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财政政策的产生与发展

财政政策与财政一样，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产生了社会剩余与社会财富的私人占有，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产生了阶级矛盾。为了调和阶级之间的矛盾，需要一个超越于社会各阶级之上的组织——国家。“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的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29)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或政府治理社会的基础、手段，服从于国家的需要、国家的意志，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随着社会、国家需要的不同，产生了相应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类型、理论也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

现代经济学诞生的近300年以来，与之相随的财政学不断发展，财政政策也随之发展。具体来讲，现代财政政策产生于斯密，大体经历了自由放任的古典时期、强化政府职能的新古典经济时期以及现代的新自由主义时期。

由于梳理财政政策发展是服务于后面的实证分析以及本书的主题需要，因此本节将财政政策划分为需求管理财政政策与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并进行梳理。

一、古典时期的财政政策

作为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是宏观财政理论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国富论》集中地阐述了其财政政策的主张。

斯密的理论形成于18世纪50—70年代，当时英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使英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英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共享政权，资产阶级的地位还不稳固，相关法令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为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强烈反对封建残余，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处于时代变革期的斯密深受资产阶级进步哲学尤其是哈奇森自由主义思想，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思想，他的思想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经济自由、增加社会财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斯密的《国富论》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强调“政治经济学，目标第一就是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和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30)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为了实现增进国民财富的目标，斯密认为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从供给要素的角度找到提高生产力的内在动因。斯密认为，提高生产力的起点就是分工。斯密提到：“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31)斯密认为，财富的源泉来自分工后的劳动，肯定了分工对劳动者素质技能和劳动工具、社会劳动生产率、国民财富的提高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生产出来的价值面临着分配，分配包括生产出来的价值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资料在整个社会生产领域的分配。分配作为生产的下一环节，不仅是生产的延续，还是再生产得以进行的条件。生产决定分配，而分配制度的优劣又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关于生产出来的价值在社会主体之间的分配，基于对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阶级的划分，斯密分别论述了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价值形式。斯密提及，工资作为劳动的收入，必须能够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且工资的变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劳动力结构和供给会间接影响建立在其上的资本的积累与国民财富的增进。对应于工资的就是资本家取得的利润，地主依托土地取得的自然报酬。积累下来的资本用于再生产的扩大，也就是生产资料即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社会行业领域的分配。为了实现国民财富最大化，斯密基于劳动的随生随灭，划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固定到产品上，而家仆的劳动却随生随灭。斯密其实是以劳动成果有形还是无形来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斯密在论述中列举了许多非生产劳动者，如君主及他的官吏、海陆军、牧师、律师、医师、文人、演员，并提出了资本积累的方法——节俭，以及资本积累的行业——农业、渔业、制造业等。

斯密对分工、货币和资本等的一系列论述集中概括了从供给端出发，通过要素的内在配置实现增进国民财富目标的方法，而在这一系列的生产资源配置的背后，斯密认为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能促进社会的利益”。(32)也就是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论。在坚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斯密提出了自己自由主义的主张。基于对劳动的划分，他把政府活动定义为非生产劳动，是对社会资本的侵蚀、对国民财富积累的损害。所以斯密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政府只负责司法、国防和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管理。政府干预过多，只会导致其所需经费的增加，以及对社会资本的侵蚀，政府提供公共设施也在于为社会生产提供更好的投资和生产环境。

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斯密是从政府过多干预会影响社会资本积累、社会扩大再生产、国民财富积累的角度阐述财政政策的。在总的廉价政府的界定下，斯密表示政府支出应该被极力限制，税收应该严格遵照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原则，尽量减少社会再生产、资本积累的负担，地租最适合课税。政府收入的另一项重要来源公债也被冠以侵犯社会资本的恶名，所以斯密强调预算平衡，建立廉价政府。

大卫·李嘉图是继亚当·斯密之后的又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李嘉图是斯密的继承者也是创新者。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的职能界定来说，李嘉图继承了斯密的小政府学说，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集中阐述了其在财政思想上的主张。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也是实现国民财富最大化，强调国家生产的重要性。基于同样的政府活动的非生产性，李嘉图强调：“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后总是由该国的资本中或是由该国的收入中支付的。”(33)也就是说，李嘉图将税收归纳为来源于收入的和资本的两个方面。如果税收的征收使人们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那么税收来源于收入；如人们没有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则税收来源于资本。

