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雅尔塔的世界和平方案

瓦尔隆佐夫宫——俄国人细心的接待——斯大林2月4日到访——奥得河和阿登——2月5日首次全员会谈——德国的将来——分割和补偿——罗斯福先生重大宣言——2月6日二次会谈——法国一定要攻占一块德国的领土——争论敦巴顿橡树林会谈——斯大林的意见——世界机构和大国相同——莫洛托夫认可新的方案——一些俄国的共和国盟友和世界机构——我在2月8日给战时议会发电报——2月8日第四次会谈的议案——受斯大林之邀到约索波夫宫参加晚宴——严肃而友善地会谈——斯大林讲往事

瓦尔隆佐夫宫是俄国在雅尔塔的总部。就是这儿，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俄国的将领们对俄国的政事进行处置，对正发生的激烈而广泛的战争进行部署。罗斯福总统所处的利瓦吉亚宫离瓦尔隆佐夫宫不远，但更加庞大华美。由于罗斯福总统行动不便，全体会议就在那里举办。就这样，我们占用了雅尔塔所有还完好的房子。我和一些重要的英国代表被安排在一栋雄伟的别墅里，离利瓦吉亚宫大概五英里远。这栋建于十九世纪的别墅，是俄国王爵瓦尔隆佐夫邀请一位英国建筑师设计建造的。这位瓦尔隆佐夫还曾担任过俄国驻圣詹姆斯大使。

和我住在一起的有我的女儿萨拉、艾登先生、卡多根爵士、布鲁克爵士、坎宁安爵士、波特尔爵士、大元帅亚历山大、阿齐博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伊斯梅将军、摩兰勋爵，还有一些别的人。代表团里剩下的人分别安排在两个招待所里，到我们这里大概要走20分钟。那些人，无论是不是高级官员，都五六个人一间，看起来没有谁觉得不妥。由于十个月前德国人才从附近退走，所以周边的建筑被损坏得很厉害。还有人告诫我们说，只有别墅周边园林里的地雷被清除干净了。俄国的士兵像平时一样在别墅进行周密的巡视。我们没来的时候，在这里工作的人有一千多，门窗都被修葺好了，还从莫斯科运来了全部摆设和用具。

我们所住的地方风景优美，令人着迷。别墅一半采用了哥特风，一半采用了摩尔风。它身后倚着高耸的雪山，最高处的顶端就是克里米亚最高的山峰。漆黑、辽阔的黑海在我们面前延伸开去。这本是一个让人觉得寒冷的时节，可是我们却从中感觉到了和暖和惬意。白玉雕成的狮子守护在大门处，院外的花园十分漂亮，一些亚热带的植物，松树、柏树等种在里面。赫伯特家曾经在威尔顿画过全家福式的画像，在我们饭厅的壁炉两边就挂着这些画像的复印件。瓦尔隆佐夫亲王可能娶过赫伯特家的某个女儿，所以把它们从英国带到了这里。

为了让我们对这里的生活感到惬意，主人翁尽了最大的努力，就是我们随口说的话，也被倾心留意。波特尔有次在观看那些长在大玻璃柜里的盆栽时说，要是有鱼就好了。结果，不过两天，他们就弄了很多金鱼过来。还有一次，有人突然说鸡尾酒里没放柠檬片，结果礼堂第二天就出现了一棵柠檬树，上面长着密密麻麻的柠檬。所有的这些必然是从遥远的地方空运到这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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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我们到这儿的第二天，2月4日下午3点，来看望我。我们针对抗击德国的事进行了详谈。他对此并不担心，德国物资匮乏，面包、煤炭都不充足，运输线也被毁坏得很厉害。我问他说，假使希特勒南移，例如去德累斯顿，俄国会怎么做？他说：“追上去。”然后补充说，红军在奥得河的另一面已经占据了若干碉堡，而德国派来负责防守的人，不过是个没经过训练，毫无组织纪律，且装备落后的民兵突击团，所以奥得河已经不是阻碍了。为了守住这条河，德国人曾准备在维斯杜拉河调一些受过训的军队过来，但俄军的武装部队已经和他们错开了。现在德国担当机动、战略援助角色的部队，只有二三十个几乎没受过训练的师。德国人把几个训练有素的师放在了丹麦、挪威、意大利和西面的战场，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已经攻破了他们的防线，而他们的计划也只是把缝隙填补好。

