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李悝、商鞅等法家史料之考订与辨伪
战国初期，魏秦两国先后因变法而强盛，对此后战国、秦、汉政治经济之变革与发展，所起作用甚大。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变法图强，作“尽地力之教”，推行“平籴法”，使魏国富强。见于《汉书·食货志》，李悝又撰次诸国法，著有《法经》六篇，在法制设施上具有承前启后之重大作用，不仅商鞅携之入秦作为变法之基础，而且成为此后秦、汉法律之根源。《汉书·艺文志》载李悝所著《李子》，多达三十二篇，列为法家之首，不幸散佚，自《隋书·经籍志》以下不见著录。惟有《吕氏春秋·勿躬》篇开首引有《李子》一节论法家统治之“术”者。所著《法经》六篇，仅见《晋书·刑法志》有概括之叙述，内容不详。司马迁又未为李悝作传，于是作为法家祖师之李悝，有关法制史料贫乏。《资治通鉴》卷首有大段叙述魏文侯礼贤下士，却无一语及李悝。《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尝言及“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而《货殖列传》、《平准书》又误作“李克尽地力”。近人有误以李悝与李克为一人者，以为“悝克一声之转”。其实确为二人，《汉书·古今人表》列李悝三等、李克四等，《汉书·艺文志》列李子于法家，《李克》七篇在儒家，乃子夏弟子是也。《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记两人事迹，区别甚明。李克为魏武侯分封于中山之相，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克谓之窕货（《韩非子·难二》），此与李悝主张“尽地力”而“入多”不同。
近人因李悝《法经》不见于《汉书·艺文志》，《晋书》述魏陈群等撰《新律十八篇序》不言李悝，以为《晋书》所述李悝《法经》出于伪托，其实非是。吾人追溯秦、汉法典之起源，可以确定李悝确有《法经》六篇之作，当即包容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李子》三十二篇之中。明末董说所编《七国考》，卷十二“魏刑法”中有《法经》条，载有大段《法经》资料，自称引自桓谭《新书》（当是《新论》之误）。西方汉学家有认为此乃依据《晋书·刑法志》而伪造者，乃双重之伪造。其实，《晋书·刑法志》所述非出伪托，《七国考》所载确出于伪造。桓谭《新论》亡于南宋，《七国考》所引既不见于宋代类书，亦不见于严可均《新论》辑本，无从查考，确为杜撰。就《七国考》所引《法经》条文内容考核，可知即出于董说本人所伪托。
《七国考》伪托引用桓谭《新论》，首段袭自《晋书·刑法志》，后段分别引有《法经》条文，分为《正律》、《杂律》与《减律》，与《晋书·刑法志》所言《法经》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不合。《七国考》所引《杂律》，分为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与《晋书·刑法志》所谓“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为《杂律》一篇”，亦有出入。所谓“徒禁”与“金禁”皆不见于《晋书·刑法志》。“徒禁”严禁“群相居”，“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试问魏、秦之官吏将如何执行？“金禁”乃“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董说并有解说：“刑不上丞相，故诛左右。”所谓“刑不上丞相”，乃沿用旧贵族“刑不上大夫”之法制，此与法家主张“罚不讳强大”不合。考魏文侯时，尚无丞相之官名，犀首乃武将称号而非官名，犀首尝作为公孙衍之专称已在魏惠王时。而《七国考》卷一“魏职官”中，误认丞相、犀首为魏官名。据此可知《七国考》所引《法经》条文，即出于董说本人伪作。董说所作《七国考自序》（《丰草庵前集》卷二）云：“尝读秦书至《十族之法》及魏李悝《法经》，不寒而栗也。作《刑法》第十二。”其实《法经》条文即出于董说伪作而故弄玄虚也。近年颇有为董说所蒙蔽者，或在论文中引用，或在历史教科书中引述，因而有明辨之必要。
商鞅以李悝《法经》为根据，依照秦国实情，在秦两度变法，制定连坐法，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制定二十等爵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开阡陌封疆，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实行“一夫百亩”之授田制，推行按户征收口赋之税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制，从而统一法令，发展小农经济，使国富兵强，奠定此后秦完成统一之基础。正如王充所谓“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孝公去世，商鞅虽遭杀害，其变法措施仍贯彻执行而有效，商鞅学派在秦仍得继续有所发展，《商君书》即为战国晚期秦商鞅学派所著，民间颇为流行，韩非所谓“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
《商君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论之曰：“《商鞅书》亦多附会后事，拟取他辞，非本所论著也。其精确切要处，《史记》列传包括已尽，今所存大抵泛滥淫辞，无足观者。”又云：“凡《史记》所不载，往往为书者所附合而未尝通行者也。”其实，《商君书》本非商鞅所论著，乃战国晚期秦商鞅学派所作，成书已在长平之战后。书中论及秦“三战之胜”：“周军之胜”即伊阙之战，秦大胜韩魏，斩首二十四万；“华军之胜”即华阳之战，秦大胜赵魏，斩首十五万；“长平之胜”即长平之战，秦大胜赵，坑杀四十五万。此“三战之胜”，奠定此后秦统一战争之胜利基石。是时秦将完成统一，乃大势所趋。《商君书》之主旨，即在于发挥商鞅厉行法治与奖励耕战政策，从而谋求“治”、“富”、“强”、“王”。“王”即完成统一而创建王朝。是时秦向四周扩展，形成地广人稀之局面，所谓“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再加“三战之胜”，大量杀伤三晋之人，“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商君书·徕民》），因而在推行奖励耕战政策时，“垦草”与“徕民”成为当务之急。此《商君书》所以卷首作《更法》而欲出“垦草令”，并作《垦令》与《徕民》。
《垦令》实际并非“垦草令”性质，乃按商鞅重农抑商政策而提出之二十项垦荒措施。《徕民》主张以“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即三代免除徭役）之奖励政策，招徕三晋之民开垦荒地。使秦民得专战于外。全文为臣下向秦王献策性质，多处自称“臣窃以为”或“今臣”，对“王”或“今王”而言。可知“垦草”与“徕民”为《史记》所不载者，仅为战国晚期商鞅学派之献策或建议，尚未成为事实。杜佑《通典》称商鞅徕民，失之远矣。
《商君书·更法》以为“垦草令”乃商鞅在秦变法之主要法令，且为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前辩论变法胜利而发出者，盖出于战国晚期商鞅学派所伪托。《更法》所载商鞅与甘龙、杜挚之辩论，一方面依据比较原始之辩论史料如《史记·商君列传》所载者，加以增饰，另一方面大量因袭赵武灵王与肥义、赵文、赵造等人辩论胡服之辞，加以附会而成。因此辩论内容与辩论结果“于是遂出垦草令”，前后不相符合，与《商君列传》谓辩论结果“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不同。近人有据此以为商鞅变法首先推行“垦草令”者，非其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