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0世纪的西方“圣人”——施韦泽伟大的一生

1965年，当施韦泽逝世的消息传到我国台湾地区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在9月10日的《华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西方圣人之死——对史怀哲（施韦泽）的悼念》：“九月五日报载，以五十多年的岁月，为非洲土人的疾病而奉献其生命的史怀哲﹐终于九月四日﹐走完了他九十岁的人生旅程。谨草此文，以表悼念之意。西方出现过伟大的宗教家，更出现过不少的哲学家。但可以当中国所谓‘圣人’之名而无愧的，只有史怀哲。他的死，我特称之为‘西方圣人之死’。哲学家有丰富的理智活动。但西方型的哲学家，他所表现的理智，可以对人类命运不负责任；甚至哲学家本身，也对他自己的知识不负责任。普通的教徒，只为自己从罪孽升向天国而祈祷，祈祷后更安心去作恶。伟大的宗教家，则常关心于人类的命运，并对其所奉的教义，首先求其在自己行为中实现。但于不知不觉之中，常须歪曲、或阻滞理智的伸展，以维护宗教所信仰的神话。以伟大宗教对人类命运的责任心，发挥哲学家的理智；将哲学家的理智，实践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这才是中国的所谓圣人。史怀哲正合于此一条件。”［1］

应该指出的是，暂时撇开其对西方文化的整体看法，徐复观上述对施韦泽所作的“西方圣人”的评价，是十分合理的，不愧为一个思想家的洞见，为后来的中国读者认识和理解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同样，在德语地区，人们也把施韦泽视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例如，关于施韦泽的生平和事业，有一本记载了从卡尔（查理）大帝（Karl I.， der Grosse， 742—814）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到阿尔贝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等100位德国伟人的书籍，［2］其中把施韦泽也列为从古至今的100位德国伟人之一：

当他开始学医时，施韦泽已经是一个有所成就的研究者、哲学和神学博士，一个著名的巴赫管风琴作品演奏家。阿尔贝特·施韦泽1875年1月14日生于上阿尔萨斯的凯泽尔贝格，父亲是一个乡村基督教牧师。直至30岁，他从事学术研究和音乐活动。当时，施韦泽已经撰写了两本关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专著，以及一些关于音乐理论的小册子。但是，现在他意识到，自己并不仅仅是作为理论家而生的。从而，为了在非洲建立一个丛林诊所，施韦泽开始学医。他的这个计划得到了妻子海伦娜的支持，她自己也参加了护士培训。

1913年，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及为了筹措资金，进行了多次巡回讲演和管风琴演奏会之后，阿尔贝特·施韦泽夫妇两人共同前往非洲的兰巴雷内。在赤道非洲这个小小的传教站里，他们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而在一间波纹铁皮板房被建起之前，对病人的诊断则只能够在露天进行。由于在方圆200千米的范围内，只有他一个医生，因此很快就有许多病人到来。这样，在最简陋的条件下，阿尔贝特·施韦泽工作了多年。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波及了施韦泽夫妇。当时，兰巴雷内属于法国殖民地，作为德国公民，他们就被拘禁起来和遣送回欧洲。战后，施韦泽生活在斯特拉斯堡，有两份工作：圣尼古拉教堂的助理牧师和市民医院的助理医生。但为了重返丛林，他决定辞去工作，尽管当时女儿赖娜已经出生了。于是，施韦泽又马不停蹄地到处演讲和演奏管风琴，以筹措必要的资金。其中，还有他通过出版书籍所获得的稿费。

1924年，施韦泽第二次前往非洲，并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医院村”。他考虑到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求医时，总是与其家庭成员和牲畜一起来到兰巴雷内的。但是，批判者抨击他的这种做法。此外，他们还指责施韦泽不重视卫生标准。在非洲期间，为了筹措资金，他始终必须到欧洲去讲演和演奏。而在回到兰巴雷内之后，除了医治病人和建造医院之外，施韦泽还从事神学和哲学研究。自从1915年以来，“敬畏生命”一直处于他思想的中心。施韦泽不仅把这一原则应用于人类，而且把它扩展到动物和植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大声呼吁和平与自由，并且坚定地反对核试验和世界范围的扩军备战。1951年，阿尔贝特·施韦泽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1952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54年获得德国科学艺术最高奖（和平勋章）。1965年9月4日，90高龄的施韦泽在兰巴雷内逝世。

这一引证可以说是德语地区关于阿尔贝特·施韦泽生平和事业的一种简要和权威的概括。而就对施韦泽的研究而言，无论是徐复观的“西方圣人”评价，还是上述“一个伟大的德国人”的概括，都启发我们，对施韦泽哲学—伦理思想的探讨和研究，必须抓住其生平和思想密不可分的特点。这么说的根据在于，德国文化史中的重要人物有两种。对于第一种类型的人来说，他们平凡的外在生活道路与其宏伟的精神创作很难说有什么必然联系。例如，音乐家巴赫和哲学家康德就是这样；但是，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人，例如歌德。如果人们要理解歌德本人，就不能忽略他的维特。歌德的生活道路到处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施韦泽像歌德一样，人们必须在其生活道路中探寻其事业和思想的根源。如果说，其神学和音乐史研究与他的生活道路关系不大，那么其管风琴演奏艺术的臻于完善就得归功于他在非洲度过的宁静之夜，其作为人道义务而承担起的医生职业，更是直接以他从欧洲前往非洲为前提。根据他本人的说法，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只能产生于水和丛林之间。显然，施韦泽的内在和外在的生活道路、思想和生平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施韦泽是怎样走完他那非凡的人生之旅的呢？他为后人又留下了些什么呢？为了解开这个谜，还是让我们从他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开始，探索一番这位伟人的一生及其独特的精神世界吧！

