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蝗虫吃光了一切的年代

1931—1935年

麦克唐纳——鲍德温联合政府——印度解体了——整个德国进入了动荡期——兴登堡和希特勒——后补队员施莱歇惨败——希特勒总理——国会在1933年2月27日起火——希特勒在大选中获胜——新领袖——从质量上消减军力——德国的1932年——1933年英国空军的预算——军备均等——“麦克唐纳计划”——“多亏了法国陆军”——希特勒从国际联盟退出——我宁静地生活在恰特韦尔庄园——那些聪明的伙伴们——马尔巴罗的古战场——保守党的观点——远东发生危机——日本侵华——谁的责任谁担当

英国政府从表面上看还是非常强大的，可实际上1931年大选产生的这届政府却是最弱的。麦克唐纳花费毕生心力所创立的工党竟然背叛了他，双方成了激烈的对立关系。名义上，他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可实际上保守党占有大多数。这样，身居首位的麦克唐纳先生反而清闲了。鲍德温先生只在乎实权，并不在乎职位，于是大权实际被幕后的他所操纵。约翰·西蒙爵士是自由党的一名领袖，他担任了外交大臣。内政部的主要工作有内维尔·张伯伦负责，并且没过多久，他就成了财政大臣，原财政大臣斯诺登先生卸任。工党没能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因此在竞选中遭遇了责难和沉重的打击，乔治·兰斯伯里目前负责主要责任，他是一个极端和平主义者。自1931年8月至1935年11月间，也就是这个政府执政的四年间，整个欧洲大陆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大逆转。

政府在新议会举行的第一次集会上，提出对印度政策进行信任投票。我针对此问题做了下面的修正动议：

是否必须按威斯敏斯特法令制定新的印度自治宪法，在这项政策中并没有对本院进行约束……并且议会的根本职责是维持印度帝国的和平、有序和妥善治理，因此，在此期间，有关印度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影响议会的这一职责。

我发言的时间比较长，大约是半个小时，人们听得非常认真，可是无论说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无法改变，就像后来有关国防的问题一样。我们的这条东方道路，不是最重要的，现在它要结束了，真是可怕。那几十万的人们，如此可怜，他们原本期待的是和平而公正地生活，可是现在却陷入了斗争之中。我非常直率的向议会中各党的议员们这样说道：

哪怕英国仅有一刻放松，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那由来已久的仇恨，就可能重新被点燃，并且一定比以前燃烧得更加剧烈，变得极度凶残，我们难以估量他们的仇恨。那些与印度终生为邻的人，一定也产生了这种情绪，老老幼幼都会被卷入其中，开始互相残杀。一百多年来，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开始恶化，因为他们认为英国即将不再统治印度，而且他们相信只要提出要求，英国就会从印度撤出。

在议会的休息室里，我们能召集到的、同下议院三个政党抗衡的仅有四十多个人而已。在走下坡路的时候，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不幸的里程碑。

* * *

整个德国都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大事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

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解散了，此后的一年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巴本和政治家施莱歇将军一直以来的愿望是，通过奸诈和诡计图谋德国政权，并以此控制德国。可是到现在为止，已经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巴本在布吕宁之后，接任了德国总理的职位，他企图争取兴登堡的追随者和国内极端国家主义派，得到他们的支持。7月20日，他采取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社会党政府在普鲁士被轰下了台。巴本的敌对方正加紧活动，企图夺取政权。施莱歇的计划是这样的：希特勒的名气和势力正在日渐强盛，在这背后，那些阴暗的、隐藏的势力正是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工具。他希望德国陆军能成为主人，希特勒运动成为它驯顺的仆人，并且让这二者完全陷入他自己的手中。自1931年，施莱歇开始同纳粹冲锋队的领导罗姆开始碰头，到第二年，施莱歇已经发展了同希特勒本人的正常关系。两个人都想掌握政权，他们的障碍就剩下巴本以及兴登堡对巴本的信任了。

1932年，兴登堡总统秘密召希特勒到柏林。这是一次机会，希特勒可能因此向前迈进一步，只要他开口，可能会得到一个显赫的官位，毕竟这位领袖得到了一千三百万德国选民支持，他现在所处的境地，就跟向罗马进军前夕的墨索里尼所处的位置惊人的相似。可是巴本对意大利的历史没有兴趣，有兴登堡支持他，而且他本人也并不想辞职。年迈的元帅召见了希特勒之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好印象，他说：“这个人想当总理吗？我可以把邮政局长的位子给他，我的头像在邮票上，可以让他舔一舔。”希特勒在宫廷这个圈子里，势力根本比不上他的竞争者们。