美军受到了龙得施泰特组织的进攻，我问斯大林对此的看法。斯大林说，德国人这样做是为了挽救颜面，但这可不是什么聪明的做法，他们已经受到教训了。德军现在存在体制问题，但这样做是治不了病的。他们的顶级将领只剩下了古德里安这个激进分子。德国被截断在东普鲁士的那几个师或许能被用来守卫柏林，前提是德国人能够快些把他们撤出来。不过德国人太不聪明了。布达佩斯那十多个师的兵力，让他们没办法认识到，他们已经离开了世界强国之列，他们已经没有随心所欲地取得军事力量的能力了。当然他们早晚会认识到这一点，不过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然后我邀请他到我的地图间参观，皮姆上校已经把地图挂起来了。我先对我们在西面的战争策略进行了说明，然后亚历山大将军介绍了意大利的时局。斯大林的论调听起来非常幽默：我们不一定会迎来德国人的反击。为了直接打到维也纳，我们或许可以把所有的队伍都派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去，让他们和红军在这儿汇合，把阿尔卑斯南侧的德军包圆，只留下几个英国的师在战场上。我说，“我们也许没办法从红军手里拿到完成这件事的时间。”我并没有生他的气，因为我知道他只是随口说的。

* * *

我、总统和斯大林在五点的时候一起对军情，尤其是俄国在东面战场的展开情况进行分析。我们一方面详细地了解了俄军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商定了各自参谋长下次磋商的议题。我说，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讨论一下：德国人从意大利调8个师对俄国人进行反击，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为了增强我们在别的地方的攻击力，我们或许可以从意大利北面调几个师出来。还有一个问题，为了和卢布那峡谷左边的俄军汇合，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亚得里亚海的最上面攻击。

会谈在非常诚挚、友善的氛围中进行。马歇尔将军针对英军、美军在西面战场的良好情况做了简单的说明。斯大林说，俄军并不是因为德黑兰的决断才发动了一月份的那次攻击，而是因为正义。他当时还问了他若想继续帮忙应该怎么做。我的答案是，三国总参齐聚，正是对联盟各国在整体军事配合上进行检查的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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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下午4点13分，此次会议的首次全体会议启动。我们，包括三名翻译在内的二十三个人，坐在利瓦吉亚宫内的一张圆形的桌子边。斯大林、莫洛托夫带来的成员有维辛斯基、麦斯基、俄国驻伦敦大使古谢夫和俄国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以及担任翻译的巴甫洛夫。罗斯福和斯退丁纽斯是美国代表团的领袖，他们带来的人有，同为海军上将的莱希和博尔纳斯，哈里曼、霍普金斯、国务院欧洲部部长马修斯，以及兼任翻译的国务院特别助理伯伦。我和艾登坐在一起，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爱德华·布瑞奇斯爵士、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阿齐博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都是我的代表团成员。担任翻译的是波尔斯少校，自从1942年我和斯大林第一次在莫斯科见面，他就开始做译员了。

关于德国的将来的问题，在会谈的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自然早就认真地想过了，还在一个月前就给艾登先生写了信。

首相致外交部长

1945年1月4日

1．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置德国。这样宏大的问题要现在定下来，还为时过早。毫无疑问，严格的军事控制是德国有生反抗力量消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假使德国还有秘密运动，这件事可能要做若干个月，甚至是一两年。

2．如何处理鲁尔、萨尔区的工业区，像这样对德国进行瓜分的现实问题，也要解决。即将开始的会谈可能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过在我看来，那时也未必会有最后的决定。现在，没有人能对欧洲的将来进行预测，大国间的联系是怎样的？人们的心情如何？不过有一点能够确定，德国和那么多国家结下大仇，在这里他们会付出代价的。

