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作者的话
60多年前，我刚上初中时读了一些通俗天文作品，逐渐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半个多世纪前，我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毕业，成了一名专业天文工作者。几十年来，我对普及科学知识始终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记得，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1934—1996）在其名著《伊甸园的飞龙》一书结尾处，曾意味深长地引用了英国科学史家和作家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1908—1974）的一段话：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昌明的世界中，这就意味着知识和知识的完整性在这个世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学在拉丁语中就是知识的意思……知识就是我们的命运。
这段话，正是“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著名格言在现时的回响。一个科普作家、一部科普作品所追求的最直接的目的，正是启迪人智，使人类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普及科学知识，亦如科学研究本身一样，对于我们祖国的发展、进步是至为重要的。天文普及工作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我一直认为，任何科学工作者都理应在普及科学的园地上洒下自己辛劳的汗水。你越是专家，就越应该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与更多的人分享自己掌握的知识，让更多的人变得更有力量。我渴望在我们国家出现更多的优秀科普读物，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为此增添块砖片瓦。
1976年10月，十年“文革”告终，我那“应该写点什么”的思绪从蛰伏中苏醒过来。1977年初，应《科学实验》杂志编辑、我的大学同窗方开文君之约，我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科普长文《星星离我们多远》。在篇首我引用了郭沫若1921年创作的白话诗《天上的市街》，并且构思了28幅插图，其中的第一幅就是牛郎织女图。同年，《科学实验》分6期连载此文，刊出后反响很好。
在科普界前辈李元、出版界前辈祝修恒等长者的鼓励下，我于1979年11月将此文增订成10万字左右的书稿，纳入科学普及出版社的“自然丛书”。1980年12月，《星星离我们多远》一书由该社正式出版，责任编辑金恩梅女士原是我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老同事，当时已加盟科普出版社。
每一位科普作家都会有自己的偏爱。在少年时代，我最喜欢苏联作家伊林（Илья Яковлевич Ильин-Маршак，1895—1953）的通俗科学读物。30来岁，我又迷上了美国科普巨擘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的作品。尽管这两位科普大师的写作风格有很大差异，但我深感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至少是因为存在着如下的共性：
第一，以知识为本。他们的作品都是兴味盎然、令人爱不释手的，而这种趣味性则永远寄寓于知识性之中。从根本上说，给人以力量的正是知识。
第二，将人类今天掌握的科学知识融于科学认知和科学实践的历史进程之中，巧妙地做到了“历史的”和“逻辑的”之统一。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钩玄提要地再现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本来面目，有助于读者理解科学思想的发展，领悟科学精神之真谛。
第三，既讲清结果，更阐明方法，使读者不但知其然，而且更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发心智、启迪思维。
第四，文字规范、流畅而生动，绝不盲目追求艳丽和堆砌辞藻。也就是说，文字具有质朴无华的品格和内在的美。
效法伊林或阿西莫夫这样的大家，无疑是不易的，但这毕竟可以作为科普创作实践的借鉴。《星星离我们多远》正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它未必很成功，却是跨出了凝聚着辛劳甘苦的第一步。
再说《科学实验》于1977年底连载完《星星离我们多远》之后8个月，香港的《科技世界》杂志上出现了一组连载文章，题目叫作《星星离我们多么远》，作者署名“唐先勇”。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浏览此文，结果发现它纯属抄袭。我抽查了1500字，发现它与《科学实验》刊登的《星星离我们多远》的对应段落仅差区区3个字！