德国的众多选民人心浮躁，完全迷失了方向，手足无措。1932年11月，整个德国境内都进行选举，这是一年内的第五次了。在选举中，纳粹党失败了，席位有所缩减，从二百三十席减到了一百九十席。共产党在此次选举中赢得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希特勒的实力被削弱，没有了谈条件的能力，兴许施莱歇将军完全可以抛开他了。因为兴登堡的智囊团开始支持这位将军。11月17日，巴本辞职了，施莱歇成了新总理。不过这位新总理不善于公开执政，仅适合搞黑幕操纵。他树敌众多，希特勒、巴本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结队反对他。共产党此时一面在大街上同纳粹党人打架，一面为了反对政府开始罢工。因为这些情况，施莱歇的统治无法维持。巴本用个人力量开始对兴登堡施加影响，他鼓动兴登堡，给希特勒一个官职，这既是安抚也是摆脱，若是让希特勒承担些责任，岂不是更好的妙计？兴登堡最后勉强答应了。于是自1933年1月30日起，德国总理一职就落到了希特勒的手里。

这位新上任的总理，很快就会让那些想或者可能反对新秩序的人尝尝他的手段。2月2日，德国共产党的所有集会和示威活动都被禁止。全国各地开始大搜查，检查共产党的秘密武装。1933年2月27日的夜晚，进入行动的高潮阶段。国会大厦突然起火。褐衫队、黑山队和其他相关的组织都被派了出去。那一晚被捕的共产党多达四千人，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下次选举能挫败共产党。新政府铲除了这个最危险的敌人。戈培尔负责组织选举运动。此人非常有手段，而且非常富有积极的热情。

可是对希特勒来说，在德国仍然有许多反对势力，他们坚决甚至积极地反对他。选举的结果出来了，社会党得到了一百一十八席；共产党八十一席，很多痛苦迷茫的人投了他们的票；中央党七十三席；德国国家人民党得了五十二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领导下的该党已经同希特勒成为了同盟；右派中心集团人数较少，得到了三十三席。纳粹党共有一千七百三十万票，二百八十八席。希特勒和其同盟，也就是德国国家人民党，在选举之后获得了操控国会的权利。希特勒用尽了各种阴谋诡计，才让德国的选民给了他多数票。若是在一般的文明国家里，这种政治情况下的数目庞大的少数派，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影响，他们本身也会受到很大的重视。可是在这个刚诞生的纳粹国家里，少数派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

在波茨坦，腓特烈大帝陵墓紧挨着的驻军大教堂。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就在这个教堂里召开了第三帝国的首次国会。德国陆军代表、冲锋队、党卫队的高级官员坐在教堂的中间，前者象征着德国一直延续至今的威力，后两者代表着复兴德国的新显贵。3月24日，一切反对派都被国会制服或者压倒。希特勒总理得到了所有紧急措施的权利，因为他以四百四十票对九十四票胜出。希特勒将任期四年，在决议案宣布的时刻，他冲着社会民主党的席次大喊：“对我来说，你们再也没有用了。”

这次大选中，国家社会义义党的队伍在柏林的大街上举行了火炬游行，气氛非常热烈，队伍从他们的领袖面前走过，还行异教徒礼。外国人对这种长期的斗争是不会理解的，特别是对那些不知道战败的痛苦是什么滋味的人来说，就更难理解了。希特勒终于来了，他还带来了很多人。他在失败的深渊中呼喊，唤醒了欧洲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隐蔽而疯狂的愤怒，这个民族最有成就，但却不幸、矛盾和残忍。一个可怕的莫洛克神被希特勒唤来了，他充当了这个神的祭师，又成了他的化身。在我的叙述范围内，不包括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残忍和卑鄙下流的手段，也不包括以此为基础而组成的带着仇恨的残暴机构，更不包括他们完善这个机构所使用的手段。我在这里要向读者说明的是一个可怕的新事实。这个懵懂的新世界上的德国，由希特勒统治了，并且德国正在武装自己。

德国发生这些不幸的变化是重大的。此时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被财政危机困扰，因此该政府得出的见解是：已经减少的军备继续无限期大力度削减和限制。他们完全没有因为欧洲已出现令人恐慌的前兆而警惕起来。

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自由党的同僚们作为胜利者，非常热心于裁军一事。他们把军队缩减到凡尔赛和约中强迫战败国保留的数目。在国际联盟，他们曾经通过各种可行的方法，提出一连串的建议。法国目前的政治状态是不断更替，不过并无多大变化，但是它始终把陆军作为法国和所有盟国的生命线和中心，并坚持保留它。英国和美国一直攻击这种态度。报纸和公共舆论没有看到事实，而且这股反动势力又是那样强劲。

1932年5月，当各党在下议院对裁军的美德大加赞赏的时候，外交大臣又提出了划分武器的新的界线，他要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废止两类，并称之为“品质上的裁军”。这种说法适足以暴露其荒谬而难以使议员信服。我说：