3．每次让我对这样的策略——“再次对受苦受难的德国进行救助”——坦陈心底的想法时，我都要不断碰壁。“欧洲中心的社会必须是健康的”，我很清楚这种观点。虽然我们手里棘手的事情已经太多了，但我仍坚持我们没必要认定那些将来有可能产生的割据、有可能会变得非常重大的争执，一定会成真。我们以后的新内阁会怎么考虑，我们是没办法确定的。

4．相比于对德国与欧洲在漫长的未来会如何相处这样的问题进行讨论，我更愿意把心力放在讨论未来两三年会产生效果的现实问题上。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在上一次战争结束之后，下议院和所有公民们残暴的意愿让我产生的惊骇，以及彭嘉乐派法军到鲁尔让我产生的愤怒。可是议会和民众的心绪没多久就彻底换了样子。德国从美国拿到了亿万美元的借款。对德国采取宽大措施的那段时间，我是经过的。因为德国失去了损害我们的力量，这样的措施一直延续到洛迦诺公约和巴德文王朝的晚期。可是，事情在之后却瞬间变得天翻地覆。希特勒逐渐强大起来。然后我又一次对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不认同起来。

5．一个社会受到打击、震动，那种百味杂陈的心绪——不管是战争刚结束，还是亢奋的感情必须立即归于平静的时候——是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段落中全部说明的。这种情绪会形成十分可怕的洪流，控制住大部分人的思想，那些不肯对这股洪流妥协的人，不但会被孤立，还将一事无成。这些世情教会我们一件事：放慢脚步，一步一步地走，最多也只是多走一步、两步。因此，那些现在所有将会成真的事和力量，在尚未显示出效果以前，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想法留住，这是非常睿智的行为。三国会谈即将举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能从中得到更多的灵感。

斯大林在这时问起如何分割德国的事。我们需要政府吗？要一个还是若干个？或者我们只需要一种政府组织的样子。当希特勒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我们怎么做？他的政府组织我们留不留，或者根本就不跟它接触。罗斯福先生在德黑兰时曾提议将德国分割成五块，斯大林认为可行。不过我却十分犹豫，按照我的想法，德国最好分成两块：普鲁士一块，奥地利—巴伐利亚一块，由联合国共同管理鲁尔和威斯特伐利亚。斯大林说，我们是时候有个清楚的答案了。

我说大家都觉得该对德国进行分割。但是我们没办法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完成这件事，因为方案太庞杂了。我们要仔细地研究历史、经济、种族方面的实际情况，还要对其进行长期审查，所以得有一个专门的组委会。这个组委会要吸收各种各样的意见，经过分析，再提出建议。有很多事需要考量。我们要怎么安排普鲁士，俄国和波兰想要哪些土地，谁将拥有莱茵河一带和萨尔大型工业基地的掌控权。这些情况都得考虑清楚。两大盟友的立场也是英国政府需要仔细思量的事。专门分析这些情况的组织必须马上建立起来，然后等我们听取了它的汇报再下最后的结论。

我那个时候考虑了一下以后的事。毫无疑问，希特勒、希姆莱若是走出来表示愿意无条件投降，我们多半会跟他说，战争的罪人是没有谈判资格的。如果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德国人，那战斗非进行到底不可。但相比于这种情况，另一种可能更大，希特勒和他的同伴被杀了、不见了，由别的组织站出来表示无条件投降。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三大国家就必须马上开会，讨论是否有必要和这个组织沟通，如果有，就把三大国事先准备好的条件拿给他们，如果没有，战争继续，整个德国都将处于严厉的军事控制之中。

罗斯福先生的意思是给我们的外交大臣两天时间，让他们制定出方案来讨论这些问题，然后在一个月之内拿出分割德国的最终方案。到这里，事情暂时结束。

我们还对其他问题进行了磋商，不过并没有结论。总统说德国境内是不是应该有一块法国的领地？大家都认为应该如此，要在德国划出来一块给法国，至于如何管控这块区域，留给外交官们去想。

