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辽河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励志篇

王涛:峥嵘岁月稠 永远辽河情

作为一名石油老兵,我感到人生有一种东西,金钱买不到,时光的流逝抹不掉,岁月的风雨更冲刷不掉,这就是石油人的石油情节。它坚韧刚毅、高洁亮丽、波澜壮阔、激情澎湃、奔流不息,这是长期对祖国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战友的深情、对工作过的地方的眷恋沉积而成。辽河油田,是我早期参加石油工作接受战斗洗礼锻炼成长的地方,是我激情燃烧的圣地,也是我终生眷恋的热土。

“三二二”油田——下辽河走来的奠基者

1970年2月初,石油部决定开展辽河石油大会战,作为一名石油人,我激动万分,祖国又发现了一个大油田!

当时还是大港油田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兼总地质师的我,找到刚从霸县井队回来的地质研究所区域室主任齐述曾,激动地告诉他刚接到通知:“明天去辽河,那里发现了大油田,你快去准备,我们先去拟定一批勘探井位”。

怀着尽自己力量、为祖国再找大油田的梦想,我和黄德秀、齐述曾等10名同志背起简单的行装,以军人的速度奉命赶赴辽河。原本计划在沟帮子站下车,却突然通知我们这里不停车,只能提前在锦州站下车。又辗转倒车到沟帮子,与接应我们的张同文同志一起到达红村。来到辽河,我恨不能一头扎到现场立刻投入工作,顾不得一路颠簸疲惫,在车上就向张同文了解辽河的情况。

1967年2~3月间,大庆油田两次派出张文昭、陈志淦等15名同志来下辽河查勘,随后由大庆油田组建起一支队伍奔赴辽河,并命名为“六七三厂”。他们先在黄金带构造上钻探出第一口自喷井黄1井,第二年又相继打出热3井,从而发现了黄金带、于楼和热河台油田。1969年年底,“六七三厂”职工队伍已达2300多人。

每每我们前往黄5井、热河台等地,对地面和地下情况做进一步调查时,“六七三厂”地质队的同志始终陪同左右,并做了全面的介绍。每忆及此,我总是万分感慨,“六七三厂”的同志真把我们当成了亲人,当时大家怀揣一个大目标,就是要给国家多找油。

作为会战初期的亲历者,当时的我难捺心中激动。地质勘探充满诱惑更充满挑战,大庆创业的艰辛,大港会战的甘苦,对于辽河,我充满憧憬。这次来,我与大庆“六七三厂”地质队的程继华、刘立夫、姚继峰、童晓光、张林生、黄竹安、陈玉根等人,共同拟定了辽河会战的第一批勘探部署井。石油部派唐克专程来到辽河听取汇报并审查批准了这一部署。

石油会战,历来只争朝夕,快摆硬上,车轮飞转,昼夜不停。但前期工作却是严密筹划,科学部署,有序运行。短短一个月时间,会战前期的准备工作就绪。

1970年3月6日,我和曹进奎、刘沐、刘安、杨维庆、杨理衡等人从天津站上车,与北京站上车的唐克和赵声振、吴康玉、原北京石油学院党委书记刘长亮在火车上会合。7日晨,我们抵达沈阳,与“六七三厂”林治开、张文昭、张林生等同志在辽宁宾馆会面。唐克传达了石油部关于加速下辽河盆地勘探的决定,我们共同敲定了向辽宁省、沈阳军区领导汇报的提纲。会议决定由我汇报。

1970年3月7日下午,我代表辽河地质团向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辽宁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等人汇报了1960~1966年年底,地质队在下辽河盆地期间钻探的13口探井情况,以及1967年年初大庆油田组建“六七三厂”,挺进下辽河以来所做工作及取得的成果。特别是黄金带、热河台、于楼油田的发现及兴隆台构造兴1井获得了高产油气流的情况,预测辽河盆地油气资源丰富,勘探前景十分可观。

这一消息令在场的省和军区领导欣喜不已。当时的会战思路是:确定在兴隆台、黄金带、热河台、桃园、大平房、荣兴屯等构造,安排钻机甩开勘探。勘探部署仍将东部凹陷作为勘探重点地区,西部凹陷只上少量钻井。针对油建、后勤等6000人的队伍上会战的一些具体困难,希望得到省里和军区的大力支持。专注倾听的陈锡联当即发表讲话指出,这次的辽河会战对东北7000万人民,乃至全国亿万人民都非常重要,政府和部队一定会大力支持。会战搬迁时间紧,具体组织工作量很大,他会报告军委,多争取几次军用专列。

会议商定由沈阳市和沈阳军区分别出动汽车100辆和200辆,油田自己出汽车100辆,先运4部钻机上来,其他由部队发送3列车列陆续运送油田,有多少帐篷就带多少帐篷。住房需要多少木料、砖瓦,要好好计算一下,由军区和省里协助,争取3月22日前把钻机搬上来开钻。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将3月22日这一天定为辽河油田勘探开发建设纪念日的由来。

汇报结束后,为抢时间,唐克将在沈阳人员兵分三路:一路是由我、曹进奎、刘安等人连夜回大港油田,动员组建调动队伍;一路由唐克、刘长亮、林治开等人去盘锦,安排迎接会战队伍和编制年度工作计划;第三路留杨维庆在沈阳,参加辽宁省组织的汽车抢运小组,负责公路拉运钻机的协调。

接到命令后,我迅速回到大港紧急组织动员,从3月15日开始,13支钻井队及试油、油建等队伍的设备、器材和人员,夜以继日,火车、汽车两条腿开始千里搬迁北上下辽河。

那段时间,会战队伍陆续上来,钻井队整天围着我要井位。为了快速上产,我与地质人员一起夜以继日地进行井位部署研究。那段时光真繁忙,也真充实呀!