外交大臣对我们说，要把武器分为两类，一类是进攻型武器，一类是防御型武器，这是难于区分的。只要是我们能联想出来的武器，都是既可用于进攻，也可用于防卫的。侵略者可以用，无辜的被侵略者也可以用。据称外交大臣要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为进攻型，这些武器目的是让入侵者在进攻的过程中有较大的困难。可是，德国在1914年向法国大举进攻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这一类武器。重炮是进攻型武器之一，然而，完全可以在要塞位置设置防守用的重炮。即使把它放在那，也代表着和平和友善。假如把它放在战场上，那就立刻变成了罪恶、好战和残忍了，在文明人类看来，必定是应该禁止的。再来看看坦克，德国攻入法国之后，就开始挖掘深深的战壕，那些投身于解放法国领土的英法两国的战士，不到两年的时间，被击毙了一百五十万。德国人用机关枪来守住已经占领法国的阵地，发明坦克就是为了压制这股火力，实际上在驱赶侵略者的战斗中，坦克的确让很多人免于丧命。现在的情况是机关枪是德国占领法国十三个省时所使用的武器，现在被看作是防守用的善良的武器，而坦克在保护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之后，却被那些公正的人正直地批评和责骂……

我想比较正确的分类，应该禁止在使用时并没有明确目的武器。这些武器在战斗中会导致人员的伤亡，即使远离战场的人也会可能受影响，而那些人是普通的男人、女人、儿童等。依我看，在日内瓦的与会各国希望的谈判方向也应当是这样的。……

最后，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警告：战争要来了。

我为德国和法国的军事实力旗鼓相当而感到遗憾。有些人认为他们之间相差无几，对德国来说才是公平的，因此这种做法是合乎道理的，可是他们小看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对那些希望看到法国和德国军事实力相等的人，应该说一句话：“难道你们希望发生战争？”可是我个人非常真诚地希望我的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德法军备不相上下的一天，也不希望我的下一辈人看到那一天。这并不是说我对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不够尊重和尊敬。我可以肯定地说，一旦如同我们讨论的那样——也就是只要德国的军事地位跟法国持平，那么危险的灾难就在我们眼前了。

1933年3月，英国政府与在野的自由党和工党对局势的估量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这一点从英国的空军预算可以看出来。我必须说话了（1933年3月14日）：

我听到次官说，我们的空军实力仅居第五位，从明年开始才能实行十年计划。我听了这番话后深感遗憾。他宣称今年一年中空军部没有组建任何新单位，并且他为此感到骄傲，可我却为此感到担心。这种想法随着形势的发展显得越来越荒谬，我们应该按照忠告去做，在空军建设方面加强，必须将精力投入到这方面去。

* * *

在所谓的联合政府的领导下，英国舆论对防备德国的事情越来越放松。1931年7月21日，法国在一条备忘录中做出了正确却毫无意义的指示：凡尔赛合约中规定，德国首先废除军备，此后，各国应相继进行广泛的裁军，这是出于一般保证的目的，但不是确定条约中的义务，当然更不是在任何情况和环境下都无论如何需要遵守的义务，不是强制性行为。德国在1932年参加了裁军会议，他们明确地提出了要求，其内容是将德国重整军备的权利限制予以取消。然而，英国的报纸竟然发出了有力的声援。《泰晤士报》把这件事情说成是“适时补救不公平的待遇”；《新政治家报》则说其是“这是无条件认可了各国平等”。这意味着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德国，应该得到重整军备的准许，以便于准备开战，而从刚结束的战争中艰难获胜的各国却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种情况。这是战胜国同战败国之间的平等，德国要同几乎比它人口少一半的法国之间的对等！

英国的表现给了德国人勇气，在德国人看来，这是民主和议会制的社会给北欧的民族造成了影响，让这些民族产生了一种软弱和顽固的颓废。希特勒领导的民族运动在背后支撑着德国，这让他们走上了目中无人的道路。他们的代表团夹着公文包在7月离开了裁军大会，此后胜利的协约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却成了好言好语地把他们再请回来，继续参加会议。11月，法国不断承受来自英国的重压，提出了“赫里欧”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所有欧洲国家国防军必须改编，人员改为短期服役制，人数上也要有限制。承认各国的地位确实在实力上不同等，不过有权利不接受这种不平等。既然已经承认了不平等的地位，那么从结果上来说或者从原则和实际上来说，都得接受它。这样一来，德国就能从协约国政府方面得到一种权利，即“保证各国在安全体制下的平等”。法国得到了一些如同幻觉的保证，并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了这个毫无用处的计算公式。于是德国同意回到裁军大会，继续参会。这件事又得到了颂扬，被称为是不容忽视的和平胜利。