这件事促使我在一段时间内更多地思考了一个科普作家的道德问题。首先，科普创作要有正确的动机，方能有佳作。从事科学事业—无论是科研还是科普—的人，若将目光倾注于名利，则未免可悲可叹。我们应该记住乐圣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一句名言：“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其次，是“量”与“质”的问题。曾有人赐我“高产”二字，坦率地说，我对此颇不以为然。我钦佩那些既能“高产”，又能确保“优质”的科普作家。然而，相比之下，更重要的还是“好”，而不是单纯的“多”或“快”。这就不仅要做到“分秒必争、惜时如命”，而且更必须“丝毫不苟、嫉‘误’似仇”了。
《星星离我们多远》一书出版后，获得了张钰哲（1902—1986）、李珩（1898—1989）等前辈天文学家的鼓励和好评，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同。1983年1月，《天文爱好者》杂志发表了后来因患肝癌而英年早逝的天文史家、热情的科普作家刘金沂（1942—1987）先生对此书的评介，书评的标题正好就是我力图贯穿全书的那条主线—《知识筑成了通向遥远距离的阶梯》（见本书附录二）。1987年，《星星离我们多远》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新闻出版署、广播电视电影部、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图书二等奖）。1988年，《科普创作》第3期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琯先生的文章《评〈星星离我们多远〉》（见本书附录一）。
光阴似箭，转瞬间到了1999年。当时，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科普佳作精选”，其中有一卷是我的作品《梦天集》。《梦天集》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星星离我们多远”系据原来的《星星离我们多远》一书修订而成，特别是酌增了20年间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天文学新进展。
又过了10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也相中了《星星离我们多远》这本书。为此，我又对全书做了一些修订，其要点是：
第一，增减更换部分插图。1980年版的《星星离我们多远》原有插图62幅，1999年版的《梦天集》删去了其中的16幅，留下的46幅图有的经重新绘制，质量有所提高。但是，被《梦天集》删去的某些图片，就内容本身而言原是不宜舍弃的。于是我又再度统筹考虑，增减更换了20余幅插图，使最终的插图总数成为66幅，其整体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二，正文再次做了修订，修订的原则是“能保持原貌的尽可能保持原貌，非改不可的该怎么改就怎么改”。例如：2006年8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通过决议将冥王星归类为“矮行星”，原先习称的太阳系“九大行星”剔除冥王星之后还剩下八个；于是，书中凡是涉及这一变动的地方，都做了恰当的修改。
第三，自1980年《星星离我们多远》一书问世几十年来，既然有了上述的种种演变，不少朋友遂建议我借纳入“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之机，为这本书起一个读起来更加顺口的新名字：《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2016年岁末，忽闻《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已被列为教育部统编初中《语文》教材自主阅读推荐图书，这实在是始料未及的好事。于是，我对原书再行修订，酌增插图。这一次，除与时俱进地继续更新部分数据资料外，更具实质性的变动有如下几点：
第一，增设了“膨胀的宇宙”一节。发现我们的宇宙正在整体膨胀，是20世纪科学研究中意义极其深远的杰出成就，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宇宙静止不变的陈旧见解，深深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念。而在天文学史上，带来这一伟大发现的源头之一，正在于测定天体距离手段的不断进步。
第二，将原先的“类星体距离之谜”一节改写更新，标题改为“类星体之谜”，使之更能反映天文学家现时对此问题的认识。
第三，在“飞出太阳系”一节中，扼要增补了中国的探月计划“嫦娥工程”，并说明中国的火星探测也已在积极酝酿之中。
遥想1980年，《星星离我们多远》诞生时，我才37岁。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而今我已经77岁了。4年多以前，年近九旬的天文界前辈叶叔华院士曾经送我16个字：“普及天文，不辞辛劳；年方古稀，再接再厉！”这次修订《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也算是“再接再厉”的具体表现吧，盼望少年朋友们喜欢它！
承蒙王绶琯院士慨允将书评《评〈星星离我们多远〉》、刘金沂先生夫人赵澄秋女士慨允将《知识筑成了通向遥远距离的阶梯—读〈星星离我们多远〉》一文、吴鑫基教授慨允将书评摘录《有道是慧眼识真金》作为本书附录，谨此一并致谢。
卞毓麟
2020年暮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