1970年3月22日,兴4井井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辽河会战筹备小组在此召开会战动员誓师大会。3月24日,国务院以“特急”下发了(70)国发27号文件同意石油部军管会“关于加速下辽河盆地石油勘探的报告”。

为有利于会战队伍的统一指挥,从4月1日起,辽河石油勘探指挥部宣布成立,对原大庆“六七三厂”的队伍和从大港油田调往下辽河地区队伍,实行一元化领导。就在会战逐渐步入正轨之际,一种舆论却兀然冒出,认为“大庆的六七三厂”来辽河打出了成果,而大港却来摘桃子了。

当时石油部任命的会战领导班子是指挥长曹进奎,政委刘长亮,副指挥长林治开,我是参谋长、总地质师。当时我们组织日常生产,根本没分哪是大庆来的,哪是大港来的。原“六七三厂”领导林治开做了很好的工作。他明确表态搞会战我们是一家,没有什么先后。

正是由于领导班子认识统一、团结一致,这种论调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我们找油会战依然按照自己的步伐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会战苦,经历了就算不得是苦

会战初期(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生活异常清苦,土豆与大白菜是常吃的菜肴,科研人员下现场要自带口粮,出行的路都是乡间土路,这些路晴天扬灰,雨天和泥。这些苦在我眼里根本就算不得苦,那些所谓的苦,都被地质科研人员绞尽脑汁寻觅地下油藏的憧憬冲淡了,冲没了,甚至还充满着无穷乐趣。

“草垫子房”新添翻浆“办公桌”

当时会战指挥部建在黄金带地区的一片芦苇地上,以木头搭起房架子,再把编好的稻草垫子钉在木架上,抹上一层泥,一间“草垫子房”就算落成。这样的房子只可勉强遮挡风雨。在地质团住的草垫子房里,有半边是用木板搭起的上下两层通铺,每层可睡10人,另半边是搞科研办公用的地方。这些“草垫子”,算得上是会战初期的一大“景观”。

还记得那时刚开春不久,我和局党委书记刘长亮住的草垫子房里,地下翻浆,草房外面的土路翻得高一块低一块,更想不到草垫子房里也翻浆。有天推门进屋,突然看到有半个办公桌大小、足有半米高的土包钻出地面,矗立于床前。手按上去,既有弹性又满温热。我和刘长亮恍然大悟原来屋里也翻浆。

我找来一块木板,往土包上一放,从此,我和长亮书记就在这张木板桌上轮流办公,找人开会。草垫子房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晨曦初露。有一天略有闲暇,刘长亮把侄女叫了来,对我说今天咱俩改善一下伙食,让我侄女给咱做一顿“猫耳朵”(面片)。

除夕夜水饺等“气”下锅

在勘探局与大庆队伍联手开展曙光油田会战的同时,为加快欢喜岭地区的勘探,1976年7月,陶涛带领着局机关的18名同志,先期在欢喜岭设立前线指挥部。一个月后,贾皋到欢喜岭前线,与陶涛等各路有关人员一起,完成了欢喜岭矿区的选点。

8月4日,刘长亮、贾皋主持召开组建欢喜岭矿区会议,我代表局党委宣布重要决定:一定要把欢喜岭建设成为年产原油能力500万吨的现代化大型采油厂。

就这样,欢喜岭勘探会战紧锣密鼓的开展了起来,我与机关干部齐上前线,并负责指挥了勘探会战,制定了会战部署,动员了群众。

记得除夕那一天,后方负责服务的同志们把包好的饺子送了上来,可原定临时输送的天然气井却因故障无法供气。天黑下来,板房里生冷不说,水已入锅,下饺子没火,职工们眼巴巴盼着的饺子却吃不到嘴里。干部工人们着急,我更急。这是选中的一口井,前几天试油已经出气,可这次输气管线已经铺到井口,怎么气就出不来了?

