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我敬重的唐翔千先生

我和翔千先生是相知多年的老友，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期间，曾于沪港两地多有接触往来。给我的印象是，先生慈祥、忠厚，平易谦和。虽年逾古稀但对新事物依旧敏感、活跃，记忆力超强。其间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在1999 年11 月，由于他对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的特殊贡献，经市政府常务会议提议，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由我作为代表，授予他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颁发证书和证章。二是，在上世纪末，由他发起成立以他父亲唐君远老先生名字命名的教育基金会，由于当时对境外人士举办此类基金会的法规及审批程序尚不明确，申报材料先送到了我这儿，因为基金会是用于支持教育的，我就毫不犹豫地签发同意，并通过中央统战部转呈中国人民银行，在我亲自给戴相龙行长通电话后才获批准。这十几年，由于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他也常住香港，我俩已多年未见。现在这部《唐翔千传》即将问世，我感到特别高兴，也让我得以重温故友情谊，并有幸秉笔作序。

翔千先生是香港和祖国内地沧桑巨变的历史见证人，也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和开拓者。我相信，翔千先生是以此为荣、以此自豪的。这并非是因为他担任了很多政治性和荣誉性职务，也不是因为他在港、沪两地投资的企业都十分成功，而是因为他在实现人生目标及成就事业的过程中，他的人生不仅与香港演变成国际大都市的历史息息相关，而且与祖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息息相关。

一系列关乎香港发展前途的历史性事件，比如五十年代香港纺织行业的勃兴、香港经济体的崛起、八十年代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九十年代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建、直至香港回归祖国的盛典——翔千先生不但都深度参与，很多时候还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作为香港著名实业家，他曾任香港工业总会会长，荣获香港杰出工业家称号。他爱国爱港，一生致力于民族工业的振兴与发展，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和顺利回归作出积极贡献。

内地改革开放以后，翔千先生亦曾创下了好多个第一，比如参与深圳的第一批补偿贸易，在乌鲁木齐创办新疆第一家合资经营的天山毛纺织厂，在上海办起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等。

为此，他曾受到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朱镕基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担任过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第七、八、九届常委。他在香港和内地获得过的职务和荣誉更是多不胜数，这当然是社会对他所作出的贡献的认可和回报。然而，作为一位名人和富商，在获得这些成就和荣誉之后，他不张扬、不骄奢，像普通人那样勤奋做事、低调生活、严谨处世。在这本传记中，可以看到他日常生活的节俭，一件夹克衫可以穿上十几年，坐飞机首选经济舱。我也听到过别人对他的评价，说他做生意有如“钢索吊灯笼”般稳妥，拿得起、放得下，宽容别人、甘愿吃亏。在我和他实际接触中，我确信这些评价是中肯的，准确的。

读了《唐翔千传》，有三点感想愿与读者分享：第一，我为他强烈的爱国、爱港、爱乡的情怀所感染。翔千先生出生在旧中国，虽然家庭富裕，但仍饱尝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他的父亲坐过日本人的牢，全家曾被迫弃厂逃难，流离失所。在沦陷和纷乱的上海，他艰难地度过青少年时代。因而深知“国家弱，则民族衰，国家强，则民族旺”的道理，因此无论在香港打拼，还是回内地发展，他都有一股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凭着非凡的勇气，从收购一家小布厂开始，艰难地起步，到六七十年代，他在香港的纺织业做得风生水起，不仅产品打入世界各地，还到毛里求斯等地投资办厂。作为工商界知名人士，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对上海情有独钟，在沪港经济合作中，创下了许许多多令人称道的“第一”。1981 年，在当时的外商投资处女地的浦东建起了第一家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领取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001 号”上海合资企业营业执照，开创了上海合资企业的先河。产品很快打入香港、欧美和日本市场。在联毛成立五周年之际，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亲临现场祝贺，充分肯定了联毛合资的成功。在联毛的基础上，又发展成立了多家企业，成立了第一个中外合资的集团性公司，继而又成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股份制上市公司。为进一步推进沪港两地的经济合作，1985 年他与香港其他著名企业家一起，组成了香港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并任创会会长。江泽民同志、朱镕基同志以及香港知名人士董建华先生、李嘉诚先生等都曾先后参加过协会的活动。

