间里与两湖地区的会党建立了密切关系，实际上成为会党中的重要人物。所以，一旦谭嗣同觉悟到光绪皇帝不过是个傀儡，真正的实权人物还是慈禧太后，只有除掉慈禧太后才能推动中国维新运动的时候，他的正义感很自然地使他想到了那批绿林兄弟。
作为军机章京上行走，谭嗣同官品虽说不高，但无论怎样也是清廷的命官，他自己心中也应该很清楚，一旦启动利用会党发动政变的程序，废黜慈禧太后，不管其目的具有怎样的正义性，但实质上都是犯上作乱，所以在那些天里，谭嗣同的内心一定也进行着艰苦的自我斗争。他后来之所以不愿出逃，静待清廷诛戮，实际上都可由此看出其内心的矛盾与惶惑。所以从这一点进行判断，谭嗣同虽然认同了康有为以武力解决僵局的计划，但在与会党方面的联系方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出于被动。
经过一番密谋，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决定去找袁世凯试试。他们认为袁世凯具有维新思想，又是光绪帝刚刚提拔的政治新秀。在过去几年，袁世凯对康有为也很尊重，也有来往，他们觉得袁世凯应该愿意出来保护皇上，反对慈禧太后。9月18日晚，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在北京的临时居处法华寺，开门见山，明白告诉袁世凯：“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
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向嗣同辩白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
有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荣禄最近向慈禧太后献策，将废立弑君，你作为荣禄的重要部下，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
袁世凯称，在天津的时候，也常与荣禄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废立弑君的意思。所以阁下所得到的情报恐怕与事实不符，肯定是什么人有意造谣，断不足信。
听了袁世凯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谭嗣同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先前分析，似乎觉得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绝不是袁世凯所说的那样简单与纯洁，他们二人长期交往及其隶属关系，总不可能没有可利用的裂缝。谭嗣同接着说，你袁世凯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你不知道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你信任，让别人都觉得他对你袁世凯很好，实际上荣禄在内心深处对你袁世凯猜疑、防范甚多。试想，你袁世凯辛苦那么多年，成绩显著，中外钦佩，去年你仅仅晋升一阶，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
谭嗣同甚至不惜编造故事，称南海康有为先生与你的交情你是知道的，康先生非常器重你，曾在光绪皇帝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说：“闻诸慈圣，荣禄常常说袁世凯此人跋扈，不可用。”这个消息是确实的，知道的人也很多。至于我谭某亦在光绪皇帝面前迭次力保，均为荣禄所阻。就连皇上后来都说，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不知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用。说实话，你这次之所以能够获得破格提升，皇上费力甚大，你袁世凯如真心救皇上，我谭某倒有一策，不知你是否有兴趣？
袁世凯表示愿闻其详。谭嗣同遂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有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等语。
阅读了这份草稿并听了谭嗣同不动声色的解释，袁世凯大汗淋漓，魂飞天外，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真正是大逆不道。他不禁问道：“派兵围颐和园意欲何为？”
谭嗣同答道：“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这件事有我谭嗣同去办，你不必过问。”
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同时，袁世凯也深知，多年的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的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的士兵，也对太后怀有无限的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他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地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地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谭嗣同充满自信，他告诉袁世凯：“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他对谭嗣同分析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
对于袁世凯的设词，谭嗣同不以为然。他建议袁世凯：“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世凯又接着设词称：“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危急到必须立即发动的份上，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
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袁告诉谭：“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漏，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
对于袁世凯的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梁等人先前似乎也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地拿出一份所谓朱谕。此份朱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光绪皇帝的口气，内有“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显然，这份所谓朱谕只是光绪皇帝交给杨锐的第一道密诏的抄本，且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照抄，而是杨锐交给林旭看了之后，林旭凭借自己的记忆口述给康有为，然后再由康有为凭记忆默写出来的。
