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湖南岸的加里市长大的。彼时正值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我却对此无知无觉，因为那时我眼中的世界并不像后来传闻中的那样“熠熠生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随处可见，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劳资纠纷难以解决，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时而出现。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坐视这一切发生。我儿时的同学及这整座城市都被卷入了这场风波。
加里市是美国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历史的缩影。这座城市建立于1906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钢铁厂的所在地，以美国钢铁企业创始人及董事长埃尔伯特·亨利·加里的名字来命名。可以说，这是一座彻头彻尾的“企业城”。2015年，当我重返故乡，参加第55次高中同学聚会时，特朗普还没有成为美国政界的常客。但那时社会形势已经明显趋于紧张状态，而出现这种形势也并非毫无缘由。加里市早已追随着美国踏入去工业化的深渊，现在其居住人口只有我小时候的一半。整座城市千疮百孔，甚至成了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基地，而这些电影通常以战乱纷争或者世界末日作为主题。我的一些同学成了老师，有几个则做了医生和律师，还有许多人选择了做秘书。然而这次重聚中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来自那些本希望去工厂做工却未能如愿的同学——他们毕业时正值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因而不得已入伍从军，从此大多也成了警察。我一边默念着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同学的名单，一边看看那些虽健在却身体状况不佳的朋友，一切都昭示着这个国家在预期寿命和国民健康状况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聚会上，两位同学爆发了激烈争执，一名退役警察对政府的不作为心怀怨怼，而另一名退休教师指出，这位退役警察所依赖的社会保障和伤残补助，正是来自被他诋毁的那个政府。
1960年，当我离开加里市，前往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时，又有谁能预料到历史将如何演进，而我的故乡和同学又会被它改变成什么模样？是这座城市塑造了今天的我，我的回忆里总是充斥着人们在苦难和不公中挣扎求生的情景，它们折磨着我，也改变了我，促使我放弃了曾经热爱的理论物理学，将一腔热血投向经济学领域。我想知道美国的经济体制为何一败涂地，而美国人又能对此做出怎样的补救。正当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关于市场失灵的研究时，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社会不平等程度依然在加剧，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多年以后，当我在1993年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的一名成员（后来我成为委员会主席）进入比尔·克林顿政府时，这些存在已久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可能是80年代初），社会不平等问题急剧升温。1993年，事态已经比我先前所见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得多。
我多年来对经济学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单纯依靠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便可以驱动经济（健康）运行——这种如信仰宗教一般对于市场力量强大程度的笃信，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或科学依据作为支撑。而难点不仅在于说服其他人同样相信保守主义者是错误的，更在于制订相关的计划与政策，以解决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领导下开展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及潜在的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市场体制本身的盲信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蔓延，当时我的一批同事也受到影响，着手推动金融自由化运动，而这项运动最终由克林顿本人加以落实。[1]
我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期间，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我的担忧也随之与日俱增。自2000年以来，这个问题越演越烈，其严峻形势更是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美国富人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从未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据如此高的比例。[2]
在进入克林顿政府的25年之后，我不由开始反思：美国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美国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美国人到底能做些什么来扭转乾坤？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美国会有今天的处境并不太让人意外，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美国经济体制的失败。美国没能处理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没能驯化和统筹金融领域，也没能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平缺失问题时，美国似乎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3]过去的经验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美国这种“金钱至上”的政治体制。因此，虽然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聚焦在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上，但如果完全抛开政治讨论经济，那所有讨论都将是不客观的。
