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诗歌翻译的论述和研究都有悠久的历史，其翻译理论有其通约性，其历程亦有相似之处，但两者没有任何交集。后来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逐渐引入，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将西方的翻译研究范式运用于诗歌翻译研究之中。
在西方，自古罗马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兴起之前，主导着翻译研究的一直是语文学研究范式。它强调翻译是艺术，作者的原意是译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翻译意味着对原文意义的重构，主要聚焦于文字的对比、考据、传递、修辞，局限于字词的翻译技巧、风格的传递以及翻译标准等问题上。同时，对于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文本的翻译，往往主张采取意译或灵活的方式，使得译文流畅或是译出原文的风格，强调诗人译诗的观点，研究方法上较少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主要以主观内省和感悟为经验，亦称传统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系统深入的翻译理论始终没有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翻译研究专著。（杨平，2009:19）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随着语言学的日渐成熟，其语言分析方法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西方学者认为，翻译不仅是艺术，还是科学，语言之间的转换是有规律可循的，要探索语言之间转换的规律，就需要科学的分析语言的方法。在此背景下，西方翻译学界兴起了语言学研究范式，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该范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来诠释翻译和翻译的过程，以探寻语言转换的规律。语言学研究范式是对重美学体验却又缺少系统理论的语文学研究范式的反驳，他们批判性地继承了19世纪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的语言学和翻译观，又将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结构语言学、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以及韩礼德（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等引入翻译研究，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甚至篇章的层面，强调两种语言的等值替换或信息对等，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翻译理论。但是，由于诗歌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文本特征和诗学内涵，仅从语言学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很难对诗歌翻译的基本问题给予有效的回答。因此，在诗歌翻译研究领域，语言学研究范式并未蔚然成风，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突出。
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生，翻译研究不再仅仅是一个研究文本转换的封闭、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将文本转换研究与社会历史文化等结合起来的开放、动态的过程。诗歌翻译研究也随之超越了微观的译诗技艺及语言转换层面的讨论，不再局限于文本内部，而是结合社会与历史的语境，从诗歌翻译这一现象本身所贯穿的各种文化表征的角度进行考察，诗歌翻译研究观念从此焕然一新。
纵观西方近百年来的诗歌翻译研究，可谓百花竞放，涌现出大量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与著作。笔者通过调查Elsevier, Taylor&Francis Online, JSTOR, Translation Studies等期刊网站，发现自1976年始，重要的诗歌翻译论文主要见刊于Babel, Target, The Translator, Perspectives, Translation Review, Translation Studies, Meta,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以及相关论文集等，总计约746篇。这些诗歌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研究范畴，分别为译者及历史性研究、翻译策略研究、语言研究，以及文化、伦理、社会及阐释等研究。它们有的仍然采取语文学研究范式，有的采取语言学研究范式，还有的采取文化研究范式或综合研究范式。其中颇具影响的主要诗歌翻译研究成果如下所示：
奈特（Bouglas Knight）的《蒲伯与史诗传统：评蒲伯的<伊利亚特>》（Pope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A Critical Study of His Iliad, 1951）一书以蒲伯译《荷马史诗》为个案，指出应将译诗放在史诗传统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从而强调翻译不同于创作，要客观评价译者翻译观对译诗的指导作用。
弗罗斯特（William Frost）的专著《德莱顿与翻译艺术》（Dryden and the Art of Translation, 1955）引述了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仿译（imitation）]及其译诗观点，指出德莱顿的译诗是对自己提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目的的实践，不考虑译者翻译观及译者所处时代的思想倾向是有失偏颇的，翻译理论归根到底是译者的翻译观的问题。
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1959）中认为，诗歌的意义主要通过诗律得以表现，但不同的符号之间不可能有完全的对等，因此诗律本身是不可移植的，诗歌都是不可译的，只能是创造性地移植。
布格兰德（Robert de Beaugrande）在其《诗歌翻译理论的要素》（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1978）一书中，首先从篇章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阐释和分析了阅读理解的影响因素和过程，进而强调了诗歌翻译过程中阅读理解的重要性，指出了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和生成转换语法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局限性。
