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广府市井文化的兴盛

发达的对外贸易促进了珠三角城市经济的繁荣，亦刺激了珠三角市民社会的萌芽，有着中国市井特色的市民文化便在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市民社会的萌芽中孕育而生。与寻求阳春白雪的高雅贵族文化不同，诞生于大街小巷、酒肆茶楼等市井之地的市民文化通俗浅近，以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为最大宗旨，通俗性和娱乐性是市民文化的两大标志性特征。而中国传统城市在手工业方面的欠缺更使商人成为市民文化的主体，随商逐利亦成为市民文化的基本形态之一，戏曲歌舞、小说杂艺等消遣娱乐性市井文化载体纷纷走上商业化的道路。

市民文化在商业发达的江南和岭南等地极为兴盛，但江南与岭南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又决定了两地不同的文化形态。于江南而言，诗性文化是该区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与同为富庶之地的岭南相比，江南多了份令人仰慕的浓郁诗书氛围，“超越实用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审美创造与诗性气质，是江南文化在中国区域文化中最独特的内容”。诗性文化驱使着江南市民们努力提升自己的生活情趣与文化品位，明清之际的江南更是士商互融，商人们附庸风雅、饮酒作诗、把玩书画，以儒商自居。士大夫们也离开乡野，云集扬州、苏州、杭州等商业都会，享受世俗的奢华。江南的市民文化因而具有雅俗兼容之特征，呈现在日常生活中，便是既讲究物质生活之满足，又追求精神世界之安慰，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诗意化倾向。

相比江南而言，广府地区在恶劣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下形成了重商求利的务实作风，“穿在上海，食在广东”一语便鲜明反映了两地的不同文化风格。上海人总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上海人注重形象，注重包装，注重外在的那层气质、品位和格调”；广东人却衣着随意，注重舒适与物有所值。“食在广东”形象地传达了广东人惟实惟用的市民文化心态：身外之物可以将就，而“口腹之欲”必须满足。广东人的吃不在意高端、精细和繁复，他们更讲究食的美味、丰富与方便，“抵食”“打包”两词的流行颇能说明广东的务实心理。

李权时曾说：“岭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文化。”以酒吧和酒吧文化为例，高档奢华颇具异域风的情调酒吧为大排档式样的广州酒吧所代替，新锐前卫的摇滚乐与典雅柔美的西方乐曲亦被广州大众化、狂欢化的迪斯科与通俗歌曲所取代。岭南人似乎总具有化传奇为凡俗的手段，许多高层次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常常变得平民和日常。如影视文化上，广府人更为偏爱《外地媳妇本地郎》之类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市民剧，而《新闻日日睇》则以平等视角、大众生活和通俗语言风靡广府地区，《羊城晚报》等南方报业亦以平民视角与大众话语为自己的建设姿态。总之，广府文化无疑是通俗市民文化的典型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