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社会症结所在的“诊断”早已为人所熟知，这其中包括过度的金融化、对全球化的应对失当以及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我将在下文解释它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它们可以被用来解释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以及它们如何致使美国以如此不公平的方式分配由有限增长带来的成果。
不过，本书所做的不仅仅只有“诊断”，也将为这些病症开出一帖药方，其中包括美国人能够做些什么，以及美国未来将会何去何从。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理解国家财富真正的来源，将“创造财富”与“榨取财富”区分开来。后者指通过某种剥削形式从他人手中夺取财富的过程，而前者才是一国致富的真正动力，即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以及两者之间高效的相互促进作用。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教会了人们如何发现隐藏在自然界之中的真理，并利用它们来推动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财富的创造仰赖于人类对社会组织的理解程度。通过“理性论述”的过程，人类发现并创造了社会组织，一系列具备完善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体系的社会机构也由此诞生。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更具参考价值的替代方案，与现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方案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思想在21世纪融合的产物。其核心主张是，只要遵循正确的改革机制，美国的经济就会突飞猛进，最终实现全民共同繁荣，让大多数美国人所向往的生活不再只是黄粱美梦。简而言之，一旦美国国民真正理解国家的实际财富从何而来，一个更加活跃的、共同繁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就不难实现了，而这样的社会对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发挥的作用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这个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化的21世纪，美国已经无法再回避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事实上，有一套十分“实惠”的政策可以带领美国重返中产阶级社会的辉煌，这样理想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中期曾经是一种常态，而现在离美国越来越遥远。
里根经济学、特朗普经济学，以及它们对民主发起的攻击
在反思美国当下的处境时，人们往往会回忆起大约在40年前，右派似乎再度从大选中胜出的时候。与现在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时代相同的是，在当时似乎也有一场由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所发起的全球性运动。供给经济学，一种主张放松管制和减免税款将会解放和激励经济动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从而提高全民收入的经济理论，取代了原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凯恩斯主义恰恰强调了政府的功能，主张一国政府需要通过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保证充分就业。
似曾相识的套路：巫毒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在里根时代并未发挥作用，在特朗普时代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共和党人编造了一套用来自欺欺人的说辞，宣称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减税所带来的损失将比之前怀疑论者所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就是供给学派的观点，而众所周知之的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里根在1981年所采取的减税政策为美国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增长趋于迟缓，社会公平问题日益恶化。特朗普在2017年提出的税收法案中增加了更多与之相似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并非基于科学，而是源于里根时代的自私和迷信。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简称老布什）曾经将里根所推行的供给经济学称为巫毒经济学，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是打了兴奋剂的巫毒经济学。
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承认，他所颁布的政策远非完美无缺，但他们紧接着辩护道：至少特朗普正在关注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劳苦大众，至少他倾听了群众的心声，给予了他们应得的尊重。对此我想换一种说法：特朗普实在足够精明，他已经精明到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人们不满的情绪，顺势煽风点火，然后无情地加以利用。他意图剥夺13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障费用，让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变得更糟。在一个预期寿命不断下降的国家，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都清楚地表明了他根本不尊重人民，甚至可以说，他对民众的态度称得上蔑视。特朗普向富人阶级提供的税收优待也是如此，因为这项政策实际上加重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公民的税收负担。[4]