第二，我为他具有的远见卓识的眼光和创新精神所钦佩。唐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厚道朴实、踏实稳健，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敏锐，具有超前意识的人。如果说，他在香港和内地举办纺织企业的成功，多少还有点家族背景和人脉因素的话，那上世纪八十年中期，他进军高科技的电子行业，则完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走过来的。1997 年，他风尘仆仆回上海，选址松江，投资4000 万美元，进军电子高新技术行业，成立美维电子有限公司和美维科技集团公司。他对集团确定的目标是“中国最好，世界一流”，经过努力，美维很快成为上市公司，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后又与美国大公司合作，生产供苹果、三星等著名品牌电脑、手机上用的线路板，为上海和国家的电子产业发展作出了贡献。我还记得这样一件往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朱镕基同志当总理后，在一次全国“两会”期间，见到唐先生时，半开玩笑地问：“你怎么六十多岁还‘变脸’，一转身跳到电子这一行了？”唐先生笑嘻嘻地回应道：“你不也是六十多岁又跳了一级做总理吗！”这一次，朱镕基同志看到唐先生写给他的信后，将他的“生益科技”作为特例批准上市。后来，唐先生在电子行业克服了各种困难，从香港的美加伟华，到东莞、苏州、西安的生益科技，再到上海的美维电子，一路艰难地走来，大获成功。“生益科技”成了国内生产履铜线路板的龙头老大。公司曾多次获得“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驰名商标”、“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国家标准化四A 级企业”等荣誉称号，成就了唐先生从纺织巨头到电子王国的华丽转身。

第三，我为他尊师重教，培育英才，无私捐助教育事业的大爱之心和善举所折服。唐先生的家族原有重教和善举的传统。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捐款香港中文大学和新亚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名誉博士和新亚书院董事长。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的成长和发展，更是他热心教育事业，重视人才培养，无私捐资兴学的生动写照。该基金会源于1987 年在他母校大同中学设立的奖学、奖教金，旨在鼓励教师教书育人，培养优秀学生。后经多次增资以及基金会的良好运作，目前总资产已超过2 亿元。28 年来，共奖励师生6 万多人，资助经费超过一亿元。除上海30 多所中学外，资助范围扩展至他的家乡无锡、常州。奖励的种类有优秀师生君远奖，优秀贫困学生君远奖等等，在沪就读的新疆、西藏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君远奖。这几年奖励资助从中学延伸至大学，在复旦大学设立本科生海外交流学生奖，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研究生唐尤淑圻奖，在华东师大和上海师大设立少数民族师范生奖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从国家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需要出发，积极参与国家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从2010 年起，他与上海大学和江南大学分别签订协议，设立专项基金，各捐资4000 万元，合作创建翔英学院和君远学院。他曾两次写信给时任国务委员的刘延东同志，就有关想法和情况向她报告说，“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我虽年事已高，但是我对人才培养，特别是工程师的培养仍深有感情。”刘延东同志收到信后即批复给国家教育部认真研究，称赞“唐先生耄耋之年仍倾情关心祖国教育事业，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光大”。由于唐先生的义举和对国家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2012 年，他获得“中华慈善奖”。他还获得两届“上海慈善奖”，以及上海、无锡、常州多个教育和慈善的其他奖项。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也因此获得2009 年首届“上海慈善奖”，2012 年“上海市先进社会组织”，2014 年中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五A 级。由于年龄原因，翔千先生目前已辞去了基金会理事长职务，改任终身名誉理事长，由他的长子唐英年先生接任理事长。但他仍然时时关心基金会的建设。他每次来上海时，总要找会长、秘书长商量工作，同理事会成员，特别是年轻理事见面。在这儿我也衷心祝愿基金会越办越好，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广东方言称：“能伸不能屈是一碌木，能屈不能伸是一只虫，而能伸能屈者，则是一条龙。”翔千先生青壮年以来，一直生活在讲粤语的香港，也养成了能伸能屈的性格。他的成功也得益于这种性格。在这部传记不少章节的字里行间，处处可以发现对这种性格的描写。这是一部赞颂唐先生创业成功的书，也是一部反映唐先生处世做人的书，更是给年青人以力量和启迪的励志方面的书。本书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撰写者是两位熟悉唐先生的《沪港经济》杂志的专业编辑。他们来往于沪、港、广东、无锡等地，在多次采访唐先生本人和当事人，以及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写成此书。在此我也向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和两位作者表示感谢！

沪港两地商界，尤其是老一辈的企业家，提起翔千先生，个个敬重有加。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回首往事，能够问心无愧，实属难得。翔千先生很了解自己、相信自己，且把自己的要求定得很高——虽然这种感觉一般人很难看出来，是深深藏于心底的，但有时亦会在有意无意间，隐隐约约地从他的言语中流露出来。他的一段话我很赞同：“到了这个年龄，也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交待；况且，再过一两年，一些过去多年的事情，有可能也记不起来了。”我想，这本传记所描述的，是翔千先生独特的人生体验，对读者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精神盛宴。

愿翔千先生健康长寿。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