俄国制定了一个方案来催促德国还款和毁掉军工产业，斯大林让麦斯基来介绍这个方案。麦斯基表示要让德国给俄国一大笔钱。在我看来，德国是拿不出来的，看看上次战争让人沮丧的情况，我们就该知道。英国也一样损失惨重，很多房屋都被毁了。我们失去了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我们需要从国外进口很多粮食，如此一来，作为平衡，我们必须想办法出口更多的东西。德国的赔偿能真的减少这些压力吗？我不敢说。受损的不止我们，别的国家我们也得想想。德国要是发生了饥荒会怎么样呢？我们能置之不理，任由它处在危机之中，甚至把这个当成它的报应吗？如果不这样，那么我们要提议救济他们，钱又由谁来出。斯大林说这些无可避免。我说，总不能让人光干活不吃饭。俄国的议案，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先交给特别组委会研究一下，这个组委会要先在莫斯科举行秘密会议。

之后我们商量了第二天的会议议程，另外，关于会议的议题我们也做了安排。一共有两个，一个是敦巴顿橡胶林会谈的议程，这是一个关乎世界安危的会议；一个是波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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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先生在首次会谈上做了重要讲话，他说美国只会占领德国两年时间，虽然美国愿意为了守护和平，做尽一切明智的事情，但这并不包括，支撑一大批离国土三千英里的士兵所需的巨额花费。我想起一件令人胆战的事，英国必须在美国撤离欧洲后，自己担负起占领全西德的责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做不到。

因此，我在2月6日召开的二次会谈上，极力要求法国人和我们一起承担这件事。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占领了一部分地区，事情就解决了。德国再次崛起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美国人早晚会回自己的地方，而法国人只能是德国人的邻居。法国的强大非常重要，不仅对欧洲如此，对英国也一样。除了法国，再没有哪个国家能清空自己海岸线上的火箭基地，并为了抵抗德国而设立军事力量。

之后我们把论题转向寻求世界和平的手段上。总统表示民众言论对美国来说最具效果。由于美国民众普遍信任这样的世界机构，所以如果敦巴顿橡树林议案以及和它相近的议案能够获得认可，那么相比于其他国家，美国或许更能为世界和平倾尽全力。对安全委员会来说，投票权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直到敦巴顿橡树林会谈结束，这个问题还没有取得一个统一的结论。

总统在1944年12月5日曾对我和斯大林说过一个新的提案，下面是详细内容：所有安全理事会的成员都有一票，除非十一个成员国中的七个投票表示支持，否则任何决定都不能执行。从步骤上来说，这已经非常详细了。而像是吸收新成员国入会，驱逐某个成员国出会，抚平、处置战争，提供军事援助、控制军事武装，这样相对重大的事，必须所有常任理事国全部支持，才能有效。换种说法，在“四大国”没有全部认可的情况下，安理会形同虚设。安理会无论想做什么，只要美、苏、英、中，任何一个国家不同意，就能回绝、阻止。否定权说的就是这个。

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战争问题，这是罗斯福先生提议中的，另一个不同凡俗的见解。如此一来，就得要取得七票支持，而且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四大国”都不能反对。2月6日，斯退丁纽斯先生，在二次会谈上又对其进行了补充，即，包括“四大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不管是谁，一旦被那个战争牵扯进去，它就只有参与讨论的权利，没有投票的权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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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说，对于这个提案，他现在还没有彻底了解，他会自己分析一下，看能不能明白。他说，三大国虽然现在是联盟，不会出现某方攻击另一方的情况，但十年之后，甚至连十年都不到，当我们三个离开统帅的位置，当那些没经过这次纷争的新的领导人登台，我们现在经历的事就被遗忘了。他补充说：“五十年甚至更久的安宁，是我们所有人都想要的。如果我们能够众志成城，德国带来危机，最严重也不会有多严重，就怕我们自己内斗。所以，怎么做才能确保我们以后能团结一致，才能让三大国，或许还要加上中国和法国，始终处于一个战壕，是我们目前就要考量的。为了避免重要大国发生争斗，我们一定要拟定一个政策。”