这份可疑的朱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朱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军机四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光绪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回答道：“朱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
谭嗣同的解释应该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过光绪皇帝颁给杨锐的密诏之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此事的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感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
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也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的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他也只好继续使用挟制的办法来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他向光绪皇帝汇报。几至声色俱厉，愤怒异常。袁世凯也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道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的回答决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皇上很快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对曰：“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道：“既有皇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嗣同曰：“如皇上不出巡幸，将奈至何？”
袁世凯曰：“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请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嗣同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地告诉谭嗣同：“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对于袁世凯的这一表态，谭嗣同似乎比较满意，也愿意相信，遂起立向袁氏作揖致敬，并称赞袁世凯为奇男子。
有了谭嗣同的初步信任，袁世凯又说：“你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身所带来的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种安全交代，谭嗣同深以为然。谈话气氛也开始转变。
接下来，袁世凯询问两宫之间不和，其原因究竟何在？谭嗣同对曰：“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
听了谭嗣同的介绍，袁世凯说：“何不请上将必须变法时势，详陈于慈圣之前，并事事请示；又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易顺舆情，未可操切，缓办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他变？”
谭嗣同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如此血淋淋的话语给袁世凯极大的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等人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词还要赶着写明天将要用的奏折，请谭离去。[83]
袁世凯的婉拒，制止了一场不必要的混乱，但对康有为等人来说，却是使私人圈子的一个秘密扩大了范围，毕竟袁世凯属于体制内的高官，谁知道袁世凯什么时候会说出这件事情呢？
等了大约三个小时左右，深夜三时许（实际上应该说是9月19日凌晨三时许），与袁世凯长谈而并没有获得实际结果的谭嗣同按照原先的约定来到金顶庙容闳的寓所，向康有为、梁启超及容闳通报与袁世凯谈话的情况，谭嗣同的判断肯定不太乐观，他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袁世凯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虽然这一结果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证实还是不免令人失望。“无如何”，康有为决计按照先前已确定的计划，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
在容闳寓所谈话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深深失望似乎也深深地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光绪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中国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
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又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了两三个钟头之后，即于9月19日上午九时许拜访李提摩太，希望在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方面能够获得李提摩太的支持。
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的可能处境以及中国黯淡的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不在北京，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伊藤博文及日本的支持。