井场距离板房有几千米远,我接讯后急忙赶到井场检查,围着井口左看看右瞧瞧,心里有了底,对无计可施的工人说“这口井年轻着哪,有的是气,你们把抽子好好弄弄,一准能上来气”。果然,问题就出在“抽子”这个零件上,工人们鼓捣了一会儿,继续抽汲,天然气上来了。

这一晚,职工们如愿吃上了香喷喷的饺子,也如愿睡了个暖融融的好觉。

骑摩托历险记

我没有专车,常骑着一辆两轮摩托车下现场,穿行于一条条“搓板路”。摩托车给我带来了方便,当然,还有快乐。

初夏的一天,我从兴隆台现场检查后回于楼基地,后座上带着地质师甄鹏。摩托车刚起步,前面转弯处突然窜出一辆自行车,缺乏骑车经验的小姑娘乍一见冲上来的摩托车,慌了手脚,自行车竟然冲着摩托车撞了上来。

乡村土路,路面狭窄,躲闪已来不及。我将车把一扭,摩托车就歪倒在路边,只听布帛撕裂般“哧”的一声,我和甄鹏随着摩托车一块摔倒在地,小姑娘和她的自行车却安然无恙。

我安慰不知所措的小姑娘我们没事的,你先走吧。这时我发现自己的裤子从裤角撕裂到大腿根儿,露出了里面的内裤。于是只好让甄鹏脱下长裤让我穿上,而甄鹏只好穿着短裤坐在后面,就这样一起回到了于楼。

会战初期,辽河油田路况很差,坑坑洼洼。我经常下现场,由于局小车队车辆有限,有时骑摩托,有时碰到什么车就坐什么车,水罐车、大卡车我都坐过。一次在兴隆台,我和两个技术人员去现场,小车队派了一台天津吉普把我们送到井场。因为有别的任务汽车就离开了,返回时只好步行。有时车子紧张,任务多,小车跑得快,在“搓板路”上颠簸,一不小心脑袋就会碰到头顶铁框上碰出大包。

辽河盆地摔碎到地上的一个盘子

“辽河的地质构造,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就像是摔到地上的一个盘子,十分破碎,十分复杂。”这让我记忆犹新。这个摔碎的盘子底下却藏着油气的秘密,油气以断块为单元聚集,断块与断块又各有不同,它们面积有大有小,油层有薄有厚,产量有高有低。只有掌握这一规律,油田勘探开发才会更加有效。

当时,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断块油田勘探开发理论”。

起初,地质人员对辽河盆地的认识存在着一些争论。我以自己对大港油田的研究和认识,对辽河地下情况的了解,将两个油田的地层做了分析对比,认为辽河与大港的地质特征很相似。我认为,对辽河的断块认识与大庆整装连片油田的认识是不同的,从地下来讲,辽河有两大复杂特性:一是辽河盆地属裂谷盆地,断层发育,构造非常复杂,在整个东部地区,特别是渤海湾地区,具有代表性;二是陆相沉积地层,虽然生油岩很厚,但储集层变化大。油气藏的分布受断裂系统控制,属复式油气藏,油田勘探开发必须以断块为单元。

1972年夏秋交界的一天,在兴隆台新支起的帐篷里,我认真研究兴隆台地质构造,在兴212块部署了兴213井。

这口井是32551钻井队施工的,于1972年11月19日开钻。当12月25日钻至2236米接单根时发生井喷,开始从钻具外环形空间喷出猛烈油气流冲坍井壁,把环形空间堵死,强大气流从钻杆内喷出。为制服井喷,局领导迅速组织了32551、32145、18122三个钻井队的共产党员和技术骨干组成抢险队,经过惊心动魄的战斗,在钻杆顶端安装好总闸门,最终制服了井喷。

1973年1月13日,兴213井就这样安装上采油树投入生产。经初步测试,日产凝析油110吨,日产天然气80多万立方米,这就是辽河油田第一口按油气当量计算的千吨井。

兴213井的井喷,表明在兴212断块前第三系及下部的老地层具有较高的压力和高产油气层。这一发现让我兴奋异常。进一步认识到油气高产与断层组合的密切关系,于是决定在整体解剖二级构造带的同时,要加强对断块高产规律的研究。

我根据兴隆台油田的勘探实践,总结出两个规律。一是“占断块,打高点”。占断块,即辽河油田的油气水分布是以断块为单元,并非以整个构造为单元;打高点,就是指断块中高点位置油气最富集,是优先布置探井的位置。假如某高断块是含油单元,打出了油水边界,但这不意味着下部的低断块就是水,其高部位可能还是油。二是“沿断层,找高产”,就是在封闭型断层两侧往往是油层最厚、产量也最高的有利部位。

我多次审视这“碎盘子”的特有规律,撰写了《辽河坳陷石油地质特点、含油气远景预测及勘探部署》等论文。在勘探实践中,我打破了“小凹陷无找油远景”“火山岩发育区无油气藏”“断层对油气聚集有害无益”“构造低部位无高产油藏”等传统看法。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在面积2300平方千米的辽河盆地西部凹陷找到了我国有名的含油富集区;在面积仅有800平方千米的大民屯凹陷,发现了我国最大的高凝油油田。

按照这一勘探理论指导,我和技术人员一起分析总结了兴隆台油田高产区分布规律,并陆续部署了一批探井,相继发现了兴411、马20等千吨和双千吨探井及高产断块,使会战达到了高潮,继而探明了整个兴隆台油田。

