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国富论

在上文，我已经对国家财富真正的来源做出了描述，即其建立在科学和知识，以及我们所构建的社会机构基础之上。我们所构建的社会机构不仅有助于维持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处，更能促进社会团结齐心，使人民为了共同利益而奋斗。而特朗普及其同党所支持的政策正在削弱这些有助于创造国家财富的社会根基。他们编造的信仰尚且站不稳脚跟，除了为一些目光短浅的掠夺者（即寻租者）攫取财富以外，没有任何现实价值，因此他们（特朗普等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对这些“讲真话”的社会机构和民主制度本身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于是，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致富”理论应运而生。不幸的是，它竟然统治了美国社会长达40年之久。这个理论认为，发展经济的最好方式就是“顺其自然”，让市场完全或者接近“自由竞争”。这类理论的支持者并不像特朗普那样直接把真理的原则撕成碎片，他们更接近杰出的魔术师，专注于塑造人们所关注的事物，而故意藏起人们真正需要的事物。如果全球化让许多跟不上步伐的人们被时代抛弃，如果里根的改革导致更多的人陷入贫困，使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停止一切收集有关贫困数据的行为，杜绝一切谈论社会不平等的言论，让人们的关注点始终停留在市场竞争的问题上，避免他们注意到垄断企业在市场上所拥有的权力。

翻一翻美国大学标准的经济教科书，几乎所有章节都穿插着“竞争”这个词，“权力”这样的词汇可只出现零星的一两个，而“剥削”即将完全消失，甚至将彻底地从传统经济学家的词典里被删除。现在，当我们提到历史上的美国南部时，美国的经济史可能会更专注于讨论关于棉花甚至奴隶的“竞争市场”，而像是剥削人民的劳动成果，或使用政治权力维系既得利益者在内战之后的优势之类，有关资料便对此三缄其口。如果要用一个词对工资在不同性别、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这是本书下一章将要描述的美国经济其中的一个核心特征）进行概括，它常常是一个较为温和的术语，如“歧视”。直到最近，像“剥削”和“权力”这样的“墓志铭”才终于被人们从记忆的坟墓里捞了回来，被用以形容其他保守词汇已经难以描述的现实。

不完全市场竞争，即少数人手中握有过多的权力，只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因为大多数人收入水平过低，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个问题就不会如此凸显。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预期寿命却低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且目前仍在持续下降。大量空荡荡的房屋无人居住，但流浪汉却遍及大街小巷，这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一大特征。人民大量失业是美国经济最为失败的一处，因为此时社会上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处理，而人们也有继续工作的意愿。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7年开始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是其中两个最生动的例子，但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周期性的严重失业就一直是市场经济的特征。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只要政府及时采取行动发挥职能，即使颁布的政策不尽完美，也能改善原本可能出现的恶劣状况。例如，在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加以刺激，成功地降低了失业率。[1]

除了确保充分就业以外，政府在其他方面是否还有能做的？还是剩下的部分都应该交给市场自由发挥？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理解的是市场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社会。因此，核心的问题是：市场何时才能带来繁荣？市场带来的繁荣应当不仅仅只包含那1%的富人阶层，而是包括所有人在内的整个社会。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使全社会共同受益）可能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然而即使是斯密也承认市场存在的局限性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现代经济研究的理论和经验都已经强调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发挥的基本作用，政府既要做市场“不会做”和“不能做”的事情，又要确保市场体系能按照预期的轨道正常运转。

