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成都新经济进化论
东汉时期流传下来的击鼓说唱俑，于1957年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最著名的文物之一。这个高56厘米的陶俑蹲坐在地上，左臂挟一圆鼓，右手执鼓槌作敲击状，嘴部张开，开怀大笑，好似正在讲述一段令人捧腹的精彩故事。这并非唯一一个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的说唱陶俑，它在成都、乐山、遂宁、重庆等地均有出土，虽然造型不同，但是欢快神情一模一样。如果要用一件器物代表蜀人的性格，那非这说唱陶俑莫属。
历史上，巴蜀之地经历过数次人口锐减和民族融合，依然养育出了一群天性乐观，崇尚自然的人民。作为道家的发源地之一，这里的人承袭了道法自然的精神，这种悠游自然的人生态度近乎海德格尔所言“诗意的栖居”，造就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数千年后，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一群创业者，他们在这里生长、奋斗，吸收这里的天地灵气，开创了新经济时代。
2017年，在成都正式提出新经济的这年，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顺势成立。借由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我们与成都的创业者们相识了。在这之前，他们或许被称为“互联网创业者”“科技创新者”“商业模式变革者”等，而如今他们有了共同的身份——“成都新经济人”，这样一个称呼，应当与创业者、极客，或者创新者有所区别。因此，在每一次和他们交流时，我们都试图找出不同的特质，以及相似的气息。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确找到了他们的独特点，比如正直乐观、理想主义、柔软坚韧、自然真实、崇敬科学……这些品质都生长于成都的土地上，使他们和这座城市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联，彼此理解、互相成就。城市的历史文化成就了生活在此的人，在新的时代，他们和这座城市一起，带着科技、智慧和文明之光朝着未知世界前进，这便形成了新经济的力量。斗转星移，生生不息。
发生：互联网春风下埋一颗种子
2004年夏，北大未名湖畔，一位少年正踌躇不前。他稚气未脱的脸上阴云密布，内心并不像湖面那般平静。在校园内徘徊了一圈又一圈，他要在这苦闷的夏日做出一个决定：是留在北大继续完成学业，还是回到四川创业。
这一想法在旁人看来近乎荒诞，大好前途不顾，却要押注九死一生的冒险，简直不可理喻。
要理解这名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得把时间拉回到1998年。那时，这名北大学霸是中国最早一批“网瘾少年”。在整个中学时代，他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了上网和游戏上，还依靠游戏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初二时，他在雅安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网页“四川网盟”，成为当地的热点网页。第二年，他开设“江湖聊天室”，通过销售虚拟道具进账20万元人民币。而在高三那个暑假，当同龄人还沉浸在金榜题名的喜悦中时，他与几个伙伴一起，为《暗黑破坏神》这款游戏做出了一款“私服”，通过在雅安开设的第一个为网站主提供服务的双线IDC机房赚到了40万元人民币。
高三暑假结束后，他进入北大学习，却发现比起枯燥无味的课堂，自己更热爱惊心动魄的创业时刻。于是在那个暖风习习的夏日，这名少年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决定：退学创业。2004年，四川考入北大的学生不足百人，而选择退学的学生仅此一人。
这个名叫袁旭的年轻人，在几年之后的成都互联网圈崭露头角。但当时，他还在创业和学业之间摇摆。从雅安这个西部小城挤进北大校园，其概率并不比创业成功高多少。
在和袁旭交谈时，我们发现他退学创业并非“跟风”，而是纯粹来自于原始的创业冲动。回到四川以后，他从双线IDC机房做起，将公司从一个民居的两居室，逐渐发展成一个地上三层、地下两层的小楼。
2005年，他发掘新商机，决定研发“迅游游戏加速器”，把网游数据从互联网中剥离出来，解决从服务端到客户端的游戏提速问题。之后，随着游戏业的蓬勃发展，加速器业务给袁旭带来了巨额财富。迅游科技也敲响了上市的钟声，成为四川互联网第一股。
就在袁旭瞄准游戏市场推出加速器服务的时候，另外5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也因为游戏走到一起。2008年5位年轻人在成都成立游戏公司“Tap4fun”，他们将在即将到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锋芒毕露，“把中国的想象力带给全世界”。这家公司研发的《野蛮时代》《战地风暴》《银河传说》等手游，将成为全球玩家的宠儿。
