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价值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40多年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从“基础性”到“决定性”，市场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地位逐渐明晰。同时，政府纠正和弥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存在的失灵，提供了良好的各方面环境，为市场有效运行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并在重要时点起着关键性作用。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即是财政政策，包括税收、公债、公共投资、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的运用和实践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实践形成了中国化的财政政策理论体系。
为此，非常有必要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政策实践历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制度、理论、现实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即要求基于中国的现实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财政理论体系。现实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中国的财政现实源于历史，逻辑统一于历史，理论的进步也是如此。因此，当下理论界亟须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对中国的财政政策演变进行梳理，形成一般性结论，为中国未来的财政实践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这便是本书的立意。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财政政策的理论大都是凯恩斯的财政政策理论，或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财政政策理论，即基于需求管理或管理需求的财政政策理论。具体来讲，财政政策工具通过作用于经济运行的需求侧（我们通常所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而影响社会经济，如税收、政府的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等作为财政政策工具鼓励消费、扩大全社会投资以及刺激出口。此外，还可通过乘数效应和加速数效应，来进一步影响整个经济的运行。这些都是需求侧的含义和要素。实际上，基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念，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是解决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实际上，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其目标一是总量调节，即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协调；二是结构调节，即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相协调。也就是说，财政政策是调节经济运行中供给与需求两侧不均衡的一种政策工具。从纯反思的角度来讲，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不均衡，可能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即需求侧存在问题。通俗来讲，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出现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有些人具较强的消费欲望但没有购买能力——那么，此时政府可通过财政政策工具增加这些人的收入或降低商品成本，使有消费欲望的人们有能力消费这些产品，由此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这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从经济运行的需求侧来解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进一步来讲，如果供给与需求的不均衡，不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因为有效供给不足，即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供给不足。比如，社会上人们普遍需要一辆一次性至少行驶1000千米的绿色电动汽车，可是，目前生产出来的汽车至多只能行驶500千米，导致绿色电动汽车滞销、积压。这就不属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而财政政策就应着眼于提高供给，而非解决需求问题。即财政政策工具应作用于供给侧，改善供给水平。由此，作为调节供给与需求不均衡的财政政策，既可以调节或管理需求侧，也可以调节或管理供给侧，那么，也就存在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与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之分。
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既可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也可能存在有效供给不足，所以，要根据具体经济发展实际来确定财政政策的作用点。如果是有效需求不足，财政政策工具就要作用于需求侧，而如果是供给出了问题，一味地使用凯恩斯的需求侧财政政策工具，肯定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所以，财政政策工具的使用策略应是相机抉择的，既要有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理论，也要有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理论。
实际上，就进行宏观调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学流派而言，既有教科书中以凯恩斯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即以需求管理为导向的财政政策，也有以供给管理为导向的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货币主义的财政政策理论、理性预期的财政政策理论。这些宏观政策理论在具体干预经济运行时都有不同的政策措施，都有不同的政策着力点。即便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中，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政策着力点也存在差异。凯恩斯需求管理财政政策理论相对完整，构建起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比如有明确的财政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以及基于乘数理论和加速数理论的政策效应理论。而反观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尚未有相对成熟的财政政策理论体系，特别是在理论上没有明确基于供给侧的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及其产生的效应。可是实践中，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已不是新鲜事物了，显然理论已落后于实践。
从实践来看，笼统地讲，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在不同时期也都出现过财政政策的转型。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德国由传统的需求管理转向了以供给管理为主导的财政政策，美国和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都脱离了凯恩斯的财政政策理论转向了供给学派，产生了以供给理论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我国在不同时期也运用了不同的财政政策。例如，20世纪90年代之前更强调供给管理；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政策就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依靠政府的刺激来促进经济增长；2014年后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无疑也倾向于供给管理财政政策。人类的实践活动更现实也更理性，总是要根据实际状况来选择最适用的、最有效的政策。也就是说，宏观财政政策并非固定的，而是要根据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行选择，只要能解决矛盾、实现预期收益，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
财政政策理论已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实践，自然也无法为实践活动指出明确的方向。比如，财政补贴作为财政政策工具之一，既可以管理需求，也可以作用于供给。但在财政补贴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标的财政补贴，补贴给科研人员与补贴给企业哪个更有效？财政补贴包含着税收支出，如果补贴给科研人员，是采用货币直接补贴还是采用税收支出补贴？财政政策理论并未给出答案，也就无法指导实践活动。无疑，这是理论界的问题，需要财政政策理论的发展。