在勘探开发兴隆台油田过程中,我深有体会,就是地球物理勘探技术的重要性和详探初期,我们的勘探技术还比较落后,使用的光点记录解释出来只能大致上搞清构造轮廓,断块的划分不清,只能靠钻井。摸着石头过河。搞滚动勘探,滚动开发。我曾让一个同志做过统计,如果事前地震把断块查清楚,需要打多少井呢?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少打100口井。因此,要想搞清地下情况,勘探部署工作一定要地震先行,一定要实现地震技术的进步。

在断层控油油富集认识的基础上,我根据地质人员的研究成果,参考国外盆地斜坡带油气聚集规律,认识到西部凹陷西斜坡的勘探远景比东部凹陷更好,遂主持制定了辽河盆地西部凹陷西斜坡整体解剖的勘探部署。会战指挥部决定把勘探重点由东、西并重变为以西部为主,实现了辽河盆地油气勘探开发的第一次重大战略转移,并相继发现了欢喜岭、曙光、高升等几个亿吨级大油田,为辽河油田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资源基础。

战井喷:这支队伍特别能战斗

1970年4月16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晰牢固。

这一天,位于热河台的辽11井因试油没及时灌泥浆引发强烈井喷。油田会战指挥部决定让我担任抢险总指挥全面处理井喷事故。

那次井喷抢险,历时11天。那是英雄的一幕,40年过去,那一幕仍不时在我的眼前闪现。我总是不禁感慨,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可是一个团队的力量是强大的,辽河这支石油队伍特别能战斗。

辽11井是由地质部3201钻井队打的一口探井,于1966年10月完钻,历时14天,完钻井深2003米。1970年会战开始,为保证“五一”给鞍钢供气,油田决定把上面10个气层同时射开合采以增加产量。

井喷发生后,强大的气流喷出井口高达30多米,10千米外都能听到它的呼啸。

我与油田会战指挥部主要领导曹进奎、刘长亮、军代表王秀法副军长,还有杨录、刘沐、杨维庆、杨理衡、张同文等同志先后赶赴现场。

为确保井场和周围村庄的绝对安全,领导开会决定,从试采团挑选几十名有实践经验的工人组成抢险队,不准井场周围的村屯生火做饭,确保附近老乡的安全。

我组织召开了制服井喷的“诸葛亮会”。通过讨论,决定把抢险工作分成三步走:第一步先接通放喷管线,把天然气从套管里引出,降低井口压力;第二步在井口安装防喷闸门,制服气老虎;第三步由特车队上阵反压井,最终把井压住。

4月17日凌晨5时,抢险开始。

我身穿藏青色工作服,腰间用绳子扎住。两个抢险队每队十多人,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因井喷声音太大,说话听不清楚,我只能凭着从附近小学借来的黑板,边写抢险方案,边用手比划着讲解。

记得那时辽11井气压大,油质轻,气流除了向上,还往横向刺,抢险队员很难靠近,给我们抢险带来很大难度。

抢险队员面对面喊话也听不见,就伸出满是原油的手,在掌心上写出要说的意思。所有人都盯着指挥员的手势,统一行动。

抢险队员们就像黄继光堵枪眼,无所畏惧,迎着强大的高压气流冲向井口。第一批队员被呛昏倒地,第二批、第三批队员冲上去,他们前赴后继,从呛人的气浪中抢救出队友,旋即又扑向井口。

当时人们的关注力在井口,视线都投向了奔跑忙碌的抢险队员。而我却从井喷声中辨别出另一声异响,那声音稍纵即逝——是井场上油管的轻微碰撞。

我马上意识到,如果油管互相碰撞擦出火星儿,就会引起大火。我即刻发出命令:快去拿毛毡!铺在油管上面!

没有抢险经验的部队战士,以为我要毛毡是要让抢险队员往井口上送,于是人人抱上毛毡就往井口冲。我见状,急忙下令把战士们一个个拉下来。

工程连李龙怀6次冲向井口,冒险挂上了钢丝绳;试井排李春良昏迷醒来后第3次冲上去,与队友一起穿上第一颗法兰螺丝;鞍钢老工人兰玉才奋不顾身穿上法兰的关键螺丝……傍晚5点钟,抢险队员接通了放喷管线。

第二步的抢险战役打得惊心动魄。

20日凌晨5点到上午11点半,现场指挥杨录一挥指挥旗,抢险队长刘佃学手语示意,中心绞车把笨重的闸门提起吊装,四部绞车在四个方向拉紧平衡,被绞车牢牢固定着的大闸门,在咆哮的气浪中艰难移动。井口组抢险队员不断努力,终于把大闸门扣在了井口上,英勇的抢险队员迅速穿上法兰螺丝,拧紧固定,抢险第二步宣告成功。

就在抢险进行到最后一步准备压井时,发现井口底法兰被刺穿,造成压井无法进行。情急之下,我当即决定,马上派人去鞍钢急请他们按提供的尺寸加工一个法兰卡箍,并请沈阳军区急调直升机空运过来。

机修营抢险组的高连轩、陈益虎、孙继平等7名同志冲向井口,奋战一夜将刺漏的法兰卡住箍紧;地质团肖乾桐等5人与鞍钢的同志一起,成功地将环氧树脂灌进了卡箍,封固住井口法兰盘和套管的破裂处。4月27日下午2点多钟,压井成功,最终制服了井喷。