在那些经历过里根时代的人看来，特朗普和里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特朗普一样，里根也擅长煽动和利用人们的恐惧与偏执，他可以说是一位“福利女王”，蛮横地抢走了日夜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财富。面对穷人，他也毫无同情心可言。里根曾经将芥末和番茄酱重新归类在营养学校午餐的蔬菜清单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倒是一件能惹人发笑的趣闻。他同样是个伪君子，打着自由市场的幌子，实则推行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以“自愿出口限制”之类的委婉说辞掩饰其虚伪的本质，使得日本只能选择“自愿”削减对美出口，或者被迫减少出口。特朗普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40年前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接受过副贸易代表的培训，现在想来他的出任也许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里根和特朗普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他们都毫不掩饰自己维护企业利益的意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这些企业是利益共同体。里根精心策划了一场自然资源的“大甩卖”，让大型石油企业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将美国丰富的石油资源收入囊中。特朗普曾扬言要“抽干腐败的沼泽”，要为那些长期被位居华盛顿权力中心的政治掮客边缘化的民众而发声。而自他上任以来，这片污浊的沼泽更是泥泞不堪。
尽管里根与特朗普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也存在一些较深的分歧，这些分歧加深了共和党派内部元老之间的裂痕。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里根的身边环绕着一群为他和他的党派服务的“文人墨客”，但他的麾下也聚集着一批杰出的公务员，这些公务员通常占据重要的职位。例如，乔治·舒尔茨曾在不同时期为里根政府服务，担任过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5]对这些人来说，理性和真理的存在至关重要。例如，他们承认气候变化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也相信美国身负全球领导者的重任。虽然他们就像其他所有政府官员一样，会因为被抓到撒谎的尾巴而尴尬不已，也可能会试图掩盖真相，但真相本身对他们而言依然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对白宫现任主人及他的支持者来说，情况便不一样了。
里根的减税政策背后至少还有一个经济理论作为依据，即我们之前提到的供给经济学，这个理论让他的所作所为得以披上理性和逻辑的外衣。而在40年之后，供给经济学早已站不住脚。遗憾的是，特朗普和21世纪的共和党人不需要任何理论依据，他们能够推行这样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拥有推行这项政策的权力。
正是这种对真理、科学、知识和民主的蔑视，在特朗普等人与里根以及过去的保守派之间划下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正如我接下来要解释的那样，特朗普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位“革命家”，而非保守主义者。也许的确存在某种诱因使如此之多的美国人与特朗普扭曲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但这并不代表他所宣扬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更令人心驰神往，或者说不那么危险。
特朗普在2017年所进行的税收“改革”表明，美国已经抛弃了过去优良的传统和规范。税收改革通常意味着简化税收法案，消除法律漏洞，以确保全民公平纳税，使所缴税款足以支付一国的经济开支，甚至连里根也在1986年的税制改革中呼吁简化税收法案。但相比之下，2017年“改革”之后的税收法案显得更加臃肿而庞杂，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大部分法律漏洞，如私人股本基金的从业者只需要缴纳最高20%的税款，而美国其他工薪阶层所面临的税率几乎是前者的2倍。[6]
该法案甚至废除了最低税率，而最低税率旨在避免个人和企业滥用税收漏洞，确保企业和个人纳税的下限。
这一次，再也没人有余力掩饰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将严重到什么地步。2018年底，美国政府预计在下一年借入的金额将会超过10 000亿美元，创下最高历史纪录。[7]即使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对处在非战争状态和经济衰退期的美国而言，这笔借款也将刷新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伴随着美国国民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政府的财政状况却一塌糊涂，因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不得不上调利率，以抑制投资和增长。对于这项决策，全美竟只有一位共和党议员——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提出了异议，而来自美国政治体制之外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就连一向吝啬于批评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其在财政上的不负责颇有微词，即使美国常年在这个组织内部占据主导地位。[8]政治观察人士对美国政府的虚伪程度感到震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国民经济急需注入新的活力，迫切需要财政措施加以刺激时，共和党竟表示美国负担不起这一开销，政府难以承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巨额赤字。
特朗普的税收法案诞生于最深层次的政治“犬儒主义”。即使这位共和党人向普通民众抛出了一条纤细的橄榄枝，承诺将在未来几年内实行小幅度的减税政策，他的承诺也只是稍纵即逝的幻象。共和党现今的战略似乎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而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真，对美国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其一，国民普遍缺乏远见。他们只看得见现在小幅度降低的税率，殊不知这项政策将会在未来加重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其二，在“美式民主”中，金钱才是排第一位的。只要取悦了有钱人，共和党就能收到来自富人阶级的巨额资助，而这些资金将成为共和党维持其统治地位，赚得选票的“储备金”。这一切都昭示着美国早已背离了建国之初所秉持的理想。