舆论界流行的言论推动了英国政府。1933年3月16日，英国提出了“麦克唐纳计划”，这是用起草者和发起者名字命名的。其出发点是接受法国军队的短期服役制，并以此为出发点（当时规定的服役期限为八个月）对每个国家军队的人数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法国在一般情况下的编制为五十万人，现在要求减少到二十万人。德国则需要扩充，要跟法国的数字相等。此时德国的后备部队中还缺少大量受过训练的人，在没有经过历年征召一定数量的新兵入伍的情况下，想要达到这个数目还是很难的。可是，德国有热切的半武装志愿兵，数量达一百万以上。他们的新武器装备来自于工厂的改装或部分改装的武器。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法国和英国都保留了大量的重炮。德国按照和约的规定已经把部队的大炮炸毁了。麦克唐纳先生认为这显然是不平等的，对此他作出了弥补性的建议，把机动队大炮的口径做更改，将原来一百零五毫米的限定，改为四点二英寸，现有的重炮口径在六英寸以下的，可以保留下来，此后如果增设或更换，必须以四点二英寸为上限。因为在1935年之前，也就是针对新海军召开会议前，合约中对德国海军军备有限制，因此英国就有了保障。这样，英国的利益和法国就有些区别了。在协约规定的时间内，德国不能保留军用飞机，三个协约国的空军也要裁减，每个国家的飞机不得超过五百架。对此，我非常不满意，因为这是要令法国的军事力量被削弱，从而让法国和德国处于平等地位。1933年3月23日，我在会议上发言：

现在迫使法国接受这个计划，我认为并不合适。我想法国也不会同意的。对于德国发生的所有事情和德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我想法国一定非常关心。这几年我常说：“感谢上帝，幸亏法国还有陆军部队。”在这个令人烦恼的月份里，我认为说这句话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当我们看到德国的形势后，当我们心情悲痛地看到这种尚武精神凶狠地制造出混乱的局面，看到少数派被凶残地对待，看到保证社会文明的条件被破坏，看到仅仅是为了种族主义，就迫害大批的人，我们为此不能不感到伤心。而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最富有天资和学识的国家，科学技术也极其发达的国家。因为到目前为止德国那些凶残的情绪正在极力地发泄，只是对他们自己人发泄，并没有向其他地方延伸。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依我看，目前法国的军队要被迫减半，而德国增长一倍；法国的空军也被迫减半，而德国保持原有的水平。单从目前的形势考虑，这个提议会令法国政府感到不满意。计划中那些数字规定了陆军和空军的实力，事实上仅是规定了法国和意大利拥有飞机的最上限是相等的，但却没有规定德国的空军实力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水平。

这一年的4月，我又说了以下的话：

德国要求武器、海军和陆军的组织平等。我听说这样的话：“一个大国，不能让它长久地处于如此卑微的境地，他们要拥有别人也有的东西。”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这种要求意味着危险。任何东西在生命中都不是永恒的。德国的仇恨和怨气还没有消失，不幸地是我们看到那种情绪还在它心里。现在让它拥有跟邻国相同的军事实力，此事如果成真，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自己将很快就要面临爆发欧洲大战的危险。

……大战后，我们都曾听过一种说法，说因为德国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我们的安全就获得了保障，但事情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他们施行的是残酷的独裁制，是军国主义，是各种能挑起战斗的方式。他们在各个高等学校里已经开始宣扬决斗精神，这种情况一直会发展到教育部下令让每个小学都可以任意地使用鞭子才肯罢休，诸如此类的情况都是例证。好斗的凶狠表现是很多议员讨论的是如何迫害犹太人……

现在，我先把德国的话题放一放，说说法国。在欧洲，法国是唯一一个仅存的伟大的民主制国家，而且它的军事实力也是最强大的，我为此感到很高兴。几个国家和民族联合起来，都在法国的领导之下。比利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家组成的弯月形地带，在这个地带的小国都仰仗法国的保护，它们全都要依靠法国。如果法国的外交或者军事安全被英国或其他大国削弱，那么这些小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感到吃惊和不满。在它们看来，如果这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地区被削弱，那么，它们只好服从那个条顿人组成的大国了。

如果这个事实被人们相信并认为是千真万确的，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受人尊敬的先生们领导的政府，为什么会采用这种做法，而且舆论也是跟风一般地支持这种做法。这就像是身上盖着一层鸭绒被一样，令人喘不过气来。我在下议院说“感谢上帝，幸好法国还有陆军部队”，我还记得当时各方面议员的脸上呈现出反感和难堪的神色，好像我说的都是不合适宜一样。

法国表示在四年后才销毁重武器，他们坚定地站在这个立场上。对于修正方案，英国政府虽表示接受，却提出了条件，即法国必须在接下来要签订的文件中明确地规定他们必须销毁大炮。法国同意了这个要求。1932年10月14日，一开始，约翰·西蒙爵士对德国态度的转变进行埋怨，不久之后，他就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了这些建议，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希特勒此时担任德国的总理，事实上已经主宰了德国。权利一到手，他就开始发号施令。他要在整个德国的军事训练和工厂方面大踏步地前进。他认为自己的位置是相当牢固的，国会提出的那些如同堂吉诃德式般的建议根本不予理睬。他非常轻蔑地命令德国政府，退出国际联盟，同时也退出裁军会议。这就是“麦克唐纳计划”的全部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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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愚蠢过度，法国政府软弱可欺。但在这种让人难过的时期，他们也提出了意见，反映了各自国会的要求，但实在让人惋惜。美国也将面临历史的拷问，美国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注意力全在自由社会的各种利益、活动和事变中，对欧洲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认为这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目瞪口呆地做个旁观者。美国官员数量多，而且又那么精明强干、训练有素，虽然对事情有各自的见解，但从根本上影响不了美国并无预见性的外交政策。对于欧洲的形势，美国在外交方面一向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如果美国能用自己的影响力感染英法两国的政治家，就有可能令他们付出行动。国际联盟作为一个机构，虽然此前接连遭遇挫折，但是仍然具有自己的威严。希特勒即将发起新战争的危险，完全能够被它用国际法制裁掉。现在美国人只对局势紧张的现状表示稍稍有些遗憾，为此，他们要不了几年就要付出代价来自救了，只有付出新大陆的鲜血和金钱才能使他们自己免于一死。