辽11井井喷抢险自始至终受到石化部、沈阳军区、辽宁省领导的高度关注。唐克副部长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并派秦文彩司长赶赴辽河协助研究抢险方案;沈阳军区首长和39军朱恒兴军长来到井喷现场视察,同时派出直升机为抢险空运物资。

省委部署了由大连市送罐头、营口市送烙饼、沈阳市送蛋糕,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全国劳模尉凤英指示沈阳第一百货大楼,无偿调拨100套蓝色新棉衣给抢险队员御寒。

这次制服井喷,充分体现了省、部领导对辽河会战的重视和关怀,显示了军民合作和行业之间的合作及辽河油田内部各单位之间的紧密合作的强大力量。

经过这次制服井喷的战斗,让我对石油这支队伍更加热爱,对辽河会战必胜更加充满信心。

马20井:老照片背后写春秋

44年前,一张一群人扛着油管的黑白老照片,多次出现在公众视野。由于它的弥足珍贵,《辽河油田四十年》这本书特意将它收录。每次翻开这本书时,我都激动万分,因为照片中是马20井一口双千吨井,其中带头扛着油管大步前行的中年人就是我。

1973年7月5~10日,勘探局对下半年工作进行具体部署,提出“西区要继续猛攻沙一段,拿下42井区,大战马圈子,甩开打探井,为明年开辟新战场。东区要猛攻东部断阶带,扩大高产区。北区要加速勘探,尽快打开新局面。”一周后的7月18日,摆在西区主战场的兴隆台油田兴411井传来喜讯,该井试油初期日产油1178吨、日产天然气21.16万立方米。

兴411井的成功钻探,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它是辽河油田打出的第一口千吨油井,是名副其实的“金娃娃”。

局党委于1973年8月14~21日召开了当年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燃化部副部长唐克参加会议并作重要指示。会议分析了形势,部署了任务,制订了措施,做出了决定:石油部已将辽河会战列入全国五大战场之一,要求辽河多找储量、多采油、多出气,闯出一条“少井高产”高速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增加辽宁省燃料结构中的油气比重。

依据这个精神,1973年9月1日~12月10日,勘探局集中优势兵力,在西部主战场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百日夺油大战,目的是“抓重点、带一片”。

我认为这次的勘探部署原则是立足少井高产,坚持重点解剖和区域甩开相结合,油气并举,深浅兼顾。因此,我决定集中30部钻机,在西线打一场夺高产的歼灭战。

我们在兴411井以南部署了一批探井,其中包括马20井。当时负责马20井钻井施工的是32154钻井队。井越打越深,油气显示越来越好,油气层也越打越厚。马20井于当年9月23日完井,我亲自在现场指挥试油求产。

试油期间,天气异常恶劣,连下了几场雨,通往井场的简易道路泥泞不堪,汽车开不进去,油管等设备只能靠人拉肩扛。

马20井是按日产两千吨的规模挖的土油池。部里要求日产量一定是全天连续生产的产量,而不是折算产量。因为这是我国陆相砂岩油藏创历史记录的一口高产井。要实现该要求,原来挖好的能容两千吨的土油池容量就不够了,因为试油求产,为保护油层是要逐步放大油嘴直到最后达到24小时产油两千吨。我当时掌控油嘴,一步步放大压差,产量也在不断增加,土油池已经无法容纳,只有不断加高土油池四周,避免原油外流。

真是兵来将挡,油来土掩。就这样,我们干了三天三夜,一直到最后24小时产油2000吨为止。

井场周围稻田、水网密布,9月的天气蚊虫肆虐,咬的人睡不着觉。我和地质师们与工人们一样,找来稻草盖到脸上。工人们身上有多少泥,我们身上就有多少泥。

马20井经过24小时试油求产,日产油2010吨,日产天然气40万立方米,油压、套压稳定,生产压差小,产油能力高。这是当时我国初期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

这些往事经常萦绕在我的脑海,即使现在回想,也不觉得苦,因为铁人精神、大庆精神,对我们来说,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口号,它已经融入到我们那一代人的血液和骨髓里了,是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一辈子都应珍惜。

双7井:他们是会战英雄

双7井,因一次搬运水泥固井而闻名、传世。

42年前,那次闯苇荡,跃沼泽,扛水泥千人会战的场景,令我终生难忘。

双7井是一口非常重要的探井,位于双台子河西岸的海滩,井场四面环水,方圆几十里烟波浩渺,芦荡茫茫,人迹罕至。河西岸到井场无路可逃,中间夹着一条退潮海沟,待海水退下,露出一片泥泞沼泽,人踩着没膝深的烂泥和盐渍下去,方可到达。潮水大时,连船也进不去。

面对这种条件,3273钻井队利用冬季严寒封冻时机,强上双7井,储备了半年的食品蔬菜,人就住在井场,他们克服了生产与生活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拿下了这口探井。

1975年7月上旬,双7井即将完钻,急需水泥固井。鉴于上述地面环境,车辆无法将固井水泥送达井场,该怎么办?局领导决定,先由物探2121地震队启用船,把1500袋水泥运至双台河西岸,再由人抬肩扛通过苇塘里的堤埂运到井场。