特朗普公然打压选民，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肆意破坏民主制度，使现任政府看起来如此“卓尔不群”。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在过去没有发生过。不幸的是，它们几乎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从没有人能做到像特朗普一样无情、彻底且露骨。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袖都曾心系美国的团结。美国宪法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作为开头，两党都曾发誓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团结的背后是两党对维护全民共同利益这一原则的信仰。与之不同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始着手利用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意图将其扩大。
任何文明手段所要求的礼节，连同语言或行动上看起来较为体面的“包装”，都被特朗普等人抛诸脑后。
当然，现今世界和美国国内形势与40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在当时，美国的去工业化才刚刚开始，如果里根和他的继任者采取了正确的决策，也许美国的工业腹地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破败不堪。美国正身处国民阶层“大分裂”的早期阶段，占总人口数1%的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着一条鲜明而巨大的鸿沟。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不平等现象将会减少。美国就是这个理论的例证。[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欣欣向荣，社会底层人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上层。美国成功将前所未有的中产阶级社会付诸现实。然而相比之下，到2016年大选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19世纪末“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对比美国当今和40年前的境况，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里根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功能失调、效率低下，而特朗普的经济学更不适用于今天。美国在40年前挥别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那看似田园诗般的生活，从工业经济向着服务业经济过渡。40年过去了，人们对那段“田园时光”的怀念和向往并没有被现实束缚，反而越来越强烈。
然而，美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带来了民主意识的崛起，粉碎了某些人意图重现那段“田园诗”的春秋大梦。实际上，在那段看似美好的历史当中，包括女性和有色人种在内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被排除在“繁荣”的范围之外。这场美梦破灭不仅仅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快也会成为“有色人种”，或者21世纪的国际经济形势无法与男权社会相容，更是因为多样化的价值观已经深深植根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心中，无论他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与活跃，人们逐渐理解了合作的重要性，并意识到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政府需要而且必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进步思想取代了陈腔滥调，这种思潮变化有时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但如果事态真的发展至此，那么为少数人在民主社会谋利的唯一方式就只剩下遏制民主的发展。例如，大企业试图利用消费者，银行家企图剥削借款人，又或者那些被囚困在过去的逐梦人试图重现旧日的美梦。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少数人才能在现代民主社会维持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美国没必要变成这个模样——一个金玉其外的“富国”，却有如此之多的国民穷困潦倒，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尽管在当今社会，某些不可避免的要素（如技术革新和全球化）也正在加深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但由于各国所采取的政策不同，不平等程度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这也说明一国的政策具有其重要性。社会公平的缺失是一种选择，它并非不可避免。但是，除非美国转变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方针，否则不平等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美国的经济也很可能会停滞在目前的低增长水平。这种低增长的出现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个最具创新性的时代里，美国本应是创新的领军者。
特朗普丝毫没有挽救美国的打算，他的计划是继续搜刮大多数美国人的财富，从而维持精英阶层的利益。特朗普和共和党所制定的政策也许只会使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如加剧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缩短预期寿命，恶化美国的财政状况，并导致美国永久性地陷入低增长的泥沼之中。
