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知识基础

所有的新兴产业都是以20世纪的知识为基础的，这些产业的根基是20世纪的物理学，包括辐射物理学与量子物理学、新物质科学与结构科学、分子与原子结合的物理化学，等等。不过，对这些新产业同样重要的是传统上被认为是“科学”以外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符号逻辑为基础的计算机。如果没有英国哲学家罗素和怀特·海德的《数学原理》（Mathematica，1910年出版），计算机就不可能出现。计算机的发展得到了理论数学家、已故的约翰·冯·诺依曼的最大推动，而不是电气或电子工程师，甚至不是来自物理学家，这并不是偶然之事。

隐藏于这些新兴产业之下的是一种新的认知——“系统”的认知。“系统”对信息产业和海洋产业同样重要，对理解“材料”的概念也同样重要，对新的超级都市产业也是如此。“一战”前，现代世界的“形态”观念开始渗透到产业技术中。这一观念也就是生物学家的“生态学”、心理学家的“人格”、德国视觉感知研究者的“格式塔”和人类学家的“文化”。

这种新技术不是“应用科学”，基于符号逻辑的现代数学以及对形态的观念，都不是通常所说的“科学”。然而，两者对新技术和新产业都非常重要。新技术是一种新东西，它让新产业与20世纪上半叶的产业大不相同。20世纪的新技术利用了人类所有的知识，包括物理科学和人文科学。其实，在这些新技术中，物理科学和人文科学两者是难以分割的，也不存在物质世界和思想世界的割裂（这一观念于300年前由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引入西方）。

这件事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经济甚至是技术领域。例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关心“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用斯诺的流行语讲，就是受科学训练的世界和受人文训练的世界之间的分裂。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分裂，必须要求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再次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否则将缺乏知识和观念来让科学有效并真正实现科学化。我们也必须要求人文学家对科学有一个了解，否则他的人文主义将是无关紧要和无效的。特别是对研究经济的人来说，无论是政治家、商人还是研究人员，都要能了解两种文化，而且运用自如。

既然新的技术并不只是基于科学，而是基于全部的新知识，这就意味着技术不再与文化分开，而是成为文化的有机构成。当然，技术总是由文明塑造的，认为技术只是最近200年才变得重要的观点，真是一派胡言。工具和组织——我们称之为技术的两个要素，决定了人们做什么和能做什么，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而，数千年来，西方自希腊人将奴隶制度定为一种经济制度而成为生产基础之后，工作以及工具、方法、组织都被认为是文化之外的事，认为不值得有文化的人关注。不过，假如新技术成为今日文化的中心（现在显然是如此），希腊知识分子蔑视奴隶、依靠奴隶辛苦工作让知识分子享受奢华和休闲的传统恶习就应该被废除。最后，文化和技术都必定改变。

同样重要也同样新的事实是，每一个新兴产业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没有一个产业是基于经验的。

1850年前，每一项技术及产业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知识也就是有系统、有目的、有组织的信息，与这些产业无关。即使是19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所谓“现代”产业，今天仍主宰着我们的经济和工业生活，也主要是基于经验而非知识。科学几乎没有在飞机或汽车的发明中发挥什么作用，甚至连“酵母”或“接生婆”的辅助作用都没有发挥。这些技术仍是凭经验的，大部分的电力工业也是如此。比如，爱迪生是传统的技工，而非现代的研究工作者。只有在化学工业中才有受过大学训练的发明家。否则，在“发明的英雄时代”，也就是说在60年前或70年前“一战”期间，受过大学训练的发明家几乎完全缺席。

因此，新兴产业的出现反映了一个新的经济事实：知识已成为核心经济资源，系统地汲取知识也就是有组织的正规教育，已取代通过传统学徒制获得的经验，成为生产能力及绩效的基础。

最后，新兴产业与传统的“现代”产业不同，因为这些新兴产业主要雇用知识工作者，而非体力劳动者。例如，计算机程序设计有很多的就业机会，这类工作是半熟练的技术工作。做一个程序设计师只需具备初中数学水平、3个月的培训和6个月的实习。虽然这种技能并非十分高深，却是以知识为基础，而非基于经验或手工艺训练。这些新兴产业将创造的就业机会大多如此。在数量方面，新兴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可能很大，其中有些工作肯定是技术需求高的工作。例如，许多为了开发海洋而产生的工作岗位。但每一个例子中，这些工作无论高技术还是半技术性，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做好这些工作所需的准备就是要学习课程，而不是去当学徒。工作人员的生产力将取决于他将概念、思想、理论（即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的能力，而不是通过经验获得的技能。

我们很容易过分高估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影响。毕竟，蒸汽船只是在1860年后才开始取代帆船，当时电力内燃机的新技术开发开始取代燃煤蒸汽机成为“现代”的原动力。不过，未来新兴产业代表一种质而非量的转变，这些产业的结构、知识基础和社会学各不相同。因此，这些产业不仅代表改变的加速度，而且代表了一种不连续性，与19世纪60年代到1914年之间新出现产业的不连续性一样大。

因此，新兴产业不会服从于企业和政府的现有政策。除了要求企业家和政治家从根本上改变之外，还需要制定新的政策，也需要摆脱当今工业社会根深蒂固的做法。

[1] 有关详细讨论，请参阅《已经发生的未来》（纽约：Harper & Row，1959 年）第1章“新世界观”。

[2]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我的文章“20 世纪的技术趋势”和“20 世纪的技术和社会”，Technolog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第二卷，（纽约、伦敦和多伦多：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