我在七年后的图尔看到了法国所经受的苦难。那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对现在的事情记忆犹新。也正因如此，当他们提出单独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候，我才只说些安慰的话，并作出保证。我履行了这些保证，这让现在的我感到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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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31年初安排了一次旅行，到美国做一次范围广泛的演讲。到了纽约，在那里遭遇了一次严重事故，几乎丧命。12月13日，我乘车去拜访伯纳德·巴鲁克，结果在我下车时选择了错误的方向，从靠近马路的一侧下了车，我忽略了美国的行车道是靠右边，而欧洲是靠左边的习惯。在第五街，我没有注意到红色信号灯，一辆汽车突然撞倒了我。我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都是残疾人。之后，我到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去休养，才渐渐能够缓缓地行走了。我在这种情况下走遍了美国，演讲达四十多次。白天的时候，我乘火车，这段时间用来睡觉；晚上面对很多听众，进行演讲。总之，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我认为自己生平最艰苦的时期就是那段时间了。这一年我的身体很虚弱，不过还是渐渐恢复了。

此时的英国国内，正不知不觉地走着下坡路。麦克唐纳先生提出了关于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则，这在议会中得到了鲍德温先生的拥护和采纳。塞缪尔·霍尔爵士是刚上任的印度事务大臣，他把法案提交给了下议院。西蒙委员会的报告无人理会，并且没有进入议会的讨论环节。我和另外的保守党成立了一个团体，大约有七十人，我们的组织叫“保卫印度同盟”，并协商在未来的四年中，如果政府对印度的政策脱离了西蒙委员会的建议，我们就提出反对意见。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在党的议会上提出问题，并坚持斗争。我们的意见一般只能站少数派的位置，有时候得到的支持较多，也有时候跟对方不相上下。工党是在野党，他们对印度问题持有的态度同裁军问题一样，采用了在议会中给政府投赞成票的做法。执政党和在野党，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件事情就像是一根纽带一样，把他们的各位领导人物联系起来。两个党头目的支持者人数都很多，他们连成了统一的团体，斥责我们是“顽固派”。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整体都被纳粹党控制了，他们的武装力量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我和当时的英国政府及国内各党派之间的分歧由此而加大了。

在1931—1935年中个人生活还算是愉快的，除了经常为局势问题而焦躁外，我的生活来源靠写文章维持，由我进行口授而写成的文章卖给英国和美国的报纸，除此之外，在希特勒造成的阴霾还没有到来时，欧洲有十六个报纸媒体刊登过我的文章。我的生活不但要靠双手，还要靠一张嘴。在这期间，我断断续续的写完了《马尔巴罗传》。同时，我也在反复考虑欧洲的问题，还有希特勒重整军备的问题。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住在恰特韦尔庄园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里有两座小房子，还有我亲手筑起来的宽阔的菜园围墙。我还在这里建造了各种样式的假山、喷泉和游泳池。游泳池里的水是经过过滤才流进来的，因为阳光总是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池水还可以在阳光不好的情况下加热。这样，我的生活中没有一分钟是懒散的，当然也不会那么沉闷。我和我的家人，快乐平静地过着日子。

我在这几年中经常和林德曼见面，他和我是老朋友。目前他在牛津大学担任实验哲学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因为在战争时期，他进行了多次空中实验，这让他变得很出名。在飞行中，那种“螺旋下降”的情况会带来生命危险，因此只有胆量过人的飞行员才能做那样的实验，而林德曼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接触在1932年以后变得更加频繁，他经常开着车，从牛津大学一路开到恰特韦尔与我见面。那时候，对于已经逐渐逼近的危险，我们经常讨论至深夜。这位被朋友们叫做“教授”的林德曼，后来成了我的顾问，在空防和各种需要统计的问题上成了我的主要帮手，在现代战争方面我需要听听他的意见。我们之间令人愉快的友谊，始终保持不变。

