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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詹卡洛·里多尔菲六十五岁，他做了一个严肃的决定——去直面他人生最后的阶段，而且的确是出于他的性格，他没有对任何事考虑太多。可是他的决心却遭到了动摇，这不仅是出于他对女儿琪娅拉的爱，还出于他对姐姐玛塔莲娜的关心。这一年，琪娅拉刚好满十八岁，她告诉他们，她要嫁给一个医生，萨尔瓦托·罗西医生。他挺年轻，也不是特别年轻，三十岁上下，是圣·阿格斯提诺医院的一名专科医生，很聪明，很上进。“很上进，我猜意思是说他是从南部来的吧。”玛塔莲娜说。

詹卡洛出生于1890年，那时意大利贵族已经被安排归乡，不再担任重要的公共职务。他的父亲在佛罗伦萨以东三十公里的家族小农庄瓦萨辛那默默将他养大。他们全都在节衣缩食的条件下生活得悄无声息（里多尔菲家从来都不太会赚钱）。老伯爵的服装是一个乡下裁缝做的，他夜里去乡村小酒馆喝酒——喝的是他自己庄园酿的酒——在那种地方，笑话每被重复一遍就会添油加醋，更加精彩。直到二十世纪初，这个家族的人都还没去过海边，并且不觉得那是一个可以度假的地方，他们只去山里度假。1904年，他们突然全都去了米兰，对于米兰他们也一无所知，他们是去看《蝴蝶夫人》首演的。这仿佛是天上的云突然开了，然后他们又回到了瓦萨辛那。等村里有了电影院后，他们才得以去看破破烂烂的“三彩”电影，那是投影在小酒馆刷白的院墙上的。如果放映当中有人起来尿尿，他们巨大的影子就会穿过银幕。老伯爵的另一个让步是给他的儿子买了一种新玩具——一只腕表：那是在1910年，为飞行员山度士杜蒙发明第一款腕表后不久。自那以后，他喜欢在各种场合问他的小男孩——好了，告诉我们几点了！——不过在瓦萨辛那这种凭影子长短就足以判断时间的地方，这样的场合出现得并不怎么频繁。尽管如此，田里的佃户和一边分餐一边插话的用人们还是忍不住让那孩子再看一眼——告诉我们几点了！

他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了。弟弟仍继续待在农场。亲戚们收养了玛塔莲娜和詹卡洛，但他们被分开了。詹卡洛先是被送到了英格兰，然后又去了瑞士，他去学做生意，却什么也没学到，他还在大学里学了点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学得也不咋样。第一次世界战争他在骑兵营里作过战，后来又被军马司雇用。1931年，他的老哲学教师成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反法西斯的教授之一。他被解雇了，并且请求援助。詹卡洛记得克罗齐曾经教他们政治只不过是一种激情，而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正当职业，但他不想让他的老师不高兴。结果他发现自己被软禁在了佛罗伦萨悬崖般的家族宅邸里。大部分房间都租出去了，但租金非常低，即使有的话，也低得像是在侮辱人。他不得不告诉厨子安农齐亚塔，他没有现金，他的意思是他似乎真的什么钱都没有。安农齐亚塔知道这个，并告诉他，他应该听听好的建议。

他的弟弟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有一个也不太敢讲话的妻子和一个沉默的小儿子。但他还有一个大舅子，是一个叫作贡迪的蒙席，他在罗马教廷供职并且认识罗马的每一个人。詹卡洛咨询了他，朱塞佩·贡迪如此上心，降尊纡贵地写信回复了他，尽管只是普通格式。“至今你都没有得到过好的建议。经常祈祷和冥想吧，追随你的国家和古老的贵族传统吧。”詹卡洛对这些话和其中不甚明了的含义思考了几个月，然后，他追随了他所能想到的最强大的贵族传统——和一个富有的美国女人结了婚。可他没有占有欲，当战争又一次爆发时，她离开了他，剩下一个逐渐衰老的父亲和一个两岁的女儿，他又一次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

玛塔莲娜何其不幸地——她出于对墨索里尼的强烈反对而住在英格兰——嫁给了一个误以为她是个有钱的外国人的男人，而此人的主要兴趣是观察水鸟，尤其是涉禽！不管怎么想，这样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带来幸福？他们婚姻的变故使得詹卡洛和他姐姐重聚，或至少是把他们都召回了灵薄狱广场的公寓里。

