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岭南及越、泰出土的古波斯、古罗马钱币概况

（一）广东省英德县南齐墓出土古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

1960年7月，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对广东省英德县浛洸镇郊石墩南齐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出土了波斯银币3枚，2枚已残，1枚较完好。币面圆形，剪边。直径2.7厘米，厚0.1厘米，重2.3克。较完好的一枚，正面铸一王半身像，王戴冠，冠的两侧带雉蝶形饰物，其上展一翅膀，冠顶铸一新月抱着一个圆球，王深目高鼻，下颌挂有一串联珠，两肩各飘有一缕丝形饰带，右带前端铸有钵罗婆文的铭文（图一左）；背面，中央为祭坛，坛座分三段，中心柱较细，坛的上部也分三级，最末一级上端冒一火焰，火焰作三角形，由三角形顶点算，作下四、中三、上二、末一，坛柱两端各飘有一串珠饰，火焰左侧为五角星，右侧为新月，其下均设有站立的祭司，在祭司的左侧并带有铭文（图一，右）。残缺的两枚与上述大同小异，唯一枚冠顶前后不带翼，仅在脸部顶端带一新月而已（图二，右）。上述银币皆是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Prouz），是作为随葬品出现的，年代为457—483年。

此外，在墓葬中还出土了银质环饰10件、银质小珠饰2粒。以上器物出土时放在墓室的一隅或墓室中央。有一小陶碗放在四系陶罐中。其中一座墓出土的银币装在一个涂有朱砂的木盒内，木盒已腐朽，仅见其残片与朱砂。

（二）广东省曲江县南朝墓出土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

1973年10月，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在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南华寺附近发掘了西汉、南朝、唐朝墓葬16座，在其中一座南朝时期的墓葬（编号为M3）中出土了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碎片9片。这些银币碎片除了两片能对合修复外，其余的均不能对合。从能对合的两片看，银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中央是祭坛，上面有火焰、星月图案，两边各有一祭司相对而立。各片大小不等（如图四）。

在这座南朝时期的砖室墓葬中，除了有作为随葬品的古波斯银币碎片9片外，还出土有陶碗2件、陶四系罐4件、陶碟9件、铜镜10件、银叉1件和滑石猪等，是一座随葬品比较丰富的墓葬，说明死者的身份地位比较高，或者比较富有。

（三）广东省遂溪县出土古波斯钱币

1984年9月，广东省遂溪县附城区边湾村女青年邹银在平整屋基时发现一个带盖陶罐（如图五），里面装有一批金银器，共计破碎银器约3.5公斤，金环2个，鎏金盅2个，银碗1件（如图六），古波斯银币（如图七）20个。边湾村位于遂溪县城东2千米，该村处于高坡地，村向东北。村西临近遂化公路，村北、东、南三面呈斜坡状，东向约1千米处有西溪河流经，约10千米为该河入海处。东北向为开阔冲积水田，相传古代海水即至此地。金银器埋藏于村背的空地，盛藏金银器的陶罐离地表仅15厘米左右。

银币为波斯萨珊王朝所铸，由于埋藏时间较长，保存完整的不多，包括能辨认的残片约20枚，每枚重约4克，直径约2.8厘米，可分为四式。

Ⅰ式3枚，为沙普尔三世银币。银币正面周围环绕联珠圆圈两周，中间为王像，王冠越出圆珠圈，王像右边有铭文，左边为飘带；背面正中是波斯教祆教祭坛，坛上火光熊熊，火光左、右两角为一星、一新月，祭坛两边各立一人像，人像两边有缩写铭文，周围环绕联珠圆圈一周（图七，1、2）。

Ⅱ式5枚，为伊斯提泽德二世银币。大体与I式相似，不同的是王冠前多一新月，右边铭文不同，周围只绕单一联珠圆圈；背面祭火坛座为三级、星为六芒，而I式为二级、星为五芒（图七，3、4）。

Ⅲ式1枚，为卑路斯A型银币。王像略小，王冠前为新月、后为六芒星，王像左右两边各有一飘带，铭文仅限于右上角，周围为单一联珠圆圈；背面与Ⅱ式基本相似，铭文有别（图七，5、6）。

Ⅳ式11枚，为卑路斯B型银币。王冠较之上述三式富丽，冠冕有如双翼托球，王像左右各有一飘带，右带边沿的铭文不明显；背面图案与Ⅲ式相同，缩写铭文有别（图七，7、8）。