一、　反思痛苦和幸福权利的青少年时代

施韦泽1875年1月14日生于上阿尔萨斯的凯泽尔贝格。当时阿尔萨斯属于德国，因此施韦泽前半生持德国护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尔萨斯归还法国，他就成了法国人。像许多阿尔萨斯人一样，施韦泽也讲两种语言：法语和阿尔萨斯德语方言，但认为德语是其母语。他的主要著作也是用德语写成的。在阿尔萨斯有两个文化圈子，即法国和德国的文化圈子。施韦泽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并在巴黎和柏林的大学听课，是巴赫、歌德和康德，法国的管风琴演奏和制作艺术，法国和德国的启蒙主义者的仰慕者。施韦泽挂念着全人类的痛苦，他曾多次谈到：我的根在福格森山，但对我最重要的是，我作为人能为人类做些什么。施韦泽的父亲路德维希·施韦泽是一个贫穷，但受人尊敬的基督教牧师。施韦泽家族世世代代出了许多教士、教师和管风琴师、作家、音乐家。施韦泽母亲的家庭同样如此，他的外公席林格也是乡村牧师。施韦泽的家庭幸福而热闹，父亲是严厉的，但从不滥用他的严厉，母亲温柔、慈爱。

施韦泽是在基督教的宗教环境中长大的，父亲真诚、朴实的虔诚信仰使他终生难忘。一个施韦泽的传记作家认为父亲是他的第一个榜样：父亲—耶稣—巴赫—歌德。年幼的施韦泽看到他周围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痛苦，这不仅使他很难过，而且引起了他的深思，成为他今后选择生活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快乐。他尤其不能忍受可怜的动物受到虐待和残杀。例如，在他看到钓鱼时用作鱼饵的蚯蚓被撕裂之后，他就再也不想钓鱼了。他乘兴骑着邻居的老马飞奔，归来之后则为马疲惫不堪而感到内疚。显然，了解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施韦泽以后的行为动机，成熟的哲学本质。后来，施韦泽曾这么回忆他幼年时的经历：

在小时候，我就感到有同情动物的必要。当时，我们的晚祷只为人类祈祷，这使尚未就学的我感到迷惑不解。为此，在母亲与我结束祈祷并互道晚安之后，我暗地里还用自己编的祷词为所有生物祈祷：“亲爱的上帝，请保护和赐福于所有生灵，使它们免遭灾祸并安宁地休息。”

发生在七八岁时的一件事使我难以忘怀。我的同学海因里希·布雷希和我用橡皮筋做了弹弓，它能用来弹小石块。当时是春天，正值耶稣受难期。在一个晴朗的礼拜天早晨，他对我说：“来，现在我们到雷帕山打鸟去！”这一建议使我吃惊，但由于害怕他会嘲笑，就没敢反对。我们走到一棵缺枝少叶的树附近，树上鸟儿们正在晨曦中动听地歌唱，毫不畏惧我们。我的同学像狩猎的印第安人一样弯着腰，给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了它。顺从着他命令式的目光，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但由于受到极度的良心谴责，我发誓把小石块射向旁边。正在这一瞬间，教堂的钟声响了，并回荡在朝霞和鸟儿的歌唱声中。这是教堂大钟召唤信徒的“主鸣”之前半小时的“初鸣”。对于我来说，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我扔下弹弓，惊走了鸟儿。鸟儿们因此免受我同学的弹弓之击，飞回了自己的窝巢。从此，每当耶稣受难期的钟声在春天的朝霞和树林中回荡时，我总是激动地想到，它曾怎样在我心中宣告了“你不应杀生”的命令。［3］

如果我们忽略这些不易为人注意的事件，施韦泽的童年生活就显得很平常了。他出生在一个有着5个孩子的乡村新教牧师家庭，家境并不富裕，也不是神童，简直就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农村儿童，5岁上乡村小学时，他为此还整整哭了一天。但尽管如此，对于村里的小伙伴来说，施韦泽仍然是一个“少爷”，这使他很难过，并力图在生活中和乡村其他同学保持一样，导致他在家里吃了不少苦头。此外，他良好的音乐素质，以及终生最大的爱好之一——热爱自然，很早就表现了出来。就与自然的息息相关而言，施韦泽对自然的热爱，绝不亚于对音乐、书籍的热爱。在对自然幻想的、欢快的并带有淡淡的哀愁色彩的态度上，施韦泽与歌德是一致的。10岁之后，他在亲戚的监护下到高级中学读书，并在那里逐步学会了读书、写作，养成了勤奋、节约、朴素的习惯，学业上大有进步，特别是有幸受到管风琴大师的指导，奠定了他今后在音乐领域内取得杰出成就的起点。