玛塔莲娜有一副瘦弱的皮囊，看上去似乎要不久于人世，尽管这一点与她持续良好的健康状况相悖。她的坚决是詹卡洛十分欣赏的，如果有办法提前知道她接下去要对什么表示坚决的话。就拿她右手的第三和第四根手指来说。它们不见了，在从巴尼奥阿里波利回来的33路巴士上，被坐在她身后的贼用一把锋利的鸡骨剪给切掉了。目标显然是她的英国丈夫在他们相对快乐的日子里送她的钻石戒指。这次事故一点也不特别，意志坚强的玛塔莲娜拒绝提起任何正式的控诉。她说，她把这次损失看成是所有那些有东西可偷的人理应想到要交的税。“算算你有生之年里每年都要从可动产里交出的五十分之一。”她说。基于这个原则，詹卡洛告诉她，她应该每五年掉一根手指。“你准备活多久？”

琪娅拉，来往于一所英国女修道院学校，被她的玛塔姑妈搞得很苦恼。这里说的是那间弃养者的收容所。无法让老人们获得幸福折磨着玛塔姑妈。其他人仅仅是勉强忍耐地待在他们身边。即使是出于对宗教的服膺，也没有人能乐于长时间和老人在一起——然而有一个例外，婴儿，它们随时都准备对任何有个大概人形的东西微笑。所以为什么不搞个收容所，让老人在那里照看无家可归的婴儿来打发时间呢？没牙的和没齿的肯定能和谐相处。“可是这些老家伙搞不定的，他们搞不清那些小孩哪个是哪个。”“可能，经常。”“他们会把它们摔坏的。”“一两个孩子也许还行，他们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在战后的混乱状态中，在佛罗伦萨吵吵嚷嚷的重建过程中，要做点不寻常的事是很容易的，甚至连贿赂都不怎么需要。玛塔莲娜把她所剩的钱都很好地用于她的基金会了。那地方在圣塞波尔克罗镇，幸运的是只需要很少的钱来运转。那些老女人都是从乡下来的。她们习惯在冷水里洗衣服，并且用沙子来刷地板。

詹卡洛记不得童年时代他的姐姐是什么模样。尽管年代久远，但她一定——当然是有个什么模样的，他想，但是绝不像我。

此刻，在老朽宅邸的二楼，他们坐在一间放满了大理石雕塑的客厅里，那些雕塑黄得就像老人的牙齿，但近在一条街外的河流带来的光亮却给它们注入了一股生气，也许他们就像别人一样，也只能聊聊天了。能够让他们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的乐观。甚至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能提供这种希望。

如果琪娅拉要跟罗西医生结婚，那要在哪里举办婚礼午餐会？他们当然想过瑞可丹岑。在那里举行任何庆典安农齐亚塔都会是个绝对的麻烦，这倒是真的。出于疯狂的谨慎，她坚持任何从罗马来的客人（除了蒙席），或是从翁布里亚边境以南任何地方来的人，都需要加以监视。他们来之前和走之后，她都会大声嘟囔着清点勺子的数量。这种事发生过，比如说，当詹卡洛想从房地产上筹钱的时候，他曾经在别墅里为罗马的银行家们搞过一个午餐会。但是这个计划看上去无论如何是做不成的。詹卡洛从来都不是那种能赚钱的人。他应该在瑞士再努力些学做生意。

但结果是琪娅拉并不希望她的婚礼在瑞可丹岑举行，尽管她非常焦虑地不想让任何人感到烦恼。“那可是她每天早上都去玩儿的地方！”玛塔惊呼，“在柠檬树荫下。”然而，那位罗西医生似乎并不赞成。但是琪娅拉当然是有她自己的想法咯？

“她当然有，”詹卡洛说，“这就是为什么她能够改变主意的原因。”他们弄清楚了琪娅拉想要的是一个乡村婚礼。“那意味着去农场。我要到瓦萨辛那去跟西萨尔亲口讲这件事。他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也不会主动去问。我明天就去瓦萨辛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