9月19日下午三时许，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的寓所进行拜访，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的主旨，正如康有为后来所说的那样，由于他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他改变了谈话的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的时候，尽最大可能为光绪皇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皇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的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的未来。
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
几个小时的紧张谈话结束之后，暮色已晚，待他出城回到南海会馆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
是日晚，翰林院侍读黄绍箕为康有为设宴饯行。席间，他们互相通报了相关情况，黄绍箕告诉康有为，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实都不过是传言），现在局势非常危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对你康有为非常恼火，估计荣禄可能会采取非常措施加害于你康先生。为了康的安全，黄绍箕建议康有为改穿西服出京，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黄绍箕似乎相信，康有为只要躲过了荣禄的捕杀，就没有大的危险。黄绍箕的信息与建议当然同样引起了康有为的重视，这更促使他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辞别了黄绍箕的饯行宴，康有为郁郁不乐地回到了南海会馆。不一时，林旭来谈，林旭告诉康有为，据他所知道的消息，英国与俄国今天已经开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后也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宫中。这一新的变化自然引起康有为的注意，他又开始侥幸地认为，外交危机的突然到来，或许能够缓解国内的政治冲突。他觉得慈禧太后等那些守旧势力无论怎样痛恨他们这些维新派，也不会在外交危机的严重关头发动政变，于是稍为安心，对于已经确定的离京出走计划又表示了犹豫。[84]
康有为的犹豫在其门生弟子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他们似乎判断，只要康有为能够顺利逃脱，即便他们留在京城有什么危险，那么凭借康有为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也一定会设法救助，他们便不会有真正的危险。于是谭嗣同拔刀以救皇上自任，促康有为快点成行；梁启超、康广仁等甚至下跪恳求康有为尽快微服出行。然而康有为此时似乎觉得既然已经发生了外交危机，他个人的危险可能不会很快就发生，所以他并不想立刻逃走，他说：“死生命也，过去我在广州归德门之华德里行走的时候，有飞砖突然坠地，掠面而下，若移寸许，必死无疑。”[85]以生死有命，听其自然的姿态面对或许真的将要到来的危机。
康有为的这种坚持无法获得其弟子门生的认同，他们似乎都感觉到他们以武力解决问题的计划可能已经暴露，康有为如果坚持在北京不走，清政府就有可能将他们一网打尽，这样他们就毫无反抗的可能，而且其罪名也将是非常难听的谋反、犯上等之类。
在弟子门生的强烈要求下，康有为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继续在京城“谋救”皇上，他个人被迫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离京出走，丝毫没有奉谕旨赴上海督办官报的“钦差大臣”之感。
第六节 变革戛然而止
假如康有为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悄然出走在京城大概可以了无声息。毕竟，康有为是风光一时的大改革家，朝野内外，甚至一些外国观察家、传教士，也对康有为极为关注，更何况，康有为是朝廷“在册高官”，是奉有谕旨的“钦差大臣”，他的悄然出走，可以瞒得了一时，但瞒不了很久。
康有为凄凉逃出京城的当天，清廷内部也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
这一天，袁世凯第三次觐见光绪皇帝谢恩请旨，这也是他被迫接受谭嗣同来访并得知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挟制皇太后的阴谋之后似乎第一次离开他在京寓所。经过一番痛苦思索，袁世凯没有向光绪皇帝透露康有为的任何阴谋。但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出于对皇上的真情，他请求皇上最好调老成持重的张之洞来京主持政府的日常事务，请求皇上对那些年轻一代政治新锐的激进政治主张可以听取，不过在政治实践上不要轻易实行，以免引起社会特别是政治场上不必要的恐慌，贻误富国强兵之大计。
袁世凯的暗示是否使光绪皇帝有所明白，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暗示肯定对清廷那一天的政治决策起到过某种促进作用。
这一天的另外一件大事是光绪皇帝按照先前的计划接见伊藤博文，他们二人的谈话虽然仅仅局限在外交的言辞，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但这一事件本身至少向世人表明清廷内部的政治运作一如既往，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的活动大约在是日中午一时左右结束，紧接着庆亲王奕劻为伊藤博文举行了一个午餐会，双方也尽情谈至三时左右结束。大约傍晚时分，光绪皇帝向昨日回到宫中的慈禧太后例行请安，或者是回到宫中的慈禧太后本来就有话要找光绪皇帝说说。总之，这一天傍晚至夜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肯定见过面，而且二人一定也就最近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交谈。因为大约一周前（9月14日），光绪皇帝为了在内廷开设懋勤殿的事情曾经专门到颐和园咨询过慈禧太后的意见，那时可能是由于刚刚将礼部六堂官罢黜，而礼部六堂官中的领军人物怀塔布不仅有荣禄在背后支持，而且其妻子就很受太后的宠爱，故而太后可能会就此事说过光绪皇帝，二人之间为此很不愉快。然而事情过后，光绪皇帝也有所反省，他在稍后发给杨锐的密诏中实际上是要杨锐等人考虑，怎样能够找到一个既能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又不使太后及那些所谓的守旧势力或既得利益者反对的举措。然而不管怎么说，9月14日帝后二人的不欢而散是事实。至于太后9月19日突然提前回宫，也肯定是有些新的情况要与光绪皇帝沟通，有些事情要商量。所以，9月20日傍晚及夜间，帝后二人或许还有庆亲王奕劻在一起商量过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当然也包括康有为当天并不正常地逃离北京。