1893年10月，施韦泽从高级中学毕业，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神学系和哲学系注了册，开始了大学生活。当时，斯特拉斯堡大学洋溢着青春气息，大学生在这里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这一切都有利于施韦泽的成长。一方面，他继续在私人教师那里进修管风琴演奏，有时也参加城市中巴赫作品的演出；另一方面刻苦地学习神学和哲学。经过3年的学习之后，施韦泽在神学、音乐和哲学领域内，不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还显示出具有远大的前程。但正是在那时，三年级的大学生施韦泽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1896年基督教圣灵降临节期间，施韦泽回到父母家里，清晨被鸟鸣唤醒后，心中充满了幸福感。突然，他想到：只为自己活着的人，随着时光的流逝，必然会失去宝贵的生命。只有为别人做出牺牲的人，他才能永生。古老的智慧这么说。

他问自己，是否可以把当前的幸福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这样，除了从小就伴随着施韦泽的那个问题，即我们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痛苦之外，又出现了这个有关自己幸福权利的问题。施韦泽认为，这是他生活中的第二件大事。这两个问题逐渐合二为一。他对生命和自己的人生使命的看法就这样决定了。施韦泽日益明白，他没有权利把自己幸运的青少年时代、他的健康和才能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幸福感”，施韦泽认为，他的生命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且也属于他人：幸运的人被召唤来感受和缓解他人的痛苦。我们大家必须承担起世界上所有痛苦的重负。

由此，施韦泽在家中决定：30岁以前献身于布道、学术和音乐活动。然后，如果在学术和艺术方面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他就要作为一个人走直接为人类服务的道路。至于直接服务的具体方式，他打算在这段时间内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决定就这么做出了，但到实行它还有整整9年时间。在他爱好的所有领域内，施韦泽都坚韧和稳步地向前迈进，丰富知识，完善技能。1899年8月2日，他以《康德的宗教哲学——从〈纯粹理性批判〉到〈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900年7月21日，他又以《19世纪学术研究和历史报道基础上的圣餐问题》的论文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1902年3月1日以《弥塞亚的秘密和受难秘密。耶稣生平史纲》的论文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新教神学系获得了授课资格，并在1905年和1908年出版了法文版和德文版的大部头音乐理论专著《巴赫》，在音乐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写完法文版《巴赫》之后的1904年秋，施韦泽于办公室看到了巴黎传教协会的一份小册子。其中有一篇文章呼吁读到这篇文章的人能够到非洲加蓬（当时的法国殖民地刚果）去帮助他们的工作。施韦泽把小册子放在一边，思绪翻滚，最终做出了决定，把自己献给这些人，作为欧洲人对非洲犯下的罪恶的赎罪。这就是说，施韦泽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离开欧洲这个地球上最发达的地方，到非洲去！放弃他的教学、音乐、布道、哲学和文学创作等活动，去做一个丛林医生，即抛弃一切，走进丛林。这一决定有点类似逃避，有人甚至怀疑他内心受到了严重创伤，或者是狂热地追求出名。许多人都在绞尽脑汁，分析施韦泽这样做的动机。

在后来的《文化哲学》中，施韦泽曾对此作了这样的阐述：

敬畏生命也不赐予我幸福。在我想无忧无虑地欢乐的瞬间，它提醒我思考看到的和预感到的痛苦。敬畏生命不允许我排除干扰。就像潮水不能独自存在一样，它始终是大海波涛的部分，我也不应该只为自己体验我的生命，而始终应该在对周围生命的体验中体验我的生命。一种可怕的理论悄悄地告诉我们真正的伦理。它说，你是幸运的，为此你被召唤要多作贡献。对于健康、天赋、才能、成就、美好的童年、和谐的家庭关系等方面，你比别人多得到的一切，你不可以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你必须使自己为生命做出特殊的奉献。［4］

因此，就他本人而言，施韦泽做出这一决定完全是其思想的必然产物，而不是其他。他对此的唯一解释就是对健康、幸福、成就等“幸福权利”的反思：我们必然感到这样的召唤，减轻别人的痛苦。我们大家都必须共同承受这个世界中的痛苦。

进一步说，这是一种对苦难的世界、人，首先是弱者和不幸的人的责任感，是一种强烈的伦理责任感，一种伦理的意志，一种“博大的良心”和“深刻的同情”。而且，施韦泽的这种同情是积极的，没有停止在消极的观察和感受，而是彻底赞成积极的行动。施韦泽这样突出他的偶像——歌德的特点：他“是一个精神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行动的人”。施韦泽也要做一个行动的人，他决定做一个医生：长期以来，我已把精力都耗费在言论中。通过新的行动，我就能够不只是在口头上谈论爱的宗教，而能成为这一宗教的真正实行者。根据医务人员的看法和他自己的确信，这一职业中“最重要的是对病人的同情”，即对受病痛折磨的人的帮助，具体的善行，“人对人”的帮助。

这样，对于施韦泽来说，一种新的人生使命、惊人的要求、超人努力的任务产生了。接着就要脚踏实地、坚忍不拔地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1905年10月，也就是在他30岁的那年，施韦泽作为一个医学系的学生，重新坐进了课堂。在从事大量音乐、神学教学和研究等工作的同时，十分认真地学医。大家知道，学医需要死记硬背，这对一个30多岁的人来说，是极为不易的。但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施韦泽终于在1913年2月以《关于耶稣的精神病学的评定》的论文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4月16日，与妻子海伦娜抵达加蓬的兰巴雷内。从此，施韦泽就主要依靠信任他的人的捐赠，在当地历经千辛万苦，创办了一个丛林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除了回欧洲参加一些活动之外，一直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直至1965年9月4日与世长辞。