从双台子河西岸到达井场要通过的这段苇塘堤埂,大约有4千米之遥。

为抢在退潮后和涨潮前这段时间完成背送水泥的任务,1975年7月12日,来自全局一、二线共14个单位的1300多名参战职工,在单位领导的带领下,一人背起50千克一袋经过包装的水泥,排成一行,从双台河西岸上堤,踏上这条残缺不全的苇田堤埂。

堤埂很窄小,中途还有一片烂泥及膝的水塘。这一天骄阳似火,人走不了几步就大汗淋漓。加之堤埂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过,水泥扛上了肩,就绝不能再放下,一个跟着一个向前。走累了,不能歇也不能放,水泥沾水就失效了。

在这支长长的队伍里面,有身经百战的“老石油”、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工、基层岗位工人、各级领导干部,我与他们一起参加会战。当时,我是行走在队伍最后面的一批。每迈出一步,都能体验到是对一个人生理极限的挑战。

我看到了有人滑倒,看到了烂泥中的一只只凉鞋,看到了掉进水中的手表,看到了堤埂上遗留的点滴血迹,还看到了为防止水泥水浸而高举起的一双双胳膊……这些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看到了好多人穿着背心短裤,任凭蚊虫叮咬路过水塘,鞋陷在泥里只好赤着脚,脚掌被苇根扎破不能包扎,再有力气的小伙子,走完这4千米路程,也会累得精疲力竭。

1300多袋水泥扛过去,双台子河西岸还余下150袋。这时潮水上来了,很快就要淹到水泥。

看到这种紧急情况,只有把水泥扛到那条走过的堤埂上才算安全,从岸边到堤埂只有几米远,但中间隔着一条水沟,要到达堤埂必须涉水通过水沟。此时水沟里的潮水已没过膝盖,而堤埂的坡度很陡,正常行走都很困难,涉水过去,脚底很滑,人很难爬上去。于是,我和十来个留下的同志想了个办法,把水泥放到后背,涉过水沟后四肢着地手指抠住坝埂的烂泥,再一步一步挪腾上去。几趟下来,我们大腿根全磨出了鲜血,海水浸过,一阵钻心的疼痛。多次往返,才把水泥安全运到堤坝上。

回来的一部分人,还要再把这150袋水泥背进井场。

这时,50千克一袋的水泥,因为体力透支,一个人已很难抗动。于是,各单位党员、干部带头,两个人抬一袋,在茫茫夜色中向着有灯光的井场前进。

夜里两点,水泥全部运往井场,固井前的所有工作准备就序。这时我们才脱下粘在身上的湿衣泥衣,燃起一堆篝火,边烤着衣裤,边等待船来接应。

双7井运水泥会战,让我至今久久难忘,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

抢险救灾:人人肩头都扛着一份责任

在辽河,抢险救灾的重大事件不时发生,如战井喷、抗击洪水、支援灾区等,只要需要,一声令下,石油战士总是义无反顾地抬腿就走。

那些抢险救灾的往事一幕幕浮现,让我不胜感慨太多了,多得都记不大清了,还是我们这支队伍好,人人肩头都扛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哪!

一碗姜糖水热到心坎里

1974年,一场暴风雨袭击盘锦地区,附近良田被淹没,钻机、水房消失在汹涌的洪水里,洪水仍在上涨。为保卫曙光油田,局里派出的抗洪抢险突击队已在堤坝上整整奋斗了七个昼夜。

抢险指挥部从海港调来了舰艇、橡皮船、木帆船等,但仍未能阻止险情的进一步恶化,堤坝决口了。

一直在前线指挥的我下达了“坚决堵住堤坝”的命令。我与小伙子、姑娘们一起扶桩、抡锤、扔草袋,向着决口堤坝传递着装有泥土的草袋子,急了我们就跳进急流,用身体阻流打桩。这边把我替下,我就又跑到另一边干。

经过大家的日夜奋战,决口的堤坝终于堵住,抢险结束。指挥部派来了小车、仪器车以及几辆卡车,小伙子、姑娘们争先爬上大卡车。我担心大家感冒,就爬上卡车,对车上的人说请衣服湿了的同志下去,坐小车。年轻人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谁也不肯下车。我就毫不客气地挨个检查,把衣裤全湿的同志一个不落地赶下卡车,坐上小车。

回到基地后,我让这些同志都去有热烘烘天然气炉子的宿舍取暖,并嘱咐炊事班的同志们把提前熬好的姜汤给每人送上一碗,吩咐他们一人不落全部都要喝掉。

“辽河大吊”在唐山叫得很响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按照石化部调度令,局党委迅速调集人员和设备,组成抢险小分队,由我带队赶赴唐山抢险救灾。