李嘉图认为，税收无论来自收入还是来自资本，都是对资本积累的侵蚀。“凡属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的趋势。赋税不是落在资本上面，就是落在收入上面。如果它侵占资本，它就必然会相应地减少一笔基金，而国家的生产性劳动的多寡总是取决于这笔基金的大小。如果它落在收入上面，就一定会减少积累。”(34)因此，李嘉图认为，国家在增加税收时，除非人们能够按比例地增加资本和收入，否则他们的常年享受就必然减少。政府的政策应当是不要征收必然要落在资本上面的赋税，因为征收这种赋税会损害维持劳动的基金，减少国家将来的生产。

李嘉图主要强调了税收对资本的侵蚀、对劳动力的影响，进而对社会再生产扩大的影响、对国家生产的影响、从而强调政府税收政策应该尽量减少资本的负担，减少对人民积累的破坏，维护社会生产的扩大。

萨伊是继李嘉图之后又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揭示财富的由来和获取方法。在其经济学说中，萨伊首先将生产、分配和消费独立开。就生产而言，萨伊提出“所谓的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而效用的生产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土地）协力创造出来的，所以萨伊强调了资本积累和教育投入的重要性。关于生产要素的配置，萨伊继承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认为各种资源会在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最大化、国民财富最大化。就整个产品市场而言，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基于他的生产效用论，萨伊认为，生产要么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要么是为了和别人进行交换，换取自己需要的产品，货币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生产的长期过剩是不存在的。而生产的短期过剩要么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要么是部门出现了短期失衡，前者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后者要求对应的其他部门扩大生产，从而实现产品市场的均衡。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自由资本主义已然发展成熟，同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经济思想领域也需要明确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服务主体，在1820—1823年就产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李嘉图学说的争论。约翰·穆勒作为李嘉图学说的支持者，在继承斯密和李嘉图思想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古典经济学。

约翰·穆勒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增进社会福利。在具体的思想主张上，约翰·穆勒的生产论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在影响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上，约翰·穆勒将影响生产力的要素归结为自然条件、生产积极性、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社会为成员提供的保护。在对生产的论述的基础上，约翰·穆勒提出了劳动增长规律、资本增长规律和土地生产增长规律，充分揭示了劳动、资本和土地在增进社会福利中的重要作用。约翰·穆勒认为，政府财政政策更多的是要作用于生产要素上。他反对保护本国工业的理论，认为进口商品总是直接或间接地用本国工业产品来支付的，要进口就必须出口，而出口能提高本国工业的生产能力，虽然进口限制了一部分人就业，但出口又增加了一部分人就业，带动了本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进口是对本国的生产有利的。约翰·穆勒还反对高利贷法，认为政府对高利贷的管制，损害了民间借贷资本的发展，影响了风险类投资资本的投入，进而影响了社会创新的动力。约翰·穆勒认为，政府是垄断的形成原因，正是政府干预造成了经济中的垄断现象，而垄断最大的危害就在于抑制了正常竞争，损害了自由市场的秩序，导致了垄断者创新动力的不足，影响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垄断形成的垄断高价会进一步地影响消费，从而使消费对生产的拉动作用降低。所以，约翰·穆勒的财政政策更侧重于对生产端生产要素的促进，认为政府财政政策的输出不当，只会导致生产要素的无序配置，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影响创新的作用。

总体来说，在18世纪后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资源不丰富的条件下，强调生产的重要性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视资本的自由流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强调减少政府干预、崇尚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诉求。

综上所述，诞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古典学派都将增进国民财富作为宏观目标，而且认为宏观目标与个人目标在实际中通过“看不见的手”达成了一致。国民财富的增长来自生产的扩大，生产的扩大来自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包括资本积累的扩大、土地的投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技术的改进、制度的创新等方面。而各种生产要素只有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才可以实现要素最优配置，达到最大效率，实现最优目标。政府活动作为非生产性劳动，政府政策只会侵蚀资本、损害效率。所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古典学派宣扬减少政府干预，建立廉价政府，在具体的财政政策制定上强调减税，保护资本积累，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教育事业投入，提供国防、司法等私人不愿介入的领域。而且生产可以创造出自己的需求，因此不需要考虑需求端的消费、出口和投资，只需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就会实现国民财富最大化。

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

在“大萧条”之前，经济学界一直崇尚萨伊定律，国家的财政政策多为供给管理财政政策，但是当“大萧条”来临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索宏观经济中与供给相对应的另一端——需求。