理论作为思维的产物，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是与实践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理论不可能独立于实践活动而存在，理论源于实践。一是理论体系构成的原则或所要解决的问题都产生于实践，实践活动是理论的源泉。二是理论体系要依赖实践而形成。当然，理论体系不是简单地对实践活动的复制，而是在繁杂的现象界中抽象出一般性的东西，或探求繁杂事物背后本质性的东西。三是理论体系要能够指导实践。理论不是乌托邦，不是自我独立运行的一种逻辑体系，它要能够对实践活动给予一定的指导，是人类进行活动的指导思想。财政政策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自然也不能脱离实践活动而独立存在，要以人类的财政实践活动为基础，并从这种实践活动中抽象出财政政策存在、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原则。
基于这种思想，基于实践经验研究财政政策理论，一是要总结归纳并反思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所适用的工具、传导机制；二是要进一步研究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与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的适用性；三是要进一步研究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与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总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可以基于社会经济环境状况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但也不能截然分开，要相互交融在一起使用。
为此，本书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供给管理财政政策与需求管理财政政策的具体运用的考察，厘清中国财政政策的变动轨迹及变动规律，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的适用性、有效性，同时，在理论上说明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的理论体系，以及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主题
财政政策理论中的财政政策包含管理供给的财政政策和管理需求的财政政策，二者的统一构成了完整的财政政策理论，任何单一的财政政策框架都是不完整的财政政策理论。可是，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和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又都有其独立的财政政策体系。也就是说，一方面，它们都有各自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需求管理财政政策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从市场存在失灵、国家应该干预经济运行这个基本信念出发的；它遵从的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以及新凯恩斯学派、新剑桥学派。财政政策作用点是消费、投资和出口等需求侧。而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的逻辑起点是有效供给不足，是从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来自动调节经济这个基本信念出发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劳动分工、专业化生产和产品交换可以提高产品的供给能力，这一思想可以作为供给侧管理的第一个理论基石。供给侧管理的第二个理论，是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萨伊定理”。萨伊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强调市场的绝对主体地位，这也是20世纪初西方国家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第三个理论基础就是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财政政策的作用点是供给侧，如制度、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由此可见，它们各自都可形成独立的财政政策体系。另一方面，这两种类型的财政政策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异，根本上是因为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适用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不同。通俗地讲，需求管理财政政策解决的是短期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供给管理财政政策解决的则是长期有效供给不足问题；需求管理财政政策面对的可能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经济增长问题，而供给管理财政政策面对的则是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可见，它们所适用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也存在差异。所以，二者是对立的、矛盾的。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需求管理财政政策与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又是统一的。首先，无论是管理需求的还是管理供给的财政政策，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财政政策的调节使供给与需求均衡，其中既包括供给与需求在总量上的均衡，又包括供给与需求在结构上的均衡。其次，无论是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它们使用的政策工具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不同财政政策类型的政策工具作用点是不同的。比如，增值税作为财政政策工具，既可以作用于需求侧，如出口增值税退税，刺激出口；又可以作用于供给侧，降低生产环节增值税，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收益，有利于企业创新。最后，在实践中，这两种财政政策大都是同时使用并发挥效应的，或者说，当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极少使用单一类型的财政政策，一般都是这两种财政政策共同发力。只不过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同，有的时期是以需求管理财政政策为主，如中国2008—2012年采用的就是以刺激需求为主的财政政策，到2014年财政政策则转向了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所以，这两种财政政策在实践中是交织在一起使用的，很难截然分开。
所以，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既存在矛盾对立，又是相统一的，即二者是矛盾着的统一体，二者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统一中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着有效的调控。为此，本书将需求管理财政政策与供给管理财政政策这一矛盾统一体作为研究对象，既研究其矛盾对立的一面，即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又研究二者的统一性，并基于实践经验，观察不同类别的财政政策适用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二者如何进行合作、融合。
三、研究方法论
“在每个社会中各种都必须和整个政治组织相对应，而此政治组织必须和那个社会的特征和环境相对应”，“宪法必须表达该国人民的特征，这是为人民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存在的，它要适应人民的特征，与人民所处的自然状态相关，如气候、土地质量、地理形势等自然条件，与人们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关，还要与特定的政治组织相关。也就是说，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着制度的产生或形成，制度不可能超越客观现实。“为哪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就应该恰好适合于该国人民；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几乎不可能适合于另一个国家的需要。”——借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思想来观察财政制度或财政政策的建设，就会发现，不但全世界不可能存在统一的财政制度模式、财政政策框架，即便是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其财政制度或财政政策模式也会存在差异，甚至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财政制度由基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且刚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迈进的特定历史条件而采取的中央与地方的包干财政体制，到现在建立起来的相对比较完善的以分税制为主体的公共财政体制，恰恰适应和符合了各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而中国的财政政策，针对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运用得就更加频繁和灵活了。