2008年，腾讯正式成立了成都分公司。起初，腾讯入川只将成都作为后勤服务大本营，但很快发现它的实力远不止于此。成都在游戏行业的爆发力缔造了腾讯游戏研发中心。其旗下天美L1工作室，依靠那款《王者荣耀》扬名全球游戏界。
此时，游戏成为成都当之无愧的产业标签，与中国最早一批互联网创业者一样，这批理工男嗅到了此次信息革命下无限的商机，仅仅以成都手游产业为例，鼎盛时期成都的手游CP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000家，成都被公认为继北上广深之后的“手游第四城”。
这仅仅是成都在互联网时代下的产业发展缩影，尽管手游产业而后经历了“眼前楼起、眼见平静”的境遇，但这丝毫不妨碍它为十年之后的成都新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8年对于袁旭这一批创业者而言，最重要的事或许并非在互联网大潮下下海创业，而是回到成都。那一年汶川大地震在中国西南撕开了一条深深的伤口，对日后成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痛苦的人们开始重建家园，巨额投资随之涌进四川；另一方面，不少漂泊在外的川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和故乡的关系，不少人在这次灾难之后下定决心回到故土，比如麦子学院创始人张凌华、咕咚创始人申波等。不管是对这些创业者，还是对成都创业场而言，2012年以前，一切都尚处于发生阶段。他们进入未知，触碰到了新的世界。
寻找：从移动互联到智能互联
2012年，“世界末日”的预言没有成真，新世界的大门却轰然打开——手机网民数量首次超过PC网民数量，中国正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实际上，在2007年这扇门就已经打开，不过只开了一条缝，透了一束光出来。那一年乔布斯发布了第一款iPhone，人们记住了这款只有一个按钮的手机，但对乔布斯口中的“颠覆”一词还半信半疑。随着App Store的上线，这位被奉为创业教父的美国狂人在PC端之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互联网的战争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快就烧到了移动端，不论是“巨头”还是“新兵”，都把自家弹药集中在了这方寸屏幕上。在这场战役中，BAT依然在搜索、电商和社交三大领域君临天下，但是技术的快速更迭和巨头迟缓的身躯，让更多“法外之地”被开拓出来。
这把被乔布斯点燃的战火，又随着4G的普及烧得更旺。4G大大提升了手机上网的速度，其下载速度可以达到100Mbps以上，比3G快了30～40倍。这使得用户体验得到了极大提升，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彻底扫清了障碍。此时，拥有近10亿用户的微信应运而生，不仅让腾讯拿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站台票”，也成为悬浮在Apple Store和安卓商店之上的大平台。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每一个野心勃勃的创业者都在寻找自己的应许之地。
其中，自然不乏成都创业者的身影。
欧阳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字很快登上众多VC和FA的拜访名单。但是在当时，他正在思考该如何唤起中国学生的学习热情。如果让枯燥无味的学习变成通关游戏一样充满乐趣，那对于教育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欧阳丹将引人入胜的游戏模式放到英语教育产品里。他将一个单词配上搞笑图片及简单的说明性文字，制作成电子卡片，每天在微博上发出10余张。这款名为“囧记单词”的产品大受欢迎，后来逐渐发展为国民英语应用“百词斩”。经过两三年的用户积累，百词斩成为国内用户量最多的英语学习产品之一。
申波，国内最早一批互联网运动健康领域的创业者。2012年，他创办的咕咚网正在向移动端迁徙。一年之前他刚刚获得了盛大集团2000多万的天使轮投资，其主要业务包含线上的运动垂直社区和线下的智能硬件销售。当时，咕咚卖得最好的可穿戴产品是智能手环。
然而，申波在2013年决定停掉手环业务。这在团队内部引起了巨大争议。当时智能手环等可穿戴设备为公司贡献了大部分的营业收入，如果贸然停掉，必定会对公司运营造成很大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停掉可穿戴设备，公司该往何处去？最终，申波坚持转型，于2014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运动社交上。借助微信朋友圈分享等社交玩法，咕咚运动一跃成为全国用户数最多的运动类App。
就在咕咚转型之时，一位名叫钟波的工程师放弃百万年薪，辞掉了在MStar的电视芯片研发工作。在10余年的从业时间里，他的脑海中浮现过许多关于未来电视的设想，2012年，虽然他的构想还处于天马行空的想象阶段，但这个年轻人不愿意再等了。“创业”像一个黑洞，让钟波无法抗拒。
虽然在那时他还不知道下一代的电视机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一切的未知正吸引着他去探索。1931年美国诞生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80多年过去了，电视的外形和使用方式一直未出现大的变化。钟波及其创始团队开始思考，是否有更加新颖的形式，能够掀起客厅革命。