凯恩斯是“大萧条”的拯救者。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充分就业理论，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他本人也因其政策在经济危机中的有效解释力，被称为“战后繁荣之父”。面对经济危机对社会就业造成的巨大冲击，凯恩斯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认为传统的供给型财政政策，也就是强调供给要素由市场自由调节并不能使整个社会实现充分就业，传统的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并不能解决失业的问题。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高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当总需求价格低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凯恩斯进一步指出，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因素以及货币数量。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消费需求。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加，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于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两个因素的对比关系所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它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从长期来看，呈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从而减少投资的诱惑力。由于人们参与投资的前提条件是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此时才有利可图），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时，只有利率同比下降，才能保证投资不减，因此，利率就成为决定投资需求的关键因素。凯恩斯认为，利率取决于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流动偏好是指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或财富的这样一种心理因素，它决定了货币需求。在一定的货币供应量下，人们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越强，利率就越高，而高利率将阻碍投资。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存在流动偏好两个因素的作用下，投资需求会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解决失业和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不仅无害，反而有助于把经济运行中“漏出”或“呆滞”的财富重新用于生产和消费，从而实现供求关系平衡、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解决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言，凯恩斯主义无疑在短期内是迅速而有效的。财政政策尤其是财政赤字政策可以实现政府对需求端的刺激，进而在乘数效应下实现总需求的扩大，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最终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新古典综合学派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他们强调标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收入—支出理论，即通过政府投资以及其他开支变动产生其他收入效应，从而通过刺激消费来扩大市场内需、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在继承凯恩斯的需求型财政政策的基础上，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的目标应该是避免经济的过度繁荣和萧条，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消除经济周期。所以新古典综合学派综合了凯恩斯的需求型管理财政政策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供给型财政政策，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注重供给和需求两侧的调节，从而力图实现社会总产品的供需平衡、经济的平稳运行、市场的充分就业。在对投资的促进上，新古典综合学派肯定了政府投资的生产性，认为政府投资确实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拉动内需，引导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动，但是在具体的投资项目上要偏向于耐久性的公共工程，而非一般性的投资。对于民间私人投资，他们强调要给予不定期的补贴，并且降低法人税率，基于经济状况给予适合的税收优惠政策，即从政府直接投资、税收优惠等方面提高民间投资积极性。在对消费的主张上，主要强调了在社会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时候，政府支出要有意识地投向社会福利行业，提升全民有效需求。

在对应的供给端，为了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新古典综合学派吸收了供给型财政政策的部分主张。对于市场中私人经济缺乏劳动力投资的情境，新古典综合学派提出，政府应当重视劳动力资本的教育和培训，重视公民身体健康，加大劳动力方面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应当重视对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财政投资与补助，发挥技术在推动生产率过程中的强大作用。

新剑桥学派也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也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新剑桥学派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型管理政策，在凯恩斯充分就业目标的基础上，认为基于市场失灵的政府干预还要消除社会不公平。在需求端的财政政策主张上，新剑桥学派认为，政府财政投资能够拉动投资，但是在具体的投资选择上要加入公平的概念，同时政府赤字在充分就业实现之前也是正常的，财政投资对社会需求和充分就业的拉动作用是正向的。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上，一方面，新剑桥学派强调政府直接投资对有效需求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新剑桥学派注意到了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低收入者消费倾向不高的问题。所以在税收的构建上，新剑桥学派注重税收调节有效需求的作用，强调税收在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低收入者消费倾向方面的作用，主张对高收入者实行高税率，对低收入者实行负的税收，即政府给予适当补贴。新剑桥学派还强调国家应当实行进口管制政策，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以实现消除过剩产能和为国内提供充足就业岗位的目标。

可以看到，诞生于经济危机中的凯恩斯主义，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对经济危机的缘由给出了自己的经济解释。他们认识到了以往的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忽视了对宏观经济中重要的一端——需求端的考虑，重新提出了建立在消费、出口、投资等需求端要素基础上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从而克服了金融危机。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凯恩斯主义并不是万能的，基于需求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在“二战”后的经济发展中，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进入了“滞胀”，即经济停滞不前且发生通货膨胀。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财政政策已无法解决这两种在凯恩斯理论看来截然相对的经济现象，由此，面对高赤字、高国债、高通货膨胀，而经济增长乏力的现状，人们开始反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财政政策，并由此而形成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财政政策思想。

