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理论基础

一、古典经济学时期的供给理论

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核心思想是劳动价值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都在于“劳动”，即，衡量一国国民财富状况取决于所提供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同时，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也在于劳动，威廉·配第所言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道出了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财富观和劳动观。实际上，这也指明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供给。

（一）斯密的《国富论》是供给管理思想的基石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国民财富的增进为研究对象，认为国民财富的性质是劳动，国民财富增进在于分工基础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有效供给与利用。同时，斯密指出，正是“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配置，从而实现国民财富的增进。为此，斯密将劳动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性劳动和不创造财富而只是消耗社会财富的非生产性劳动。其中，政府的活动就是非生产性劳动，政府的消费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虚费”，必然妨碍资本的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政府应当尽量缩减自己的职能，只要像“守夜人”那样，政府的财政开支应压缩到最低限度，实行“廉价政府”。进一步来讲，就是要将更多的劳动、资财用于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性劳动之中。所以，从财政收入方面来讲，政府应尽量少征税，因为政府的税收是对社会资本的侵蚀，是对国民财富积累的损害；同时应少发债，因为公债主要是为政府所用，不会创造社会财富，而且所借公债终究要通过税收来偿还。从财政支出方面来讲，除提供一些必需的司法、国防等外，财政支出应重点用于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以及各类教育。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可扩大市场交易半径、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社会分工深化、劳动深化，从而增进社会财富。而教育供给，一是可以提高人们的素质，特别是贫困群体的素质，既可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也有利于生产过程中的创新；二是有利于再分配，即相对贫困的群体可获得教育机会，从而可使其有机会改变贫困状况，即可提高他们的劳动创造能力。总体来看，斯密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观都是从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的角度展开的，即通过财政来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因此说斯密的《国富论》是供给管理思想的基石。

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的目标也是实现国民财富最大化。他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生产理论，强调供给的重要性。在财政政策上，基于同样的政府活动的非生产性，李嘉图认为，税收无论是来自收入还是来自资本，都是对资本积累的侵蚀。如果税收落在资本上，会使资本积累减少，从而建立在资本积累基础上的劳动要素供给也会减少，最终影响国民财富增加。

（二）萨伊定律是供给管理思想的核心

萨伊的供给理论体现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萨伊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认为国民财富增进的关键还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对劳动、资本的有效利用。关于生产，萨伊认为，“所谓的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而效用是通过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土地）协力创造的，供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供给可以自动地创造出自己的需求。一个人供给是为了需求，为了需求而形成供给，供给是因，需求是果，供给本身就是一种需求，供给者（包括工人）获得收入，将收入转化为消费，产生需求。“想出售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用它买东西。所以，一种产品的产生，会为其他产品开辟销路。”(2)实际上，经济增长的根本还在于增加供给。为此，在财政政策上，除了继承斯密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思想之外，与斯密所不同的是，萨伊还承认了国家消费也就是财政支出的再生产意义，但是他严格限制了政府消费的范围。“由于国家或代表国家的政府的消费，带来价值的损失，因而带来财富的损失，所以，只有牺牲的价值能给国家产生相当受益的条件下，消费才是适当的消费。”总之，萨伊定律宣告了供给管理理想的产生。

二、供给学派的供给理论

供给学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背景是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滞胀”问题，因此提出从供给侧来解决经济中的“滞胀困境”。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吉尔德、温尼斯基、蒙德尔等。供给学派回归萨伊定律，认为凯恩斯理论会导致经济发展中经常地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将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刺激总需求使经济稳定发展，而忽视劳动、技术、制度和投资等供给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正好相反，供给学派主张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即将财政政策工具作用于供给侧，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体来讲，第一，政府应当增加实际工资刺激劳动供给、刺激储蓄，因为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投资增加会提高生产率和生产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财政政策的最有力工具是减税，税率对经济活动的刺激最为有效，减税就是降低边际税率。在累进税率制度下，边际税率是对超过一定纳税档次的那部分收入规定的税率，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税后收入。经济主体是否扩大经济活动，或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边际税率的高低，即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入是否符合自己的收益曲线。如果边际税率过高，则人们会以闲暇代替工作，从而使劳动力供给减少；人们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而非储蓄和投资，从而使资本供给减少；经济活动将更多地由市场转入地下，从而损害经济效率。第三，供给学派反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力争平衡预算。因为减税政策效果存在时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增加财政支出，就会扩大财政赤字，而政府支出中的福利支出会抑制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削减个人储蓄，并且一切的政府支出都具有挤出效应，所以削减政府开支既能增加供给，又可以减轻赤字压力。可以看到，供给学派的财政重点在于使经济走出停滞状态，恢复增长，更接近于长期政策。第四，供给学派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出。一是因为政府社会福利支出，不仅不能使穷人摆脱贫困，反而会使失业增加，有损劳动力的供给，因为在庞大的失业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失业成本太低而“自愿失业”的。二是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需要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众多的管理人员和烦琐的管理制度。因此，它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还会助长官僚主义弊端，腐蚀人们的思想。

三、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供给思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出现问题，中国政府下“猛药”——4万亿元投资，暂时使中国经济摆脱了危机。可是，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并没有被根本解决。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产生了新供给，而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新动力。我国此时也适时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要求理论进行相应的创新，既提供理论依据，又提供理论支持。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批判性地继承了供给主义思想，认为“供给自动地创造出自己的需求”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只是需要一定的约束条件。而当这些条件不成立时，正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讲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为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进一步提出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会因“供给过剩”“供给老化”“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等随时中断。只有通过“更新供给结构、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恢复“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机制；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等经济改革措施，整个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才能够不断提升；只有从“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入手，才能真正解决房价、物价等顽疾；只有从“供给贡献和边际报酬”出发，才能确保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未来中国“库兹涅茨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但应该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长”阶段，并通过深化制度改革，重启“斯密增长”，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涌流(3)。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一是放松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二是解除土地和资源、人口和劳动、管理和制度、创新和技术、金融和资本的供给抑制；三是激发五大财富源泉活力，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在财政政策上，主要倡导进行财税制度的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发挥财税资金在经济结构优化、资源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导向作用。在具体的税收政策上，提出实行结构性减税，降低中小企业负担，以此来拉动生产、提升供给(4)。

四、小结

上述是具代表性的供给管理理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财政政策思想。从中不难发现，第一，现代经济学之初的思想就是供给思想，倡导通过有效增加供给来促进国民财富的增进。这些供给管理思想的发展，并没有严格的时间序列，即是不连续的；从内容上来看，这些理论有相同之处，即强调对经济活动中的供给侧给予更多关注，但并不存在逻辑关系，或者说，并不是逻辑上的后一个对前一个的发展。实际上，这就说明供给管理思想的根本、它们的产生以及在实践中发挥的相应作用，是由当时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环境所决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后供给管理财政政策被需求管理的凯恩斯财政政策所替代，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变了，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政策总是要服务于现实问题。同时，这也进一步启示我们：需求管理财政政策与供给管理财政政策所适用的条件、环境是不同的（至于有何种不同，我们要到中国40年来的财政政策实际中寻求答案）。第二，供给管理的根本还在于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特别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第三，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的核心就在于财政政策工具的着力点在供给侧，目标是通过增加供给（既包括供给数量，也包括供给质量和供给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由此，可以进一步给出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的定义：供给管理是以促进经济长期发展为目标，以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为政策工具，以增加有效供给结构和质量为方向，以解决现实中有效供给不足为核心，作用于劳动、资本、创新、制度、土地以及技术等生产供给侧的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