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减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产出、收入和就业都下降了相当大的幅度，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尽管美国和中国等大国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世界经济也只是从衰退趋势转换为缓慢增长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学者重新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产生了兴趣，试图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内部寻找当前危机和困境的根源。本书通过系统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当前危机和困境的根源和出路的文献发现，尽管他们强调资本积累过程固有的不稳定和危机倾向，但却相信其可以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来消除，这种信念是他们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共享的前提假设。

从这样的前提假设出发，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积累体系的市场结构是垄断还是竞争、利润率呈下降还是上升趋势等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是，他们都将当前危机的根源归结于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规制下的全球化资本积累模式，认为其导致了真实资本积累率降低、金融和经济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等问题。据此，他们提出的变革主张是，通过底层民众的阶级斗争和广泛的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的民众反抗运动，回到20世纪50—60年代政府管制和调控下适度竞争的劳资合作型的理性资本主义积累体制。

的确，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全球化积累体系与美国和英国率先进行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革并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在其他国家推行有关，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革？仅仅是因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控制了各国政治过程和政府决策吗？

的确，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后，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变革，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承担起调控宏观经济，建立社会民主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责任。二战结束后，这些国家还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调节相互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许多前殖民地国家成功独立，成为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发展权受到尊重和保护。

的确，在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看起来形成了和平、稳定、快速与和谐的资本积累新秩序。在该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公司通过标准化大规模生产获得了稳定、丰厚的利润，并在投资者、员工和其他利益群体中进行了广泛的分享。比如，在该时期，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美国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每年平均增长2.5%～3%，从而造就了庞大的、稳定的中产阶级。此外，通过产业规则（铁路、电话、公共设施和能源供应等产业）和补贴（物价补贴、高速公路和联邦贷款等），各地区的小农场主、小零售商、小企业、退伍军人和老年人等也都分享了经济发展的好处。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不发生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革，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该时期呈现的高资本积累率与劳动者高收入与福利并存状况可以持续下去吗？更进一步地，在不改变资本增殖法则支配社会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可能通过某种调节资本积累过程的制度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以及民众收入和福利的普遍、持续提高吗？

显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当前危机及困境根源和出路的探讨未考虑到制度变革成效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间的关联，把某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在表象绝对化，当作某种制度结构的必然结果，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内在发展变化动力，忽视了资本增殖法则对生产力发展和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限制作用，因而不能揭示一般经济形势变化与制度变革间的相互作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