如果要求市场体制依靠自身的力量正常运转，就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苛的先决条件：市场必须经过充分地竞争，信息必须是完备的，个人或企业的行为不能对他人造成损害（如不能存在污染）。在实践中，这一系列严苛的条件很难得到满足，这意味着市场通常无法兑现承诺。在相关环境法规出台之前，空气将会污浊到难以呼吸，水源也将无法饮用，更不能供人游泳。今天，环境法规薄弱或政府执行力度不高的国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通常来说，一个充满活力、善于创新的经济体的私人部门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并不能满足社会对基础研究的需求，而其他牵涉公共利益的投资领域（如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资）也同样如此。为了支持基础研究发展，政府在这部分的支出将会远远高于其获得的收益。因此，政府需要社会的资金支持，也就是税收。[2]当然，私人企业和部门通常会夸大它们在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但是它们所做的研究都建立在由公众所支持的（即政府投资建设的）基础研究的地基之上。

我曾经请教过瑞典的财政部部长，询问他为什么瑞典的经济能发展得如此顺利，而他的回答是：因为瑞典实行了高税收政策。一方面，瑞典人民明白繁荣的经济需要高水平的公共支出作为支撑，包括对教育、基础设施、技术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建设，而政府需要财政收入为这些支出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在这些公共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对私人部门在上述领域（教育、基础设施等）投资支出的补充。另一方面，由政府资助的技术进步也可以帮助和支持私人部门的投资建设。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完备的基础设施将使私人企业具备更高的盈利能力。一个国家实现快速增长的核心是知识的增长，因此基础研究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然而，里根式的“供给侧”政策与上述理念背道而驰。前者认为增长仰赖于放松管制对经济的解放以及降低税收对经济的刺激。但在里根进行改革之后，美国经济的增长反而放缓了。管制的松动（尤其是针对金融市场）使美国经济在1991年和2001年陷入低潮，而最令人痛心的结果莫过于2008年的大衰退。降低税收也丝毫没有供给学派所声称的刺激经济的作用。托马斯·皮凯蒂及他的合著者已经证明，降低最高税率实际上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3]正如减税政策的批评者所预料到的那样，无论是里根对富人的减税措施，还是小布什政府后来实施的减税政策，都没有增加储蓄或者劳动力的供给，[4]因此也没有带来更高的增长水平。[5]

显然，供给学派以及其所信仰的“完全自由的市场将会促进国家经济增长”这一理念只是一座虚无的空中楼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也绝非是低税率和薄弱的监管体系。

回归里根经济学的危机

许多保守派几乎和左翼人士一样，对特朗普及其对美国一直以来的规范和制度所发动的攻击感到震惊不已。一直以来，这些保守派都站在全球化斗争的最前沿，而看到自己的主张被党内人士所推翻着实令他们怒火中烧。然而，尽管这些保守派声称自己永不和特朗普为伍，但他们所提供的政策也只是美国失败经历的“昨日重现”：对富人实行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对企业放松监管，使政府的权力缩水。这就是21世纪版的里根经济学。

如今，美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管制不足的垄断市场所构成的。在这样的市场中，财富的创造早已被剥削所取代。与此同时，美国民粹主义[6]和本土主义也在悄然发展，而它们对美国的真正威胁绝不仅仅是分散了人民的注意力。美国的问题并非不公平的贸易协定或移民政策，特朗普在这些领域提出的建议反而可能会加剧美国的社会矛盾，进一步伤害那些因去工业化而陷入困境的人民群众。同样，也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特朗普一样忽视政府的预算限制，就像他在2017年12月的预算法案和2018年1月增长的支出中所表现的那样——似乎只要简单地增加政府的预算支出，就能让国家步上快速与可持续增长的正轨。

美国需要从自身寻找原因：对民生、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发展的投资过少，盲信市场体制“无所不能”，政府对真正需要监管的地方管得太少，而在不需要的地方又管得太多。特朗普每天的“做秀”转移了美国人在这些真正重要和深层问题上的注意力。

