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周的农业生产技术

在中国古代史上，周是个以擅长农业生产著称的部族。在周族的祖先传说中，他们的始祖后稷就是个天才的农业生产者。据说，后稷生下来不久，就能种植菽（豆）、禾、麻、麦、瓜等各种农作物，他在成人以后，就能教导人民农业生产，使得农作物生长得很美好。《诗经·大雅·生民》，就是歌颂这位有农业天才的始祖后稷的。直到战国时代，讲究农业技术的农家，还是把神农和后稷作为他们这个学派的始祖的。《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根据农家的书编写成的，《任地》篇一开始，就用“后稷曰”提出了十个问题，《任地》、《辩土》、《审时》三篇谈的，无非在解答这些问题。到汉代，杰出的农书《氾胜之书》中，也还有所谓“后稷法”。虽然这些农家所说的“后稷法”，不真是后稷所创造的，但其中必有不少是从周人的农业生产的经验上发展起来的。

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技术，确比殷商时代有了进步，主要表现在下列三点：

第一，对农田中“亩”“”结构的治理和对水利灌溉的讲究。

《尚书·梓材》曾说：“为厥疆畎（）”，《尚书·大诰》又说：“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可知在西周的农田中已有“亩”和“”的结构。“亩”原是农田间一条条的高畦，“”原是“亩”和“亩”间的小沟，“亩”是用来种植农作物的行列的，“”是用来洗土排水的。如果土中含有多量的盐碱质，雨水下来就可从“亩”里溶解一些盐碱质，渗流入“”中，通过沟洫流入河中，达到洗土排水的作用^[25]。《诗经》里曾提到“南东其亩”，还曾多次谈到“南亩”。《小雅·信南山》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26]。”《小雅·甫田》说“今适南亩”，“馌彼南亩”，《小雅·大田》、《周颂·载芟》和《良耜》都说“俶载南亩”。《周颂》是西周时代的著作，看来“南亩”是西周对“亩”的最普通的称谓，这是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为什么周人要把“亩”称为“南亩”呢？我们读了《左传·成公二年》所载宾媚人（即国佐）的话，就可以揭开这个谜。公元前五八九年，鞌之战，齐国大败，齐派宾媚人向晋国贿赂求和，晋国以“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作为讲和的条件之一。宾媚人为此质问道：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27]

从这一席话，可知“亩”有“南亩”和“东亩”之分，直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南亩”当指行列南向的亩，“东亩”当指行列东向的亩，是“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设置的。周人在农田的垦耕治理中，即所谓“疆”“理”中，能够随着地理形势，修筑适宜的南向或东向的“亩”“”行列，使得农田尽量利用地利，发展农业生产，即所谓“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农业技术上的一大进步^[28]。直到战国时代的农家，他们在农业技术上首先注意的，还是“亩”和“”的安排。《吕氏春秋·辩土》篇说：“故畮（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

西周时代在农田中创造了整齐的“亩”“”行列，不但起了洗土排水作用，而且还可利用水流来灌溉农田。《小雅·白华》说：“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池是滮水之源，在西周京都丰镐附近，已被利用来灌溉稻田。西周在北方地区确已开始种稻，稻田是一定要有适当的水利灌溉的。

第二，对垦耕和耨耘技术已相当讲究，而且达到了相当水平。

西周后期对于垦耕，已很重视适当垦耕的时节。《国语·周语上》记述虢文公的话说：

古者太史顺时土，阳瘅愤（偾）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

这是虢文公所说的天子举行籍田典礼前的例行公事。首先要管天文历法的官“太史”去“顺时土”（顺着时节观察土壤），到立春前九天，就得去报告管农事的官“稷”，报告“稷”说：从今到初吉，“阳气俱蒸（地里的阳气都上升了），土膏其动（土壤中的脂膏要流动了）”，如果“弗震弗渝”（不去翻动它疏通它，就是说不去垦耕翻土），那就要“脉其满眚（土壤的脉络就要塞住患病），谷乃不殖（种下的谷子就不能繁殖）”。接着，“稷”去报告天子，要请天子“监农不易”（毫不怠慢地去监督农事）。他们这样的重视春耕，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立春时节，土壤中的水分和温度开始上升，即所谓“土气震发”和“阳气俱蒸”，土壤的结构也开始松动，即所谓“土乃脉发”，同时土壤中的肥力也开始发生作用，即所谓“土膏其动”。如果不赶上时令去垦耕，便不能使土壤的结构和解，也就没有可供农作物生长的水分和肥力，结果就会“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特别是在周人统治的西北地区，降雨量少，分布又不调匀，因此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和肥力，就成为旱地农作业中头等的重要任务。这种重视春耕的道理，该是周人在实践中得来的。后世农家对这一点还是很看重的，例如《氾胜之书》说：“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此时耕，一而当五，名曰膏泽。”（见《齐民要术》卷一《耕田》篇引）