二、　进行文化批判的中年时代

施韦泽的大学时代，正是欧洲19世纪后期的和平时期，大家都在谈论它的进步，它的惊人成就。西方人庆幸、陶醉、沾沾自喜。但是，文化的进步又有多大呢？究竟取得了哪些进步呢？即人们用德语“文化”和英语“文明”所表示的一切，究竟获得了哪些进步呢？他经常在思考这一问题。人们通常认为，文化首先是人的理智对自然力的控制，其次是对人的爱好和偏见的控制。对此，青年哲学家施韦泽认为，人们只重视文化的物质涵义，而忽略了文化的伦理本质。但是，只有在对人的爱好和偏见的控制方面，即精神—伦理方面，文化才谈得上真正的进步。因为，控制自然的进步具有双重性质，它既可能为进步服务，又可能为野蛮效劳；它可能有益于人类，但如果它使人陷入比与自然斗争更可怕的生存斗争的话，就会伤害人类。因此，如果出现只有物质进步而没有精神—伦理进步的情况，那么它甚至比没有什么进步更危险。而精神—伦理的进步则意味着个人和群众的意志和行为由社会和个人的福祉所决定。这就是说，这种行为要具有道德的性质。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伦理进步和人道发展的迹象。事实与此相反，到处可以看到现代人的非人道化。嘲弄任何人道主义的非人道思想充斥舆论和讲坛，人们大言不惭地用各种原则来为它辩解。人们谈论战争的轻松语气就好像在谈论演出一样，人们谈论人就像在谈论政治的手段。对此，施韦泽问道：宣告道德原则的哲学在哪里？典范性的18世纪启蒙精神又在哪里？我们的文化是否真正具有不可缺少的伦理动能？这一切促使他研究文化和伦理问题。世纪之交，施韦泽就认为，当时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似乎不仅没有超过过去的时代，而且还依赖着前人的某些成就；更有甚者，其中有些遗产经过我们的手而逐渐消失了，即当代人成了文化上的模仿者和寄生虫。这样，施韦泽开始考虑把他未来的关于“文化哲学”的书名定为《我们模仿者》。此外，在一篇名为《哲学和19世纪的普遍教养》的论文中，施韦泽也初步表达了在其以后的哲学著作中所进一步发挥的思想：我们这个世纪科学独立、思想贫乏和缺少普遍的哲学教养。为此，他反复强调创立世界观的重要性，并突出了哲学在这方面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施韦泽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前往非洲的。例如，一位传记作家指出：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在于，施韦泽不留在欧洲，而是前往非洲丛林。缺少历史和纯朴的非洲比由历史填满的精巧的欧洲更符合施韦泽新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另外，爱因斯坦也说过：

我觉得，就其最重要的部分而言，兰巴雷内的事业是对我们在道德上麻木和无心灵的文化传统的摆脱。因为面对这样一种祸害，个别人是无能为力的。施韦泽没有说教，也不幻想他的行为成为无数人的典范以及对他们的安慰。他所做的一切，仅仅出于内在的必然性。无论如何，许多人毕竟有一颗毁坏不了的善良的心，否则他们就从来不会认识到施韦泽质朴的伟大。［5］

在后来与一位客人的谈话中，施韦泽同样表达了当时坚持对个人行动和伦理意志的信仰以反思和克服西方文化危机的意愿：面对时代精神的消极后果，我们只能感到恐惧。然而，如果在欧洲有成千上万的人，从王子到清道夫，都敢于按天性行事，就像耶稣所做的那样，那么不用几年，公众舆论就会变化。由此，在开始兰巴雷内行医新生活的同时，施韦泽在业余时间里，坚持完善自己的演奏技艺，编撰《巴赫赞美诗》的评注，阅读各种神学、哲学—伦理学书籍，思考文化哲学的问题。

行医非洲的第一年是极其辛劳的。在混杂着美丽和痛苦的兰巴雷内地区，多年来就没有一个医生，因此施韦泽行医的消息使各种各样的病人纷至沓来。他们乘船从老远的地方赶来，100、 200、 300千米不等。如果不是他在1913年春季，即“雨季”来到这里的话，就不会有其他人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当施韦泽由于炎热和疲乏而无力继续工作时，他就想到了这一点，并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欣慰。开始，施韦泽只能在一个鸡棚里治疗，妻子海伦娜作助手。后来，他还有了一个黑人助手，这样就可以正常地为病人动手术。此外，他还得为建造诊所的房子操劳，熟悉对他来说最不愉快的任务之一：管理工人。针对当地的实际状况，施韦泽并没有机械地照搬欧洲医院的管理方式，而是逐渐地形成了自己一套简单的治疗方法和独特的管理秩序。对于非洲大陆的儿童，施韦泽充满了同情。而且，他对殖民地加蓬人民的同情是积极的。施韦泽来到这里绝不是为了听听哀号和看看眼泪。他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怎样帮助这些受苦的人。从他寄自非洲的第一批信件中可以看出，除了涉及医学和经济问题的细节之外，还充满了觉得自己薄弱的力量能够起到相当作用的激情。而强健的体魄和坚定的意志也使四十来岁的施韦泽能够承受住在热带雨林中的艰苦生活。