以上四式大体上是以正面纹饰图案为区分，同一式的银币中，背面的缩写铭文亦各有差别。

边湾村出土的这些波斯萨珊王朝银币是广东省出土数量较大的一批，经初步鉴别，其铸造年代大约在沙卜尔三世至卑路斯之间（383—484）。同一式中铭文亦有所不同，特别是背面缩写铭文有较大的区别，可能是因铸造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关于窖藏的年代，从古波斯银币的造型、花纹来看，铸造年代最早的是沙卜尔三世，最迟的是卑路斯，这段时间前后近百年，相当于中国东晋中期至南齐末期。1960年广东英德南齐墓出土的3枚古波斯银币，均为卑路斯时期所铸，埋藏时间为497年。这批银币传入中国后，曾经被当地人穿孔作为衣、帽或者佩戴的装饰品使用过一段时间，因此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南齐期间，而埋藏时间，按夏鼐的看法：“或者两三代先后相衔接的国王，其银币一起出土的。我们可以推想它的埋藏时间不会距离最晚一枚的铸造年代很久，一般当在10～50年之间。”由此可见，这批金银器和古波斯银币的埋藏时间应是在南朝后期。这一判断，还可以从盛装金银器的陶罐得到证实，无釉灰色水波弦纹阔口陶罐，在粤西地区从汉代开始就很盛行，遂溪县境所发现的一些南朝瓮棺葬墓，几乎都使用这种造型的陶罐，但置八耳的陶罐实属罕见。

与古波斯钱币一起出土的，还有盒盖中间为孔雀图案的银盒1件（如图八）、银镯73件，以及银首饰2件、鎏金盅2件、金环2件、金戒指6件，反映了这些器物的持有者可能是比较富有的商人。

（四）广西容县出土古波斯银币

2013年4月，在广西容县杨梅镇四娄村村头约1公里的一个山坡（当地叫跑马咀山）上，村民从出土的一个陶罐中发现了2枚古波斯银币和两个银手镯。这两枚银币，第一枚是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实测该币重3.85克，直径（最大处）2厘米，币的正面图案是卑路斯国王半身像，像的周围是花纹和古波斯钵罗婆字母，外缘是珠圈（如图九左）。币的背面是波斯国教火祆教坛，两旁有祭祀和“国王之火”的铭文（如图九右）。第二枚是波斯萨珊王朝库思罗二世银币，重2.85克，直径3厘米，币的正面是库思罗二世半身头像，像的周围仍有钵罗婆铭文。该币显著的特征是双圈外有四个新月抱星图（如图十左）。币的背面图案也是火祆教、祭司和国王之火的铭文，在三环圈外也有四个新月抱星图（如图十右）。

大约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居住在今伊朗高原南部、面临波斯湾的波斯人，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波斯国。两汉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的丝绸输送到了波斯。东汉永和十年（145），出使西域的班超的部下甘英曾经访问了波斯。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波斯的来往非常密切，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据《魏书》中各朝《帝纪》的记载，从北魏文成帝到孝明帝时期，波斯派遣使者到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访问并奉献方物等达10次之多。南朝时，波斯多次派使者来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访问。如《梁书·波斯国传》载：“中大通二年，遣使献佛牙。”中大通是梁武帝的年号，中大通二年为公元530年。

岭南与古波斯、古罗马等地联系较早。1983年，在广州市西汉早期南越王墓墓主的棺木中，发现置有扁球形的银盒一个，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272.6克。盖与盒的本身均制作成突瓣式对称花纹，其造型纹饰与中国古器物的传统风格完全不同，却与伊朗古苏撤城（今舒什特尔）出土的刻有波斯薛西王（公元前486—前465）名字的金银器风格类同，因此可以认为这个银盒是来自西亚波斯的舶来品。在广西合浦县汉墓群出土了不少来自古罗马帝国、地中海沿岸、古波斯、古印度等地的海外舶来品文物，包括玻璃器、石榴子石、蚀刻玛瑙、琥珀、肉红石髓、水晶、绿松石、青釉陶壶、铜钹、金箔包裹青铜珠、金花球、焊珠金饰片、香料等，见证了汉代合浦郡海外贸易的繁荣兴盛，具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文物中年代最早、出土海外舶来品文物数量最多的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其中出土的玻璃制品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有的认为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舶来品，也有的认为是汉代北部湾地区继中国自制的早期铅钡玻璃之后又新创造的一种早期玻璃。2010年，在广西合浦县的一座东汉墓中，出土的1件青绿釉陶壶，产自今伊朗西南部和伊拉克，说明了汉代合浦郡与西亚地区海上交通的存在。诸多古波斯等地外来文物在广州、合浦等地及其附近地区的发现，证明了这两个地方在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上的重要性。