之后他又道歉说，美国的方案，他因为一些别的事，到现在也没能认真分析。这个方案，他是这样解读的：所有的矛盾统分为两种——无论是哪一方面，经济、政治，或是军事，必须惩处的和通过和平工具可以处理的。这两种都要经过严密的磋商。只有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认可才能进行惩处。若是某个理事会成员自己就参与了争斗，他也可以拥有讨论权和投票权。另一面，若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能够平息这次争斗，那这次争端所牵涉的所有人都将失去投票权。他说，某些人认为俄国人没必要对投票权太在意，大讲特讲。俄国人确实十分关心，因为投票决定了所有的事，而他们在意投票的结果。举个例子，如果中国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它不可能在会谈或者理事会中只有敌人、反对者，在它看来，会有人帮助他们，它会提出收回香港要求，而埃及也会表态要拿回苏伊士运河。

我说我是这样解读的，世界机构的权限，在英国尚未被劝服或者英国坚持不同意的情况下，并不能强迫它。

斯大林问是不是真是这样，我说是真的。

艾登先生继续讲解，中国和埃及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虽然可以进行指控，但英国要是不同意，任何要求强行施行的提案都不会通过。斯退丁纽斯先生也表示认可，他说，要想实行制裁，非要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都认可才行。或许还可以建议对和平处理的程序，比如仲裁，进行推介。

斯大林说香港或苏伊士的事也许会对三大国的团结造成损害，他对此有些忧虑。

我的回复是，这样的危害我也注意到了，不过不管国家大小，世界机构都不会去损害他们之间正常的交流。世界性的机构是自成一体的，虽然不妨碍成员国之间进行交流，但那些会对大国之间的联合造成影响的提案，在世界机构里提起，显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

斯大林说：“1939年12月发生在苏芬之战时的事，我相信我的莫斯科同事还记忆犹新。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攻击我们，把世界同盟当成工具，俄国也确实受到了隔离，并被驱逐出同盟。后来，他们还鼓动大家一起攻击我们，说要让十字军团进攻俄国。这样的事，我们希望不会再次发生，谁能担保吗？”

艾登先生表示，按照美国的提案，这种事确实不会再发生了。

斯大林说：“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保证措施是我们能做的吗？”

我回答说，针对大国间的团结问题，已经有专门的条例了。

斯大林说今天是他们首次听说。

要说是不是真的没有鼓动起来对大国进行攻击的危险，我得说，确实存在。以英国为例，我唯一敢保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沟通没有失效。我相信总统不会挑起或者支援反对英国的活动，当然，我也会竭尽所能不让这样的事发生。我敢说，为了不让这种事发生，他也会竭尽所能。同样，我也坚信斯大林元帅就算真的会进攻英国，也不会不宣而战，总会先试试能不能和平解决——自然，未必是书面上的。

他说：“我赞成。”

罗斯福先生说，以后大国间会有矛盾出现。这些矛盾所有人都会知道，而且会出现在会谈上被人争论。但是把那些矛盾放到安全理事会上探讨，不正是证明了我们互相信任，也坚信我们可以解决吗？它们是不会导致分裂的。我们的统一不会因为这样而被损害，只会更加坚固。

斯大林认可了这件事，并表示会对这一提案进行分析，第二天再继续探讨。

* * *

当我们在第二天下午再次讨论这个新提案的时候，莫洛托夫认可了它。他的说法是，在俄国人看来，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提起的议案，可以保证无论大小一切国家的团结协作，所以他们在那次会议上，曾经为了保证三大国的统一而竭尽所能。当前新议案的议程要求三大国一定要团结一心，他们觉得很好。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处理：国际机构能不能吸收苏联的共和国盟友为会员，并让它们也拥有投票权。虽然这个问题在敦巴顿橡树林会谈的时候，曾经被争论过，不过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在俄国代表团看来，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他们的三个盟国，至少有两个要成为初始成员国。若能如此，他们会觉得心满意足。这些共和国盟友，没有一个是微不足道的，他们都在战斗中损失惨重。他们是第一批遭受入侵的，而且被祸害得非常厉害。英国的自治领正在一步步，稳定地朝着自主的道路上前进，俄国也要向英国学习。他们会提出这种范围相对较窄的提案，也是因为这个。他最后说：“总统针对投票权的提案，我们非常认可，不过我们希望俄国的三个，最少也要有两个共和国盟友，能成为原创成员国。”听到这个，我们所有人都放下心来。当即，罗斯福先生恭喜了莫洛托夫先生。