费尔斯蒂纳（John Felstiner）在《翻译聂鲁达》（Translating Neruda， 1980）中认为译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写诗的过程，译诗源于译者的灵感和洞察力，诗歌翻译本质上是文学批评的行为和艺术。诗歌是因为其乐感和节奏才成为诗歌，译诗与原诗是对等的，并具有相同的价值。
阿普特尔（Ronnie Apter）的《挖宝：庞德之后的翻译》（Digging for the Treasure: Translation after Pound, 1984）以庞德的翻译为个案，指出庞德的翻译实质上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不追求意义的对等，而是重视译诗对原诗总体效果的重现。现代译者也可以牺牲原诗形式，只追求表现原诗的某些特征，从而体现对原诗的批评意识。
霍尼格（Edwin Honig）的《诗人翻译家的心声：关于文学翻译的对话》（The Poet's Other Voice: Conversation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1985）通过一些诗人翻译家对他们自身所经历的一些诗歌翻译活动的叙述，得出诗歌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再创造，或者说是创作一首新诗的结论。
霍尔姆斯（James S.Holmes）的《诗歌形式与诗歌形式的翻译》（Forms of Verse and the Translation of Verse Form, 1988）一文对原诗形式的处理策略进行了探讨，强调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变化与新生，并通过案例总结出四种诗歌翻译策略，分别为“模拟式”（memetic form），即保留源语诗歌的形式，该策略强调仅限于源语诗歌与目标语诗歌拥有相似的传统形式；“类比式”（anological form），即译者判断源语诗歌形式的功能之后在目标语中找到一个功能相似的形式进行代替；“内容派生式/有机式”（congtent-derivative or organic form），即以源语诗歌的语意材料为出发点，使目标语诗歌的形式自然而成，从而达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在目标语中融为一体的效果；“游离式/变相式”（deviant or extraneous form），即译者采用一种完全不同于源语诗歌的新形式。
拉夫尔（Burton Raffel）的《诗歌翻译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ng Poetry,1988）通过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四种译诗模式，分别为“形式翻译”“扩展性翻译”“解释性翻译”和“模仿性翻译”，以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同时也指出，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要在各种要求之间取得平衡，其中美学要求是对译者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要求。
佩登（Margaret Sayers Peden）在《建造翻译，重构工作：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的第145首诗》（Building a Transl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Business: Poem 145 of Sor Juana Ines la Cruz, 1989）中认为，诗歌翻译从阅读开始，阅读是初译，翻译是第二次翻译。要创造美，必须先破坏，先解构（destruct）再重构（reconstruct）的过程是对文学翻译过程最准确的描述。
巴斯奈特《种子移植：诗歌与翻译》（Transplanting the Seed: Poetry and Translation, 1998）强调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认为诗歌翻译的任务首先是对原诗的语言材料进行“拆解”，然后在目标语中“重组”这些语言符号和编码，并提出要重视诗歌翻译的超文本特征（extratextual factors），强调诗歌表面和深层次文化意义的传达和交流，探讨译诗与文化构建的关系。
尼萨博（Leila Niknasab）和皮什宾（Elham Pishbin）合作的《论诗歌的翻译：以索赫拉布·塞佩赫里的旅行者为观照》（On the Translation of Poetry: A Look at Sohrab Sephri's Traveler, 2011）从语篇分析出发，仔细对比了波斯语原作与英译本两者在语言（linguistic）与超语言（extra-linguistic）特征上的异同，最终归纳出诗歌翻译的语篇研究模式。
韦努蒂的《诗与翻译》（Poetry and Translation,2011）一文则聚集各国翻译诗集的出版情况，以此来说明整个文学翻译的状况，目的在于提升翻译文化意识，从而使得翻译成为反映有关语言、文学以及文化的最为深刻的思想场所。
国外最初把“诗学”引入翻译研究的是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一批著名的翻译研究学者，如列维（Jiri Levy）、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与米科（Frantisek Miko）等。他们强调文学作品的表层结构特征，提出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应该融入历史因素，从“历时”（diachronically）和“共时”（synchronically）的角度对文本进行动态研究，而不是局限于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内部结构的静态研究。他们的翻译理论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的诗学观，但是没有对翻译的诗学研究内涵展开更为具体详细的论述。随着1969年列维和1984年波波维奇相继离世，该学派逐渐没落。
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虽然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了翻译中的诗学因素，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的限制，但并未在诗歌翻译领域展开系统研究。勒菲弗尔曾在《诗歌翻译：七项策略和一个方案》（Translating Poetry: Seven Strategies and a Blueprint, 1975）中对文本就主题和文本、语境和互文的变异（variations），以及主题和变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文学翻译本质上是重译（retranslation），并主要分析比较了七种翻译的策略及其得失，关注了译诗与历史时代、译语文学间的互动关系。他的七种翻译策略主要是指音位翻译法（phonemic translation）、直译法（literal translation）、韵律翻译法（metrical translation）、散文翻译法（poetry into prose）、谐韵翻译法（rhyme）、无韵诗翻译法（blank verse）以及包括改写（version）和拟作（imitation）两个方面的解释（interpretation）。虽然勒菲弗尔并没有从诗学角度为诗歌翻译提出可供操作的一整套策略，但他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的著作《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及实践》（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1993）虽然涉及“诗学”且研究的部分内容也是诗歌翻译，但主要是着力于将文学翻译的历史和理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加以探索。他强调文学翻译超越了语言信息的转换，认为原文本中“具有想象力的原创”（imaginative originality）也存在于译者的译作当中。