应该说，康有为既然作为清廷任命的钦差去上海督办官报，他就应该正大光明地离开北京，然而他的出走实在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使人们不能不怀疑他自己是否真的有什么问题。康有为的出走在当天也肯定被最高当局所获知，慈禧太后也肯定就此询问过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当然可以给予比较圆满的答复，那就是他曾经通过内阁向康有为“明降谕旨”，希望他离开京城前往上海督办官报。不过光绪皇帝无法解释的是，康有为既然是奉旨前往上海，何以偷偷摸摸？这或许是帝后二人之间要谈的第一件事。
慈禧太后要向光绪皇帝通报的另一件事应该是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专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呈递的一份请求太后出园训政的奏折。由于这份奏折事关时局的发展与演变，故不妨照录如次：“臣维皇上入承大统，兢兢业业二十余年，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昌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忠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后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信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读书明理，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京官亦深知其妄，偶有贪鄙者依附之，而吐骂者十居七八。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艰，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86]
从杨崇伊奏折中可以看出，他虽然请求慈禧太后出园训政，但并没有就此建议剥夺光绪皇帝的权力，他只是建议如同先前一样，请慈禧太后从幕后走上台前，用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帮助光绪皇帝，使中国政治能够尽快走上正轨。至于中国政治之所以在杨崇伊看来目前没有走上正轨，他在奏折中说得也很明白，那就是皇上自甲午战前开始听信革员文廷式的建议力主开战，此后又听信文廷式、康有为等人的煽惑，力主进行什么政治革新，结果却是斥逐老成，扰乱天下，使大清王朝的政治脱离正常发展轨道。
至于奏折中所说康有为、文廷式勾结“叛民”孙文，以及康有为建议清政府聘请伊藤博文为客卿等，杨崇伊也表示这是听自“传闻”，只是他强调最近的一些传闻“其应如响”，总是有所根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杨崇伊看来唯一的可行办法是请慈禧太后出面纠正过去三个月所谓新政中的问题。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指望光绪皇帝自己去纠正先前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在1898年中国故事中，杨崇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如果说他的这份奏折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敏感神经，那是因为他反复提及孙文，孙文的暴力活动确实已成为清政府的一块心病。杨崇伊在戊戌政变事件发生之后还有一份密折专送慈禧太后，并嘱慈禧太后连军机大臣都不要告诉。在这份密折中，杨崇伊分析了戊戌变法及戊戌政变的全部过程，并将之归为孙文的阴谋，称康有为谋逆只是孙文三策中的第二策，只是孙文全部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毫无疑问，杨崇伊的说法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敏感神经。
杨崇伊的奏折，特别是康有为鬼鬼祟祟地出走、袁世凯在召对时的暗示等一连串的反常事情，使光绪皇帝有所警醒。经过一番讨论，光绪皇帝在这一天晚上接受慈禧太后的建议、劝说，同意捉拿康有为归案，以便进一步弄清真实情况。所以这一天（9月20日）夜里拟定的谕旨是：“谕。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87]
9月21日一大早，步军统领衙门奉“密旨”派缇骑数百人分别包围了南海会馆及张荫桓的官邸严拿康有为兄弟，然而他们只是抓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及康有为的门人程式谷（子良）、钱维骥（君白），并仆人王升、王贵、田叔等，并查获康有为收到的书函百余封、门簿一本等文件。[88]而康有为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已早一天悄然离京出走。
康广仁等人的被捕使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可以想象得到，当数百名武装缇骑将康广仁押往步军统领衙门之后，他们不可能不立即提审康广仁。审讯者问康广仁，康有为藏到哪里去了，康广仁从容对答已出天津前往上海。而在此后这一天的审讯中，没有材料说康广仁一言不发，相反却有传言称康广仁在这一天的审讯过程中竟“诬攀百数十人”[89]。言下之意，康广仁有变节求荣或出卖同志的嫌疑。
由于这一说法牵涉到对康广仁等一大批维新志士的历史评价，所以数年来从没有人怀疑康广仁这一天究竟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他的这些言行又对后来的政治发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我们不必设想康广仁会出卖同志，更不必去猜测他会变节求荣。但我们可以相信的一点是，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系列审讯中，康广仁作为维新志士一定是侃侃而谈，他甚至以毫不畏死的精神滔滔不绝，甚至可以说带有几分炫耀也带有几分遗憾地谈到了他们的计划，他甚至会说，如果不是你们这些该死的动手早了一步，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成功，他们就可能已经挟制了那个守旧的、保守的、该死的老太后，可能已经将政权移交到了光绪皇帝这样圣明的君主手里。可惜的是，你们这些家伙仅仅早了一步，所以他们的计划就没有实现。[90]