在兰巴雷内诊所忙碌了一年多之后，1914年8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施韦泽作为德国公民被当地的法国殖民地当局作为交战国的俘虏软禁在家。这样，他就有时间重新研究15年前思考过的文化和伦理问题。他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当时泛滥成灾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强调健康的、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在最高的人道理想中寻求伟大，而不是在过度膨胀的外部荣誉和强力中寻求伟大。对于战争，施韦泽认为，这正是欧洲文化衰落的表现。他写道，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在于，我们文化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因此，如果我们重新提出一种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我们就会制止正在扩展着的文化衰落，而重新达到真正的富有活力的文化。否则，我们将注定看到阻止文化衰落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1915年夏，施韦泽的哲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他还在分析文化衰落的象征和文化重建的手段，但他的哲学思考显然已经在紧张地寻找新的突破口。无论如何，精神和伦理的思想最终必将占上风。但这种新思想是什么呢？施韦泽苦苦地思索着。

幸运的是，一次出诊提供了他思想突破的契机。1915年9月，为给一个病人治病，他必须乘船经过200千米的水路。让我们看看施韦泽是怎样描述这次值得纪念的旅行吧：

我坐在其中的一条驳船上，打算在整个途中思考一种新的文化如何产生的问题，它将比我们的文化更具伦理深度和动能。只是为了能集中于这一问题，我逐页写着并不连贯的句子。疲乏和迷惑使我的思维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第三天傍晚，日落时我们正在伊根德伢村附近，那时我们必须在一千米多宽的河中沿着一个岛向前行驶。在沙滩的左边，4只河马和它们的幼仔也在向前游动。这时，在极度疲乏和沮丧的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概念：“敬畏生命”。据我所知，我还从未听到和读到过这个词。我立即意识到，这就是令我伤透脑筋的问题的答案：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但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则能实现这一切。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救助它们。我立即明白了，这种根本上完整的伦理学具有完全不同于只涉及人的伦理学的深度、活力和动能。

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我曾徒劳地寻找的通往更深刻、更有力的伦理学道路就这样梦幻般地敞开了。对于这一过程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6］

这是施韦泽一生中出现的第二次灵感，长期的探索终于找到了苦苦追求的答案，他的需求、追求、认识、观念、联想、大量的阅读、透彻的思考综合成一个整体。铁门倒下了。可以理解的是，施韦泽终生忘不了这一瞬间。它保留在他本人对此的详细描述中，作为逸闻在其他人中流传。从此，施韦泽就按计划撰写关于《文化哲学》的著作。他准备一共写4卷。其中的第1卷《文化的衰落和重建》、第2卷《文化和伦理》于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出版，第3卷《敬畏生命的世界观》作为遗著最近在德国问世，原来计划的第4卷《文化国家》则没有写成。

1917年9月，施韦泽夫妇作为战俘被法国殖民当局遣送回欧洲，直到1918年7月，才回到了经由战争的炮火而已经面目全非的家乡京斯巴赫。不久之后，施韦泽虽然获得了斯特拉斯堡市民医院的助理医生和圣尼古拉教堂的助理牧师的职位，还首次公开阐述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但毕竟身患疾病、处境困难、心情压抑。1919年底，出现了希望的曙光。瑞典大主教纳坦·瑟德布罗姆邀请施韦泽到乌帕萨拉进行关于伦理问题的讲演，并帮助他在瑞典各地举行旅行讲演和管风琴演奏会，为还清先前行医而负下的债务、重新回到兰巴雷内筹措经费。1920年，苏黎世大学邀请他去任教。后来，瑞典、瑞士、丹麦、英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大学也邀请他去演讲，并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当然，对于已经恢复了健康，能够重新回到兰巴雷内的施韦泽来说，帮助那些深受难以用语言表达痛苦的人们，比当教授重要得多。因此，在出版《文化哲学》、《基督教和世界宗教》、《我的青少年时代》等著作的同时，施韦泽努力为重返非洲作准备；在经历了7年之久的绝望、希望和幸运的交替之后，终于在1924年4月带着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基勒斯皮回到了兰巴雷内。

自1924年起，除了当地的一些助手之外，施韦泽在兰巴雷内的诊所就有了来自欧洲，特别是阿尔萨斯地区的志愿者，包括男女医生和护士等，与施韦泽一起治病救人。虽然诊所的工作仍然是极其艰辛的，还要面对流行病、传染病和饥荒等灾难，但是这些助手的加入，对开始上了年纪的施韦泽来说，毕竟是十分有益的。这样，在行医之余，施韦泽就有时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把原来的诊所扩展成一个医院村的建筑工程上。这一复杂艰巨的工作只能由他本人亲自来承担。此外，这也使施韦泽有可能多次回到欧洲，拜访医院的资助者，进行演讲和管风琴演奏会，为兰巴雷内事业筹款，并进行学术研究。总之，施韦泽在非洲行医的事迹，以及他所创立的敬畏生命伦理学，逐步在欧洲和美国等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1927年他的医院村建成之后，兰巴雷内开始在全世界成为一个人道主义的象征。许多记者、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政治家对施韦泽开始发生兴趣。关于一个自愿放弃在欧洲的飞黄腾达到非洲丛林救死扶伤的神学家、哲学家、管风琴家和医生的报道，震撼着全世界千百万质朴的人的心灵。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法国戴高乐将军和维希政府的军队在兰巴雷内地区作战时，双方也达成了把施韦泽医院村作为非战斗区域的协定。