大震后短短三个小时,我就集合起由76人和36台吊车及抢险车组成的抢险队伍,连人带车冒雨从锦西登上货运列车。

列车到达山海关站,铁路运输为使医疗车组先行,他们必须在山海关等待。为争取时间,我当机立断,小分队驾车前行,急速向唐山方向行驶。

越靠近唐山,地面裂缝越多,要到达唐山,必须过滦河大桥。途中,我们看到滦河公路桥已被震塌,只有两座铁路桥尚在。一座是还在使用的,另一座是废弃多年的,曾被作为公路桥使用过,地震后能否使用大家心里没底。队员们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心里也没底,但我终究是地质专业出身,现场勘察是第一要务。于是我就走到桥下去详细查看,未发现严重问题。为鼓舞士气,我组织召开临时支部会议,征询大家意见。队员们异口同声地表态“为抢险救灾,宁可冒险也决不退缩”。

“那好。”我沉着冷静地做出科学分工,过桥时,我坐第一辆车,做为引路车在前面开路,车与车相隔50米,8吨吊车随后,大家最担心的也是最重的16吨吊车压后阵。

就这样,车队在桥身微弱的颤动中缓缓地冒险通过。

经过56个小时的日夜兼程,我们到达唐山,很快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油田支援灾区的98栋野营房、28顶帐篷及固体汽油等物资也随后到达开滦煤矿。根据抢险总指挥部命令,我们辽河油田抢险队主要配合北京部队坦克师抢险救人。

经连续几昼夜奋战,我们小分队共营救受伤群众2000余人,抢出各种物资价值8700余万元,清理出唐山人民银行全部金库、唐山市委和市公安局全部机要档案及开滦煤矿的全部地质资料。8月3日,在煤矿医院大楼,辽河4台大吊车还配合北京部队装甲兵某部指战员奋战一天,营救出一名被困8天的青年矿工王世斌。

小分队还协助唐山发电厂、马家沟煤矿、李家坨煤矿等30多个厂矿企业恢复生产,协助从已经倒塌的冷库挖出近百万斤(1斤=0.5千克)尚可食用的肉类。这期间,“辽河大吊”在灾区叫得很响,发挥的作用值得大书一笔。中央慰问团去慰问演出时,现场指挥手擎麦克风高喊,“辽河大吊”的同志们到没到?请前排就座。

当时的饮食条件非常恶劣,为预防拉肚子,小分队带去许多大蒜,但还是没能挺住,不少队员患了痢疾。我安全回到辽河后,正庆幸自己没事时,痢疾却在这时找上门来,让我住进了医院。

锦16块:发现与认识之路

1977年初夏,我站立在大凌河西南岸,默默注视着一床河水急流南下。

平日,河床的水不深,但因河床上下游落差大、流速快,河床情况异常复杂。就在前几天,大港油田拉来一车白面,过河时陷住,过一段时间再看,偌大一辆车消失了。我观察后判断,可能是流沙形成了涡流陷入了河底。我下到河里体会,只站了一小会儿,涡流就把脚下的沙子冲走,小腿很快就陷进去一截,我急忙跑出来。

通过综合分析,我认为西部凹陷是油气勘探的有利目标,于是决定加快西部凹陷西斜坡勘探。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兴隆台油田沙三段地层发育很厚的生油岩,从而预测到西斜坡也可能发育良好的生油岩和储油层。根据该预测,我组织研究院针对西斜坡的构造形态和圈闭类型进行研究,从中选择了有利圈闭,制订了西斜坡整体勘探部署。

大凌河流域处于辽河西部凹陷的最南端,根据地质研究成果,大凌河西南岸都是找油有利地区。于是在大凌河南部署了垂直斜坡走向的四口探井,了解西斜坡最南端的地质条件和发现油气。

1974年,大凌河西南岸开始钻探,但在斜坡高部位的前3口井都没能打出油来,由于交通不便,离后方太远,队伍撤了下来。最后欢喜岭地区大凌河以西只剩下了一部钻机。局长几次督促我把全部钻机撤出来,不要再打了。他说这里离后方太远了。

我站在大凌河岸边,看着河水打着漩涡儿向前流淌,不由得深思起来。我联想到当年春天在西斜坡构造带南端由32200钻井队施工的锦1井获得油气显示,试油产量虽然不多,但意义重大,说明西斜坡可能存在岩性油藏或构造油藏。

天亮了,我一夜未眠。我找到局长贾皋,详细谈了自己对大凌河地区的看法,我恳切的对局长说:“最后这部钻机不能往外撤呀,撤下来就意味着放弃这个探区,我坚信这个地区是有油的,您就同意我们再打一口井吧。”

经过我的详细说明,贾皋局长终于同意再打一口井。我马上就投入了工作,每天和科研人员们研究地下情况,分析资料,在斜坡下倾部位部署了锦10井。锦10井钻探结果见到了油层,保留住了大凌河西岸的钻机。此后不久,相继发现了锦16、欢26两个高产断块,继而打开了西斜坡和欢喜岭油田勘探开发的新局面,从这个意义讲,锦10井是建立了历史功勋的。