康广仁的交代或者说陈述引起了清政府政治高层的高度恐慌，如果康广仁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光绪皇帝必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失察责任，所以我们相信当光绪皇帝获知康广仁在审讯中交代的那些内容时，特别是当他得知康有为等人竟然背着他而又以他的名义搞什么谋围颐和园挟制皇太后的阴谋后，光绪皇帝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因为他也确实与康有为这些人有过单独的接触，他确实曾经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而格外青睐这些政治新锐。现在，他出于最本能的保护自己的反应，也只有像杨崇伊奏折所提醒的那样，恭请慈禧太后再次出园训政，既能由此稳定大局，也可由此减少自己的失察责任。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慈禧太后在这一天已轻松愉快地“驾幸颐和园”，然而光绪皇帝却又发布了一个使很多研究者多年来弄不明白的恭请慈禧太后训政的上谕：“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遇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仪，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91]
光绪皇帝的这个谕旨或许是他自己出于主动而提出的，或许是与诸如庆亲王奕劻等诸王大臣一起商量决定的。总之从这个谕旨的口气看，这是一个已经决定了的谕旨，之所以公布是要告知天下臣民。而且从稳定社会的角度看，由于当时京城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场都已对康有为促动的所谓新政有所厌倦，人们从这一系列改革中不仅没有得到多少真正的好处与实惠，相反却失去了许多。那时京城内外要求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的声音应该说正像杨崇伊奏折中所说的那样已有不少，许多官场上的人似乎都觉得如果慈禧太后不出来收拾局面，那么继续让光绪皇帝掌控中国的最高权力，大清王朝极有可能很快玩完，更何况光绪皇帝恭请慈禧太后出园训政也是一种勇于负责任的表现呢？[92]
光绪皇帝政治立场的急剧性变化并没有立即平息慈禧太后的愤怒，大概在审讯康广仁及当天被捕的那几个门人的时候，他们已经供出或者说陈述的某些阴谋尤其是谋围颐和园挟制皇太后的阴谋不仅使慈禧太后极端震怒，而且这些陈述很可能将光绪皇帝也牵连了进去，因为光绪皇帝并不知道这些阴谋，但康有为等人的用意不还是为了保护光绪皇帝的地位而除去慈禧太后吗？符合情理的推理应该是，当一切真相都没有弄明白的时候，光绪皇帝只能是设法摆脱康有为这一系列政治阴谋的干系。所以，不管是光绪皇帝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恭请慈禧太后再次出园训政，而慈禧太后的最初反应只能是痛恨光绪皇帝不争气，竟然与别人一起谋害她。只有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先前那些比较矛盾的资料才能获得比较圆满的解释。
心情原本轻松愉快的慈禧太后于9月21日返回颐和园，但当她得到审讯康广仁等人之后的报告后火速赶回宫中，据说抵达宫中的时候已在21日深夜或22日凌晨时分。[93]
返回宫中的慈禧太后立即在便殿召集紧急会议，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慈禧太后并设朱杖于座前，疾声厉色问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在训斥了光绪皇帝之后，慈禧太后也没有忘记训斥诸王大臣：“皇帝无知，汝等何不力谏？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易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我虽人在颐和园，而心时时在朝中也。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常嘱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现幸我还康健，必不负汝等也。今春奕劻再四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拥立者，他若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乎？汝等不力诤，是汝等罪也。”
听了太后的指责，光绪皇帝战栗对曰：“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太后闻言厉声怒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
光绪皇帝早已吓得魂飞齿震，面对太后的愤怒，根本不知如何应对。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
光绪皇帝战栗对曰：“知道。”
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
皇上即云：“拿杀。”[94]
这段记载虽然有不少“小说家言”，其时间上似乎也比实际发生的时间提前了一天，但这段记载大体上反映了慈禧太后获知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情报后的心态，由此也就容易理解此后清廷的一系列部署及善后。
9月23日一大早，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重新出园训政的正式典礼，接受光绪皇帝及百官的恭贺。典礼毕，慈禧太后复于便殿召集群臣继续质询光绪皇帝，并将所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内有杨锐、林旭述上意催康有为迅速出京之函，慈禧太后大怒，问皇上，皇上不敢认，推托为杨锐的意思。其实，慈禧太后此时已从荣禄那里获知袁世凯的报告，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谋已有大概了解，但她似乎还不知道此事与光绪皇帝是否真的有牵连，所以她问皇上康有为的这一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挟制皇太后的计划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白告诉过光绪皇帝，因此光绪皇帝也就很难说出康计划的真实企图，只得将此计划的责任推到康有为一人头上。
康有为等人谋围颐和园挟制皇太后的计划确实震惊了慈禧太后，而且此一事件很显然不可能是康有为和几个身边的人物所能完成，而综合荣禄的报告及步军统领衙门、刑部的审讯结果，清廷最高政治层决定立即逮捕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张荫桓及杨深秀。这天上午八时左右，步军统领崇礼派遣翼尉率缇骑数人至张宅，“邀请”张荫桓到提督衙门接旨，实际上已将张荫桓软禁起来。[95]