《周颂·载芟》说：“载芟载柞，其耕泽泽。”郑玄解释说：“土气蒸达而和，耕之则泽泽然解散。”“泽泽”是形容土壤和解的，也或作“释释”，《尔雅·释训》说：“释释，耕也。”（“释释”今本改作“郝郝”，此从《诗经正义》引。）《诗经正义》引舍人注说：“释释犹藿藿，解散之意。”这里，诗人用“泽泽”来形容所耕的土壤结构和解，该是由于当时人们重视垦耕土壤和解的缘故。

前面我们已谈过，西周已有金属锋刃的耨具叫镈。他们在作物播种前，先要做好整地工作和除草。《大雅·生民》说：“茀厥丰草，种之黄茂。”郑笺：“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种黍稷，黍稷生则茂好。”他们在苗生长后，对除草更为重视。

《周颂·载芟》说：“厌厌其苗，绵绵其麃。”“麃”或作“穮”，《尔雅·释训》说：“绵绵，穮也。”穮也就是耨，《说文解字》说：“穮，槈（锄）田也。”“绵绵其麃”是说连续不断的耨耘，《诗经正义》引郭璞《尔雅注》说：“芸不息也。”这是正确的。《国语·周语上》记述虢文公的话，也说：“日服其镈，不解（懈）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所谓“日服其镈”，也是说逐日不断的耨耘。当苗生长的时候，遮蔽地面的力量不强，蒸发量大，就需要连续不断的去耨耘，一方面是为了除去苗间杂草，免得杂草吸去土壤中的水分和肥力，影响到苗的生长，一方面也可切断毛管上升水的运动。这一点在北方雨量较少的地区特别显得重要。《左传》载赵文子说：“譬如农夫，是穮是蓘，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左传·昭公元年》）。《左传》又载周任说：“为国家者去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根本，勿使能殖”（《左传·隐公六年》）。春秋时代农民如此讲究耨耘，该是继承西周的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而有所发展的。

《周颂·良耜》说：“其镈斯赵（‘削’的假借字，锋利之意），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里不仅说明镈的功用在于耨除田亩间荼蓼等野草，而且把“荼蓼朽止”和“黍稷茂止”联系了起来，所以宋代以来，有许多学者认为这时已懂得用“绿肥”了^[29]。

第三，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和防治虫害的措施。

西周时代由于较多的应用带有青铜锋刃的耕具和耨具，由于垦耕和耨耘技术的讲求，由于对“亩”“”结构的治理和对水利灌溉的讲究，还由于讲求选择优良品种，农作物品种有了显著的增加，从而农业生产也有了提高。

西周的粮食作物，品种已不少，有“百谷”的称谓，《周颂·噫嘻》就有“播厥百谷”的话。根据《诗经》来看，这时主要粮食作物的品种，已有黍、稷或禾、来或麦、牟（大麦）、麻、荏菽（大豆）、稻、稌（黏稻）、粱、穈（赤粱粟）、芑（白粱粟）、秠（黑黍的变种）、秬（黑黍）等种^[30]。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荏菽和稻、粱。

据《大雅·生民》，周人的始祖后稷已开始种荏菽，说：“艺之荏菽，荏菽旆旆。”荏菽虽未必是后稷所栽培出来的种，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周人开始作为粮食作物而栽培的。自从西周以后，菽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粮食的一种，成为“五谷”或“六谷”之一，这就应该肯定为周人在农业生产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稻的生长，需要适当的水利灌溉，所以自古以来长江流域是产稻的中心。但是在北方如果有适当的水利灌溉，也同样可以种稻。据战国时代著作的《周礼·职方》，除了扬州、荆州“宜稻”以外，豫州、青州、兖州、幽州、并州也都兼“宜稻”。据《鲁颂·宫》，后稷已开始教人民种稻，说后稷“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北方稻的种植，虽不必是后稷所推广的，但是西周时代在北方地区已种稻，确是事实。《周颂·丰年》说“丰年多黍多稌”，稌就是稻中黏性的稬稻。在西周的金文中，如《史免簠》铭文已经以“稻粱”连称。西周时代北方能够推广稻的种植，这该是周人讲求水利灌溉的结果。

粱是稷的一种优良品种，大穗，长芒，粒扁长。《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三仓》说：“粱，好粟也。”《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也说：“粱，好粟也，即今粱米。”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粱者，良也，谷之良者也。”因为粱是较为珍贵的精良的食粮，古人常常把它和稻、肉、膏相提并论，以“稻粱”或“粱肉”、“膏粱”连称。胡道静同志在《我国古代农艺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有“粱为周氏族所植粟之优良品种说”^[31]，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西周后期不断发生自然灾害，人们已很注意到虫灾的为害严重。《大雅·桑柔》说：“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大雅·瞻卬》又说：“蟊贼蟊疾，靡有夷届。”他们已能分别各种为害不同的害虫，根据其食作物植株的不同部分而定名，《小雅·大田》毛传说：“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尔雅·释虫》也说：“食苗心，螟；食叶，；食节，贼；食根，蟊”（姚际恒《诗经通论》疑贼不是虫名）。当时对于除去害虫已有较明确的措施。《小雅·大田》说：“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唐代开元时宰相姚崇认为“秉畀炎火”即是用火诱杀蝗虫，并曾采用这办法扑灭蝗灾。朱熹集传：“姚崇遣使捕蝗，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盖古之遗法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