三、货币主义的财政政策

货币主义一诞生就是站在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来思考问题。作为货币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他的思想诞生在资本主义经济通货膨胀的现实经济状况下。面对经济危机的困境，弗里德曼一开始是支持凯恩斯主义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失业、萧条和通货膨胀的加剧，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凯恩斯的宏观管理政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们开始逐渐摒弃对凯恩斯的信仰，转而思索曾经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说：“严重失业和萧条给我们带来了凯恩斯主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陷入了这样的通货膨胀之中，它使得很多人成为货币主义者。正如凯恩斯主义是萧条的产儿一样，现在，货币主义是通货膨胀的产儿。”

面对通货膨胀，货币主义坚持从货币数量论出发，将通货膨胀视作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来自货币数量的增长快于产量的增长，并且与这种较快的增长相伴随。”正是因为对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认识存在差异，弗里德曼提出政府支出对消费和投资的拉动是不明显的，并且政府往往倾向于扩大支出，哪怕经济面临极小的衰退，政府减少支出也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难以实现，因此财政支出的平衡器会单向地倾向于扩张支出，而扩张支出的后果首先就是乘数效应导致的政府投资增加，从而在挤出效应的影响下阻碍了民间资本投资的扩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府收入来源于税收和公债，税收增加的后果进一步扼杀了人们消费的愿望和企业投资的扩大。因此，弗里德曼认为，这种建立在私人支出减少基础上的政府支出并不会使国民收入增加，反而引起了通货膨胀、失业加剧。所以财政政策是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诱发原因，“自然失业率”不可能被通货膨胀率消灭，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必须坚持货币最重要的观点。

总体来说，货币主义主张政府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解决问题。货币主义学派从现代货币数量论出发，把货币推到极端重要的地位，认为当代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货币信用形式，一切经济政策和调节手段都要借助货币量的变动（扩张或收缩）来发挥作用。因此，一切经济变量的变动都与货币有关。货币推动力是说明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推动力最可靠的测量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取决于货币当局的行为，因此，货币当局就能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货币主义主张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减低到为自由市场经济能自如地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架，这就需要政府有效地将货币供应的增长控制在既适度又稳定的水平上，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货币政策。除此以外，不应该也用不着对经济多加干预。

四、供给学派财政政策

供给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在70年代后半期大致形成的一个西方流派。面对当时美国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供给学派受到了里根政府的支持。凯恩斯面对经济萧条的局面，从调节需求的角度为资本主义经济开出了药方，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经济持续滞胀，凯恩斯的需求型财政理论明显已经无法再起作用，所以经济学家开始从供给角度寻求解决良方，代表人物有拉弗和保罗·罗伯茨，即正统的供给学派。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中间的供给学派，他一度担任里根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

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是滞胀的原因，而重新拾起了萨伊定律，他们认为生产才是整个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凯恩斯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忽视了劳动、储蓄、生产和资本等重要的供给要素，是一种本末倒置。例如，对公司课税过重以及对折旧的管制直接影响了资本盈利率，从而降低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对失业人口的补助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失业；用通货膨胀来抑制经济衰退却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重回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而财政政策的重点就在于刺激生产，激发生产要素的活力，重视供给一端的要素管理而非刺激消费。在此基础上，供给学派提倡的供给型财政政策首先就是要减税。正如拉弗曲线显示的，过高的税率不能增进财政收入，只会影响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在供给学派看来，降低富人的利润收入税，就能使富人增加储蓄，从而将储蓄更多地转化为投资，从而扩大生产，增加就业。而对于企业的利润，拉弗直接认为不应当征税，因为这样只会导致企业本来打算用于投资的资金减少，也就是影响到了资本的积累、生产的扩大。

供给学派认为，用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危机，会使支出不断膨胀，长期的通货膨胀消灭了就业、消灭了资本、耗尽了私人部门的储蓄，最终的结果就是劳动者无法实现就业、储蓄贬值、资本减少，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必须削减政府支出，减少长期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生产的破坏。但在现实中，政府支出受到各种因素的阻挠，很难减少，而供给学派宣扬的减税会导致政府收入的进一步减少，所以，考虑到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的加剧，减税政策很难维持。

五、理性预期财政政策

理性预期学派是货币主义流派的一个分支，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早在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斯就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假定人们在进行预测时将总是以自己收集到的信息为依据。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大力宣扬合理预期假说，被认为是奠定了合理预期假说的基础。另外，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萨金特和华莱士也持有相同观点，所以三人被视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合理预期是人们采取行为的重要方式，合理预期是指人们预先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而作出的预测，之所以是理性的，就是因为它参照了过去所有的知识并加以最有效的利用，在周密思考之后作出的预测与有关经济理论的预测相一致。