诚然，特朗普并不是这些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但他善于引爆和煽动这些积年累月的隐疾。即使特朗普没能在大选之中胜出，其他擅长煽动和蛊惑人心的政客也会做相同的事。放眼全世界，我们能找到许多与特朗普“志同道合之人”。尽管这些煽动者各有各的手段，但他们都同样蔑视民主，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法律规章、自由媒体和独立的司法部门。他们都相信“铁腕人物”（如他们自己）的号召力，即使这种无谓的个人崇拜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过时了。他们都是拥护本国人民固有美德的民族和本土主义者，因此一旦出现问题，这些政客总是试图把责任归咎他人。个性粗鲁暴躁是这个时代独裁者（或者即将成为独裁者的人）的共同特点之一，在某些公开场合下，他们甚至毫不避讳地显露自己性格中的偏执和厌女情结。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所讨论过的大多数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相较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已经成为其中的“典型案例”——美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国民健康状况更加恶劣，各阶层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也更为严重。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如果放任这些伤口溃烂发臭，美国将会是怎样一副光景。
俗话说得好，你不能两手空空地对付一个全副武装的敌人。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也同样适用，要想推翻某个计划，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即使美国没有陷入当前的困境，人民也需要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取代过去30年以来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遵循的陈规旧制。这种过时的社会观念宣称要以“自由”市场的角度来看待作为发展核心的经济，它看似基于人类对市场机制理解的进步，事实上却正好相反。过去70年以来，经济学的进步已经验证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单靠市场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间歇性的失业现象（有时是大规模的失业）让人仿佛重回大萧条时代，有些地区环境污染严重，使人难以呼吸。而这只是证明市场自身机制存在缺陷的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我写本书的首要目标是加深人们对国家财富真正由来，以及在加强经济的同时，国家要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得到公平分配的理解。
我将在此提出一个不同于里根和特朗普所主张的替代方案，这个方案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依据，我相信它将会带领美国实现共同繁荣。在论证过程中，我将阐明建立在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环境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以及为何特朗普经济学这种带有本土主义与保护主义色彩（即高度约束的全球化体制），结合了对富人少征税，放宽对于金融和环境管制的不同寻常的理论同样不会成功。
由于对这一方案的讲解主要以某些经济理论作为基础，在开始这部分说明之前，我们先总结一下相关理论。[10]
第一，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市场自身无法实现可持续性的共同繁荣。尽管市场在任何运转良好的经济体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们往往无法实现公平而有效的结果，如像环境污染等的负面产品太多，而类似基础研究等的重要成果则相对不足。正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市场机制本身缺乏稳定性。早在80多年以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已经向世人解释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常出现持续性失业的原因，以及政府要如何行动才能使经济维持或趋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
由于经济存在外部效应，如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单靠市场运作是远远不够的。气候变化是这一理论的最佳例证，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对人类生存构成了威胁，这远远超过了任何企业，甚至任何国家所能承担的成本。因此，无论是通过法律法规加以监管，还是对排放量进行收费，碳排放都必须得到控制。
当信息不对称，某些关键市场缺失（如针对失业等有重大风险的意外投保），或者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市场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金融这样的特定领域。同样，市场也无法生产足够多的公共产品，如消防或国防。因为这些产品通常容易被全民共同消费，但除了税收，很难使国民为消费这些产品支付任何费用。为了使经济和社会更好地运作，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政府需要出资完善社会体制，如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失业保险，资助和鼓励基础研究，建立健全监管机构以防止人们伤害他人。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产物。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如何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政府需要采取行动以实现一个快速增长、高效而稳定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也要保证能公平合理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这也是本书所主张的观点之一。
第二，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国家财富的积累取决于两大支柱。其一是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增长将使国家变得富有，有利于全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知识与技术进步是生产力增长的核心来源，而技术进步又依赖于科学基础的建设。因此，政府对基础研究机构的资助间接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其二是完善的社会组织。完善的社会组织能够增进国民之间交流互信，促进贸易往来，保障投资安全。这种社会体系需要历经几十年的推敲和打磨，是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之后，通过对过往经验进行观察和总结，最终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它启发了人类对民主思想的认识，人民已经意识到一套完整的民主体系应当涵盖法律法规、法律程序、制衡机制的各个方面，并需要建立一系列以发现、评估和“讲真话”为己任的社会机构。