总统说接下来我们要把所有国家聚集到一起开个会。时间是什么时候？邀请哪些国家呢？苏联有许多盟友，英国有很多单独且互相距离很远的大集团，美国没有殖民地，只有自己，有一个外交部长。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比如疆域不如俄国，但比美国辽阔的巴西。再者还有一些国家非常小。会谈的时候，我们能坚持一个国家一张选票不动摇吗？还是让相对大一些的国家拥有超过一张的选票？他主张，让外交官们去探讨所有这些问题。

斯大林能够一往直前地认可总统关于投票权的提案，让我非常高兴，他还说，全世界的人都会因为我们形成的这一结论，而放下心来，并觉得称心。莫洛托夫的提议也是个非常大的突破。我赞同罗斯福总统的话，美国和英国在投票权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自治领有四个，之前的25年，在那个1939年才消亡的世界和平机构中，他们曾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为了和平和民主的进程，他们做出了自己的努力。1939年，同盟宣布对德开战，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无力，却没有一个缺席，全都积极地参与战争。当时，我们是没办法逼迫他们的。这件事他们是因为自己愿意才去做的。他们之间虽然有过讨论，但时间非常短暂，他们在25年的努力中得到的应属于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哪种制度，我们都不能让他们失去。俄国政府的提案，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感同身受。我开始偏向这个庞大的国家，虽然俄国的创伤仍旧鲜血淋漓，但它前进道路上的独裁者们却都被它消灭了。我想到，英国在法规上的举措，让我们在安理会中拥有了一个以上的投票权，这有很大的可能会让这个拥有一亿八千万民众的国家对我们产生怀疑，罗斯福总统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这让我感到愉悦。我们要清楚，这个答案，并不是在回绝莫洛托夫先生。

但是我坦言我只会做我权利以内的事。我道歉说，关于莫洛托夫先生的建议，我恐怕没办法那天就给出最终答案，因为我想找时间和艾登先生商量一下，可能还得给内阁发电报。于是，大家决定让外交部长们来处理这件事。罗斯福先生建议，为了把国际机构建成，所有国家在三月份聚到一起开个会。我说，虽然我现在不反对这件事，但我有些担心，因为那时候，针对德国的战争恐怕正是激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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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后半夜，我致电艾德礼先生。

首相致副首相

1945年2月8日（破晓2时49分）

今天的情形要更好一些。俄国人已经认可了美国针对敦巴顿橡树林机构的建议。他们表示，他们之所以会对这个建议心悦诚服，我们的说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原本他们希望拥有16个大会投票权的位置，现在他们只要求两个了。他们说，一定要让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为新世界机构的会员国，因为他们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且作战勇猛。这个提议尽管让美国十分为难，但总统并没有反对。他说他计划3月在美国举办联合国大会，这件事可以放到会上去讨论。

我认为我们的身份不太一样。俄国只有一个位子，我们却有四五个席位，如果连印度在内就有六个，他在这个层面上提出了不少要求。我并不想在这件事上和俄国发生龌龊，毕竟他们在主要问题上已经妥协了，而且某些妥协还没有落到实处。他们一共要了三个位置，其中一个是重要的，这一主张并不过分，而且在我看来，我们将因此不再是唯一拥有多张表决权的国家，这对我们的位置是有好处的。

现在我希望内阁给我们权利，让我们跟俄国人担保，只要到了对这件事进行表决的时间，我们就一定会支持他们的提案，不管是在这儿，还是3月将在美国开启的会谈上。在我看来，我们会从内阁手中拿到这种权限，至于是否使用，那要看当时的局势了。我们在很长时间以前，曾经就寇松线的事，给过他们承诺，说会支持他们，现在的这个担保也应该和那个担保相同，都是君子协议。