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出版过15部有关诗歌的著作，他在1973年出版的《诗学——创作认识论和翻译诗学》（Pour la Paetique——Epistemologie de Lecriture, Poetique de la Tranduction）中提出了翻译诗学理论。“梅肖尼克认为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使之不能用语言学的手段得到诠释，而必须将其纳入诗学轨道，认为诗学是‘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翻译理论包含于诗学中。”（许钧等，2001:124）“他把翻译看作是历史主题特别的‘重新表述’，是‘两种诗学的相互作用’，是‘中心偏移’（ledecentrement），翻译诗学就是要使原语与译语间、不同时代间、不同文化间的种种矛盾得到一个历史客观性的解释。”（袁莜一、许钧，1995:61）由于梅肖尼克都是用法语写作，语言的隔阂使得其著作与思想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西方学术界关注与传播。其中，2003年，皮姆在国际译学期刊Target上介绍并翻译了梅肖尼克论述“翻译诗学”的精彩论段。
显然，西方近百年的诗歌翻译研究的发展为后人从诗学角度研究诗歌翻译留下了很大空间。而国内的诗歌翻译研究发展至今，经历了与西方相似却又别具特色的发展阶段。
中国最早以文字记载的跨语言诗歌翻译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的相关探讨提出过“文”“质”之争等问题，涉及佛经中不少偈语等诗歌形式。严格来说，国内语文学范式的诗歌翻译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开展诗歌翻译研究的清末民初时期。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曾在《译诗》一文中写道：“译诗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说苑·善说》中的《越人歌》，但真正主要为了‘文学的因缘’而自觉、较多地从事译诗是从晚清的苏曼殊、马君武等人开始的。”（转引自陈福康，1996:198）中国诗歌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范式探讨往往基于个人的经验，常常借助一些中国传统审美概念来进行探讨，其理论观点往往停留在随想式、印象式、经验式的层面，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和非理性，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诗歌翻译研究从苏曼殊的“情思幼眇”、郭沫若的“风韵译”、郑振铎的“流利”、成仿吾的“以诗译诗”、翁显良的“再现意象”到许渊冲的“三美”等，表述虽各有不同，但其实一脉相承，都是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主观色彩较浓。这一研究范式曾一度占据着中国诗歌翻译研究的绝对主导地位。语文学研究范式虽历时很长，但因深受中国传统美学“言简意繁”理念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多为只言片语的散论，始终没有形成深入系统的翻译理论。并且，由于中国学者审美和思维习惯的影响，该范式研究一直延续至今，在当代中国诗歌翻译研究领域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这也表明，中国的语文学翻译范式研究并没有因西方翻译理论的介入而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西方翻译学的语言学研究范式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至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翻译界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引进和吸收西方语言学翻译研究理论与模式，国内的诗歌翻译研究才逐渐开始采用语言学研究范式。语言学的理论将翻译研究更多地引向语言层面，使得诗歌翻译的可译性等成为研究的中心话题。不过，与西方一样，这种语言学研究范式虽然使翻译研究摆脱了点评式、随感式和印象式的主观色彩，为翻译学科走向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创造了契机，但由于诗歌文本自身的特殊性，该研究范式未能在中国诗歌翻译研究领域蔚然成风，所取得的成就也并不突出。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黄国文（2006）运用功能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从语言分析和语篇分析的角度对诗歌翻译进行了探讨，出版了专著《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古诗词英译本的语言学分析》。该著作通过分析汉诗英译的文本检验了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和语篇分析中的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提出了观察、解读、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估六个步骤，试图通过功能语言学分析来揭示以往被翻译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
与此同时，新引进的西方语言学研究范式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相结合，中国诗歌翻译研究也表现出新的风尚，其研究重点更多地集中在译诗语言、音韵节奏、意象处理、风格再现等各种语言和技巧的层面上。