第三，不能将国家财富与特定某个人的财富混为一谈。当某个人和某个企业成功地推出消费者想要的新产品时，他们的财富确实得到了积累，这是一种发家致富的好方法。但如果他们利用市场势力对消费者或员工进行剥削，这种财富积累就只是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并不会增加国家的总体财富。经济学中将这种超额利润称为租金，谋求特权以获得租金的行为被称作寻租，相当于增加自己在国家经济的大蛋糕中分得的份额，而创造财富则意味着增加整个经济蛋糕的尺寸。由于寻租行为固有的剥削性质将会降低经济体制运作的效率，政策制定者应该瞄准这些租金过高的市场，避免和消除寻租行为，从而恢复经济的高效运行，将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引导为创造财富的过程。
第四，经济在一个更加平等且统一的社会体制下将会运作得更好。针对人种、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惹人反感。经济学派的主流思想现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过去，人们认为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只能二选一，即为了社会公平只能牺牲经济增长和效率。美国社会存在的歧视现象以及对市场势力的利用等问题是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如今，美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及时解决社会公平缺失问题可谓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实现收入平等这一目标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还需要摒弃涓滴经济学所倡导的错误理念，即认为经济增长将会使所有人受益，这一观点为里根以及之后的共和党推行供给经济学的政策奠定了基础。历史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根本就没有向下层渗透。看看那些生活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广大民众，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供给经济学政策盛行的背景下，尽管GDP有所增长，他们的收入水平却几乎停滞不前，每天都生活在愤怒和绝望之中。市场本身也许并不能为这些劳苦大众提供援助，但政府的规划在此时却可以发挥效用。
第五，当政府为实现共同繁荣做出规划时，必须同时兼顾市场收入的分配（也称预分配）和再分配，其中收入的再分配指的是个人在税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市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被构建而成的。而我们构建它们的方式既会影响市场收入的分配，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和效率。因此，如果允许垄断企业滥用权力，或者放任企业CEO将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据为己有，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就将更加严重，经济增长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所有人都应能获得均等的机会，而这反过来要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更加平等。由于上一代人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将会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在连续几代人的传承之后，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差距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富人逐渐变得更加富有，穷人则更加贫穷。教育是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但也仅仅只是一部分。在美国，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比其他国家严重很多，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可以有效改善社会不平等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在当下，不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结合过低的遗产税，意味着美国正在创造一个世袭的富豪统治集团。
第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左右着经济和政治的“游戏规则”，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仰赖政府的决策，而且，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权力，而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则伺机为自己牟取利益。如果美国在偏离正轨的政治规划上一意孤行，那么美国的民主体制将成为一个笑话，因为美国正在逐渐退化为“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如果社会需要一个有效的制衡体系来遏制富人对权力的滥用，就必须创造一个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化的经济体制。
第七，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美国社会和国民产生了消极影响。贪婪、自私、道德败坏、失信及剥削他人的意愿，这些大萧条时期在金融领域所暴露出来的恶劣行径，与曾经美国所推崇的、更加高尚的价值观产生了激烈冲突，影响了人们对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判断。冲突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而这种扭曲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正在破坏美国社会的凝聚力，瓦解信任体制，甚至进一步降低经济效益。