若是同意让俄国拥有更多的表决权，或者是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就能全票通过敦巴顿橡树林会谈的所有事，那我认为，这没有不去达成的理由。我们应该把这件事看成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无论是政治、统御身份，还是推广上，这都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很有作用的事。我们针对国际架构的全盘设计，它也会是一部分……

截至目前，虽然存在让人丧气的警示和征兆，但雅尔塔会议进行的情况非常好。这里绿阴环绕，和里维埃拉有些像，都是清丽温婉的格调，科尼什一样的小路四处延伸着。一座座别墅、宫殿，虽然多少都有些损伤，但都是封建社会上层人士留下来的。屋里摆放的家具都是千辛万苦从莫斯科运来的。我们的主家是那么的豪爽，尽管不过几天，就把水管安上，把路修好了，真让人不可思议。今天没有顾问工作，他们都去巴拉克拉瓦战场游玩了。我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所以开会的时候，没郑重其事地和俄国人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要你们不提出反对意见，我就按照这份电报的主张行动了。

* * *

剩下的详细问题处理得很快，并没花多少时间。我们在2月8日下午再次开会，关于俄国人想让他们的两个共和国盟友进入联合国的事获得了全票通过，并把4月25日（周三）定为国际机构首次会议举行的日子。能够参会的，只限于3月1日之前对公敌宣战的国家，以及在联合国公约上签了字的国家。斯大林说，如此一来，那些等到胜负已分才不再犹豫不决，不曾英勇杀敌的国家，也会被邀请过来，我同意这个观点，可是，德国人的士气会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

当晚，我们和斯大林都去了约索波夫宫参加夜宴。我们当时说的话都被记录了下来，就放在这里好了。我们在会谈中谈到下面这些：

我们相信，不管是对于我们的期盼，还是对于我们的心智来说，斯大林元帅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毫不夸张，也用不着拿些特别华丽的文字吹捧。史册中的成功者有很多，但政治家却很少，而能在艰难的战斗中，仍旧保住胜利的只有极少的一些。我衷心期盼斯大林元帅能够长长久久地健康地活着，能和苏联的民众相伴，能够帮助我们继续前行。我们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艰苦了，希望斯大林元帅能带领我们到一个更加轻松的时期。我们因为和这位崇高的人关系融洽、密切，而更有在世间忙碌的力量。他的威名突破俄国，世界传颂。

斯大林以称颂的话作为回应，他说：

让我们举起酒杯向英国的领导人致敬，在世界所有首相里，他是最英勇的一个。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政治阅历与军事统御力，可作为范例的完美融合。当时，欧洲都要臣服于希特勒了，他却独自向德国开战，表示即使英国没有盟友也绝不妥协。他说不管英国现有的盟友，或是以后可能会有的盟友，都离开了英国，英国的作战也不会停止。这样的人，一百年才能出一个，让我们为他，为这位英勇地举着英国旗帜的战士的身体，干杯！我说的是我的感受，我的心是这样想的，我的思想是这样说的。

之后我说的那些话相对严肃：

我得说，从这次战争开始到现在，这次会谈让我尤其感到自己身负重责，就是最黑暗的时候，也没这样。斯大林元帅说的那些原因，让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向最高峰挺进，我们前面的景致辽阔悠远，但我们的难处不可轻忽。过去的很多种族和袍泽，面对五年、十年的战斗，往往都走上了陌路。几千万、几百万受苦受难的民众在不断地重复这种糟糕的循环：开始的时候掉进地狱，之后他们凭着自己的牺牲从中爬出。现在我们有了不再犯先辈那种错误的可能，还能努力打造坚实的和平。为了和平与喜乐，大家欢欣鼓舞。那些家庭可以再次团聚吗？所有的士兵都能回家吗？被毁掉的房舍能够重新建造吗？勤劳的工人能看见他们的家吗？保家卫国虽然荣耀，但我们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任务——让劳苦大众的愿望成为现实，即让他们的日子平和安宁，凭借我们攻无不克的能力护住他们，让他们不受伤害。这种希望，我把它放在了威名赫赫的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元帅身上，我将从他们身上找到守护和平的卫士，当敌人被击溃，我们将跟随他们全力消除穷困、动乱、暴动与剥削。我的期望就是如此。而英国方面，我们会尽一切努力跟上你们。我们会努力地支援你们的奋斗。元帅说起了未来，所有事情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它。否则，就是把血液汇成了湖海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徒增凶恶罢了。我建议为了成功之光、和平之光洒满大地，我们干杯！