当时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投影仪上，打算依靠投影设备来颠覆电视行业。但不少网友曾质疑极米科技的产品为四不像：既像电视，又像电脑，又像带了盒子的投影仪，还像音响。在2012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钟波不得不在产品工艺、供应链等问题的冲击下选择忍耐。
在这一阶段，另一位重要人物也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电子科技大学的大数据专家周涛教授，这名80后科学家带着他那本著名的译著《大数据时代》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科技人物。这本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撰写的畅销书，是对当时美国学界和企业界大数据运用的思考与总结。但是在中国，对于普通人而言这还是一个新鲜概念。
科技的浪潮推动着人类向前，但科技的应用也需要关键人物来推动。2012年开始，周涛走出校园创办了致力于帮助政府和企业设计大数据顶层规划的大数据公司“数之联”。同时还孵化了一批垂直领域的大数据公司，比如服务金融行业的“数联铭品”，立足医疗领域的“数联易康”，赋能人力资源行业的“数联寻英”等。
2013年，周涛因为业务往来认识了同样在大数据领域颇有建树的曾途、尹康等人，萌生了利用大数据技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品牌服务的构想，于是创办了数联铭品。但是在落地过程中，曾途和尹康却发现品牌服务并非大数据落地的最优领域，反而金融领域是更适合的应用场景。在一番探索之后，从2014年开始，数联铭品便开始瞄准银行和政府为他们提供企业征信、风控等服务。
欧阳丹在寻找游戏化的学习方式，申波在寻找咕咚的转型之路，钟波在寻找颠覆传统电视的产品形态，周涛和曾途在寻找新技术的落地场景……在从互联网时代向移动互联网时代迈进的前后几年，“寻找”成为了成都新经济人的主题。对于成都而言，这座3000年历史文化名城，也在寻找重焕青春的机遇。
种子早已埋下，答案已经不远。
定义：新经济与新商业文明
——刘慈欣《三体》
我们为什么推崇《三体》，因为它代表了未来的宇宙观，站在未来看现在。《三体》中提出，人类之所以被看成虫子，皆因一维之说。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信息革命，人类始终在一维层次的框架里做出行动。而如今的科技与外部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也即是“升维”理论的提出。[1]
信息技术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数字模式识别与复杂沟通的进步让人类智能的奇点被打破；信息技术应用的层次不断深化，工业互联网、社会物理学时间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信息技术的增长超越了线性约束，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态势。[2]
“升维”带来新旧动能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是新经济得以诞生的土壤。
20世纪90年代，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文章中最先提出新经济一词，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以信息技术创新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推动了经济强劲复苏，呈现低失业率、低通胀率、高经济增长率长期并存的现象，经济学家称之为“新经济”。
我国新经济的提出背景在2014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态。这一在天津召开的国际性经济论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创新的成果，也同时吹响了改革开放后第三波创业的号角。
2015年成都市推出了《创新型城市建设2025规划》《“创业天府”行动计划（2015—2025）》，打造企业能力提升工程、科技人才发展工程等“六大科技创新工程”；在人事流动、金融扶持、平台搭建、大学生创业就业、小微企业扶持、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资助等方面，出台覆盖创新创业全链条的7大类46条政策。
“新经济”一词被写入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新经济”的覆盖面和内涵是很广泛的，它涉及一、二、三产业，不仅仅是指三产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到一产当中像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等。[3]