据中国知网统计，1957年至今，若“全文”栏以“诗歌翻译”搜索，可查得24117篇论文，其中核心类论文904篇，而《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发表诗歌翻译类论文最多的核心期刊，次之为《新文学史料》和《外语研究》等。数据还显示，国内诗歌翻译一直呈持续上升的态势，其中1996年至2011年这十余年间涨幅最大，2011年达到1500多篇，此后诗歌翻译论文数量整体保持在这个态势上。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产生与发展，国内的翻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也兴起了文化转向。中国学者纷纷开始从文化的各个视角对翻译进行探讨，撰写了一批有分量的论著。其中在翻译通史及断代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突出成就，出版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由于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诗歌翻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就我国20世纪末期以来的翻译通史及断代史著作而言，其中不少涉及近现代的诗歌翻译问题，比如在被刘重德（1985:94）称作“迄今为止比较系统的一部翻译史”的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中，著者就对五四时期的译诗情况做了介绍；马祖毅在后来编撰的《中国翻译史（上卷）》（1999）和《中国翻译通史》（2006）中，同样也对五四时期的译诗情况有所提及。陈玉刚在《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中探讨了重要文学翻译家的翻译主张和所翻译的外国诗人作品；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和《中国译学史》（2011）对中国近现代重要的诗歌译家如梁启超、周氏兄弟、胡怀琛、胡适、刘半农、郑振铎、矛盾、朱自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闻一多等的翻译思想和理论都进行了梳理；王锦厚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1996）系统地描述了印度、日本、希腊、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文学对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主要来自五四时期的西方诗歌翻译；孙致礼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96）中专门就诗歌这一文学体裁的翻译做了介绍，涉及诗歌原作者、原作、译者、译作版本及出版情况，并对一些重要的诗歌译者做了专题介绍，主要包括方重、朱维之、王佐良、查良铮、袁可嘉、屠岸等译家；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通过将翻译史实置于文化背景之上进行有重点的考察，证明了无论是翻译素材的确定、翻译策略的选择，还是译文在接受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都会受到该社会文化系统内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涉及了中国近现代诗歌的翻译；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中探讨了中国近代的译诗面貌，对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等近代重要诗歌译者的翻译活动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并专门介绍了五四时期著名诗歌译者如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氏兄弟等的翻译成就和风格；谢天振和查明建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2004）和《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1898—1949）》（2007）中，考察了重要译者和翻译流派的译诗成就；王建开的《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译介史（1919—1949）》（2003）则聚焦于英美文学作品在中国特定时代语境里的接受与传播，其中涉及了诗歌翻译情况的介绍；卫茂平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2003）中对“诗杰海涅”等在中国的译介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孟昭毅、李载道的《中国翻译文学史》（2005）在介绍外国作家的翻译部分涉及了大量诗人诗作；李伟在《中国近代翻译史》（2005）中对他所考据的第一个将西方诗歌译入汉语的使臣威妥玛（Thomas Wade）以及苏曼殊、马君武等近代诗歌译者的译诗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张中良在《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2006）一书中对五四时期的重要文学翻译现象和译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尤其对当时中国出现的“泰戈尔热”从外在的文化批评和内在的文学发展诉求两个层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2009）中亦稍有提及20世纪中国诗歌翻译的状况。任淑坤的《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2009）一书也涉及五四时期某些译者如胡适、刘半农、戴望舒、穆旦等译诗情况的介绍等。不过，这些翻译通史或断代史大多只停留在对中国诗歌翻译史实较为粗略的梳理与描述层面，并未深入细致地对中国诗歌翻译本身展开具体的分析与研究。但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张旭的《中国英诗汉译史论（1937年以前部分）》（2011）一书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角度对中国1937年以前的英诗汉译状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并对这一时期诸多重要诗歌译家的翻译活动和译作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与分析。
随着国内翻译研究文化范式的兴起，中国的诗歌翻译研究也经历了从语文学层面向文化层面的转向，译诗研究领域也得到极大的拓展，进而使得许多之前被忽视的与诗歌翻译相关的文化现象得到关注。就五四时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诗歌翻译研究而言，由于该时期的翻译本身极具意识形态诉求的特点，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对于五四时期的诗歌翻译所开展的具体研究大多采用的是社会政治的文化视角，探讨外国诗歌作品在中国特定时代语境里的接受和传播。而从诗学的角度对五四时期诗歌翻译这一中国诗歌翻译源头所进行的探讨则相对较少，即使涉及诗学，也往往着力于探讨五四时期诗歌翻译与中国诗歌转型的关系。