南朝时候，岭南偏安一方，加上面临南海的地理优势，成为当时中国对波斯和东南亚等地海外贸易的重要地区。因此，在广东英德南齐墓、曲江南朝墓和广东遂溪、广西容县出土的古波斯银币，与当时中国同波斯的经济贸易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

（五）越南安江省话山县喔 文化遗址出土迦腻色伽帝王铜币

据越南钱币研究学者阮越与范光立发表在《2013年考古学的一些新发现》的论文载：越南安江省话山县望溪社喔文化考古遗址注1出土铜币3枚，是贵霜帝国閻膏珍王朝时期（大约是公元2世纪初的前十年）的铜币。3枚铜币都是锡铜合金（锡含量极高），因此铜币颜色不呈现绿色，而是深灰色注2。

注1喔文化的考古遗址，属公元1世纪到7世纪，是位于越南南部九龙江三角洲上的古文化。喔文化的考古遗址在1944年发现于喔地区，地点在越南南部安江省话山县望溪社。

注2

第一枚铜币，符号“a”，有两面，正面可清晰地看见阎膏珍帝王的图像，是迦腻色伽帝王的父亲，帝王戴着一顶大帽子，面向西方，手放在某物件上，旁边是一支镶着斧头的三叉戟，右手撑着拐杖，旁边是一支锤子；反面模糊不清。

根据其他同期的铜币，能认出铜币圆周的希腊文，内容是：BACIΛEYC BACIΛEWN CWTHP MEГAC OOHMO KAΔΦICHC，意思是：Siva神（湿婆）背着脸站着，手执三叉戟和一块鹿皮，神牛南丁（Nadin）在后面，周围有珠子（Siva standing facing, holding trident and deerskin, bull Nandi right behind, bead and reel border around）。

阎膏珍铜币也用黄金来打造，与迦腻色伽铜币一起广泛流通。迦腻色伽帝王是中亚贵霜帝国的君王，在位时间是公元127年到151年。以下（图十四）是范光立从喔古港口遗址当地居民那里收集来的铜币，可以清晰地看到阎膏珍铜币的具体细节，与其他2枚画面较清楚的铜币可以进行对比。

2012年10月，位于古代丝绸之路东路北段的中国宁夏西吉县王民乡红太村古城附近因雨水冲刷，出土了17枚古贵霜帝国的铜币，其中有阎膏珍的铜币。出土的钱币材质为铜，圆形无孔，一面是铭文，一面有牛等图案。这是宁夏第一次发现该币种，中国国内只有新疆曾有该币种发现。贵霜王朝钱币采用希腊打压法制造，质地有金、银、铜等材质。钱币正面往往以文字、人物与图案设计并重，形状近似圆形或椭圆形等；钱币背面常常是“贵霜化”了的希腊、伊朗和印度诸神。由于采用打压法制造，造型多欠规整。可能因年代久远、流通磨损、氧化锈蚀等原因铜币大多品相稍差。新疆楼兰遗址及和田地区曾出土数十枚贵霜帝国钱币。

范光立收藏的第二枚铜币画面比较模糊，符号“b”，是迦腻色伽帝王铜币，最容易识别的特征是：左手提起，手执长矛，反面模糊不清，然而，假如和其他迦腻色伽帝王铜币一样，那么背面就是一位女神图像。

Kanishka（梵语：, Bactrian语：，汉语：迦腻色伽）是贵霜帝国127—151年的君主，他是贵霜帝国最著名的君主。以下（图十六）是范光立收藏的迦腻色伽帝王铜币与其他阎膏珍铜币的对比。

范光立收藏的第三枚铜币，符号“c”，这是韦苏提婆一世时期（195—230）的铜钱，铜币反面是一位站在神牛旁、举起左手、面向西边的女神，迦腻色伽之后是胡毗色伽（158—195），再到韦苏提婆一世。以下（图十七）是范广立收藏的韦苏提婆一世铜币与其他韦苏提婆一世铜币的对比。