1927年至1938年，施韦泽主要在兰巴雷内和欧洲两地来回活动，在两地居留的时间差不多。1928年，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由于他对人道的贡献”，授予施韦泽歌德奖。这是他在德国获得的首次荣誉，在这次授奖会上，并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中，施韦泽阐述了他对歌德的生平和思想的理解。他把此次所获得的奖金用于在故乡京斯巴赫建造一幢客房，供回到欧洲的兰巴雷内志愿者休养之用。现在，这里已经成为施韦泽博物馆。1930年，施韦泽谢绝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神学系的聘任，出版了其重要的神学著作《使徒保罗的神秘主义》；1931年，自传《我的生平和思想》问世。1935年，出版《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期间还撰写了《中国思想史》的手稿，经德国学者整理后于2002年在德国出版。1939年1月，在回欧洲的途中，由于在收音机中听到了希特勒尖锐刺耳的德语声音，预感到战争就要爆发，因此仅仅在欧洲停留了10天，动用医院所有款项，采购药品和其他必需品，之后立即回到了非洲。这样，从1939年至1948年，也就是从64岁到73岁，整整9年半的岁月，依靠所获得的捐赠，施韦泽克服重重困难，一如既往地在兰巴雷内管理着整个医院：医疗、采购、种植、建筑，等等。

三、　反对核战争的晚年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兰巴雷内来访问的人越来越多。施韦泽医院在美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有关兰巴雷内的画册也出版了不少。美国访问者非常尊敬施韦泽及其思想和事业，开始赞颂兰巴雷内医院的所有生活细节和施韦泽本人的形象。新一代记者更是向人们热情地报道所看到的一切。1948年底，施韦泽回到了阔别近十年的故乡，看望了30岁的女儿以及从未见过面的4个外孙。这时，施韦泽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道德象征，到处都是赞扬的声音。但施韦泽可不愿听这些话，不愿意成为人类良心的遮羞布。许多朋友、亲戚的死亡使他十分难过。1949年7月，74岁的施韦泽收到了来自美国的邀请：人们邀请他在歌德诞辰20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作为报酬，组织者将捐赠6100美元给兰巴雷内医院。10月，施韦泽和妻子回到兰巴雷内，继续为扩建医院而努力。1950年2月14日，施韦泽在兰巴雷内度过了75岁生日。各种荣誉纷至沓来：1951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1952年，获德国医学奖；1952年，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道德和政治科学院院士，作《人类思想发展中的伦理问题》的讲演；获195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发表《当今世界的和平问题》的演讲；1955年，获德国科学、艺术最高奖（和平奖）、巴黎城金质奖章、英国殊勋勋章；1959年，获丹麦森宁奖，等等，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名人士。

在获得了如此重大的荣誉之后，施韦泽不仅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时常为这些荣誉感到烦恼。当然，由于在美国和欧洲受到的热烈欢迎，他也比较好地解决了兰巴雷内医院的财政困难。根据一些传记作家的报道，1949年，施韦泽在访问美国时会见了爱因斯坦，后来，施韦泽说，爱因斯坦死于他对自己参与发展原子弹的绝望，死于对原子弹给人类带来的威胁的绝望。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认识爱因斯坦。他在柏林当教授时，我们之间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他去世时，爱因斯坦知道，我将像他一样为反对核武器而斗争。施韦泽抵达美国后不久，一份重要的美国杂志就当代的伟大人物问题征询读者的意见。结果，在非政治家领域内，阿尔贝特·施韦泽和他的朋友阿尔贝特·爱因斯坦位于榜首。而正是这一点，成为施韦泽晚年社会活动及其敬畏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主题。

1954年，将近80高龄的施韦泽在诺贝尔和平奖的授奖会上发表了题为《当今世界的和平问题》的演讲。他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局势出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东欧和东南欧的现存关系中有其原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秩序中，仍然保留着导致未来战争的火药。”［7］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形势。那么，我们现在怎样对待和平问题呢？由于现代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战争，这一问题具有特殊性质。现代战争投入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是过去的战争不可比拟的。从而，它是前所未有的灾难。［8］

可怕的共同经历必然唤醒我们，去争取和希望开创一个没有战争时代的一切，这种意愿和希望的目的只能在于：通过一种新的精神，我们达到更高的理性，它使我们不会灾难性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力量。［9］

以上就是施韦泽这次演讲的主旨，还在非洲丛林中时，他就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和平并没有得到保证。这逐渐导致施韦泽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从个人行善到关注事关当代人类命运的和平问题。他问自己：仅仅身体力行自己的敬畏生命伦理学够不够？他确认，自己提供给人类的例子的作用并不大。几十年来，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新的战争又不知会在哪天突然爆发。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施韦泽伦理新思维的第一次强有力推动。从此，施韦泽的思考日益集中于和平与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问题。当然，这种思考仍然是以他的方式进行的。这篇讲演可以说就是这些思考的结果。