具体来讲，1998年中国经济社会由短缺状态进入了供给结构性过剩，为此，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增加农村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农村消费；而到2012年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财政政策之时，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需要在供给侧有所作为，改变中国产品质量不高、高精尖技术薄弱的问题。总之，即便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财政制度安排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首先，要把财政政策理论体系的构成以及具体财政政策的运用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看，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想。历史事实总是内含某种逻辑，或者说，历史发展过程中总是存在某种内在的运动规律，即自身存在某种辩证逻辑，历史与逻辑是内在联系着的。一方面，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两种矛盾统一的财政政策理论体系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既是基于实践思维的产物，又是实践的反映，不可能独立于实践而存在，所以，变化中的财政政策理论体系要依赖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理论体系只有在实践中，或者说只有通过具体运用并发挥出相应的作用，才会体现出其价值或存在的可能，即财政政策理论体系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当然，财政政策的实施既有其偶然性，又有其可能性、必然性，这就是财政政策理论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只能通过历史过程来验证。
其次，要把财政政策理论体系的构建与财政政策的实施置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之中，即将财政政策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小部分，它的制度安排影响着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着社会经济系统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其一，毫无疑问，财政政策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财政政策理论的形成和构成还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运行都要依赖于这个大系统的运行和构成，如对政府的认识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财政政策理论。具体来讲，政府有机论认为，政府是社会经济大系统的核心，且政府有其自身的目标，财政是政府职能的手段，财政政策理论就要服务于政府的意志和目标；而政府无机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外在于市场资源配置，财政也是外在于市场，财政政策的职能就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依此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财政政策理论体系，为什么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的财政政策理论体系是不同的，或者为什么财政政策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其二，财政政策仅是调控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诸多政策之一，还需要与其他政策相配合，如调控经济发展还需要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与之配合。从实践经验来看，单单依靠财政政策往往并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所以，财政政策也仅仅是整个经济政策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实际上，财政政策也难以与其他经济政策划出明确的界限，它们之间越来越深地融合在一起，呈现为经济政策一体化趋势，即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下，单一经济政策往往难以发挥出效果，只有相关经济政策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其目标。总之，要将财政政策理论体系、财政政策具体实施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框架内来观察、研究，才能真正理解、诠释其存在的价值。
最后，每一种政策的产生，既是上一个周期矛盾发展的结果，又会产生新的矛盾，而需要新的政策来解决这一新的矛盾。这是否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一个“坏的无限循环”？“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了的；同样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相互排斥、互不相容。但是，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相互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1)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都认为实体即是主体，意思是存在内在必然性的存在都具有自身的内在能动性，这种必然性并非是外部环境或外在力量所给予的，它是依靠自身内在力量而发展、运动的产物。作为实体的财政也具有主体性，即有其内在的变化、发展的力量。首先，财政内在于中国经济社会之中，其矛盾运动服务于社会的主要矛盾，即社会主要矛盾是财政实体矛盾运动的根本性力量。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中国目前的财政政策就是要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群体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等，高新技术产品、产业以及高质量产品发展不充分等，与人民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在主要矛盾中还存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财政政策就是要瞄准矛盾的主要方面，精准发力。进一步来讲，中国目前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提升创新能力，那么，财政政策就是要促进创新、推动技术发展，也就是作用于供给侧。2009年采用的是需求管理财政政策，通过增加4万亿元投资的方式来刺激经济，而当时采取这种财政政策，重点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所以，不同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也就导致了会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这是财政政策内在于社会经济之中且自身具有主动性的表现。其次，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还取决于财政这个实体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矛盾：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矛盾、财政收入内在矛盾（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纳税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矛盾）、财政支出内在矛盾（提供公共服务与民众需求之间的矛盾、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主要方面的具体形态决定着财政政策的实际选择。
具体来讲，本研究坚持三大原则：一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每个时期财政政策的选择，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即便是后来认为是错误的选择，实际上也都有其存在的内在必然性。所以，要把财政政策的演进放到历史大背景中来研究，而不能脱离特定时代背景孤立地研究财政政策的演进，即财政政策演进具有时代性。理论逻辑的发展必然统一于历史的实践过程，无论是需求管理财政政策还是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它们的实践都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的，其理论逻辑也具有历史连贯性。并不存在脱离历史和现实的“纯理论”，脱离现实来评判任何理论也都毫无价值。本书的研究也以此原则为基础，探寻不同历史时期财政政策实践的逻辑，并试图在历史的演进中寻找理论发展的逻辑性。
二是坚持对立统一原则。传统的理论在方法上是二分的，普遍把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和供给管理财政政策作为对立的两面来看，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两种财政政策的轮换应用。本书吸取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从矛盾演进的视角观察不同财政政策的应用，试图将不同时期不同方式的财政实践看作有机整体，从整体性思维观察不同财政政策的内在逻辑。
