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生态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一、西方生态经济学的兴起阶段（1859—1969年）

生态经济学在早期的思想准备中，由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并做出了主要的理论贡献，在生态经济学基本形成以后，主流经济学家才开始关注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并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推动着生态经济学的发展。

生态经济学的兴起与生态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萌芽就是来自生态学与生物学。达尔文在1859年的《关于物种的起源》一书中给出了一般进化论的范式，为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于1870年首次提出“生态学”的定义。此后，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rthur George Tansley, 1935）⁽⁹⁾在《植物概念与术语的使用与滥用》一书中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一术语，他强调有机体与它们的自然环境不可分割，有机体与它们所在的环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物理系统（从物理学的意义来说），这个复杂系统被称为生态系统。

传统的生态学以生物和环境为研究主体，但到20世纪中期，人口大规模增加和工业化程度加深，所带来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而传统的生态学并不能解决这些人类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资源环境恶化问题，因此，生态学不再仅仅以生物和环境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开始以人类为客体，向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扩展。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亟待解决，促使生态经济学的产生成为必然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生物学家卡森（Rachel Carson, 1962）⁽¹⁰⁾，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描绘了化学农药的过度使用对于土壤、动植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危害，揭示了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严峻性。这本书对于生态经济学的兴起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与专家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与此相关的论文和著作也相继问世。

在早期的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作出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后，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生态经济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并首次提出“生态经济协调论”。鲍尔丁于1966年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他把地球比作太空中的一艘飞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是封闭循环的，因此，人类要正确认识自己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产生的影响。为了让飞船维持在一个可永久运行的状态，人类必须尽可能少地消耗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鲍尔丁的《未来宇宙飞船经济学》可以说是现代生态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其“宇宙飞船”思想是生态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石。

二、西方生态经济学的发展阶段（1970—1987年）

进入20世纪70年代，部分学者开始对传统经济学中的快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批判。1972年，以梅多斯⁽¹¹⁾为代表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小组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和废弃物已经超过了地球可承载的能力，日益耗竭的自然资源成为影响人类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人口的指数型增长、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采、土壤侵蚀的速度、粮食短缺等问题使得地球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面临崩溃，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达到了地球的边界状态，人类必须要有所行动，作出改变，共同推动一场可持续革命的发展。这篇报告为人类盲目的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

1971年，以英国生态学家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¹²⁾为首的专家学者们发表了著作《生存的蓝图》，强调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揭示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积极的解决生态经济问题的建议。随后，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1974）、日本学者坂本藤良撰写的《生态经济学》专集（197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Julian Lincoln Simon）发表的《最后的资源》、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等出版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1981）等生态经济学论著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大多是针对人类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批判，警示人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迫在眉睫，地球上的资源耗竭，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因此，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树立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社会永久发展的必然方向。这一系列与生态经济学相关的著作出版后，生态经济学相关问题引起了全世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们针对人类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矛盾作出了各种论述与预测，就现有经济理论思想和现实生态问题展开辩论，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资源稀缺性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与相关政策法规等问题。各学派各持己见，总体来说，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派别：悲观派、乐观派、中间派（马涛，2007）⁽¹³⁾。

（1）悲观派以“罗马俱乐部”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对当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持悲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人类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环境恶化和生态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在21世纪将会更加严重，未来人类将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全球能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越来越严峻，生态系统已经遭到破坏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事实。“罗马俱乐部”为推动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曾提出“反增长”“零速增长”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

（2）乐观派以美国学者康恩（Herman Kahn）为代表，其代表作为《即将到来的繁荣》，这一学派所持观点与悲观派完全相反。他们提出当前的经济环境问题只是暂时的，在未来，随着人类社会的科技不断进步，当前的生态经济问题必然可以迎刃而解，如能源短缺问题，在未来，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可再生且清洁能源得到广泛普及，空气污染也会逐渐改善，这一学派认为未来人类凭着自身的知识与智慧一定能够克服资源环境问题。

（3）中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其代表作是《未来的震荡》，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介于悲观与乐观派之间，态度更加中庸，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可以实现协调发展，提倡人类通过法律法规、环境政策、行政等手段对生态环境进行干预，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聚集在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上，学者们针对生态可承载力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明确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强调“可持续发展对于当代人类以及后代永久发展的重要性”⁽¹⁴⁾。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仅仅依靠技术进步很难解决，人类必须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法规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

三、西方生态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深化阶段（1988年至今）

1988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成立以及“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创刊，标志着西方生态经济学进入了新征程，为研究生态经济学的学者们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广阔平台。到20世纪90年代，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更加广泛，研究内容更深化，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学的价值估算。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的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罗伯特•康斯坦萨（Robert Constanza, 1997）等⁽¹⁵⁾发表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一文，该文直到今天仍然是生态经济学服务价值研究的基础。学者们通过对生态系统的功能进行划分，构建了17个生态系统服务公益类型（包括大气调节、干扰调价、水分调节、土壤形成等），然后根据这17个生态系统服务公益类型建立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指标，并对全球海洋系统和陆地系统进行价值估算，同时将海洋系统和陆地系统进一步划分，设计了一个包括16个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体系。

康斯坦萨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存量进行了估算，尽管他的评估方法和计算结果受到了部分经济学家的质疑，但他的研究一直在继续，此后，计算了2011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量，并与1997年进行对比，揭示了1997—2011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目前，国际生态经济学会以及全世界范围的学者大多致力于生态足迹、可持续发展指标、生态系统价值的评估、生态系统管理风险评估、能源、环境成本核算、工业生态学、循环经济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