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内在变迁动力学规律（第14—15章）

应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物理学中的自组织理论和社会学中的权力与不公平交换理论，发展出关于政治和法律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框架，对当代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行和演化规律作出了逻辑一致的解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收入、民众收入和福利的提高都取决于社会生产体系的扩张，而社会生产体系的扩张又取决于资本增殖条件的改善。因此，制度系统必然随资本增殖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国家不得不执行能为资本增殖创造有利条件的制度来间接实现民众收入和福利的提高。

（2）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后近30年的“黄金时期”里，美国大公司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持续繁荣，民众收入和福利也获得了普遍、持续提高，出现这种新变化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罗斯福新政时期所发生的法律制度变革（反托拉斯法、工人集体议价法案和社会保障立法等），还在于资本增殖条件的改善。在那个面临热战和冷战等外部威胁的特殊历史时期，联邦政府成功地对最富有的人群和利润最丰厚的公司征收了较高的边际所得税，并通过军事订购合同和研发补贴等为大公司创造了巨大的生产扩张和赢利空间，使得大公司间竞争不激烈，并能持续提高生产率，从而能在工人工资随生产率提高而上升的情况下，赚取稳定的超额利润。

（3）由资本增殖条件改善驱动的生产扩张和技术变革最终会转而导致资本增殖条件的恶化。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衰落，利润率降低，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上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国际化经营趋势加剧，受政府制约的程度降低；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大大降低，并陷入财政危机。

（4）正是在一般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革。在进行制度变革后，美国获得了持续近30年的经济增长，这并不是（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源自持续创新产生的持续高利润率和高资本积累率，而是建立在对全球短期资本的吸引和庞大的债务累积，以及对发展中国家财富、资产和资源的变相掠夺基础上。这种资本积累率恢复上升的根基是脆弱的，最终必然陷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