贵霜王朝55年建国，425年灭亡。127—230年是其繁荣时期。贵霜王朝的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斯坦，一直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与东汉、帕提亚、古罗马并为四大强国。贵霜王朝地处中亚，控制了西方古罗马帝国与东方东汉王朝之间丝绸之路的贸易，具有重要的国际地位。

贵霜王朝手工业、商业和钱币的铸造业都比较发达，大约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开始铸造钱币。

在越南南部喔地区发现的贵霜铜币，说明越南南部通过印度洋的一些港口、孟加拉湾与贵霜王朝发生直接的贸易联系，而钱币是这种联系的重要证据。

1944年，法国考古学家马勒海（L. Malleret）率考古队发掘了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的喔（Oc Eo）遗址，这里曾经是古代扶南国的一处贸易港口，出土了大量来自印度、古罗马和中国的文物。马勒海在该遗址的第一期文化遗存（年代为1—4世纪）中发现了多枚贵霜钱币，包括维马·塔克图和阎膏珍（Vima Kadphises,110—127年在位）铸造的铜币。日本学者也记录了在喔遗址出土了古罗马时期的钱币，并附有相关的古罗马钱币的照片（如图十八），但是详细的资料没有公布。在公元1世纪前后，从现在的柬埔寨到越南南部区域，是扶南国的所在地，包括现在越南南部的安江省、金瓯、朱笃等地，通过水网相连，再到吴哥博垒（Angkor Borei）山和扶南帝国都城。扶南国是东南亚最古老的王国，这个国家在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喔作为扶南帝国一个重要的港口，出土过古罗马、印度、中国的商品和货币。扶南在公元6世纪才被真腊灭亡。

有学者认为：扶南帝国的形成，成为首次出现的东—西通商之路的连接点或中转点，是世界史转折点的开始，至少对东南亚历史的影响是这样。扶南国海上贸易比较发达，它制造的大船，穿越大海，征服了十多个国家，它和金邻（Suvarnabhumi，现在的缅甸）可能有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是与倍绍诺（Beithano）、一些孟族邦国如Pyu-Sudhammadesa、Ramanadesa、Sri Ksetra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湄南河下游，扶南国和赤土国等建立了一些联系，并且得到了考古出土文物的证明注3。

注3

越南河内大学的梁宁教授发表在越南《考古学》2007年第3期的论文《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扶南帝国》认为：扶南帝国还征服了呵叻（Khorat）平原，建立了波瓦婆罗王国（Bhavapura）。被征服的这些地区都要事奉以及外交上依赖于扶南帝国，还可能要进贡纳税。但是，由于受到扶南帝国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影响，这些地区也逐渐发展了起来。

扶南成为一个古代帝国，其文化踪迹扩散到了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安江、坚江、金瓯、同塔、芹苴、隆安、永隆等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扶南成为当时“必要的中转点”，位于东西方通商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因此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中心，甚至有些作者认为它成了“连接世界的中心”。

由于扶南国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当然会有许多外国人、许多外来商品和物品的出现。这些外来商品，主要包括三大类，均由法国考古学家马勒海发现和公布，具体情况如下：

（1）来源于罗马的。有2枚铜钱/纪念章，属于2世纪。在玉松（U Thong，很有可能是扶南帝国的属国）也发现1枚金币，但年代较晚些，约在3世纪。在印度也发现了大量此种铜钱，因此也有人认为它是由印度人带来的，而尚未发现由罗马商人带来的证据。

（2）来源于中国的。在原扶南帝国的范围，发现了中国东汉时期（25—220年）的一面铜镜，还有一面刻有中国式“虎”的锡片。可能当时前往扶南帝国的中国人并不多，对扶南港口的影响不算大。中国人最大的贡献可能是中国使者用笔墨记录和复述了行程中的见闻以及对扶南帝国的描述。但是可以肯定中国商品的贩卖也是贸易的目的之一，只是这些物品的经营，主要由扶南人负责。

