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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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各省后,为了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并使它成为进一步扩张的主要基地,对东北进行了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掠夺。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其统治集团曾反复酝酿过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形式问题。日本军部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扶植汉奸集团,建立名义上归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亲日新政权;二是建立傀儡政权,即脱离中国本土的所谓“独立”国家;三是将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版图,建立日本人的直接统治。

1931年9月22日上午8时,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召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片仓衷等人开会,决定实行第二种方案。根据会议决定,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建立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它还规定这个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加以管理,而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方案确定后,日本关东军等便立即着手张罗在“满洲”“建国”的具体实施工作。

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步,是先成立省、县等各级伪政权。

第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为了借助日本的力量,达到复辟清室的目的,熙恰拱手将吉林奉送给关东军。

接着,熙洽又主动充当日本走狗,与关东军共同策划在吉林成立傀儡政权。9月28日,熙洽就任伪吉林省长官,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成立东北第一个省级伪政权。在辽宁省,关东军于9月

24日成立以汉奸袁金铠为头目的“奉天自治维持会”(后改称“辽宁省维持委员会”),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建立“独立”政权,宣告了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11月20日,关东军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解散维持会,任命前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为伪奉天省长。这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的第二个省级伪政权。在哈尔滨的“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早就是一个与日本勾勾搭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沈阳。在板垣的策动下,9月22日,张景惠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在哈尔滨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1932年初,张景惠宣布脱离国民政府。这是日本在东北成立的第三个省级伪政权。

  1931年11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后,急于建立傀儡政权,决定由张景惠为“黑龙江省”主席。但张畏惧黑省人民及马占山部队的抗日活动,迟迟未敢就任。直到1932年1月7日,张才在齐齐哈尔发表任职宣言。黑龙江省伪政权正式成立后,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成立了以村田悫磨为首的6人顾问、秘书班子,操纵“省政权”实权。这是日本在东北扶植的第四个省级伪政权。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成立了伪政权,它为伪满洲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关东军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去天津会见溥仪。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退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日本曾用各种方法拉拢和控制溥仪,而溥仪则“一心专作恢复清廷的迷梦”。土肥原到天津后,急于把溥仪带到东北,谎称帮助溥仪到东北重新登基,溥仪虽然半信半疑,但被复辟欲望所驱使,同意了土肥原的计划。11月8日,土肥原指使汉奸特务队在天津制造事端,乘混乱之机将溥仪秘密送到旅顺,静观待机。据“溥仪笔供”称:土肥原贤二“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决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话。……我想这是恢复满清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从1932年2月5日至25日,关东军三宅、板垣等人与各省伪政权头目,连日举行会议。2月17日,关东军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张景惠为委员长,具体筹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关于伪满洲国国体问题,关东军提出实行共和制,但溥仪等人却极力要求建立帝制。2月22日,板垣专程到旅顺与溥仪进行会谈,重申要伪满洲国实行共和制,溥仪必须就任伪满洲国“执政”。2月25日,经日本内阁和军部同意,关东军提出建立伪满洲国的最后方案,规定“满洲国”国家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国都”,改称新京。2月29日,关东军又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至此,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宣告结束。

3月1日,关东军发表傀儡政权“建国宣言”。3月9日,在长春举行了溥仪就职典礼,溥仪在一批日本文武官员和大小汉奸的簇拥下粉墨登场,就任“执政”,伪“满洲国”宣布“成立”。10日,溥仪公布了关东军拟定的“政府”成员名单,并同日本签订了一份密约,将伪满洲国的国防、内政及人事任免权全部交给关东军。这一密约的签订,充分说明“满洲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满洲国”打扮成“独立国”,于同年9月15日宣布“承认满洲国”并与伪政权签订“日满议定书”,规定伪满的经济、国防、交通等都交由日本管理,使满洲“合法”地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就确定了“满洲国”是日本的军事占领殖民地、日本是“满洲国”的宗主国的地位。这个所谓的新国家标榜“五族协和”,宣称国民由满族、汉族、朝鲜族、日本人组成,实际却完全由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控制。

1932年2月,国际联盟派遣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的调查团,到中国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一事进行实地调查。10月3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10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强烈反对国联报告书。

1934年3月,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变成“皇帝”,可是伪满仍然在日本的严密统治之下。日本方面声称“关东军司令官是天皇的代理人,因而是皇

帝的保护人和师傅”。政府官员中的中国人全系关东军指定的汉奸,总务厅长官和各部的次长以及各省的副省长多由日本人担任,掌握一切实权。傀儡皇帝溥仪困居宫中并无任何行动自由,其警备队由日本人掌握,身边还有关东军派去的“御用挂”进行监视。

关东军及其代表不仅将自己与溥仪的关系确定为“父子关系”,还强迫将日本的“天照大神”作为“满洲国”的“护国神”祭奉。

在“满洲国”内,日本人是“一等国民”,享有各种特权,日语成为“国语”。“满人”(其实指汉、满等各民族的中国人)则备受歧视。后来只配给“满人”高粱米和橡子面,私下吃大米白面都要按“经济犯”治罪。

为使东北地区彻底“日本化”,日本侵略者除了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它的宪兵、警察、特务遍布于东北各城市乡村,建立起一套警察和特务的体系,实行恐怖的黑暗统治。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普遍实行保甲制,以区为单位组织保,设保长;以村或数小村为单位组织甲,设甲长;十家为一牌,设牌长。保、甲、牌内各户互相监督,实行连坐,倘若发现有1户从事反“满”抗日活动或与抗日游击队有联系时,则要株连牌内其他9家,可谓10家连坐,互相监视;1家犯法,9家同罪。

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依照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方针,完全控制和操纵了东北的全部经济命脉,并进行疯狂掠夺。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并加以实施,企图让本土500万农民移居满洲。不久,日本各县组织的“开拓团”陆续进入北满,还有由失学青年组成的“满蒙拓植公社”,实际是强占中国农民的耕地。当时,东北每垧土地售价60—120元,而日本人“购买”时仅付1元。东北土地肥沃,历来是中国重要的产粮区。

日军占领后将其作为军粮和国内商品粮的供应基地。同时,为了增强本国的作战能力,日本还极力开发满洲资源。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满洲国”内农民的“出荷”负担日益沉重,多数人沦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境地。更为悲惨的是那些在日本工矿企业中担负修建任务的工人,他们大部分是被抓捕或强征来的劳工,还有部分中国战俘。在日军和伪满警察的武力监督下,他们如同奴隶一般做苦工。由于非人的劳动条件和残酷的折磨,日本统治期间有上百万劳工丧失了生命。在东北的矿山里发现这些劳工的“万人坑”就达十几处。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其法西斯的奴化教育。

日伪小学取消中国历史、地理课,要学生学习所谓“大日本”地理,把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都划入日本的“版图”。日伪当局还开办大批日语专修学校、专修班,强迫学习日语,向青少年和成年人灌输“东亚新秩序”、“日满协和”和“王道政治”等思想,以麻醉中国青少年,摧残中华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