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列强在亚洲争夺的中心，中国的东北则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首当其冲。“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紧密谋策划，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各种准备。日本一些军政要人、反动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关，纷纷出动，加紧制造侵略东北的舆论。他们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同日本有特殊关系，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武装占领东北。

１９２８年９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潜入东三省”为名，表示对东北“无论如何不可漠然视之”。

１９２９年７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东北等问题。

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一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社会动荡，国内矛盾加剧。

２０年代初由日本皇太子裕仁网罗少壮军人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组成的宫廷党羽集团，此时已在军界上层显露头角。

在“昭和维新”的口号下，军阀和极右翼势力猖狂活动，刺杀政界要人的恐怖事件相继发生，天皇制军国主义统治日益强化。为转移国内矛盾，松冈洋右等政客公开在议会和报纸上鼓吹所谓“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谬论，煽动向满洲扩张，并得到军部首脑和大批少壮军人的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再次陷入全面内战，这也为日本侵占东三省提供了机会。１９２８年国民党“北伐”名义上取得成功，宣布“统一”后不久，就出现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之间的混战。统治东北的张学良投靠南京政府后，调动东北军主力进入华北参加军阀混战。同时，南京政府和各派军阀还不断发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日本关东军为详细了解中国东北各地的情况，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曾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非法到东北各要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有４次，即１９２９年７月的“北满参谋旅行”，１０月的“辽西参谋旅行”，１９３０年５月的“长春参谋旅行”和１９３１年７月的第２次“北满参谋旅行”。“参谋旅行”的主要人物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通过一系列实地侦察，日本制定出了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和侵占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

１９３１年７月，在中国长春市西北的万宝山，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中国农民和朝鲜移民的水利纠纷，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开枪伤害中国农民多人。同时，在日方的煽动下，朝鲜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一周内有１０９名华侨遇害，数千人受伤。日本政府乘机大造侵华舆论，加紧准备武装占领中国。

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本部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随从４人，携带军用地图、测图仪器等，到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葛根庙一带探测地形，搜集军事情报，被东北屯垦军捕杀。日本侵略者便以此事件为借口，叫嚣要“以武力解决悬案”。他们一面调集大量军队到南满各车站，并调驻朝日军到中朝边境的新义州、会宁等地集结，一面唆使在中国东北的“日侨在乡军人会”采取行动，准备占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也从９月１４日起在沈阳北郊中国驻军东北军的营地附近举行夜间实弹演习，加紧进行侵华战争的准备。

９月１８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大营附近柳条湖东侧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伪造现场，随即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２．５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柳条湖的爆炸声刚响，日军立即按预定计划，分别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区进攻。这时，日本设在沈阳南站大和旅馆内的炮兵阵地，用２４厘米口径的重炮向北大营、飞机场等要害部门轰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营营长岛本正一命令第一连连长小野、第二连连长川上、第四连连长高桥，在坦克掩护下，率部向北大营进逼。

９月１８日晚１０时３０分，日军迅速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北大营，并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１９日凌晨２时许，日军逼近营房四周的铁丝网。晨５时３０分，北大营全部落入敌手。１９日零时４０分，日军第２９团团长平田幸弘上校率部由驻地出发，于１时许到达沈阳小西门外。晨４时５０分，驻辽阳的日军第二师师长多门二郎也率部抵达沈阳，并迅速占领兵工厂、航空处和东大营。当日拂晓，日军分三路进攻沈阳。６时３０分，沈阳沦陷。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时，蒋介石就已定下不抵抗的方针。１９３１年７月１２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２３日，他首次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８月１６日，又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２２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对日本的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态度”。１１月３０日，蒋介石还在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不仅根本没有从“围剿”红军的前线抽调一兵一卒“北上布防”，而且对分驻在东北三省的十几万东北军，也下令不抵抗，从而遭到全国人民谴责。当时，只有少数军队自发进行了抵抗，如黑龙江省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一带奋力抵抗，“江桥抗战”一时轰动全国，得到各界民众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９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就日军强行占领东三省，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强占东三省，要求日本“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

然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近２０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大片土地很快沦陷。日军于１９日侵占沈阳、长春、鞍山、抚顺等城市。２１日，驻朝鲜的日军第三十九旅渡过鸭绿江，侵入辽宁、吉林。从９月１８日至２５日１周之内，辽宁、吉林两省基本丢失。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后，日本陆军中央部于９月２３日内定了“关于军事占领地的范围”，还规定了几条逐步扩大的军事占领界线。第一道是最小限度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为辽河一线，即以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线以吉林、海龙为界。第二道是可以向外扩张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洮南、通辽、大虎山为界，东线以敦化及延边地区为界。第三道是哈尔滨和延边地区，对后两个地区，仍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暂由外交官出面交涉。日本实际上已放弃“不扩大方针”，变本加厉地扩大侵略战争，至次年２月５日日军进占哈尔滨，仅４个多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当年在中华大地上到处传唱的《松花江上》，曾这样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即以武力灭亡中国阶段的开始。这既是日本大陆政策演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日本侵华政策进入公开武装侵略阶段的战略性起点。从此，中日两国间开始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