斯大林的回复如此绵长，这是我从未想过的。他说：“我说的不少，就像个老头一般，但我要举杯致敬，希望我们联盟之间的关系能够始终这样融洽，能够一直直率地坦陈自己的见解。我在外交历史上，从没见过哪个同盟像三大国这般亲密，盟国间能有开诚布公的共同见解的机会。我很清楚，我这样说，一些人会觉得有些幼稚。

“同盟中的国家不该蒙骗彼此，或者这真的是幼稚的，阅历丰富的外交官可能会这样说：‘盟友有什么不能蒙骗的呢？’但就当我幼稚好了，在我看来，就算我的盟友智商有限，我也不该蒙骗他。为什么我们的联盟如此坚固，或许我们诚信地对待彼此，或者说，我们都不太好欺骗，就是原因。我建议，为了我们三国联盟的坚实牢固，让我们举杯，祝它稳健不可摧毁。祝愿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对彼此坦诚。”

然后他又说：

让我们举杯，向各位将领致敬，只有在征战中，人们才会知道他们。他们的功劳在征战结束后，就会被人忘记。在战斗中，作为一样的人，大家敬重他们，女人爱慕他们。但战争一结束，他们的声望就开始下滑，女人们也转过身不再注意他们。让我举杯，向众位军事统领致敬。

他并不会去想象我们面前的困境。

欧洲的历史这段时间已经改变了走向，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战争中，发生了一件好事，重要的国家形成了联盟。只有结成联盟才能赢取战争。显而易见，一个与公敌对抗的联盟，大家很容易就能认可它。但是，当战争结束之后，想要让这个联盟保持长久的和平和胜利成果，这就很难了。从前我们在一个战线中奋战，这很好，难度也没那么大；另外，敦巴顿橡树林会谈在这段时间也完成了，我们取得了一个极大的成绩：建立了保证和平、强化和平的律法上的基石。这是一个分水岭。

让我们举杯，祝贺敦巴顿橡树林会谈完满结束，也希望我们因战斗而达成的联盟，在战斗结束之后，能够更加稳健并持续发展。在我们为自己的国家奔忙的时候，也希望我们能清楚地记得我们不仅有自己的工作，还有一致的工作。所以战斗的时候我们对共同事业激情澎湃，安定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

莫洛托夫看起来也是那么和善兴奋，他说：

让我们举杯，向比我们更早加入战斗的陆军、海军、空军，三大军队的代表致敬。他们身上压着千斤重担，并且损失惨重。我们得说，他们已经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并不比任何人差。我希望他们取胜，让欧洲的征战快些完结，让联盟的胜利之师挺近柏林，并将他们的大旗升上那座城市的天空。为了英国陆军、海军、空军这三大军队的代表，陆军元帅布鲁克、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海军上将坎宁安和空军中将波特尔，让我满饮此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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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宴饮的融洽氛围中，斯大林开始对我们说起从前，他的某些话被记下来了。

他说：“芬兰之战是怎样发生的呢？列宁格勒（他通常把它叫做‘彼得堡’）与芬兰的国界线有二十公里左右的距离。俄国人想用北边的领地换取芬兰人后退三十公里，但芬兰人并不想这样。之后芬兰人枪杀了几个俄国边境上的守军。俄国边境分支军立即上报红军，红军因此朝芬兰人开战。他们曾就此请求过莫斯科的批文，莫斯科下令让他们回击。事情接连发生，战斗就这样开始了。俄国人并不想和芬兰人开战。

“1939年，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是能派代表团来莫斯科，代表团中又有真的想与俄国和解的人，俄国政府又怎么会和里宾特洛甫签协议？

“1939年，里宾特洛甫对俄国人说，英国人和美国人根本不会打仗，只是一些生意人。

“我们三个大国若是能团结一心，就半点也不会被别的大国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