基于合理预期的假设，理性预期学派认为：首先，每一个经济主体对未来实践的预测都是合理的，也就是消费者的行为准则是换取效用最大化，生产者的行为准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次，预期是完全的，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充分利用了一切可以获得的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所以能够对未来作出合理的预期。即使预期有误差，误差也非常小，基本不影响预期正确性。最后，市场持续出清，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进行合理预期的，这种行为的后果就是供给量始终等于需求量，市场不会出现产品剩余，也就是持续的市场均衡。劳动力市场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

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理性预期学派猛烈抨击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因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是将人们作为不变的常数，而现实中人们的行为会随着经济环境、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而改变，所以政府制定的政策基于的假设存在问题，政策无效。也就是政府制定的各种财政政策都会被公众合理地预期到，所以不可能影响经济。“人们认识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他们这样做事时，他们就取消了政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

理性预期学派还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无论是扩大财政支出还是提高税率都会相应地挤出私人投资，减少社会资本存量，使人们的永久性财富减少。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位经济学家巴罗，通过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研究，彻底否定了凯恩斯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需求从而拉动经济的需求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因为人们可以合理地预期到当前收入的增加只是为了改变征税的时间，公债是延时的征税，所以并不会减少税收量。而公众由于理性预期到了这一政策的作用，也会作出明智的反应，先把一部分钱储蓄起来以便将来纳税，并不能刺激当期人们的消费欲望。而对应的政府扩大的支出由家庭多储蓄的部分抵消，财政政策失效。另一个重要的模型是“叠代模型”，即政府实行减税并不足以改变人们对政府债务的担心，公众认识到政府债务要由他们的下一代来偿还，所以并不会增加消费，而是增加储蓄，以便下一代有钱纳税。所以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要做的就是为私营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环境。正因为该学派在理论上对萨伊和李嘉图的继承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总体来说，他们都认为生产要素对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市场能够自发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基本点上主张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理论，认为政府财政政策只要注意生产要素配置就可以，而政府财政政策的最好做法就是放任要素由市场配置，生产要素会自发地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推动经济增长。

六、新政治经济学派财政政策

新政治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以后有较快发展，有人称其为新自由主义流派。新政治经济学派所处的时代环境是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不断激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已无法稳定经济。因此，新政治经济学派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垄断资本辩护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的衣钵，代表人物有布坎南和哈耶克。

布坎南认为，凯恩斯的以有效需求不足为基础的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依靠政府增加支出带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在经济过度繁荣时期，想让政府缩减支出是很难办到的，这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使然。困扰西方的经济滞胀，就是凯恩斯需求管理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其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凯恩斯用一种一时奏效的“政策的逻辑”取代了那些长期存在的规则。而凯恩斯对政府是慈善政府的假设也是非常不符合现实的。因此，布坎南强调：“我们的时代面临的挑战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制度和政治的。为此，我们应该发明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新的表现民主的方式，它们将能控制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蔓延、滋长。”

哈耶克认为，失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劳动的分配未能与需求的分配相适应，是“背离了均衡的价格与工资，而这些均衡的价格和工资在自由市场和稳定的货币条件下是会自己建立起来的”。哈耶克更多地关注劳动者的权利也就是自主权，他认为只要劳动者个人能够在市场中自由地选择，那么从全社会来看，资源就会流到消费者最需要的部门中去，市场将会调整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从而“市场过程中的每个参与者所掌握的特有信息，都会影响价格和工资的决定，而市场制度之所以具有优越性，并且只要不受政府势力的压制，市场制度为什么照例取代其他类型的制度，其根源就在于市场制度在促成资源配置上利用了比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都更多特定情况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是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所以政府要做的就是保证劳动者的权利，保证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其他生产要素也会自由地在各个部门中自由流动，经济就会实现有效率的增长。任何政府的干预都会影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并且最终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关于通货膨胀，哈耶克认为，短期的通货膨胀确实可以吸收失业，但最终通货膨胀是一个持续和加速的过程，过度的通货膨胀只会造成更大规模的失业，最终破坏货币制度，损害资本积累，所以经济的首要追求目标应该是稳定的货币。

总之，新政治经济学派的特点是对政府制度的深入考察。由于清楚地认识到了政府制度的缺陷，他们开始考虑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进而否定了凯恩斯的需求型管理政策，更多地提倡从生产要素本身来考虑最有效的配置方式，所以否定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提倡政府只在宏观上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市场会自发地使生产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

可以看出，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家，基于现实中的美国经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张，总体来说都是否定凯恩斯片面地从需求端来调整宏观经济，更多地开始从供给端或者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思考美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可以看到的是，每一项经济政策都有它的实效性，没有万能的经济定律，一切来源于实际也要返回到实际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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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共，财政学［M］．第9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59.