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有一位记者向施韦泽通报了科学家关于放射性危害人类机体的观察，并想请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发表看法。施韦泽认为，和平问题在当今世界处于中心地位。但当时他依然强调，自己终身奉行的原则是与政治保持距离，并尽可能少地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虽然不久前，施韦泽参加了在德国博登湖边林岛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聚会，他们对核战争的危险谈得很多。现在，他对核武器的问题也考虑得很多，不过还没有放弃自己信奉的原则：我始终努力避免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当然，这绝不是因为我对国际事务问题不感兴趣。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和由此产生的忧虑是很大的。我感到，我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必须直接从我的工作和我对神学、哲学或音乐的思考中产生。与卷入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相比，我更愿意试图与涉及全人类的问题打交道。我愿意做一个与别人对话的人。

与这位记者的谈话和自己对威胁所有生命的核试验的思考使施韦泽不安。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道精神不占主导地位的话，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施韦泽看到，人类面临着这样的危险，生下残疾的子孙，没有手，没有腿，痴呆，等等。他满怀忧虑地确定，只要人们自己的家人没有受到危害，那些无视核试验危险的人甚至会受人欢迎。施韦泽终于表示，核武器的试验问题，超越了通常的政治范畴。它与一切人相关，与生命相关，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他必须向公众表达自己的看法。为此，施韦泽开始仔细研究有关核试验及其放射性后果的文件。对于他这样一位多劳多忧的老人来说，又增添了一大忧患。1957年4月23日，挪威奥斯陆广播电台播送了施韦泽的声明《对人类的呼吁》。这是一份针对进行危害人类的核试验的各国政府的呼吁书，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核试验。

施韦泽在呼吁书中以物理学、医学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通俗易懂地阐明了核武器对整个人类带来的危害。由于公众并没有注意和理解这种危险，因此，“同那些认为自己有义务以言论作警告者的人一起，我发出呼吁。我的年龄，由我所代表的敬畏生命的观念赋予我的同情心，使我相信，我的提醒能为迫切需要的认识开辟道路”［10］。在这一呼吁中，表达了施韦泽反对核武器的基本观点：反对核武器的公众舆论是禁止核试验的最重要保证。此外，他仍然不太愿意多谈政治。但是，施韦泽认为，世界受到放射性降落物的污染不是“政治”。这涉及地球上生命的基本问题，敬畏生命或蔑视生命的问题。从而，尽管这已经积极地介入了当今的世界事务，但施韦泽当仁不让。

1958年4月28日至30日，在《向人类的呼吁》发表1周年之后，通过奥斯陆广播电台，施韦泽发表了三次反对核试验的广播呼吁：《和平或者核战争》。在这三次声明中，施韦泽对核试验的危险再次发出了警告：这种危险不仅对现在的生命，而且特别对今后的生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核试验是“对未来的犯罪”。此外，这种危险绝不只与核大国相干。他问道：谁给予这些核大国这一权利，在和平时期试制核武器，这一将最严重地伤害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事呢？核武器试验和使用核武器一样，是对各国人民权利的最严重侵犯。在和平时期，核试验就已伤害了核大国以外的人的健康和生命。核战争则将毁灭许多国家人民的生命，尽管他们并未参加战争。难以想象的无意义和残忍在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由此都成了问题。因此，核战争绝不能成为现实。并且施韦泽向当时的三个核大国（美、苏、英）提出了无条件放弃核武器的要求。

1962年，在一封写给莫斯科《文学报》的有关普遍裁军的信中，87岁的施韦泽写道：核战争是没有意义的。它不能解决问题。除了无比残酷地毁灭人的生命之外，它不会有别的结果。无论是东方和西方都不能期待由此能得到别的东西。1963年夏，施韦泽已经88岁高龄了。当关于在大气、宇宙空间和水中禁止核试验协定的会谈取得进展时，他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施韦泽在信中赞扬了苏联政府和肯尼迪的决定。这封信引起了舆论的广泛注意，在美国参议院批准《部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时起了重要的作用。施韦泽写道：人类徘徊其中的黑暗终于出现了光明。光明终于可能驱散黑暗。东西方之间关于结束在大气和水中进行核试验的《部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是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许是最重大的事件。现在我们能够对东西方不打核战争抱有希望了。

虽然，世界上核武器的发展，并不会由于施韦泽的呼吁而立即停止下来，核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也没有立即停止下来。但是，作为世界范围内反核试验群众运动的一个推动者，施韦泽的呼吁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从其敬畏生命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反对核武器的论证，具有超越现实政治的意义，成为人类最终放弃核武器的一种重要思想理论资源，将持久地对人类的生活和思想发挥积极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虽然地球上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核武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这一威胁对人类依然存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一些核大国也没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类的持续生存，我们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在更高的层次上，为防止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灾难而努力。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显然需要吸取包括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在内的合理思想。