真正的威胁在于美国的民主

现代经济学已经指出，美国目前的困境是由过去一系列错误决策所导致的可以预见的后果，而且美国应该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尽管本书讨论的重点是经济学，但是经济和政治向来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本书反复提及的一个主题。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会被转化为政治上的不平等，而与之相呼应的（政治）规则也反过来加剧了社会总体的不平等程度。同样，经济体制的失败也会对政治体制产生影响，特朗普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最令人恐慌的是，那1%之中真正贪婪和急功近利的人们已经开始明白，全球化、金融化及其他一些组成现代经济规则的要素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这意味着如果美国的民主步上正轨，如果美国的选民保有一点点理性，美国就会踏上另一条正确的道路。因此，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这些超级富豪拟定了三步策略：欺骗民众、剥夺选举权及削弱政府的权力。[7]第一步是欺骗民众。他们告诉其他美国人，如2017年的税收法案这样的政策只是看起来能让富人变得更加富有，但实际上对美国的普通民众更加有利，或者欺骗他们与他国展开的“贸易战”将在某种程度上逆转美国去工业化的进程。第二步是剥夺公民的选举权。他们费尽心思确保那些可能会投票支持进步政策的选民不能或放弃投票，如让选民难以登记，又或者增加投票的难度。最后一步是削弱政府的权力。截止到现在，富人阶级已经对政府施加了足够多的限制，因此即使他们其他所有的阴谋都失败了，一个先进的政府成功当选，这个政府也无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革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拿美国越来越混乱和意识形态化的最高法院来举例，它已经成了一道限制美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沉重枷锁。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美国再不改变前进的方向，结局将和昔日的悲剧大同小异，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将日渐衰微。自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和基础机构（其中包括最为重要的能够“讲真话”和“评真理”的社会机构）一直都是社会赖以发展的基石。[8]如今往后，美国社会对科学和基础机构的抵制和打击行为将会持续下去，而这将会导致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降低，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进一步加剧。

持续抗争还是另寻他法

“不要质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9]这是肯尼迪的一句至理名言，如今的美国似乎已经与这样的价值观相去甚远。里根重新引导了美国经济的走向，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变得更加自私和物质主义。里根最终未能兑现他的承诺，他的失败并没有修正美国已经偏离方向的发展轨道，美国没有朝人们所期望的航向行驶，反而使人们把越来越多的赌注压在了此类有致命缺陷的理论之上。

在拥有数十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国提出了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美国市场经济的替代范本。反观美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遭受重创之后，其经济地位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受到了更严峻的挑战。全世界都已经意识到美式资本主义似乎主要服务于上层社会，大量普通民众得不到充分的医疗保障，这一切都无益于增强美国的软实力。

那些对民主制度深信不疑的人们也许正寝食难安，因为一场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思想论战正在爆发，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似乎都否认了美国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值得庆幸的是，美式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民主市场经济形式中的一种，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瑞典一样，其他民主国家已经采用了不同的经济形式，这些经济体制似乎为大多数人民带来了福祉，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

美国人应当将对自身经济体系抱有的骄傲与自大深埋于心，并正视美式资本主义的确存在的严重缺陷，尤其是在确保全社会共同繁荣方面。是时候该考虑更好的出路了，因为美国人应该已经意识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形式的市场经济都有美国可以借鉴的长处。

畸形的经济体制对人与社会的扭曲

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昭示着这场关于组织社会最佳方式的思想论战只是一场利益之争的幌子，这场战争在短时间内不会停止，许多利益集团趁此契机见缝插针，如一些企业正试图牺牲其他企业的利益为自己捞取更多好处。

这场思想战争并不像体育竞赛一样只有输与赢的分别。美国人确实应当沉淀下来，细细思考如何修复美国经济体制上的漏洞，创造一个更加适应美国价值观的社会体系。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关于市场和民主体系的理念将会影响全球，而是因为美国所构造的经济体系将会对美国本身的人民和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标准经济学课程通常以这样的假设作为开端：个人天生具有固定的偏好，这种偏好一成不变，且好恶分明。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是不成立的，一个人的品位和偏好是绝不可能一成不变的。父母总是费尽心思“塑造”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正确的，他们也并不是完全的成功人士，但大体上的方向也许不会出错。营销行业试图利用广告和宣传来“塑造”人们需求的商品。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将会“塑造”人民的价值取向，而人民也反过来影响和“塑造”国家的社会和文化。人民如何构建经济体系的思想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与经济有关。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论证实了这一点，银行家实际上有意表现出其道德败坏的特质。实验结果表明，银行家（特别是当此人意识到自己身为银行家的身份时）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更加趋向于自私和不诚实，[10]这种行为特征是由他们的职业所决定的。对经济学家来说也同样如此，选择学习经济学的人也许比其他人更加自私，而随着他们研习的深入，这种自私的特征也会变得更加突出。[11]

