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土地制度沿革

1. 封建土地私有制时期

封建时期，年乃索麻部落牧地的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千百户、牧主头人、宗教上层人士手中。清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叛乱，在青海善后事宜中规定将藏族划归官府管辖，清查户口，划定地界，授予部落头人以千、百户职衔，统领部落，藏族各部皆不再隶属于青海蒙古各部。自那时起，刚察族一直世袭千百户制度，形成了封建生产关系中带有奴隶生产关系的社会组织状况，包括草原和牲畜在内的主要生产资料为千、百户、部落头人及宗教寺院占有。千百户、牧主头人和寺院占有大部分草水条件优越的草场，并可随意调剂使用，贫苦牧民放牧牲畜没有固定草场，由千百户分配安排。贫苦牧民在政治上受其统治，经济上属其管辖，大到分派徭役、分配草场、摊缴赋税，小到草场迁移，出售畜产品，均受千百户辖制。在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千百户、宗教上层人士和官府形成三位一体、政教合一的特权统治体系，对贫苦牧民进行剥削。其方式包括：畜租、高利贷、无偿劳役、负担赋税徭役。

2. 民主改革与互助合作时期

1952年9月，中共刚察区工委进驻刚察时，畜牧业生产为个体经营方式，草场为私人所有，但所有权依然主要集中在千百户和牧主个人手中。中共刚察区工委根据牧业区的社会和经济特点，贯彻执行“稳重稳进”“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和“扶助贫苦牧民建家立业，发展生产”的政策，争取牧主和上层人士，团结中层人士，调解草场纠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牧业经营管理上，仍然依靠千百户，实行间接管理。1954年，中共刚察县工委、县人民政府监狱个体私有畜牧业经济发展不稳定，为引导牧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遵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在牧区贯彻“积极稳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开始引导牧民组织互助放牧组、保畜组，推行互助合作的生产形式和管理办法。1956年，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自愿互利，按股分红的原则组建牧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全县继续推行牧业生产合作社，将互助组合并扩大为合作社，组建新社。从1952年到1958年，通过民主改革和互助合作的生产形式，土地所有权逐渐从私有向公有过渡。

3. 土地集体所有制时期

1958年上半年，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行牧业生产合作社，顺利完成畜牧业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1958年8月，牧业生产合作化转为人民公社。同年9月，全县实现牧业公社化，扩社并队。建立起了包括泉吉在内的22个牧业公社，年乃索麻村成立生产大队，实行公社一级所有，统一核算的制度，牲畜等生产资料、资金、设备一律归公社所有。土地所有权属国家，由公社统一管理使用。劳动、财务、分配等管理权也集中在公社。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生产大队不搞独立经济核算。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政策，中共刚察县委、县人民政府努力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的错误，从牧区实际出发，合理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实行公社、生产队两级所有，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全面推行“两定一奖”（定工、定产、超产奖励）的经营管理体制，实行按劳分配，在收益分配中，实行劳动报酬和畜股报酬按比例分红；允许牧民社员饲养一定数量的自留畜；同时，贯彻党在牧区的阶级路线和民族政策，重新审定牧区阶级成分，只区分牧主和牧民，不区分富牧，使牧区社会秩序趋向安定，畜牧业生产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1966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全国性大整治气候影响，立新生产大队（年乃索麻村在1966—1983年的名称）以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以政治挂帅代替经济规律，劳动分配平均主义，实行“标兵工分”“政治工分”等，割“资本主义尾巴”，1969年10月，实行由生产大队统一管理、核算，反复收缴或限制社员自留牲畜，又一次改变了基本核算单位和所有制体制。批判、取消“二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取消按劳分配原则，重新刮起“平调风”。1971年，又恢复并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不变；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允许社员饲养自留畜。1966—1976年，全生产队集体所有制经受多次变革和严峻考验，畜牧业经济艰难发展。

4. 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刚察县委、县人民政府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落实完善党在牧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实现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逐步进行土地和畜牧业经济体制改革。对不保收的土地弃耕还牧，播种牧草，畜牧业开始进入稳定、优质、高产的发展阶段。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权和自主权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制度。开始对土地以及牧业生产所有制形式逐步进行改革。

1980年，全县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善社队管理，克服平均主义，调动牧民群众的积极性。1980年3月21日，中共刚察县委做出具体规定，重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使用权下放到生产队。牧业上实行“三定一奖”（定工、定产、定牲畜、超产奖励）和“包本增殖、收益分成”“以头定产、以产品折价、按价计工”等承包责任制。1983年7月1日，刚察县牧业大包干试点工作开始，通过“以点带面”的方法，刚察县所有公社相继开展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落实完善牲畜、草场大包干。同年9月，包括泉吉公社和年乃索麻生产大队在内的全县5个公社，25个牧业生产大队，实行牧业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按人口平均承包草场，健全土地承包制度，草场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归牧业户所有，承包期为50年，任何人不得买卖、出租公有草场，也不能任意转作宅基地或其他非农牧用地。从此草场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分离。

1985年，泉吉人民公社改建为乡级政权，年乃索麻生产大队改为村委会，生产队改为社，管理土地分配、牧业生产等各项工作。同年7月，年乃索麻村开始推行，“牲畜作价归户，户有户养，草场划归牧户、固定承包使用”的家庭经营责任制，其方法是：由牧民社员共同讨论牲畜作价标准，在包干的基础上，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将各户牲畜、草场作必要调整后作价归户，发放草原使用证。牲畜、草场作价归户后，户有户养，家庭经营，牧民享有自主权，实行统分结合，既调动了牧户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又充分发挥了合作社的统一管理职能，即统一计划管理，统一提留使用资金，统一管理、保护、利用草原，统一畜疫防治，统一搬圈，统一交售畜产品。1989年，年乃索麻村贯彻“以牧为主，草业先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走“立草为业，调整结构”的路子，开始由传统畜牧业向效益畜牧业转化，由游牧向定居半定居轮放发展。

1990年县委、县政府为深化牧区改革，促使畜牧业向高层次发展，继续完善牧业生产责任制，在年乃索麻村进行“一包四定”试点，即草场承包到户，以草定畜、定产、定税、定畜产品任务和提留，与牧户签订“一包四定”生产责任书。试点取得了圆满成功，生产力又一次得到解放。本次改革在年乃索麻村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迅速在全乡乃至全县推广开。经过改革开放后几次生产责任制变革，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得到加强和完善，促使牧民积极性增加，年乃索麻村的畜牧业得到迅速发展。

2008年，年乃索麻村开始推进草场集约化经营，允许开展各种形式的土地（草原）使用权流转，由此，年乃索麻村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发生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