我还有一个真挚的好友——德斯蒙德·莫顿。陆军的黑格元帅在1917年挑选自己的幕僚时，在刚从战场走下来的青年军官中，德斯蒙德是炮兵中的精英，因此被推荐给了黑格元帅。在那年春季最紧张激烈的斗争中，法国阿拉斯前线的炮兵就是在他的指挥之下进行战斗的。他得到过十字勋章的荣誉，还得到过一份特殊的荣耀，他的心脏被一颗子弹打穿，子弹没能取出来，但是他活得很好，很快乐。1917年7月，我正担任军需大臣，为此我常常去前线访问。我是总司令的客人，而德斯蒙德·莫顿是总司令的亲信副官，为此他奉命陪我参观了前线的很多地方。在这种不免会有危险的旅途中或者在总司令的房子中，这位勇敢和出色的军官赢得了我的尊敬，我们也由此建立起良好的友谊。1919年，我担任陆军和空军的大臣，于是我让他担任了情报处的要职。他在这个岗位工作了很多年。我们还是邻居，在恰特韦尔，我们之间相距仅有一英里远。麦克唐纳准许我们自由地交谈，我由此增长了很多见闻。从那时候起，直到战争赢得最后的胜利，他始终都是我最密切的顾问之一。

我和外交事务的中心人物拉尔弗·威格拉姆也是好朋友。他的地位不断提高，已经有资格对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接触中，他都有很大的自由处理的权利。他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但很招人喜欢，他的信念以渊博的知识作为根基，又在生活中将这些变成可运用的力量。我们的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危险的日子正渐渐靠近我们。他的情报比我的更为切实可信，我们都有比较清楚地认识。我们的接近也正是由于这种一致的看法。他的小房子在北街，我们常常在那里聚会，他也常常同妻子到我在恰特韦尔的家中来。他来跟我谈话，同其他高级军官们一样，对我充满了信任。我对希特勒运动的看法，从这些事情中逐渐确定下来，并不断强化。我那时在德国、法国或者其他国家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联络情报，这样我可以为他提供很多消息，然后我们共同研究这些信息。

威格拉姆对政府的政策和事态的变化，从1933年后开始变得非常忧虑。他一再想辞职，即使上司对他越来越看重，并且他在外交部的影响也越来愈大的情况下，他依然还是想离开。他说话得体，充满力量，在重要事情上同他打过交道的很多人，都会对他的见解越来越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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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小小的交际圈里，竟然能够保持多年的讨论。那些深刻的、明晰的讨论对我、我的国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在这方面收集了大量的外国情报，并提供给他人。我和法国的几个部长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同法国的历任元首也交往甚密。伊恩·科尔文是《晨邮报》著名社论家的儿子，他在《新闻纪事报》担任驻柏林的记者。在德国，他深入到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同一些重要的人物有着密切的接触，那些人包括：接任要职的重要将军，一些看出德国将被希特勒运动带上绝路的品质高尚的显贵。我也接待了德国的几个上层人物，他们为了倾吐心中的苦闷和愤慨而来找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战争发生后被希特勒判处死刑。对空防方面的数据，我也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查证和提供。这样，我和很多内阁大臣一样，对情况非常熟悉。我经常向政府递交报告情况材料，其中包括各种渠道得来的，特别是从国外联系而得到的情况。我和各位大臣和很多高级官员，都保持着私人的、亲密而毫无芥蒂的联系。我常常对他们提出批评，但我们同志一般的精神始终没有中断。在后面，我会讲述他们把很多非常机密的文件给我看。根据我在政府担任高级官员以后长期积累的经验，我知道其中一些数据是国家的绝密文件。我的看法因此可以不依赖报纸上所传播的消息。不过那些目光敏锐的人，还是能从报纸上窥见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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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威斯敏斯特会议上，提出了两个主题，其一是印度问题，其二是德国带来的威胁。在议会上，我经常发表的演说主题都是带有警告性的。虽然人们在听了这样的演说后，也会注意这些问题，但是两院的听众总是拥挤在一起，并且总是在迷惑中忐忑，而没有因此警惕起来，更没有行动起来。在德国的危险方面，我找到了一些可以合作的朋友，这同我对印度的问题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只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这些合作的朋友和“印度保卫同盟”的人员不尽相同。我的集团成员包括：罗伯特·霍恩爵士、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爱德华·格里格爵士、布雷肯先生、温特顿勋爵、克罗夫特爵士等几个人。我们经常举行定期的聚会，把情报汇集起来讨论。大臣们对我们这个友好的团体比较重视，一来我们是他们各自的拥护者，二来我们的成员要么是他们的前同事，要么就是他们的上司。我们在议会中随时可以引起注意或者展开正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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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一种轻松的态度，来讲讲我个人的一件事情，请读者见谅，这有些跑题。

1932年夏天，我为了写《马尔巴罗传》而去了一趟尼德兰和德国，因为书中主人公打仗的古战场就在这些地方。我们全家都去了，“教授”也跟同行。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沿着从尼德兰到多瑙河的一条著名行军路线行进，马尔巴罗在1705年就是沿着这里走过的。我们经过科布伦茨，并在那里渡过了莱茵河，一路上，经过许多美丽的地方和古代名城。当然我到每个地方时都要去打听希特勒运动的事情，我发现这也是德国人最重视的事情。我能时刻感觉到希特勒的存在。我们在贝伦海姆的原野上走了一天之后，乘车前往慕尼黑，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