2017年11月，成都召开新经济发展大会，描绘了新经济的发展蓝图：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六大新经济形态”，构建“七大应用场景”[4]，力争到2022年培育独角兽企业7家以上、潜在独角兽企业60家以上。成都从产业发展角度出发，为新经济做出了自己的注解，“六大新经济形态”和“七大应用场景”把人们从语言的真空中解救了出来。
延续：一场新经济进化论
政策开花结果尚需时日，但是资本的嗅觉却最是灵敏。
2015年初，洪泰基金在北京成立不久，便选择成都作为最先进入的新一线城市。成都新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全国位列前茅。这一点也被褚浩看在眼里，这名来自山东的创业者兼投资人，对成都的发展寄予厚望。他联合17名成功的山东企业家，成立了伯恩资本，立足成都辐射全国，投资优秀的创业者和创业公司。
成都深居内陆，其资本环境相对薄弱。风投的缺位，让不少优秀的创业公司捉襟见肘。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风投入驻，本土的资本环境也在逐步改善。这为独角兽的诞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王仕锐创办的“医联”成长为第一家独角兽只花了四年时间。2014年这名哈佛大学的研究学者刚刚回国，他把对中国互联网医疗的思考都写在了“医联”项目的商业计划书里。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发源地，美国为大洋彼岸的中国模仿者提供了很多想象。王仕锐借鉴了美国互联网医疗的模式，野心勃勃想要改善中国医生的生存现状。
刚开始，他和几名创业伙伴挤在创业场地下一楼的狭窄办公室里，每日对着电脑冥思苦想。当时，他们的产品已经上线，但是如何吸引医生使用却让王仕锐绞尽脑汁。医生这一群体极为特殊，他们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投入在科研和学习上。可以说医生是互联网时代最不活跃的群体之一。
那时，王仕锐飞到一座又一座城市，敲开一扇又一扇诊室的门。在前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把绝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入到地推活动之中。撬动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后面的发展便起了连锁反应。这家立足成都志在全国的互联网医疗公司，成立四年到2018年底已经聚集了55万余名医生，获得5轮融资，投资方不乏红杉、云锋等一线基金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其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金，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角兽。
独角兽不止医联一家。随着供应链体系不断完善和规范，极米科技的销售额也节节攀升。
2014年极米销售额是7066万元，2016年超过了8亿元，2018年前8个月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13亿元。更为重要的是，钟波和他的团队开创了一个新品类。当人们提到“无屏电视”这一概念时，极米科技是第一浮现在消费者脑中的电视品牌。
2018年，成都诞生了多家独角兽，除了医联、极米之外，还有新潮传媒、驹马物流和1919酒类直供。此外，咕咚、百词斩、数联铭品、傲势科技、理想境界等近30家公司也进入准独角兽行列。为成都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注脚。
一个产业的诞生、发展与崛起，背后都是一番波澜壮阔的盛景。成都新经济产业的发展演进，必将是融合了政策、商业环境、企业兴衰的一部中国大历史。
为此，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密集访问了70余位成都新经济人，其中不乏独角兽企业创始人、投资者和科学家。在交谈中，我们直面他们创业中最重要的时刻，有时心惊胆战，有时步履维艰，有时喜悦欢乐。同时，我们就创业、科技、创新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他们非常愿意与我们分享自己的人生，分享自己与成都的故事。以他们为代表的新经济人，正在定义成都新经济。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勾勒出了成都新经济的面貌。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描绘了成都新经济的文明景象；第二章讲述了什么样的人在为成都新经济创造价值；第三章围绕成都新经济中的科技力量，探讨新技术的决定性地位；第四章从产品的角度，探讨成都新经济企业的制胜之道；第五章从用户角度出发，呈现了成都新经济的市场图景；第六章站在未来看未来，从商业本质、商业模式等角度，把脉成都新经济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