西斜坡会战的良好开局,使局领导对科技特别是地质研究工作更加重视。1977年8月29日~9月1日,勘探局召开了会战以来的第一次科学技术大会,我作了会战7年来科技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局第一次科技大会的召开,使全局上下初步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也使奋战在科技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倍受鼓舞,进一步增强了为夺油会战发挥聪明才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978年1月23日,在局勘探指挥部召开的广播大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指示,盘锦西南部发现了油田,苗头不错,可以近期开发。同时还传达了局党委紧急会议精神,决定在西斜坡南段欢喜岭地区,按照“先易后难、先浅后深、先肥后瘦、先高产后低产”的原则,集中勘探开发锦16、欢26两个高产区块。

欢喜岭、双台子地区的开发建设会战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欢喜岭油田实现了“早期分层注水,不断完善注采系统”的成功做法,成为辽河油田按照油田开发条例正规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油田。

在这一过程中,我多次组织研究院地质科研人员深入现场,跟踪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开展了大量的地质综合研究工作,在主要油层段的顶部和内部发现了具有区域对比意义的标志层,如漏斗泥岩、杂色泥岩、笔架泥岩和钙片页岩等。在此基础上又反复落实了断块构造,积极开展了油层特征和油气藏类型研究,整理和编绘了200多幅图件和大量数据,先后编制出锦16、欢26、双6等多个断块开发方案。其中,锦16块的兴隆台油层和大凌河油层开发方案在全国油田方案评审会上获专题奖。

锦16、欢26这两个油气富集断块的发现,加速了欢喜岭油田勘探开发的步伐。

稠油攻关:一代更比一代强

“辽河油田的稠油储量丰富,高凝油更是全国独一无二。有些稠油埋藏很深、难开采,有些虽然埋藏不是很深,但在当时,我们的技术和经验都很缺乏,探井一旦遇到稠油,试油时连油管都下不去。”回想会战初期,面对稠油束手无策的情景让我至今难忘。

辽河的特殊油品有两种,一种是含蜡高的叫高凝油,如沈阳油田;一种是含胶质沥青高的叫稠油,如冷家油田和高升油田。这些稠油油藏的共同特点是地质储量大,这种油虽然难采却非常诱人。

1975年年初,物探处采用多次覆盖地震技术整体解剖高升地区,相继发现了台安、高升、高家屯、高23等主干断层,找到了有利圈闭。这一年9月,32550钻井队在盘山县高升镇东钻高1井时,发现了27.8米厚的高升油层。当年10月,32372钻井队在盘山县东莲花泡北约1.5千米处钻高3井时,发现了莲花油层连片。从此发现了世界罕见的距地面1600米的深层稠油油田——高升油田。一年后,这里探明地质储量近亿吨。

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当年详探兴隆台油田时,在东侧冷家堡构造上打的一口预探井——冷1井钻遇了两套油层。先试了下面一套油层的油是稀油,试油状况很好,日产油有二三十吨。但在上返第二套油层试油时,却采出了稠油,放开闸门,竟然像牛皮糖一样,用手一拽拽出好长,掉在地面干土上,像是糯米面做的“驴打滚”。一样可以卷起来,老乡可用手推车把油拉回家做燃料。

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稠油属于难以动用储量。当时有一个顺口溜:稠油、稠油,有油不流,油稠人更愁。冷1井因为上层出了稠油,下面的好油层也只好暂时搁置了。

面对这样的资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为开发这种特殊性质的油藏,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外,了解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即采用蒸汽吞吐热采工艺技术。

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康世恩部长与当时的石化部副部长李国才探讨,能否采用他研制的锅炉攻关稠油,李国才欣然应允。

1978年元旦刚过,李国才便和我、王树芝、杨维庆等人带着行李一起进住了高升,在高三区的4口油井上进行蒸汽吞吐试验。

试验中,前3口井的试验没有显示,在第4口高3-6-8井上,我们改用两台直流锅炉串联注汽。当炉温上升到300摄氏度时,炉体不停地颤动,继而采油树也动了,受热膨胀的油管把井口采油树抬高1米多,我们大家紧张极了。在这种情况下,锅炉停注后放喷,奇迹出现了,油井开始出油了。这口井共注汽980吨,自喷58天,累计产油780吨。这一注蒸汽工艺,为后来先导试验区注蒸汽开发提供了重要依据。

伴着油井过年的我们进一步坚定了信心,采用蒸汽吞吐的方法开采稠油是一条可行之路。这次试验,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79年,我调任南海石油,离开后,我仍对辽河的稠油开发魂牵梦萦。启程之前,我还惦记着高升的稠油攻关,惦记着大民屯的高凝油开采,临别时,我还向邓礼让局长建议用电热电缆技术去开采高凝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辽河开始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同时组织科技力量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加快了国产化生产,闯出了一条领先世界的稠油开发新路。

辽河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稠油开发基地,在热力采油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让我非常欣慰。2008年,在我访问叙利亚时,发现那里稠油很多,储量有2亿吨,几十米的地下就是稠油,觉得辽河的稠油创新技术可以在那里一展身手。

于是我就向当时的作业区经理蒲海洋建议:“叙利亚可以与辽河油田合作,前景大有可为。”

当年晚些时候,叙利亚国家石油公司总裁专程来到辽河油田,对辽河的稠油技术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表示了与辽河油田合作的极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