至于杨深秀的被捕，可能因其与康有为关系过于密切，康在百日维新期间的重要奏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杨深秀呈递，而且在康有为离京出走的前夕，杨深秀曾向康有为话别，通报过相关情况。至于平时，杨深秀从不隐瞒他对慈禧太后不放权的不满，他甚至当着文悌的面声称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96]待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之后，杨深秀不仅诘问光绪皇帝被废之故，请求太后迅速撤帘归政，而且计划亲自前往董福祥处，劝以忠义，俾救主上。[97]杨深秀是一个坦诚的人，他的这些计划并不隐藏在自己胸中，究竟是哪一个渠道将他的计划泄露给清廷最高层，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他是一个坚定的光绪皇帝的支持者，又是一个坚定的慈禧太后的反对者，甚至不惜煽动军队进行所谓勤王，甚至自诩为骆宾王第二，期待满洲八旗中有徐敬业者出来推翻慈禧太后。[98]凡此，都导致他于9月23日与张荫桓一起成为第二批被逮捕的人物。
9月24日，步军统领衙门续奉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步军统领衙门当天即将张荫桓等七人拿获，稍经审讯，于第二天（9月25日）一并解送刑部，分别收监。[99]至此，戊戌年间以康有为谋反罪名而受牵连人员已增加至十人左右，而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则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逃离京师，开始了流亡生涯。
军机四章京的被捕，特别是光绪皇帝最为信赖的宠臣张荫桓的下狱，实际上势必追究光绪皇帝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在事实上也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然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光绪皇帝领导或指使康有为等人谋反弑后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即便权威再大，光绪皇帝的反对者势力再强，也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光绪皇帝的帝位，即无法很快找到一个能够替代光绪皇帝的皇权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既不能引咎辞职，也无法在第一线坚持工作、处理朝政，于是一个变通的办法应运而出。9月25日，皇帝诏曰：“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100]
光绪皇帝的身体不好，在当时实际上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至少在相当层面的大臣那里，这一点并不刻意保密。张荫桓后来在流放途中曾对此描述说，皇上病势渐成虚损，已入膏肓，服药无效，惟贴庆邸所进膏药稍可，庆邸已将呈进情节奏知太后。[101]显然在相当层面光绪皇帝的病情并不太保密，不过在这急剧的政治变化敏感关头，光绪皇帝公开声称自己自四月以来实际上就是自新政开始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其政治方面的含义显然也大于真实的病情。因此皇帝的这道谕旨自然引起各方面的猜测，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可能是慈禧太后有意于废黜光绪皇帝，另立新的皇帝。
9月26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所有官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并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著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其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著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至康有为结党营私，情罪重大，业将附和该犯之徐致靖等交部刑讯。此外官绅中被其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至意。[102]清政府公布的这一政策底线为后来处理康案及善后提供了方便。清廷还宣布，先前的改革暂且停止，不论是机构改革，还是政策调整，一律回到改革前，也就是回到光绪帝宣布《明定国是诏》的1898年6月11日前。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至此戛然而止。
注释：
[1][日]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1页。
[2][英]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7页。
[3]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一年七月），《许文肃公遗稿》卷八，外交部图书处1918年刊本，第47页。
[4][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5]许景澄：《致总理衙门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许文肃公遗稿》卷十，第22页。
[6][英]菲利普·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0页。
[7]廉立之、王守中：《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95页。
[8]《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8页。
[10]《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10页。
[11]《军机处寄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0页。
[12]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604页。
[13]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卷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14]李鸿章致庆亲王奕劻的信（1897年12月9日），转引自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15]《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教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卷三，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66页。