近年来，就涉及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的专著和硕博论文而言，较为突出的有熊辉的《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该论文通过对史实材料的挖掘和叙述，探讨了五四时期译诗对早期中国新诗在语言、诗体形式和创作实践上的影响，强调“正是思想内容的转变吁求着新诗文体、语言和句法的创新，外国诗歌的汉译也为中国新诗引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和情感体验”（熊辉，2007:21，该博士论文于2010年以同样的题名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邓庆周的《外国诗歌译介对中国新诗发生的影响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探讨了外国诗歌译介对中国新诗孕育期和发生期中的重要诗人从主题、内容到形式、语言等全方位的影响，其中涉及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研究的内容主要落笔在论文的第三章“外国诗歌译介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胡适为中心例”；蒙兴灿的《五四前后英诗汉英的社会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将五四时期前后的英诗汉译现象置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和文学嬗变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从社会文化因缘、心理及功能等方面对五四时期前后英诗汉译的主要译家和译作进行了描述性研究，探讨了五四时期前后英语诗歌翻译的成因、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和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汤富华的《论翻译的颠覆力与重塑力——重思中国新诗的发生》（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1）通过分析新诗早期代表人物的译诗与创作的因果关系，探讨了五四时期诗歌翻译对中国诗歌在诗歌观念、诗歌形式以及诗歌内容方面的颠覆与重塑（该博士论文以“翻译诗学的语言向度：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为题名，于201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近年来，就涉及五四时期某些重要诗歌译者的研究而言，较为突出的专著有王友贵的《翻译家周作人》（2001）、《翻译西方与东方：中国六位翻译家》（2004）和《翻译家鲁迅》（2005），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2006），刘全福的《翻译家周作人论》（2007），张旭的《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研究》（2008），严晓江的《梁实秋中庸翻译思想观》（2008），熊辉的《两支笔的恋语：中国现代诗人的译与作》等。除了正式出版的专著，还涌现了不少以五四时期重要诗歌译者为焦点的硕博论文，较为突出的有刘红岭的Wen Yiduo's Transltion of English Poems（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4）、高伟的《文学翻译家徐志摩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06）、陈琳的《陌生化翻译：徐志摩诗歌翻译艺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孙倩君的A Study on Zheng Zhenduo's Translation Thoughts（中国石油大学硕士论文，2009）、肖曼琼的《翻译家卞之琳》（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黄丽娜的《闻一多诗歌翻译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等。这些有关五四时期重要诗歌译者的专著或硕博论文，大多通过翔实的史料，着力于对某位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进行详细梳理与系统论述，虽然往往论及这些诗歌翻译大家及其作品的影响与传播，但较少涉及诗歌翻译文本的分析与研究。不过，其中张旭的专著则较多地从文本角度论述了朱湘的译诗在语言、形式和音韵方面的特征。
此外，还出现了从各种角度对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的单篇论文，这些论文数量繁多，其中卞之琳（1989）、王东风（2010, 2011, 2014a, 2014b, 2015, 2016）、张旭（2007, 2009a,2009b,2009c, 2010）、汤富华（2009, 2011, 2013）、熊辉（2007, 2008a, 2008b, 2009, 2010a, 2010b, 2013）、孙昌坤（2004）等学者从诗学角度探讨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的系列文章构成了该领域的力作，尤其值得关注。例如卞之琳探讨了五四运动以来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功过问题；王东风运用当代诗学理论对五四时期诗歌翻译中的核心诗学元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批评分析，并借助翔实的史料，揭示了五四初期西诗汉译的六个误区及其对中国新诗的误导，并进一步指出了中国诗歌翻译实践未来努力的方向；张旭聚焦于五四时期的多个重要的诗歌译家，对这些译家的译诗活动进行客观描述与分析；汤富华、熊辉等就五四时期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孙昌坤探讨了中国诗学传统与近代诗歌翻译的纵横影响合力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诗界语体诗创作的影响。
如上所述，国内外关于诗歌翻译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卓著，且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研究范式。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人文学科的范式更替往往具有演化和传承的特点，而非革命和取代。因此翻译研究中不同范式的研究方法往往也是动态共存、相互兼容的。当代翻译研究范式的盛行，并不意味着其具有完全的独占性。换言之，引入语言学翻译研究理论，并不意味着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被彻底颠覆，引入文化的理论视角，也不意味着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终结。总的说来，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何种视角，这些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翻译与其他文体翻译之间的本质区别，强调了诗歌翻译特有的诗学品质。但是，从诗学的角度对诗歌翻译，尤其是对五四时期诗歌翻译这一中国诗歌翻译的源头所开展的系统研究还并不多见，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