(2)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03.

(3)　陈工，雷根强．财政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86.

(4)　［美］弗兰克·N．马吉尔．经济学百科全书［M］．吴易风，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　［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十六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72.

(6)　转引自：陈卫东．积极财政政策理论与中国实践效应分析［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2.

(7)　所谓主体，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指事物的承担者或载体。财政政策的主体则是指财政政策的承担者，其中体现着能动性和主动性，具体来讲，财政政策的主体就是谁决定或主导着财政政策的实施。

(8)　陈共，财政学［M］．第9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61.

(9)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6-177.

(10)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8.

(11)　这个“人”可指具体的个体人，可指一群人，也可指人类整体。这里是泛指的人，是抽象意义上的人。

(12)　在写作此部分时期，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遵从其“美国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摒弃了全球贸易自由化而实施单边主义，挑起贸易战，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来保护国内产业发展。这无疑是一种赤裸裸的重商主义思想，政府不是所谓的市场仲裁者，而是直接干预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

(13)　当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下，这种目标也会不同。比如，西方所谓的民主政体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人民委托这个高于社会的组织来为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政府作为代理人服务于人民。但是，政府及其中的政客、官僚也有其自身的利益、目标，所以，他们作为代理人，在为委托人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尽可能地追求自身利益或目标的最大化，有时导致自身的利益高于人民的利益。由此，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言，任何社会政策、公共资源配置都存在“多数人暴政”，满足的只是多数人的利益，或只是有利于代理人利益的群体的利益，而牺牲了部分人的利益。

(14)　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199.

(15)　引自百度百科。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6.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06.

(18)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

(19)　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道德规范、法律规章。

(20)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出，人类的根本动机在于追求幸福、免除痛苦。这是边沁功利主义的基本思想，人类第一原理是人类追求幸福、免除痛苦。可见，卢梭也将逻辑的起点放在这儿，大家签订契约的目的就是个人幸福。进一步来讲，根据斯密的理论，如果每个人都追求各自的利益，那么也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

(21)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00.

(22)　比如，当下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价格双轨制”由谁提出之争。张维迎说是他首先系统地论述了“价格双轨制”，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的发明权应归他；而徐景安则认为他自己、华生、何家成、蒋跃等都对这一理论有贡献，而且正是他起草的上书中央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价格双轨制”，随后被中央上升为相应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他们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都是当时特定时代的精神反映。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关于价格改革，无论是以保守为主的“调”，还是以改革为主的“放”，在当时社会上都有大量的支持者。不仅有众多学者通过文章来进行系统论述，现实生活中的民众也存在这种思潮。或者说，这种思想是当时普遍思想的一种反映，只不过由这些进行理性思考的人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既不是他们自己的产物，也不是一个人的产物，而是时代的产物。这些人只不过遇到了这个变革的时代，并且顺应了这个时代精神。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提出的历史认识论，历史的运动、发展都是连续着的，“由于把连续的运动任意分成不连续的单位，从而产生了人类大部分的错误”，“为了研究历史规律，我们应当撇开帝王将相，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而去研究指导群众的同类型的无限小的因素”，历史的真相在历史的连续着的民众之中，拿破仑、库图佐夫等只不过是这场战争中的具体的有工具性的人物罢了。个人的作为大多毫无意义，每个人体现的都是历史的大趋势，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特定人物，只是迎合时代的产物。当代状况既是过去发展的结果，又显示了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而发展的可能和轨迹体现于人民的普遍意识之中。“一切的事件都是遵循着客观条件而发生的，所谓的事迹大部分都是后人夸张传颂而来，而所谓的英雄人物也不过是因为他恰好处于那个位置。”“他活动的全部时期就像一个孩子，他抓住拴在车内的带子，还以为他是在赶车呢。”

(23)　许廷星，谭本源，刘邦驰．财政学原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6：10.

(24)　许廷星，谭本源，刘邦驰．财政学原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6：11.

(25)　邓子基．财政学［M］．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70.

(26)　［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39-340.

(27)　转引自：［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7.

(28)　转引自：［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9.

(29)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6-177.

(30)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

(31)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5.

(32)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7.

(33)　［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79.

(34)　［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