1957年6月，妻子海伦娜去世，施韦泽把她安葬在他卧房的窗下。海伦娜去世了，但什么叫死去呢？施韦泽写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死，只要人活在我们心中，他就是活着。1958年，施韦泽发誓不再造房子了。然而，由于医院有了一辆卡车，还是造了车库和油库。这样，施韦泽依然建房、接待病人和处理经济事务。1964年，施韦泽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整理他的大量手稿。根据他的意愿，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了他的大部分手稿，另一部分手稿，主要是回忆录片断，放在京斯巴赫。1965年1月14日，施韦泽整整90岁了。加蓬一位部长说，他是加蓬最老和最著名的人。90诞辰给施韦泽带来了许多祝愿和荣誉以及捐赠。90岁的施韦泽仍然像以前一样健康。但尽管如此，他还是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他现在经常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赖娜现在和父亲在一起，她日益受到父亲的事业和思想的鼓舞。她在实验室工作，并参与医院内的所有事务。他的外孙女克里斯蒂娜也受到兰巴雷内的吸引，正在瑞士学医。8月底，施韦泽感到精力衰竭，昏睡了过去。9月4日，他突然醒来，并想起床写信。他站了起来，但又昏了过去。深夜23点30分，施韦泽平静地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安葬在海伦娜旁边。墓地上树立的十字架就是施韦泽本人做的，上面写着：“阿尔贝特·施韦泽”。

以上简要地概括了施韦泽伟大的一生，如果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位20世纪西方圣人的生平和思想的话，人们可以阅读相关的传记。［11］作为结束语，笔者这里再次引用徐复观的相关论述，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一条基本的线索：

史怀哲一生的思想与实践，大约可以用两点来加以概括。第一是他力竭声嘶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危机，在于伦理道德在文化中的堕落。他希望能恢复十八世纪时代伦理道德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一般科学万能论者，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认为凡是提倡伦理道德者，都是不懂科学者。所以他不惜再三申明，他自己是音乐家，并且是外科医生；他懂得艺术，懂得科学，他更懂得科学的效用。但他明告世人，仅靠科学，并不能解决西方文化的危机；而从科学中，也导不出伦理道德……他认为伦理道德是在过去的哲学中保有其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科学的突飞猛进，把哲学的地位完全夺走了，所以伦理道德在文化中的地位，也随哲学的坠落而坠落。但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在指出西方哲学，走的是“思辨”的路，由思辨而建立哲学的系统，到了黑格尔，已发展到了高峰。此一高峰，既经科学摧毁了，便很难重新加以建立。因此，他认为伦理道德，不是通过思辨性的哲学所能重建的，而只能落实于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心，在各人的心上加以重建。这正是中国文化中所谓心性之学的意义。

第二，是史怀哲伦理道德的最基本内容﹐乃是对“生的敬畏”。他之所以抛弃文明的生活，身入蛮荒，献出毕生的精力，乃是“生的敬畏”的实践。所谓生的敬畏，即是对于一切生命，均承认其有平等而崇高的价值，因而发生一种敬畏之心。由此种敬畏之心而发出与人类，乃至与万物，同为一体之感。现世中的一切对立、斗争，当然在这里完整解消了。这种思想对西方之所以特为重要，因为以柏拉图为首的形上学，把人生的价值安放在高不可攀的理性世界，视肉体生命，为进入理性世界的障碍。而希伯来的宗教，对俗世生命，对具体生命，所持的否定态度，较柏拉图的形上学，更为顽固而彻底。不在生命的自身，来肯定人生的基本价值，对个人而言，或可以有促进对理想、对天国的追求。但落在政治、社会上面，会使有支配地位或有支配欲望的人们，不以平等的精神去看待人类，而只根据自己的所信，以区分人类的等级，视与自己信仰不同的生命为卑不足道，乃至是与自己异类的东西。这便对于对他人的征服、榨取、虐待，都从文化上、宗教上，提供以正常的理由，使西方文化，带有严酷的侵略性格。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四阶级，实同于印度婆罗教的种姓制度；而“自由人”对奴隶的驱使虐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视为理所当然。至于宗教中由信仰所发生的歧视、虐杀、战争，更是史不绝书，至今未已。追溯到最后，正因为在生命的自身，不曾立定价值的基点，因而缺乏真正的人类平等观，缺乏真正的人类爱。西方文化所到之处，即是矛盾、对立加深之处，世界的危机，岂非在这种地方可以得到一个彻底的说明吗？史怀哲的“生的敬畏”的思想，对西方文化所含的侵略性格，实有从根本上加以转回，而对世界的危机，实有从根本上加以解救的重大意义。只有西方人真正接受到史怀哲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时，西方的文化才可以得救。［12］注释：

［1］　徐复观：《徐复观文存》，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336页。

［2］　参阅Barbara BartosHoeppner,　Burghard Bartos:　... lebt der grosse Name noch, 100 Portraets aus Deutschlands Geschichte, Kultur, Poitik und Forschung. Wien: Ueberreuter, 1987. S.176—177。芭芭拉·巴托斯—赫普纳、布格哈德·巴托斯编著：《……英名永存——德国历史、文化、政治和研究中的100幅肖像》。奥地利维也纳卡尔·于贝罗伊特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77页。关于这100个伟人是如何被选出来的问题，编著者坦率地承认它是主观的，其目的则是在医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之后，为满足德国人重新了解自己来自何处，并继续走自己的路。

［3］ 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4］ 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

［5］ Lene Wenzel:　Albert Schweitzer gesternheute,　Eine Anthologie der Begegnungen, Haupt Berne.　1974. S.29.

［6］　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7］　同上书，第95页。

［8］　同上书，第97页。

［9］　同上书，第100页。

［10］　同上书，第116页。

［11］　例如，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12］　徐复观：《徐复观文存》，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336—337页。