美国现在所构造的市场经济体系使人民的价值观念更加趋向于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而这种价值观显然与美国个人和社会一直以来树立的理想标准格格不入。当经济和社会体系所宣扬的价值观能够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如斯密本人所指出的那样）[12]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这样的组织形式将更有助于促进社会合作。而如今，美国经济和社会体系的性质已经打破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13]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缺乏长远的目光，变得自私自利和“唯钱是图”，道德标准也越来越低，这种不良风气也渐渐影响了美国社会的整体氛围。

当以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牵涉到政治时，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赢者通吃”式的垄断姿态将会，或者说已经入侵了美国的政治体制，破坏了行为规范和标准，瓦解了组织达成和解与协商的能力。如果放任其发展，最终将会瓦解国家的凝聚力。

美国社会可以变得比现在更加美好。正如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那样，万事都需要权衡与取舍，当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时，在具体细节上也许会存在分歧，但在最核心的基本问题上必将会达成共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即集体行动）。在经济领域上，既要做到规范市场，也需要解决市场无法处理的问题。美国人必须舍弃过去陈旧的刻板印象，意识到市场经济并非无所不能，它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调节，无法一直保持高效、稳定和公平的状态，而政府干预也并非低效率的代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人必须拯救资本主义，这种失衡的美式资本主义加上以金钱至上为导向的民主体制，正将美国台面上一息尚存的（公平、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和民主体制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美国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迷失了太远，仅仅对经济和政治体系做出细微的调整已经无法弥补过去遗留下来的漏洞。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亟待建立，让美国焕发生机，引领所有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

本书在接下来将会针对这条康庄大道进行阐述。新生的美国不需要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信仰，不需要让全社会卷入混乱的涓滴经济学，也不需要以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代表的特朗普经济学（特朗普经济学以“俱乐部式全球化”顶替了国际法治规则，实际上使美国的处境更加恶化）。总有一天时间会证明一切，特朗普的政策将以失败告终，而他的支持者——包括所有企业高层和特朗普声称将会在改革中获益的一线员工阶层，也终有一天能认清现实。没有人能够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如果那时还存有一线生机，还留有一根救命的稻草，能使他们摆脱即将毁灭的命运（就如本书阐述的理论一般），我想这些人也许会毫不犹豫地紧握住这根稻草。

 

[1] 一种经常被人们所争论的退税措施（使富人获得比穷人更多的收益）认为，让金钱流向富人手中，能够使他们提供更多工作，并因此使所有人获益。然而，这种理论立足于三个错误的假设：只有上层阶级的少数人是才华横溢的；获益只代表物质激励，而不是出于开创新事业的兴奋或提供社会所希望或需要的服务的满足感；他们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低税率和更宽松的法律规范。工作机会的真正源头并非资本家阶级，而是普遍的需求。当总需求很高时，就会创造就业机会。当然，企业关系是必需的，但是这里还有更多有足够能力和意愿创办企业的人，只要存在需求和资金。而政府的职责就是确保人们有足够的需求和资金。

[2] 我要强调的是，当经济不足以满足就业需求时，政府就会出现赤字，即支出将超过税收。德国总理默克尔将经济比作“斯瓦比亚的家庭主妇”，指代家庭主妇必须平衡家庭账目。但关键的区别是，当失业率高时，在国家层面增加支出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总需求的增加就会在一个良性循环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3] 最高税率的降低会为寻租提供更大的激励，即不增加国家蛋糕的尺寸，只增加企业经营者收入的行动。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Stefanie Stantcheva.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A Tale of Three Elasticities[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2014,6(1)：230-71.