[16]孙瑞芹译：《驻彼得堡代办齐尔绪基致外部电》（1897年12月1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卷一，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83页。
[17]《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卷三，第178页。
[18]严复：《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455页。
[19]梁启超：《南学会叙》，氏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页。
[20]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著，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1页。
[21]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卷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86页。
[22]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卷一，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58页。
[23]张荫桓著，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页。
[24]宋育仁：《恭忠亲王》，氏撰：《问琴阁诗录》，协美印刷公司民国20年排印本。
[25]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9页。
[26]《康南海自编年谱》，宏业书局1976年版，第40页。
[27]《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页。
[28]《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1898年6月），《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57页。
[29]《清实录·德宗实录》卷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1页。
[30]《清实录·德宗实录》卷六，第482页。
[31]康、梁在戊戌政变后竭力夸大所谓《明定国是诏》在当时的影响力，康有为《自编年谱》中以为这两道诏书是在他的多次影响下颁布的，所以他个人或许在当日确实“欢欣”鼓舞，但很难说“举国欢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在一份奏折中称“臣民捧读（《明定国是诏》）感泣，想望中兴”（《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页）。但这份奏折实际上是康有为代笔，只是反映了康的个人感受，并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至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绘声绘色的描写，更是小说家言，不足信。比如他说光绪皇帝“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斥墨守旧章之非，著托于老成之谬，定水火门户之争，明夏葛冬裘之尚，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自是天下响风，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这种描述显然不能当作历史来读。从比较密切关注中国政局演变的赫德的记录看，他在当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两份诏书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44页）更是称这两份诏书是一般性的宣示变法的必要性和预示京师大学堂成立的诏书，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
[32]《上谕之一零六》，《戊戌变法》卷二，第48页。
[33]《湖南巡抚陈宝箴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5页。
[34]《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伍廷芳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6页。
[35]《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9页。
[36]《上谕之一一七》，《戊戌变法》卷二，第48页。
[37]《上谕之八九》，《戊戌变法》卷二，第37页。
[38]康有为：《怀翁常熟去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39]据张荫桓回忆，他确实参加了这次谈话，但“语未终，余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见《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卷一，第492页；而据其日记，张荫桓那天先是陪同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接见英国公使窦纳乐，“并无成见，不欢而去”，接着，又陪同两邸接见俄国公使，“俄使亦如是云”。两使既去，约康有为来见。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见之，“余与荣相续出，晤长素高论。荣相先散，余回西堂料理问答。灯后归”。见《张荫桓日记》，第507页；而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谈及此次问话，“至昏乃散，荣禄先行。是日恭、庆两邸不到”。
[40]《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7页。
[41]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卷一，第354页。
[42]曹孟其：《说林》，《戊戌变法》卷四，第322页。
[43]《康南海自编年谱》，第41页。
[44]《康南海自编年谱》，第44页。
[45]《康南海自编年谱》追忆为“逾十刻钟”，而当时在康有为之后等待光绪帝召见的张元济称康与皇上的谈话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问见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页。
[46]《康南海自编年谱》，第45页。
[47]《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等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6页。