我们住在金纳旅馆时突然一个人前来造访，要拜访我们当中的某些人，这个人就是汉夫施滕格尔先生。他好像跟领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因为他的言谈中有很多关于领袖的事情。他给人的印象是精力十足，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非常健谈。我邀请他一同吃晚饭，他跟我们说希特勒的观点和活动等事情的时候，带有一种着了魔的神态。看上去他像是受了指派来接触我的，因为他给我一种在取悦于我的印象。餐罢，他走到钢琴边，一边弹奏，一边歌唱，他演奏了很多别致的曲子。我们都很享受，好像我喜欢的英国歌曲，他都知道。在应酬方面，他非常在行，我们当时已经知道他在领袖面前也是一个颇受宠爱的人。他建议我同希特勒见个面，而且这并不难办到，希特勒本人应该很愿意同我会面，并且他每天五点钟都会到旅馆来。

当时，我对希特勒并没有产生种族偏见，我只是听说了他的著作和一些理论，并不真正了解他这个人。对于那些在国家战败后，奋发图强的人，我都由衷地敬佩，即使是我的敌人也不例外。他当然有权利做一个爱国的德国人，只要他愿意，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一贯主张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要友好相处。我和汉夫施滕格尔谈话时，无意中问：“对犹太人，你们的领袖为什么那么残忍？我理解人们对那些作恶和反叛国家的犹太人的痛恨，我也能理解反对他们的那种想垄断任何方面的做法，可是如果单单从血统出发，就对他们进行压迫，这是什么道理？人们出生的时候可不能自己选择血统的啊。”想必他把这些话转述给了希特勒，因为第二天他又来我们这里的时候，非常严肃地说我同希特勒会面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希特勒在那天下午不会到旅馆来了。虽然我们在旅馆又待了几天，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普齐”先生（这是他的昵称）。希特勒和我见面的唯一机会就这样溜走了。后来希特勒掌握大权，曾经向我发出好几次邀请，但是我都拒绝了，因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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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这段时间里，一直被飞转急变的国内事务和经济危机吸引着注意力。德国的军事势力在逐步壮大，这引起了距离欧洲非常遥远的日本的注意。“小协约国”、一些巴尔干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法国愈来愈感到焦虑，因为他们掌握了德国的大量资料，并了解了希特勒的活动。在我得知一些关于德国已经严重违背战后和约的情况时，法国已经对这些事情有了准确的记录，但是我问那些法国朋友，怎么不向国际联盟提出这些问题，敦请或者传唤德国前来作解释，让他们说明自己的行动目的，并说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法国朋友的回答是：英国政府可不会对这种令人吃惊的举动表示赞成。这样一来，在鲍德温极大的政治势力支持下，麦克唐纳开始劝说法国裁军。英国还努力展开首先裁军的行动。德国则相反，军力方面迅速增强，距离它公开行动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在这里不得不为保守党说几句话，否则就显得不够公道。从1932年以来，每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保守党的劳埃德勋爵和克罗夫特爵士等有名望的人都会提出议案，要求立即增加军备，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国际形势，并且几乎每次都被全数通过。可是，那些在下议院的执政党的议会领袖们非常有效地控制了议会，在野的工党和三个政府党却对此视而不见，表现非常麻木。他们既没有被国内支持者的警告所动摇，也没有对时局的变化提供帮助，更没有被情报机构的证据所打动。在我们的历史中，这段时期的这种行为是造成不幸的原因之一。正是这样的时期，英国人从原本高贵的位置上一跌到底，所有的观念和目标都消失不见了，在面对外来危险的时候，已经变得畏畏缩缩，不敢前进，在敌人厉兵秣马之际，仍在空泛而迂腐地谈论那些毫无用处的话题。

各个政党的领袖们在这种黑暗的时期里，接受了各种卑鄙的感情，并纵容了它们。一个特别丢脸的决议在1933年的牛津大学俱乐部被通过了。这是在一个叫乔德的人怂恿下办到的，决议的内容是：“无论是为国家还是为国王，本院都不会决定参加战斗。”在英国，这种小事可以一笑了之，可是在德国、俄国、意大利、日本等地，英国给人造成的感觉是已经失去当年的雄风，完全萎靡了。他们以这种看法为基础，开始进行谋划。这些傻孩子，在通过决议的时候，并不知道在未来将要爆发的战争中，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就是赢得胜利，要么就是壮烈牺牲。他们肩负着在战场上的责任，将要证明自己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人。他们的长辈们已经无法再走上战场，无法为自己赎罪，得不到宽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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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1933年11月又展开了一次辩论。我对自己的主要论题展开了论述：