（3）来源于印度的。来源于印度的东西比较多，在扶南帝国范围发现了36枚戒指、玉吊坠、铜吊坠、锡吊坠，以及刻有婆罗米（Brahmi）文字和梵文的祝福语、咒语。

在交易之地，外来货品不是很重要，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商人们长期居留或来往频繁。推测当时在扶南和一些属国，长期居住此地的罗马人和中国人非常少，甚至没有或居留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肯定有许多印度人比较长时间定居于此，这是由他们一些活动的性质决定的：包括给扶南人传授知识。注4

注4

扶南帝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一方面与其地处中国岭南地区和印度之间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另一方面与当时的航海技术主要是依靠沿海岸线航行有关。在扶南帝国时期，当时的船只必须在克拉（Kra）海峡中转和停靠在喔港——扶南的港口城市。但是到了公元7世纪以后，由于航海船只功能变得更强，航海者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海船绕过苏门答腊，经过巽他海峡，到达爪哇（Java）；或者经过马六甲（Malaca），到达爪哇、婆罗洲。这样的航行路线更便于做买卖和开发市场。由于公元7世纪以后不必沿着海岸线航行，不在克拉（Kra）海峡中转，船只就不必停靠在扶南的港口城市喔港，这样，扶南国的贸易和社会经济活动，尤其是外侨的贸易活动逐渐减少和冷清，经济逐渐衰退，国家也逐渐衰落。

（六）越南隆安省喔遗址发现仿古罗马银币

越南东南亚史前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阮越在《从隆安（Go Hang）地区出土文物中的圆形金属谈起——喔时期的铜钱或饰物》一文中记述了在隆安省喔遗址中发现的扶南帝国仿造罗马帝国铸币的铜钱。图十九中4枚圆形铜钱是在越南隆安省（Go Hang）喔文化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它是用于商业流通的扶南铜钱。

以上4枚铜钱都是圆形，直径约2厘米，厚1.5～1.8厘米，其中3枚非常相似，外部有一小部分被损毁，但仍保留着突起的珠子圆圈。其中2枚铜钱的一面图案比较清晰，图像也比较相似，铜钱的另一面模糊不清，但在适合的光线下，也能看出是一头鼻子很长的大象，大象面向东方。第4枚铜钱比较完整，但有严重的裂痕，难以保存。这4枚铜钱中，有2枚的背面还能清晰地看出一个像塔形的图案，有两个圆圈，大圆圈在中间，小圆圈在下面，圆圈中间有一个小点，小点下面有三条很像台阶的线条，两个长塔脚弯起来，和象鼻十分相似。这些铜钱的材质都是铜和大量的铅（锡）或锌合金，因此铜绿色被铅和锌的灰色盖过。

第4枚铜钱表面模糊，隆安博物馆书上印的照片虽然模糊，但还能够看出是一头大象的头，从这一点可以假定它与其他铜钱一样，由于严重氧化，很容易遭到损毁，因此铜钱的展出与介绍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从资料上看到的4枚钱币的照片也不够清晰，具体情况如图二十所示：

这几枚铜钱可能是因为它们曾经被焊接在项链上作为装饰，因铜钱便是饰物上最细小的地方，又经常被拉扯，故很容易断裂，这也是导致隆安省（Go Hang）喔文化考古遗址发现的4枚铜钱均出现损毁的原因。

除了4枚铜钱以外，隆安省（Go Hang）喔文化考古遗址中曾经发现过表面铸有罗马皇帝安东尼图案的钱币。这种钱币制作粗糙，比较轻薄，可能是仿造古罗马钱币而铸造的，但是具体的情况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注5

注5

（七）泰国宋卡府他信卡研究中心民俗博物馆展出古罗马金币

据泰国学者阿骖卫在《空铜珠之帝》一书中记载，20世纪90年代在泰国宋卡府Kluanlukpad乡Thawatchai rammanut村出土了古罗马金币，目前在宋卡府他信卡研究中心民俗博物馆展出。这种金币被认为可能是在印度仿制的，也被称为印度罗马金币，其尺寸是1.8厘米×0.6厘米×0.2厘米。此外，还有许多小的金币。宋卡府位于泰国南部边境，与马来西亚的吉打州（Sai Buri）接壤。自古以来，宋卡就是泰国的重要港口和南部沿海省份，是通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南大门，过去有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到这里进行交易，海上贸易繁忙。阿骖卫认为：位于泰国南部的宋卡府一带古代是黄金生产和交易的地区，因此与印度等地贸易频繁，因此印度罗马金币也得以在今泰国南部宋卡一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