三是正确认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本书并非有一个预先设定的财政一般理念，并非依据传统的财政观或者西方的财政理念来审视中国的财政政策实践，而是将中国不同时期的财政政策视为财政特殊，从特殊中归纳出一般性结论。这个“一般”是对于中国现实而言的，并非来自教科书中的既定原则。
四、研究的逻辑与思路
本书既涉及财政政策的理论问题，即要对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及可能产生的作用效果等作出理性思考，又涉及现实问题，即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财政政策的梳理，一方面观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各种财政政策的适用性，另一方面从历史实践中寻求财政政策的适用范围、环境，进一步从历史实践中抽象出相应的理论体系。
由此，首先基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财政政策理论等学术基础，以及对财政政策在历史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实施情况的认识，构建起财政政策理论体系。一是提出财政政策理论体系是需求管理财政政策与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的矛盾统一体，是由这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实体构成的；二是提出无论是需求管理财政政策还是供给管理财政政策都包含具体的财政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工具作用于经济社会运行的具体作用点、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效应等，即这些要素共同构成完整的财政政策理论体系；三是明确相关概念，如需求管理财政政策、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的具体内涵，财政补贴、税收支出等相关概念，这些是财政政策理论体系的基础，如不明确可能产生某些歧义。
其次，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不同时期的财政政策具体实践，一方面厘清不同时期的具体财政政策状况及取得的成效、产生或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实践活动中寻求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
最后，对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财政政策作出规律性认识，以期进一步丰富财政政策理论体系。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财政政策实践阶段的划分。要想历史地观察中国改革开放40年财政政策的实践以及其中的理论意义，阶段划分是绕不开的话题，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阶段划分的准则。因为财政政策实践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势必要将财政政策实践置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来观察，所以，财政政策实践必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性为基础，或者说，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性决定了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状况，为此，本书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为依据来划分财政政策实践阶段。
具体来讲，将中国40年来的财政政策实践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前的1993年。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其中已出现了市场经济调节资源的成分，但尚未真正提出和构建市场经济。而财政体制与此相适应，采取的是财政包干体制。与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严格意义的分税制也是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
第二阶段为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元初之年1994年到中国短缺经济结束前的1997年。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正式提出并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正式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摸索和实践如何进行市场经济配置以及如何宏观管理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地，到1998年，中国正式结束了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之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基于经济相对过剩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时期。
第三阶段为中国摆脱短缺经济时代的1998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针对相对过剩经济，中国进行了金融、住房、教育、粮食和政府机构等一系列改革，一方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使上述方面更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持续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适应全球分工的挑战，提升自身的经济发展动力。2008年，出口受到抑制，影响了整体经济增长，自此，中国经济又进入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第四阶段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9年至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的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问题，为此2008年后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乏力问题，即采用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使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但由此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产能过剩、债务规模过大等。所以，到2013年，中国结束了这种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判断：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的换挡期，需要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五阶段为2013年经济换挡期开始至今。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针对上一期刺激经济增长产生的问题，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就是构建起创新型的中国经济。
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对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划分，体现着财政政策理论的思维。本书也正是要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寻求财政政策理论的新思维、财政政策具体实施的经济社会环境。通过这种分期来把握财政政策的演变规律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用性，为进一步抽象出财政政策理论体系提供实践基础。
总体来看，本书的内在逻辑是基于对财政政策的理性思考和对我国、美国、日本等国家财政政策实践的认识构建起财政政策理论体系。这既是财政政策问题研究的需要，也为分析不同时期财政政策实践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既可从中观察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演变的轨迹，也可探寻财政政策应用的规律性，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财政政策理论提供实践支撑。所以，本书由两部分构成：财政政策理论体系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财政政策演变。具体来讲，财政政策理论体系包括财政政策基本认识、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理论、需求管理财政政策与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财政政策演变包括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环境及社会思潮——这是财政政策具体实施和应用的基础，该时期具体财政政策的措施、内容等，具体财政政策产生的效果、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这是下一阶段具体财政政策选择的逻辑起点。
(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