[4] Emily Horton.The Legacy of the 2001 and 2003“Bush”Tax Cuts.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2017-10-23.我提出，有人推测由于小布什减税，投资增速甚至会减慢。Dividend Taxation and Intertemporal Tax Arbitrage[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9(93)：142-59.William G.Gale.Five Myths about the Bush Tax Cuts[N].Washington Post,2010-08-01.William G.Gale,Peter R.Orszag.Tax Policy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J].Tax Notes,2004,104(12)：1291-1300;Distributional Effects,104(14)：1559-66;Revenue and Budget Effects,105(1)：105-18;Effects on Long-Term Growth,105(3):415-23;Short-term Stimulus,105(6)：747-56;Down Payment on Tax Reform?,105(7)：879-84;Starving the Beast?,105(8)：999-1002.Danny Yagan.Capital Tax Reform and the Real Economy:The Effects of the 2003 Dividend Tax Cu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105(12)：3531-63.雅冈证实了减税对企业投资和员工工资没有影响。正如他所展示的那样，减税并没有影响投资和工资，反而增加了获得更高股息分配权的股东的财富。Raj Chetty,Emmanuel Saez.Dividend Taxes and Corporate Behavior:Evidence from the 2003 Dividend Tax Cu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120(3)：791-833.同时，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良好的理论依据可供预测，即较低的企业税率不会导致更多的投资。例如，当里根将企业税率从46%降至34%后，有效企业所得税下降得更多——企业成功地将漏洞放入税单并更好地了解了如何利用它们。因此，在特朗普进一步降低税率之后（当时的有效税率仅为18%），他承诺的投资增加并未实现。由于利息的税收减免，加上大多数投资是通过边际借款融资的，税率会以相同的方式影响投资回报和资本成本，因此可以说降低税率不会对投资产生太大影响。Joseph E.Stiglitz.Taxation,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y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73(2)：1-34.本书稍后将进一步详述特朗普税收法案，并对其进行论证。

[5] 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的税率比美国高得多，但其家庭储蓄率几乎是美国的2倍。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有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也远低于许多其他具有较高税率的国家。

[6] 虽然像特朗普这样的煽动者经常被斥责为民粹主义者，但在本书中，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他。在某些情况下，民粹主义者仅仅只是一类真诚的政治家，他们在经济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努力回应大众的需求，如教育或医疗保健领域。然而现在，任何批评有关放松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精英主义学说的人也往往会被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

[7] 杜克大学的杰出历史学家南希·麦克林，在她的著作《民主的演进》（Democracy in Chains:The Deep History of the Radical Right’s Stealth Plan for America）中将这些论点纳入历史背景中进行了论证。

[8] 关于之前提出的基于规则的竞争性市场经济和美国的民主制衡体系的论点，将在本书的后续部分进行详细论证。

[9] 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的就职演说。

[10] Alain Cohn,Ernst Fehr,Michel AndréMaréchal.Business Culture and Dishonesty in the Banking Industry[J].Nature,2014,516(7592)：86-89.

[11] Yoram Bauman,Elaina Rose.Selection or Indoctrination:Why Do Economics Students Donate Less than the Rest?[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11,79(3)：318-27.

[12] 他的《道德情操论》有这样著名的开场白：“无论被认为有多么自私，一个人的本性中仍将存在一些原则将使他对他人的命运产生兴趣，并且认为使他人获得幸福对他而言是必要的，他将乐见其成，即使他无法从中获益。”

[13] Karla Hoff,Joseph E.Stiglitz.Striving for Balance in Economics:Towards a Theory of the Social 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16,126：2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