第八，当特朗普和其他本土主义者急于将所有过错推给他人时（如移民和某些“糟糕的贸易协定”），美国人更应当反思当前的困境，特别是那些经历了去工业化的美国人，因为这一切实际上是美国咎由自取——面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美国本应该处理得更好，这样即使某些人短暂性地失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能很快在其他岗位找到新的工作。展望未来，美国人必须奋勇向前，我将在下文指出美国将要如何渡过这次难关。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孤立主义是行不通的。在这个高度互联互通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必须要比以往更加重视经济和政治的国际关系。
第九，事实上，有一个方案可以使美国恢复经济增长，实现共同繁荣。它既可以消除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的阻碍（如滥用市场势力的企业），也可以恢复社会权力的平衡（如赋予员工更多议价能力）。这个方案需要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更多支持，并鼓励私人部门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趁机为自己牟取超额利润（即寻租）。
当然，经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不是目的本身。在“二战”之后的几年里，中产阶级式的生活似乎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现在，这种权利正在美国大部分地区销声匿迹。美国远比以前富裕得多，美国有能力确保绝大多数人过上这样的生活。而这本书将向读者阐述美国要如何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想郑重说明的是，眼下正是美国改革的重要时机。然而，只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做出微调（即渐进主义）已经不足以完成改革的重任。我们需要的是更加颠覆性的力量，这也是本书所主张的观点之一。但是，如果缺乏足够强大的民主力量来抵消以金钱为中心的政治力量，一切针对经济的改革措施都将是纸上谈兵。因此，在对经济实行改革之前，美国必须先进行政治改革。
[1] 在2003年出版的《咆哮的90年代》（英文版）一书中，我描述了美国这些年的经历。
[2] 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我回归到了最初将我带入经济学的课题中。在《不平等的代价》和《巨大的鸿沟》中，我提出了关于令人惊异的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特征的警告。我强调了遏制美国不平等举措的失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将远超经济范畴：这些差异终将使怀疑在社会中蔓延，腐蚀政治。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坏事，即使是那1%的顶层人士。在《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中，我解释了如何重写经济领域的基本规则，特别是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及之后的经济增长缓慢和不平等差距扩大时期，并且说明了重写规则将如何扭转这些不利趋势。
[3] 我于2011年5月在《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对《葛底斯堡演说》（The Gettysburg Address）中著名台词的改写。
[4] 如果法案全面实施，全国收入排名前20%～40%的人缴的税将会增加。
[5] 他还同时担任尼克松的劳工部长。
[6] 私人基金企业的信托基金通常投资那些并未公开上市的企业，它们自己也并未公开上市。举例来说，它们可能会收购其他企业，对其进行重组，然后将其出售以获取利润。这些基金经理与其他任何企业的经理并无不同，同样需要缴纳工资所得税。这些有利的税收待遇并没有正当理由——他们接受这样的待遇只是为了展示他们的政治权利。更糟的是，这些基金因其将会导致大量失业和沉重负债的重组方式而备受批评。在私人基金企业将标的出售后不久，这些重组企业通常会破产。私人基金设法减少了所付税率，由于所谓的利差税率，特朗普在选举中备受抨击，却从未选择将其废除，他所签署的税收法案在国会中通过了。面对失信，特朗普的顾问将其归咎于国会。Louis Jacobson.Despite Repeated Pledges to Get Rid of Carried Interest Tax Break,It Remains on the Books[N].Politifact，2017-12-20.
[7] 2018～2028年，仅减税（有利息）一项就预计将增加美国政府1.9万亿美元赤字。如果临时减税是永久性的，那么赤字将增加为3.2万亿美元。
[8] 201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会文字实录和克里斯蒂娜·拉加德2018年美国开幕词第四条磋商。
[9] 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的核心观点，而且事实似乎总是如他所阐述的那样，该原理被称为库兹涅茨定律。
[10] 本书以我早期关于全球化、金融化、不平等和创新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并将这些线索元素编制在一起，以展示它们的相互关系。我希望，这些与我们一路走来的进步与阻碍相关的描述足够令人信服。我最早关于全球化的文章写于我离开世界银行之后，我认识到如果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工人角度去看，你将会发现全球化被管理得有多糟糕，可参见《全球化及其不满》。在与安德鲁·查尔顿合写的《公平贸易》中，我聚焦于全球贸易政策对穷人的不利影响。在《让全球化造福全球》中，我提出一系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会”让全球化比以往更好的改革政策。在《重提全球化及其不满：特朗普时代的反全球化》中，我展示了特朗普执政之前全球化改革所取得的进程，以及他是如何无可挽回地终结全球化并使其倒退回改革之前的。我最初两本关于金融化的书中的第一本是《咆哮的90年代》，著于我离开克林顿政府之后，论述了放松管制之前、之中和之后都为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金融体系越来越不平衡，以及伴随而来的重大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我对近在眼前的危机的威胁进行了演讲和论述。不幸的是，我太有先见之明了：全球金融危机很快席卷了世界经济。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中，我分析了大萧条，提出了关于如何避免延长经济衰败时期的建议，以及如何对金融部门进行改革以预防这类经济泡沫的产生和它们在未来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