我们得到了消息，德国开始超过常规地大量购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关于德国，我们得知他们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军国主义的浪潮。我们得知他们正在使用一种从人类进入文明以后就不再使用的嗜血理论，他们把这些理论向青年们灌输。我们在看到这些越来越猖獗的力量时，不应该忘记那个曾经强大的德国，不应忘记它曾与全世界为敌，并差点战胜全世界。那一次的战争中，他和全世界所战死的人的比例为1∶2.5。如果这些准备、理论和已经公开的主张，能够被人们所理解，那么德国的邻国的紧张和慌乱就同样应该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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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战胜国和战败国在军事实力方面出现了可怕的对比。在这种时刻，那些爱好和平和不喜欢侵略的国家之间，也发生了近似的情形，已经彻底失去了协调。那里的情况就是已经恶化的欧洲形势的影子。协约国和未来同盟国家领袖们的麻木造成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失去了敏锐性。

日本在1929年到1931年间，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跟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日本受到的损害程度也不小。1914年至今，日本人口暴增，从五千万发展到七千万。冶金工厂原来只有五十家，现在已经发展到一百四十八家。日常生活开支不断上涨，稻米的产量却没有随之上涨，进口粮食的价格又太高。日本越来越需要进口原料和开辟国外市场。英国和另外四十个国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都感到应采用关税政策和限制政策，抵刹日本的货物。日本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条件同美英两国有所不同，日本的棉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主要输出市场是中国，而中国也是日本进口煤和铁的主要国家。因此，日本围绕这个主要目的制定政策时，必然要确保它对中国的控制。

日本在1931年9月，借口地方骚乱，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的地区占领了。1932年1月，日本提出要求，让中国解除一切反日组织，中国政府表示拒绝。1月28日，日本在上海的租借地以北登陆。中国人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等现代武器，但仍然英勇抗敌。经过一个多月的抵抗之后，到了2月底，中国的损失已经相当惨重。他们不得不放弃吴淞口炮台，向内陆退了十二英里，并以此为新阵地。1932年，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政权。一年后，日本兼并了热河省，并长驱直入，穿过没有防卫的地区，直抵长城。日本在远东的势力增强了，并且它的新海军在海上的地位也增强了，这时候发动侵略行为，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

在美国，日本的暴行从一开始就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可是对于孤立政策执行，美国采取的态度是含混不清的。如果美国加入了国际联盟，就必然会领导联盟内的各国对日本采取行动，在这种集体行动中，美国当然会成为国际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角色。英国也不想跟美国单独行动。他们一方面不想承担超出国际联盟的义务，另一方面也不想因反对日本而陷入一个漩涡。英国政府现在正伤脑筋，因为国内的财政问题非常严重，并且欧洲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因此，欧洲各国均没有支持美国。美国在远东方面的立场并没有得到来自英国的巨大支持，这并不是英国的错。

中国加入了国际联盟，在还没有还清欠款的情况下向国际联盟开始呼吁，这是正义的。国际联盟于1931年9月30日发出呼吁，要求日本撤出在满洲的军队。12月，派了调查团前去调查。该团的主席是名门望族后裔李顿勋爵。他在东方的经验很丰富，在孟加拉国当过省长，在印度担任过代理总督。调查团一致通过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非常值得研究，在中日冲突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报告详细地说明了满洲事件的所有背景，不仅叙述仔细，而且结论也清楚明白。报告显示：日本参谋部人为策划了满洲傀儡国，并不是人们出于愿望而建立了这个国家。李顿勋爵和他的同事们在报告中分析了形势，并站在国际的立场上给出了具体的意见——满洲宣布自治权，但它仍属于中国，国际联盟对它予以保护。另外中日双方应该签订一个条约，全面地规定双方在满洲的权利。李顿勋爵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国际联盟的采纳，但是他们的调查报告仍然具有价值。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先生在看了报告后，这样写道：“对报道所谈到的问题，它马上就成为了非常公正的权威，至今如此。”

国际联盟于1933年宣布，对满洲国不予承认。但国际联盟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行动，更没有制裁它。1933年3月27日，日本反而退出了国际联盟。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分属两个阵营，是敌对的关系，现在完全变了，形成了默契的关系。国际联盟在世界需要它拿出力量和行动的时候，在道义的权威方面却根本没有拿出任何有意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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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联合政府由大多数保守党执政，可无论是政府还是在野的工党和自由党的行为，都不能逃过历史的批判。他们没有对不愉快的事实加以重视，而沉浸于那些废话当中，就因为那些话更动听。他们只顾拉选票而取悦于人，却把国家的利益抛到了一边。他们真诚地爱好和平，可悲地是以为只要有足够的热情，就能实现和平。显然，联合政府中的两党的理解力不够敏锐。只要提起欧洲的问题，鲍德温先生就感到厌烦，对欧洲的情况，他更是一点也不知情。工党的和平主义情绪严重，他们的行为完全被支配了，而自由党人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非常热心。劳合·乔治在上次大战中成为伟大的领袖，而现在也没能坚持自己的事业，情况比这还要糟糕，任何事情都在两院得到了大多数的支持。英国的昏聩无能和萎靡颓废的样子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虽然这不是耍奸计、搞阴谋、故意而为，但这种行为也属于有罪，在世界即将变得恐怖和悲惨的时刻，明显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从人类历史角度来看，当时那种凄惨和恐怖的情况，已经达到了难以形容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