[48]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卷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00页。
[49]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卷四，第1019页。
[50]《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17页。
[51]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戊戌变法》卷二，第489页。
[5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卷四，第4121页。
[53]《上谕之一一五》，《戊戌变法》卷二，第48页。
[54]王照：《礼部代递奏稿》后记（1926），《戊戌变法》卷二，第355页。
[55]王照：《礼部代递奏稿》（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戊戌变法》卷二，第355页。
[56]《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5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44页。
[58]《康南海自编年谱》，第54页。
[59]《光绪朝东华录》卷四，第4172页。
[60]《光绪朝东华录》卷四，第4176页。
[61]《戊戌变法》卷一，第530页。
[62]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5页。
[63]《内阁中书阔普通武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2页。
[64]《张之洞书牍》附《钱守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午刻到），《戊戌变法》卷二，第614页。
[6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3页。
[66]《康南海自编年谱》，第56页。
[67]杨锐：《杨锐家书》，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第135页。
[6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7页；康有为后来也曾回忆说：“先是语复生以上无权，荣禄不臣，复生不信，至是乃悟。”见《康南海自编年谱》，第57页。
[69]《康南海自编年谱》，第56页。
[7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7页。
[71]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参见汤志钧《怀塔布传》，《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第538页。
[72]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73]《上谕之二二八》，《戊戌变法》卷二，第92页。
[74]《杨参政公事略》，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第141页。
[75]《光绪朝东华录》卷四，第4195页。
[76]《康南海自编年谱》，第58页。
[77]《杨参政公事略》，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第141页。
[78]《康南海自编年谱》，第59页。
[79]《康南海自编年谱》，第59页。
[80]《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69页。
[81]《康南海自编年谱》，第57页。
[82]《康南海自编年谱》，第57页。
[83]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卷一，第553页。
[84]《康南海自编年谱》，第60页。
[85]康有为：《康南海先生墨迹》，《戊戌变法》卷一，第418页。
[86]《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
[87]《光绪朝东华录》卷四，第4200页。
[88]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卷一，第531页。
[89]参见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页。
[90]康有为后来根据各方面的传说记载康广仁在步军统领衙门待了差不多一天，第二天早上四点钟的时候方由步军统领衙门移交给刑部，而刑部堂官亲自提审，依然关心的是康有为的下落，对这一点，康广仁并不忌讳，他答称康有为已经出天津前往上海，审讯者指责康有为何以私逃？康广仁便非常充满正义地称：“是奉旨敦促，经奏报初四日启程，并非私逃。”堂官曰：“汝兄不来，必不释汝，必写信令汝兄来方释汝。”而移交给刑部的第二天，康之门人及仆人均获释。见《康南海自编年谱》，第62页。
[91]《光绪朝东华录》卷四，第4200页。
[92]苏继祖在谈到当时清廷的内部矛盾时，并不认为诸大臣与光绪皇帝有矛盾，诸大臣主要是对康有为不满，且以为康有为蒙骗、蛊惑了光绪皇帝。他说：“诸大臣并非皆与皇上有嫌，皆与康有为不两立耳。所以然者，忌之、恨之、畏之。盖康之上书曾有云‘缓变不如急变，小变不如全变’。又云：‘变法尤需变人。’又曰：‘衰老大臣精力不足以辅新政。’兼之裁冗官，许言事，用新进，凡诸臣之求富贵保身家之道，将尽行蔽塞之矣，安得不以死命争之？非禁制皇上，不能去康有为也，故谤之诅之，思求其得以禁制皇上之道，不遗余力以谋之，遂激成八月之变。训政后，此辈皆告其戚友曰：‘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卷一，第351页。
[93]参见陈声暨《陈衍年谱》，《戊戌变法》卷四，第208页。
[94]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卷一，第347页。
[95]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卷一，第489页。
[96]《陈衍年谱》，《戊戌变法》卷四，第208页。
[97]《杨深秀》，《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第118页。
[98]胡思敬：《记杨深秀》，《戊戌履霜录》卷四，参见《戊戌变法》卷四，第61页。
[99]《光绪朝东华录》卷四，第4201页。
[100]《光绪朝东华录》卷四，第4202页。
[101]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卷一，第504页。
[102]《光绪朝东华录》卷四，第4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